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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干净”、“冷澈”是恒常用来指涉房慧真文字的形容。而她那些公开的照片，又多是冷峻着一张脸，情绪紧紧收敛着，拒人于外似的，树立起不易亲近的形象。是以即便已积攒了数年采访经验，在与房慧真碰面前，竟仍不由升起一丝忐忑，就怕场子冷了。
下笔冷静节制，有如素描
《河流》一书的美术设计黄子钦谈及本书设计概念时写道：“要把边缘的题材处理成‘史诗感’是有难度的，因为破碎且低调，不容易集中。所以在处理这些题材时似又必须很热情，才能让这些题材产生温度感，才能融化‘距离’，《河流》是本外冷内热的书。”问房慧真，“外冷内热”一词，也适合用来形容她吗？她随即毫不迟疑地说：“可以，因为我其实蛮常给人这样的感觉。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跟人熟起来的人。”
这情况在她就读中学时期显得特别严重。刚入学或分班之际，一旦进入一个新的团体，头一个月，她身边几乎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于是乎，就跟班上最不得人缘的同学走在一块，他们或许因为胖、脏，而被杜绝在人群之外。然而，待她结交了新朋友，又把他们甩在身后。“我在青春期跟人之间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隔膜。”房慧真说。
对于自己予人的观感，房慧真心知肚明。她说，一般人如果不太认识她，大多会觉得她看起来很严肃、很冷淡，不好接近，然，认识久了，或许就能窥见锁在外表底下的炽热。某方面而言，房慧真其实是个里外不一的人。譬如，她貌似好学生，一派清丽模样，眉眼之间透着灵秀聪敏，可背地里，她爱逃课，干些违反常规的勾当。“可能我写东西也是这样子吧，有时候我会故意用一种纯粹素描的笔触，没有放任何感情进去。”许多时候，她坚持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书写边缘，却不放怜悯或同情。“可能我总是隔着一段距离去看，自己会有一个节制。”节制，是你分明有了那样的情绪，却有意识地限制它，使之不致过分张扬，不过房慧真却又不全然如此。更关键的一点其实在于，她并没有很意识到笔下的那一些人，如住在河边之人，其生活方式是较为次等或不好的，“那也是一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房慧真的节制，造就了洗炼的文风。她以“素描”作为比喻：“可能我写东西的感觉比较像素描，不是水彩或加很重的颜色进去，没有过多的形容词或比喻，所以视觉的东西可能要很强，其实有点像拍纪录片，必须捕捉看到的所有细节，只能靠那个东西去把它撑起来，我不大放一些形容或文学的比喻进去。”
流连于庶民日常
房慧真的敏于观察，或许可以从她喜欢走路说起。
小学二年级，房慧真举家迁到城南。所居之处，恰是一道分野，往东，便是大安区，文风鼎盛，巷弄里错落着咖啡馆与书店，艺文情调浓厚；倘若西进，则如时光逆行，老台北显影，破落又坚实的平民营生于此开展。出自中产家庭的房慧真，啃食大量书和电影，隶属文青类种，自幼便习于往东边走，及至十年前，才开始向西部探险。多年来，她在城的两端往复踏行，徘徊复徘徊，终成《河流》一书。
房慧真的生活作息向来不按常规。她偏好在夜深人静时外出溜达，一开始，纯粹是很想走路，仿佛体内有一头夜行性的兽，需要带它出门溜一溜，否则便浑身难耐。自念研究所时期养成走路惯习以来，她便不时往万华、南机场一带走，藉此认识长年居住的城市，“我后来发觉，为什么之前都不常往西边走，那好像也代表台北这个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重心由西往东偏移，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跟着转向，她却偏反其道而行，重探城市的起源。
“大稻埕这几年还有一些文创进驻，可万华更没落了，有一种很庶民的感觉。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我是一个在台北出生的人，我爸是华侨，等于我是没有乡下可以回去的，去到那些地方，看到比较古早的生活方式，好像就是所谓台北的乡下。”在这本散文集子里，不难发现，房慧真时常使用“荒疏”这个字眼，她似乎不可自拔地迷恋上荒疏的景致。可教她着迷的，却又不是不见人迹的空景，那空景里仍得有人烟，有生活的况味。
“我很喜欢看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房慧真举了荷索的电影为例。荷索或是将镜头对向侏儒，或是前进火山将爆发之处，“好像一个人到了很极限、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可还是可以生存下来。”各式各样的人，创造了无限可能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以一种低限的方式维生的人，最令她钟情。
