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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云：大千世界，书海茫茫。人得遇其书，抑或书得遇其人，纯粹都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某日傍晚，走逛台大公馆胡思二手书店，无意间从架上发现了一本书龄比我还大，由全音乐谱出版社于1971年首版发行的早期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Béla Bartók）的翻译传记。没想到更令我惊喜的是，打开书名页一看，竟是当年译者李哲洋（1934～1990）签赠给已故作曲家戴洪轩（1942～1994）的签名书！
正是他，李哲洋！乍见这名字的当下，旋即使我坠入遥远的时空记忆，依稀回想起高中时代初次接触古典音乐入门，那时的我几乎是每晚如饥似渴地从校内（师大附中）图书馆借来一期期由他主导编译的《全音音乐文摘》与《名曲解说全集》贪看着长大的。
对于我这一代，甚至更早一辈的诸多资深乐迷而言，当年《全音音乐文摘》滋养了无以数计的爱乐种子，其影响力庶几等同于台湾乐界的《文星杂志》。
提及这套《全音音乐文摘》自1971年（12月）创刊起，至1990年（1月）停刊为止（最后一期终刊号为巴托克专集），前后出刊长达十九年（中间曾停刊数次），共计发行133期，且每月皆以一位音乐家或地域乐种（如法国音乐、东欧音乐、维也纳乐派等）作为当期企画专题，内容主要包含翻译自日本、欧美音乐学者撰写的作曲家介绍与名曲解说；另外还有邀请特约作者针对华人演奏家的采访报导，以及近期出版相关音乐译著书评书介等文章，堪称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全音音乐文摘》涵盖面向之广、内容之丰富，至今在台湾依然难有一份音乐专业刊物能够望其项背，而且由于没有广告压力，更能引介大量知识性、学术性的文章。
比方在该杂志第五卷第一期（1976年）当中，李哲洋即以一篇《漫谈黑泽隆朝与台湾山胞的音乐-研究台湾山胞音乐的第一块稳固的踏脚石》首度发表文章提出重视日治时期民族音乐学者来台进行音乐调查的问题，复于六七十年代台湾乐坛学界大佬许常惠、史惟亮浩浩荡荡地进行民歌采集运动之初，便率先投入田野调查，就像他一生所向往尊崇的巴托克那样，带着简陋的录音器材深入民间走访台湾音乐的根，并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发觉采集运动本身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盲点，可谓饶有先见之明。
追怀这位战后传播普及台湾音乐文化的重要推手，从小在新竹出生成长的李哲洋，少年时期父母离异、生涯坎坷。十六岁那年（1949）以第二名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台北师范音乐科”，课余常与郭芝苑、张邦彦三人出入台北衡阳路文星书店斜对面的田园咖啡屋交流古典黑胶唱片信息，昵称“音乐三剑客”。1950年12月，他的父亲李汉湖任职八堵铁路局图书管理员期间，因被指控受牵连惨遭枪决。性情耿直、无所屈挠的他，后来又因在周记上批评校长而遭学校开除，从此被列入有关单位监控的“黑名单”里，终身不得再进入体制内接受正式音乐教育，甚至被阻断了申请出国留学的任何机会。于是他开始背负家计重担，独自抚养三位弟妹，陆续当过书店店员、台肥公司制图员，最后转任基隆三中音乐教员。尽管经济拮据，他却仍矢志刻苦自学，更不惜上山下海搜购一切有关音乐理论的书籍文献，并以此为职志，土法炼钢，深入堂奥。
李哲洋阅读兴趣广泛，举凡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舞蹈志、音乐美学乃至乐器学等无一不涉猎。因为懂日文，也从日本出版界翻译了不少经典名著，诸如菅原明朗的《乐器图解》、威纳尔的《马勒传》、鲍考雷斯科的《贝多芬》与锡特隆的《巴托克》、赫菲尔的《西洋音乐故事》、卢原英了的《舞剧与古典舞蹈》，以及根据日本音乐之友社《名曲解说全集》重新编译而成的蓝皮精装本《最新名曲解说全集》（该套书原本预计要编二十四册，后来因为主持翻译的李哲洋过世而停顿，故只出了十七册）等，对台湾早年推广乐教的启蒙委实功不可没。
据闻年轻时的李哲洋喜欢爬山，亦经常前往原住民部落采集他们的音乐，甚至一度热衷练习素描绘画，因而得以结识林丝缎（台湾美术界第一位专业人体模特儿），随之更与她相互结褵，同甘共苦。从六十年代中期以降，李哲洋毅然放弃教职，一头栽进民歌采集运动浪潮中，却因为在音乐采集的观念上与其它领导者意见不同：许常惠主要将之视为汲取创作灵感的“素材”，史惟亮则是认为唯有绝对纯净的、不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民俗音乐才具有保存价值，而忽略漠视当下已逐渐混杂汉化的现代原住民流行歌，这都与李哲洋所秉持——强调互动生态的民族音乐学理念格格不入。为此，他选择退出主流学界舞台，仅凭一己之力默默付出。
职是之故，由于李哲洋没有取得外国文凭的显赫学历，多年来始终以“民间学者”身份沉潜钻研，在他五十七岁因罹患淋巴癌病逝后，遗留下生平累积的音乐史料整整七十大箱，其中包括关于《台湾音乐志》、《台湾音乐词典》研究初稿，赛夏族音乐调查图录、采集手稿及相关文献。去世前一年，李哲洋交代助手范扬坤“要把这些资料烧掉”。所幸，这批珍贵数据最后由遗孀林丝缎决定捐给艺术学院（今台北艺术大学），于校内图书馆顶楼设置了李哲洋纪念室进行数字化整理与保存，静待未来有志研究台湾音乐历史的后继者善加利用。
