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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气候变化和能源组项目主任陈冬梅
即便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我们还是想说：环保，是从每个人真实有效的行动开始的。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建议，那在日常管理中，商务人士还有哪些可行性的措施呢?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气候变化和能源组项目主任陈冬梅，为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制定公司低碳政策
《中外管理》：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哪些做法能帮助商务人士减少碳排放?
陈冬梅：首先可以制定一些差旅交通政策来帮助个人进行碳补偿。
比如：我们提到的长途旅行的碳中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所有的差旅必须进行碳中和，否则就得不到批准；同时，我们的办公用车已经全部更换为电动力车，在一些机构里，公司会对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发放交通补助。
另外，很多人选择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是为了节省旅途时间。如果公司能增加休假时间，也能有效帮助员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飞机旅行。
《中外管理》：在办公环境中，我们能为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陈冬梅：减少办公高能耗产品，比如：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尽量选择低能耗的，在一些软件选择上，使用一些运行环境要求更低的产品，这能有效降低设备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还有就是提高办公环境的利用率，尽量减少办公环境的扩大。办公室不断扩大不仅增加运营成本，也增加员工个人的时间、交通成本。在WWF的海外办公室已经做到了“SMART OFFICE”(聪明的办公室)，在这些办公室，人员上班是非常灵活的，一周五个工作日，有两到三天在家办公。或者约会合作伙伴在咖啡屋里办公。
这需要公司优化管理，如果目标责任考核跟得上的话，这样高效低成本、低排放的办公室是很容易实现的。
低碳是成本，更是投资
《中外管理》：对于公司领导人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公司环保行为的高成本。您有什么建议能平衡这种高成本吗? 陈冬梅：这个问题分几个层次，首先有很多节能环保行为是“零成本”的，这些是我们平常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比如：随时关掉不用的电灯，随时切断电源，这些小动作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但节能效益非常高。
还有一些行为需要一些花销，但我们不要看成“成本”，而应该看成是“投资”。比如：我们提到的房屋建设，如果能做到好的通风和采暖，我们未来将节约掉空调的能耗。这种投资是能得到回报的。
还有一些投资可能会带来风险，比如：设备的更换、技术改造，要评估投资回报的话，可能会是几年甚至更长。但企业家要有一点儿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勇气。同时，市场的变化可能远超过预期的速度。现在在欧美，一些超市的产品已经标注上了它的“碳足迹”。作为制造大国，中国厂商如果不及时对减排投资，就会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淘汰出局。
《中外管理》：还有一层矛盾是，我们一方面在鼓励减排，一方面却又在鼓励消费；商务人士在这里也会有双重压力：承担减排责任和扩大市场份额。
陈冬梅：这就需要企业领导人去应对，而非被动地去适应。我们国家也一样，四万亿的经济计划鼓励老百姓消费，而又面临对世界减少排放的承诺压力。这就是一个利弊制衡的问题。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和碳约束的加大会带来行业的阵痛，但是这也是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谁越先经历这种阵痛，谁就越容易在未来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获得更好的发展。
《中外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培训上，企业领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陈冬梅：这其实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整个车间，生产流程进行碳计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高碳的产生是因为人的原因，是员工的减排意识比较淡薄。这需要对人进行梳理、进行更多的培训和宣传。
企业文化能建立使命感和自豪感。领导人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如果能把对社会的承诺、对未来的预测都放到企业文化中，在日常管理的点滴中去推行这些理念的话，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员工，自然而然会产生自豪感，一些细小的行为，比如随手关灯都会产生自我肯定和自我嘉奖。
这就是如何倡导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倡导多了，做得多，员工内心的道德感就会更强，行动的约束力也就越强，希望影响到更多人的动力也就越强。
这种动力是无形的。比如在WWF，很多同事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有的时候想换一份工作，但一直没有换。因为他们的孩子会说，妈妈你的工作让我特别骄傲，你在做一个对社会、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非凡。
即便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我们还是想说：环保，是从每个人真实有效的行动开始的。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建议，那在日常管理中，商务人士还有哪些可行性的措施呢?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气候变化和能源组项目主任陈冬梅，为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制定公司低碳政策
《中外管理》：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哪些做法能帮助商务人士减少碳排放?
