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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低碳年”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年”,而应成为我们常年的主题。因为,这着实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真正启动它可远不像过年放爆竹那样一点就着。
刚过去的2009年,是以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作为收尾的。正因为这个会议,让“末日钟”回拨一分钟至11点54分。末日钟的指针走到12点,即表示世界末日来临。
虽然末日钟回调了一分钟,但全球暖化及低碳经济作为全球人类的新课题,应该说才刚开始。
低碳经济是个新词,与之相关的低碳经济学更是一门新的学问。它建立在三个不太寻常的前提之上。生逢其时?
首先,全球暖化成为一个问题及危机,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自工业革命开始,地球上的碳排放就逐渐增加。一开始,不过是算术级的;到了上世纪二战之后,速度加快成了几何级;再后来,到了最近一二十年,几乎就成了对数级了。这就说明:全球暖化之所以成了一个被视之为危机的问题,是因为碳的排放已经从量变进展到了质变的阶段,而且给人类的感觉,是来得既迅又猛。最近我去丽江,目睹十年前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如今1/3以上的山峰竟是光秃秃的石头,恐怕也是暖化的结果。这个形势,自然值得高度警惕。
其次,中文的“危机”二字,寓意极深:有了危,就有机;危越大,机也越大。全球暖化是大危,迫使人类正视,采取行动。低碳经济正是在此等危机意识下的理性反应。因此,理论上,低碳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当全人类不得不力求减碳来挽救地球及挽救人类自己时,市场与商机之巨大可想而知——这在百年一遇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全球范围巨大的需求萎缩情况下,不正是最适时的巨大需求的补充吗?
只是看起来很美?
但是,必须遗憾地指出:与人们熟知的一般需求有极大的不同——除非以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力量,对所有的碳排放行为施加强制性的制约,否则,庞大的潜在需求永远是潜在需求,不可能成为现实需求,所谓的“碳市场”与“碳交易”,也没有大规模操作的可能。因此,如何谋求一个广泛的全球共识,共同努力构建一个针对碳排放行为的全球性强制机制,便成为低碳经济得以运作的必需前提。这也正是全球气候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及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
而要形成一个广泛的强制机制的全球共识……又实在具有太高的难度。麻烦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许多国家对于今后在全球对抗暖化努力上应负多大的责任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其次,对于要不要对抗及如何对抗全球暖化,全球国家在利害的理解与判断上,也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例如:1 临海国、内陆国与岛屿国之间,2 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3 高科技国与低科技国之间;4 高纬度国与低纬度国之间;5 与北极海相关国及非北极海相关国之间,对于对抗暖化的态度与强度都有很大殊异。
已不仅仅是经济
怎么办?坦白说,资本主义经济到了此刻是无多大作为的,恐怕更多地要依赖道德伦理了(这让我想起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这其中,我认为几个大国的态度尤其关键,而中国更应该有积极的态度:1 这是一个全球的道德高地,2 相较于一般发达大国,中国还多面临了一个第三极(青藏高原)的暖化危机,3 看长期,毕竟这真是一个太大的市场。
刚过去的2009年,是以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作为收尾的。正因为这个会议,让“末日钟”回拨一分钟至11点54分。末日钟的指针走到12点,即表示世界末日来临。
虽然末日钟回调了一分钟,但全球暖化及低碳经济作为全球人类的新课题,应该说才刚开始。
低碳经济是个新词,与之相关的低碳经济学更是一门新的学问。它建立在三个不太寻常的前提之上。生逢其时?
首先,全球暖化成为一个问题及危机,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自工业革命开始,地球上的碳排放就逐渐增加。一开始,不过是算术级的;到了上世纪二战之后,速度加快成了几何级;再后来,到了最近一二十年,几乎就成了对数级了。这就说明:全球暖化之所以成了一个被视之为危机的问题,是因为碳的排放已经从量变进展到了质变的阶段,而且给人类的感觉,是来得既迅又猛。最近我去丽江,目睹十年前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如今1/3以上的山峰竟是光秃秃的石头,恐怕也是暖化的结果。这个形势,自然值得高度警惕。
其次,中文的“危机”二字,寓意极深:有了危,就有机;危越大,机也越大。全球暖化是大危,迫使人类正视,采取行动。低碳经济正是在此等危机意识下的理性反应。因此,理论上,低碳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当全人类不得不力求减碳来挽救地球及挽救人类自己时,市场与商机之巨大可想而知——这在百年一遇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全球范围巨大的需求萎缩情况下,不正是最适时的巨大需求的补充吗?
只是看起来很美?
但是,必须遗憾地指出:与人们熟知的一般需求有极大的不同——除非以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力量,对所有的碳排放行为施加强制性的制约,否则,庞大的潜在需求永远是潜在需求,不可能成为现实需求,所谓的“碳市场”与“碳交易”,也没有大规模操作的可能。因此,如何谋求一个广泛的全球共识,共同努力构建一个针对碳排放行为的全球性强制机制,便成为低碳经济得以运作的必需前提。这也正是全球气候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及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
而要形成一个广泛的强制机制的全球共识……又实在具有太高的难度。麻烦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许多国家对于今后在全球对抗暖化努力上应负多大的责任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其次,对于要不要对抗及如何对抗全球暖化,全球国家在利害的理解与判断上,也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例如:1 临海国、内陆国与岛屿国之间,2 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3 高科技国与低科技国之间;4 高纬度国与低纬度国之间;5 与北极海相关国及非北极海相关国之间,对于对抗暖化的态度与强度都有很大殊异。
已不仅仅是经济
怎么办?坦白说,资本主义经济到了此刻是无多大作为的,恐怕更多地要依赖道德伦理了(这让我想起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这其中,我认为几个大国的态度尤其关键,而中国更应该有积极的态度:1 这是一个全球的道德高地,2 相较于一般发达大国,中国还多面临了一个第三极(青藏高原)的暖化危机,3 看长期,毕竟这真是一个太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