某日傍晚，走逛台大公馆胡思二手书店，无意间从架上发现了一本书龄比我还大，由全音乐谱出版社于1971年首版发行的早期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Béla Bartók）的翻译传记。没想到更令我惊喜的是，打开书名页一看，竟是当年译者李哲洋（1934～1990）签赠给已故作曲家戴洪轩（1942～1994）的签名书！
正是他，李哲洋！乍见这名字的当下，旋即使我坠入遥远的时空记忆，依稀回想起高中时代初次接触古典音乐入门，那时的我几乎是每晚如饥似渴地从校内（师大附中）图书馆借来一期期由他主导编译的《全音音乐文摘》与《名曲解说全集》贪看着长大的。
对于我这一代，甚至更早一辈的诸多资深乐迷而言，当年《全音音乐文摘》滋养了无以数计的爱乐种子，其影响力庶几等同于台湾乐界的《文星杂志》。
提及这套《全音音乐文摘》自1971年（12月）创刊起，至1990年（1月）停刊为止（最后一期终刊号为巴托克专集），前后出刊长达十九年（中间曾停刊数次），共计发行133期，且每月皆以一位音乐家或地域乐种（如法国音乐、东欧音乐、维也纳乐派等）作为当期企画专题，内容主要包含翻译自日本、欧美音乐学者撰写的作曲家介绍与名曲解说；另外还有邀请特约作者针对华人演奏家的采访报导，以及近期出版相关音乐译著书评书介等文章，堪称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全音音乐文摘》涵盖面向之广、内容之丰富，至今在台湾依然难有一份音乐专业刊物能够望其项背，而且由于没有广告压力，更能引介大量知识性、学术性的文章。
比方在该杂志第五卷第一期（1976年）当中，李哲洋即以一篇《漫谈黑泽隆朝与台湾山胞的音乐-研究台湾山胞音乐的第一块稳固的踏脚石》首度发表文章提出重视日治时期民族音乐学者来台进行音乐调查的问题，复于六七十年代台湾乐坛学界大佬许常惠、史惟亮浩浩荡荡地进行民歌采集运动之初，便率先投入田野调查，就像他一生所向往尊崇的巴托克那样，带着简陋的录音器材深入民间走访台湾音乐的根，并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发觉采集运动本身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盲点，可谓饶有先见之明。
追怀这位战后传播普及台湾音乐文化的重要推手，从小在新竹出生成长的李哲洋，少年时期父母离异、生涯坎坷。十六岁那年（1949）以第二名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台北师范音乐科”，课余常与郭芝苑、张邦彦三人出入台北衡阳路文星书店斜对面的田园咖啡屋交流古典黑胶唱片信息，昵称“音乐三剑客”。1950年12月，他的父亲李汉湖任职八堵铁路局图书管理员期间，因被指控受牵连惨遭枪决。性情耿直、无所屈挠的他，后来又因在周记上批评校长而遭学校开除，从此被列入有关单位监控的“黑名单”里，终身不得再进入体制内接受正式音乐教育，甚至被阻断了申请出国留学的任何机会。于是他开始背负家计重担，独自抚养三位弟妹，陆续当过书店店员、台肥公司制图员，最后转任基隆三中音乐教员。尽管经济拮据，他却仍矢志刻苦自学，更不惜上山下海搜购一切有关音乐理论的书籍文献，并以此为职志，土法炼钢，深入堂奥。
李哲洋阅读兴趣广泛，举凡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舞蹈志、音乐美学乃至乐器学等无一不涉猎。因为懂日文，也从日本出版界翻译了不少经典名著，诸如菅原明朗的《乐器图解》、威纳尔的《马勒传》、鲍考雷斯科的《贝多芬》与锡特隆的《巴托克》、赫菲尔的《西洋音乐故事》、卢原英了的《舞剧与古典舞蹈》，以及根据日本音乐之友社《名曲解说全集》重新编译而成的蓝皮精装本《最新名曲解说全集》（该套书原本预计要编二十四册，后来因为主持翻译的李哲洋过世而停顿，故只出了十七册）等，对台湾早年推广乐教的启蒙委实功不可没。
据闻年轻时的李哲洋喜欢爬山，亦经常前往原住民部落采集他们的音乐，甚至一度热衷练习素描绘画，因而得以结识林丝缎（台湾美术界第一位专业人体模特儿），随之更与她相互结褵，同甘共苦。从六十年代中期以降，李哲洋毅然放弃教职，一头栽进民歌采集运动浪潮中，却因为在音乐采集的观念上与其它领导者意见不同：许常惠主要将之视为汲取创作灵感的“素材”，史惟亮则是认为唯有绝对纯净的、不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民俗音乐才具有保存价值，而忽略漠视当下已逐渐混杂汉化的现代原住民流行歌，这都与李哲洋所秉持——强调互动生态的民族音乐学理念格格不入。为此，他选择退出主流学界舞台，仅凭一己之力默默付出。
职是之故，由于李哲洋没有取得外国文凭的显赫学历，多年来始终以“民间学者”身份沉潜钻研，在他五十七岁因罹患淋巴癌病逝后，遗留下生平累积的音乐史料整整七十大箱，其中包括关于《台湾音乐志》、《台湾音乐词典》研究初稿，赛夏族音乐调查图录、采集手稿及相关文献。去世前一年，李哲洋交代助手范扬坤“要把这些资料烧掉”。所幸，这批珍贵数据最后由遗孀林丝缎决定捐给艺术学院（今台北艺术大学），于校内图书馆顶楼设置了李哲洋纪念室进行数字化整理与保存，静待未来有志研究台湾音乐历史的后继者善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