有一阵子，房慧真特别着迷于老旧的“国宅”（即“国民住宅”，台湾的公共房屋），她并非恰巧路过，才往里头探寻，而是特意去走逛。起初走入“国宅”，难免会感到不好意思，怕打扰别人，然而，“国宅”犹如北京的大杂院，迭床架屋，多人混居，外来者其实不易被辨识出来。“我是一个既害羞又大胆的人。可能去一个要社交的场合，我会非常害羞，可是我的大胆是，我可以半夜在路上走，半夜去万华。”
“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去年三月，房慧真赴印度新德里出差，在窄仄蜿蜒的马路之间，有一当地市集，她抵达的时机，正值该地一起喧腾一时的强暴案过后。她也不懂得害怕，伙同另一位同事径直往隐蔽的巷弄里钻，近身看到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当地人见着有陌生人行经，多看两眼，也就兀自忙起手边的事了。
房慧真笔下的世界，多半就是她日常行经的风景。“如果用电影来比喻的话，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像在拍纪录片。其实我的创作性格没有很强，如果创作性格很强，就是所谓的‘作者论’，像蔡明亮、侯孝贤。我后来会开始写作、出书，都是无心插柳，还蛮意外的。好像只是想要把这些时空，我曾经看到的、经历过的留下来。我出门不太会带相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感兴趣的是人，根本不太敢拿起相机对着他们拍，那对我来讲会是件非常恐惧的事情。大概就只能透过眼睛，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是我曾经看过的世界，它可能逐渐在消失。这几年河边的变化特别多，以前河边真的有荒疏的感觉。台北是一个很怪的城市，四周都是河，有非常多的桥，可是早期会筑堤防，把它全部围起来，比较发达的地方其实都是城中区，离河边比较远，不同于巴黎、伦敦等跟河很亲近的城市。它完全是一种内陆的性格。”近年，清幽的河岸让建商看上，身价看涨，原先居住在河畔的人们逐一被驱离，只能往城市的更边缘更荒芜地带去。在房慧真眼中，沿河流而居的生活形态予人一种田园牧歌之感，“我之前看一本书，其中写道，文学其实都是产生在田园、乡村里面，把这些东西铲除掉，这种情感就没有了。” 从观察者到记者
房慧真居住的那条街，虽早已晋升台北精华地段，却仍残存着几幢低矮的闽南式砖房，屋子较道路平面来得低，从屋内朝外看去，视线仅及人的腰身。又譬如有些“国宅”，内部窄仄，堆挤着密密麻麻的物事，要吃饭，还得将餐桌搬出来，如此生活在半隐蔽半开放的空间底下，别有一股流动的况味。相较之下，房慧真却是隐匿着，她十分怕生，见着老家邻居，即便为邻二三十年了，碰着，她仍低垂着头，快步走过，招呼一声不打。说到怕生，又与父亲攸关。房慧真的父亲因是华侨，在台无啥亲戚，或许是受到内在的不安全感驱策，不喜孩子与妻子的亲戚多所接触。由于自幼少与长辈亲族交际，缺乏练习应对进退的机会，日后自然长成了一个怕生的人。
而记者的身份恰是一个转机。
房慧真曾就读台大中文系博士班，只剩完成论文即可取得学位，她却断然放弃了，“在念博士的过程，一直觉得自己被拉开。主要是读书方面，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杂食性阅读，要进入一个学院的体制，可能就愈来愈专门，愈来愈窄。”尔后进入《壹周刊》任职则是机缘使然。一开始，她只是接旅游的外稿，后来正好公司缺人，便问她有无意愿。“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生活都太封闭了，都在学院里面，看电影、逛书店，其实就很文青，也想要借这个工作把自己打开来一点。”
事实上，她一直很抗拒工作这件事情，就怕在组织里被规训，所以直到37岁才去工作。“我之前是一个活得很任性的人，没有做过任何正职的工作。刚开始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因为我之前当学生太久，或者所谓的自我已经成形了，虽然进入到一个高要求的岗位，你好像一团泥土，它会把你形塑成某个样子，可是我是太老才去工作，所以好像也没有真的被工作形塑出那个样子。”