陈冬梅：首先可以制定一些差旅交通政策来帮助个人进行碳补偿。
比如：我们提到的长途旅行的碳中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所有的差旅必须进行碳中和，否则就得不到批准；同时，我们的办公用车已经全部更换为电动力车，在一些机构里，公司会对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发放交通补助。
另外，很多人选择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是为了节省旅途时间。如果公司能增加休假时间，也能有效帮助员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飞机旅行。
《中外管理》：在办公环境中，我们能为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陈冬梅：减少办公高能耗产品，比如：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尽量选择低能耗的，在一些软件选择上，使用一些运行环境要求更低的产品，这能有效降低设备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还有就是提高办公环境的利用率，尽量减少办公环境的扩大。办公室不断扩大不仅增加运营成本，也增加员工个人的时间、交通成本。在WWF的海外办公室已经做到了“SMART OFFICE”(聪明的办公室)，在这些办公室，人员上班是非常灵活的，一周五个工作日，有两到三天在家办公。或者约会合作伙伴在咖啡屋里办公。
这需要公司优化管理，如果目标责任考核跟得上的话，这样高效低成本、低排放的办公室是很容易实现的。
低碳是成本，更是投资
《中外管理》：对于公司领导人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公司环保行为的高成本。您有什么建议能平衡这种高成本吗? 陈冬梅：这个问题分几个层次，首先有很多节能环保行为是“零成本”的，这些是我们平常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比如：随时关掉不用的电灯，随时切断电源，这些小动作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但节能效益非常高。
还有一些行为需要一些花销，但我们不要看成“成本”，而应该看成是“投资”。比如：我们提到的房屋建设，如果能做到好的通风和采暖，我们未来将节约掉空调的能耗。这种投资是能得到回报的。
还有一些投资可能会带来风险，比如：设备的更换、技术改造，要评估投资回报的话，可能会是几年甚至更长。但企业家要有一点儿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勇气。同时，市场的变化可能远超过预期的速度。现在在欧美，一些超市的产品已经标注上了它的“碳足迹”。作为制造大国，中国厂商如果不及时对减排投资，就会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淘汰出局。
《中外管理》：还有一层矛盾是，我们一方面在鼓励减排，一方面却又在鼓励消费；商务人士在这里也会有双重压力：承担减排责任和扩大市场份额。
陈冬梅：这就需要企业领导人去应对，而非被动地去适应。我们国家也一样，四万亿的经济计划鼓励老百姓消费，而又面临对世界减少排放的承诺压力。这就是一个利弊制衡的问题。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和碳约束的加大会带来行业的阵痛，但是这也是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谁越先经历这种阵痛，谁就越容易在未来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获得更好的发展。
《中外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培训上，企业领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陈冬梅：这其实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整个车间，生产流程进行碳计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高碳的产生是因为人的原因，是员工的减排意识比较淡薄。这需要对人进行梳理、进行更多的培训和宣传。
企业文化能建立使命感和自豪感。领导人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如果能把对社会的承诺、对未来的预测都放到企业文化中，在日常管理的点滴中去推行这些理念的话，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员工，自然而然会产生自豪感，一些细小的行为，比如随手关灯都会产生自我肯定和自我嘉奖。
这就是如何倡导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倡导多了，做得多，员工内心的道德感就会更强，行动的约束力也就越强，希望影响到更多人的动力也就越强。
这种动力是无形的。比如在WWF，很多同事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有的时候想换一份工作，但一直没有换。因为他们的孩子会说，妈妈你的工作让我特别骄傲，你在做一个对社会、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