因对人感兴趣，记者这份工作，房慧真还算喜欢，但也不讳言，同时伴随着很多压力，且尚得克服怕生的难题。在挑起记者这个身份之前，由于怕生之故，房慧真看人，总习惯隔着一段距离，她笔下的摊贩、流浪汉，便是在她静静注视下所勾勒出来的形貌。参加社会运动，也是选择比较安静的方式，像是去“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照料一个瘫痪的公娼，帮她盥洗，陪伴她入眠。可当了记者，她就得不时从静悄的观察者身份走出来，转换成一个主动的发问者。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采访者，因为我的嘴很笨吧，或者不太有组织的能力。”《壹周刊》虽说能为记者提供较大的发挥空间，对于采访仍有一定要求，房慧真说，“去采访一个人，要挖得很深很深很深，虽然我会有那种洞察力，可是其实我不习惯问人家那么深入的问题，好像要进入到他的内心。我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属于我自己的方式，可能是比较迂回的，而非单刀直入或咄咄逼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太厉害的访问者，我见过真的很厉害的访问者，就把人问哭了。可能我看起来像学生吧，虽然看起来比较不专业，可是受访者对我比较没有心防。我不敢说我真正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但尝试用比较迂回的方式，看到比较真实的东西。”
挥别本能式的写作之后
房慧真坦言，写散文碰到瓶颈，愈写愈紧。过去一年，台湾文坛针对散文的虚构问题进行了不小规模的辩论。房慧真自认是个老派之人，仍秉持散文的纪实传统在写作，“散文是一种最透明的文体，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是从我出发的，它的确一下就被消耗完了，譬如说写身世，大概两本就写完了。我从2000年开始走路，这十年的走路大概可以压缩成这样的一本，要再去累积一些题材或经验，就不是一蹴可就的。我还是会想要写一些杂文，类似读书笔记，可是这种抒情散文，大概两三本就会到一个瓶颈了。”
房慧真的前两本著作《单向街》、《小尘埃》，不乏触及个人身世的文章，一向过着隐蔽生活的她，对于暴露自己难道不会有所顾虑吗？她说，那些文章一开始是发表在部落格，属半公开性质，大多是朋友会去看，且是在未意识到这些文章将来会集结成书、或是有朝一日母亲会看见的情况下写就的，是以落笔自然而然，也写得很直接。“第一本书还是一种本能式的写作，第二本之后，进入这个文学场域，会出书，有些邀稿、专栏，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无可避免就会把自己卡死，觉得我正在写一篇邀稿或什么，心态上没有那么自然了，会太过认真或用力过度。”
现以采访、写作为业的她直言，“我其实是一个写东西很困难的人。”幸而一双眼睛总是好奇张看着，一支笔也还孜孜不怠磨炼着。
下笔冷静节制，有如素描
《河流》一书的美术设计黄子钦谈及本书设计概念时写道：“要把边缘的题材处理成‘史诗感’是有难度的，因为破碎且低调，不容易集中。所以在处理这些题材时似又必须很热情，才能让这些题材产生温度感，才能融化‘距离’，《河流》是本外冷内热的书。”问房慧真，“外冷内热”一词，也适合用来形容她吗？她随即毫不迟疑地说：“可以，因为我其实蛮常给人这样的感觉。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跟人熟起来的人。”
这情况在她就读中学时期显得特别严重。刚入学或分班之际，一旦进入一个新的团体，头一个月，她身边几乎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于是乎，就跟班上最不得人缘的同学走在一块，他们或许因为胖、脏，而被杜绝在人群之外。然而，待她结交了新朋友，又把他们甩在身后。“我在青春期跟人之间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隔膜。”房慧真说。
对于自己予人的观感，房慧真心知肚明。她说，一般人如果不太认识她，大多会觉得她看起来很严肃、很冷淡，不好接近，然，认识久了，或许就能窥见锁在外表底下的炽热。某方面而言，房慧真其实是个里外不一的人。譬如，她貌似好学生，一派清丽模样，眉眼之间透着灵秀聪敏，可背地里，她爱逃课，干些违反常规的勾当。“可能我写东西也是这样子吧，有时候我会故意用一种纯粹素描的笔触，没有放任何感情进去。”许多时候，她坚持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书写边缘，却不放怜悯或同情。“可能我总是隔着一段距离去看，自己会有一个节制。”节制，是你分明有了那样的情绪，却有意识地限制它，使之不致过分张扬，不过房慧真却又不全然如此。更关键的一点其实在于，她并没有很意识到笔下的那一些人，如住在河边之人，其生活方式是较为次等或不好的，“那也是一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房慧真的节制，造就了洗炼的文风。她以“素描”作为比喻：“可能我写东西的感觉比较像素描，不是水彩或加很重的颜色进去，没有过多的形容词或比喻，所以视觉的东西可能要很强，其实有点像拍纪录片，必须捕捉看到的所有细节，只能靠那个东西去把它撑起来，我不大放一些形容或文学的比喻进去。”
流连于庶民日常
房慧真的敏于观察，或许可以从她喜欢走路说起。
小学二年级，房慧真举家迁到城南。所居之处，恰是一道分野，往东，便是大安区，文风鼎盛，巷弄里错落着咖啡馆与书店，艺文情调浓厚；倘若西进，则如时光逆行，老台北显影，破落又坚实的平民营生于此开展。出自中产家庭的房慧真，啃食大量书和电影，隶属文青类种，自幼便习于往东边走，及至十年前，才开始向西部探险。多年来，她在城的两端往复踏行，徘徊复徘徊，终成《河流》一书。
房慧真的生活作息向来不按常规。她偏好在夜深人静时外出溜达，一开始，纯粹是很想走路，仿佛体内有一头夜行性的兽，需要带它出门溜一溜，否则便浑身难耐。自念研究所时期养成走路惯习以来，她便不时往万华、南机场一带走，藉此认识长年居住的城市，“我后来发觉，为什么之前都不常往西边走，那好像也代表台北这个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重心由西往东偏移，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跟着转向，她却偏反其道而行，重探城市的起源。
“大稻埕这几年还有一些文创进驻，可万华更没落了，有一种很庶民的感觉。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我是一个在台北出生的人，我爸是华侨，等于我是没有乡下可以回去的，去到那些地方，看到比较古早的生活方式，好像就是所谓台北的乡下。”在这本散文集子里，不难发现，房慧真时常使用“荒疏”这个字眼，她似乎不可自拔地迷恋上荒疏的景致。可教她着迷的，却又不是不见人迹的空景，那空景里仍得有人烟，有生活的况味。
“我很喜欢看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房慧真举了荷索的电影为例。荷索或是将镜头对向侏儒，或是前进火山将爆发之处，“好像一个人到了很极限、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可还是可以生存下来。”各式各样的人，创造了无限可能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以一种低限的方式维生的人，最令她钟情。
有一阵子，房慧真特别着迷于老旧的“国宅”（即“国民住宅”，台湾的公共房屋），她并非恰巧路过，才往里头探寻，而是特意去走逛。起初走入“国宅”，难免会感到不好意思，怕打扰别人，然而，“国宅”犹如北京的大杂院，迭床架屋，多人混居，外来者其实不易被辨识出来。“我是一个既害羞又大胆的人。可能去一个要社交的场合，我会非常害羞，可是我的大胆是，我可以半夜在路上走，半夜去万华。”
“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去年三月，房慧真赴印度新德里出差，在窄仄蜿蜒的马路之间，有一当地市集，她抵达的时机，正值该地一起喧腾一时的强暴案过后。她也不懂得害怕，伙同另一位同事径直往隐蔽的巷弄里钻，近身看到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当地人见着有陌生人行经，多看两眼，也就兀自忙起手边的事了。
房慧真笔下的世界，多半就是她日常行经的风景。“如果用电影来比喻的话，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像在拍纪录片。其实我的创作性格没有很强，如果创作性格很强，就是所谓的‘作者论’，像蔡明亮、侯孝贤。我后来会开始写作、出书，都是无心插柳，还蛮意外的。好像只是想要把这些时空，我曾经看到的、经历过的留下来。我出门不太会带相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感兴趣的是人，根本不太敢拿起相机对着他们拍，那对我来讲会是件非常恐惧的事情。大概就只能透过眼睛，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是我曾经看过的世界，它可能逐渐在消失。这几年河边的变化特别多，以前河边真的有荒疏的感觉。台北是一个很怪的城市，四周都是河，有非常多的桥，可是早期会筑堤防，把它全部围起来，比较发达的地方其实都是城中区，离河边比较远，不同于巴黎、伦敦等跟河很亲近的城市。它完全是一种内陆的性格。”近年，清幽的河岸让建商看上，身价看涨，原先居住在河畔的人们逐一被驱离，只能往城市的更边缘更荒芜地带去。在房慧真眼中，沿河流而居的生活形态予人一种田园牧歌之感，“我之前看一本书，其中写道，文学其实都是产生在田园、乡村里面，把这些东西铲除掉，这种情感就没有了。” 从观察者到记者
房慧真居住的那条街，虽早已晋升台北精华地段，却仍残存着几幢低矮的闽南式砖房，屋子较道路平面来得低，从屋内朝外看去，视线仅及人的腰身。又譬如有些“国宅”，内部窄仄，堆挤着密密麻麻的物事，要吃饭，还得将餐桌搬出来，如此生活在半隐蔽半开放的空间底下，别有一股流动的况味。相较之下，房慧真却是隐匿着，她十分怕生，见着老家邻居，即便为邻二三十年了，碰着，她仍低垂着头，快步走过，招呼一声不打。说到怕生，又与父亲攸关。房慧真的父亲因是华侨，在台无啥亲戚，或许是受到内在的不安全感驱策，不喜孩子与妻子的亲戚多所接触。由于自幼少与长辈亲族交际，缺乏练习应对进退的机会，日后自然长成了一个怕生的人。
而记者的身份恰是一个转机。
房慧真曾就读台大中文系博士班，只剩完成论文即可取得学位，她却断然放弃了，“在念博士的过程，一直觉得自己被拉开。主要是读书方面，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杂食性阅读，要进入一个学院的体制，可能就愈来愈专门，愈来愈窄。”尔后进入《壹周刊》任职则是机缘使然。一开始，她只是接旅游的外稿，后来正好公司缺人，便问她有无意愿。“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生活都太封闭了，都在学院里面，看电影、逛书店，其实就很文青，也想要借这个工作把自己打开来一点。”
事实上，她一直很抗拒工作这件事情，就怕在组织里被规训，所以直到37岁才去工作。“我之前是一个活得很任性的人，没有做过任何正职的工作。刚开始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因为我之前当学生太久，或者所谓的自我已经成形了，虽然进入到一个高要求的岗位，你好像一团泥土，它会把你形塑成某个样子，可是我是太老才去工作，所以好像也没有真的被工作形塑出那个样子。”
因对人感兴趣，记者这份工作，房慧真还算喜欢，但也不讳言，同时伴随着很多压力，且尚得克服怕生的难题。在挑起记者这个身份之前，由于怕生之故，房慧真看人，总习惯隔着一段距离，她笔下的摊贩、流浪汉，便是在她静静注视下所勾勒出来的形貌。参加社会运动，也是选择比较安静的方式，像是去“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照料一个瘫痪的公娼，帮她盥洗，陪伴她入眠。可当了记者，她就得不时从静悄的观察者身份走出来，转换成一个主动的发问者。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采访者，因为我的嘴很笨吧，或者不太有组织的能力。”《壹周刊》虽说能为记者提供较大的发挥空间，对于采访仍有一定要求，房慧真说，“去采访一个人，要挖得很深很深很深，虽然我会有那种洞察力，可是其实我不习惯问人家那么深入的问题，好像要进入到他的内心。我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属于我自己的方式，可能是比较迂回的，而非单刀直入或咄咄逼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太厉害的访问者，我见过真的很厉害的访问者，就把人问哭了。可能我看起来像学生吧，虽然看起来比较不专业，可是受访者对我比较没有心防。我不敢说我真正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但尝试用比较迂回的方式，看到比较真实的东西。”
挥别本能式的写作之后
房慧真坦言，写散文碰到瓶颈，愈写愈紧。过去一年，台湾文坛针对散文的虚构问题进行了不小规模的辩论。房慧真自认是个老派之人，仍秉持散文的纪实传统在写作，“散文是一种最透明的文体，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是从我出发的，它的确一下就被消耗完了，譬如说写身世，大概两本就写完了。我从2000年开始走路，这十年的走路大概可以压缩成这样的一本，要再去累积一些题材或经验，就不是一蹴可就的。我还是会想要写一些杂文，类似读书笔记，可是这种抒情散文，大概两三本就会到一个瓶颈了。”
房慧真的前两本著作《单向街》、《小尘埃》，不乏触及个人身世的文章，一向过着隐蔽生活的她，对于暴露自己难道不会有所顾虑吗？她说，那些文章一开始是发表在部落格，属半公开性质，大多是朋友会去看，且是在未意识到这些文章将来会集结成书、或是有朝一日母亲会看见的情况下写就的，是以落笔自然而然，也写得很直接。“第一本书还是一种本能式的写作，第二本之后，进入这个文学场域，会出书，有些邀稿、专栏，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无可避免就会把自己卡死，觉得我正在写一篇邀稿或什么，心态上没有那么自然了，会太过认真或用力过度。”
现以采访、写作为业的她直言，“我其实是一个写东西很困难的人。”幸而一双眼睛总是好奇张看着，一支笔也还孜孜不怠磨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