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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是对先秦儒学和宋明新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并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家思想特征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5－0119－02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孔子以后的悠久岁月中屡屡被扬弃，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占据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就是其中的典型。儒家思想家既适应时代变迁而不时调整自己的重心与方向，又不背离自己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此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新旧学术猛烈的撞击与契合中，既继承，又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家产生了。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薄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种学说。其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贺麟、钱穆、徐复观等。其主要贡献是在西学的冲击下，重新对人的生命存在、人生意义和价值做了系统、严整的形而上学的论证。现代新儒学在思想内涵和社会功能方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逻辑思辨与直觉体悟的张力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和历史著作充满了细密的解说和精到的分析。他们的思辨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远超前代的儒学大师。
但是，正如现代新儒家所强调的，哲学方法有别于科学方法，不仅需要逻辑分析，更需要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和体悟。熊十力说：“玄学者，始乎理智思辨，终于超理智思辨，而归乎返己内证。及乎证矣，仍不废思辨。”［1］这说明在任何环节上，理性思辨和直觉顿悟总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而且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之综贯。贺麟说：“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悖。无一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及矛盾思辨的；同时亦无一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2］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学是儒、释、道方法学的最好继承者。
二、开放性与一本性的矛盾
扬榷百家、融会贯通是现代新儒学的一大特点。熊十力认为，研究哲学的人，对中国、印度、西洋三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他主张“旷揽中外，去门户而尚宏通，远偏狭而求圆观”。方东美、唐君毅都反对心量狭小，提倡胸怀博大，理解、吸纳古今中外各学派所长，丰富民族文化生命。现代新儒学的开放性是相对于历史上的儒学而言的。
但同时，现代新儒家又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强调“中国文化在原本上是一个体系”，即“一本性”。此一本性并不否定中华文化的民族、时代、地域、流派的多样性，而是肯定中国文化有一脉相承的统绪。肯定儒学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妨碍了对于儒学以外的文化传统和华夏以外的文化价值的吸纳；肯定心学为儒学的正统，亦妨碍了对儒学内部其他流派的吸纳。总之，“一本性”强调与“开放性”有很大的矛盾。
三、生命存在与道德自我的关联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从根本意义上看，在于他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之道。当代新儒家思想认为，无论现代西方在科学技术上有着怎样巨大的贡献，以及觉醒的政治社会意识，内在的安身立命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靠对一个超越外在的信仰来解决。新儒家体证到，人人含有一颗生生不已、怵惕恻隐的仁心，由这一点仁心的体证不断扩充，即可由内在接通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
人存在于天地人我之间。有何种任务就有何种境界。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人生存在不同的意义网络之中。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境界。唐君毅以哲学人类学来融通人性论、形上学和知识论，把人生命存在的整个表现和“道德自我”联系在一起。方东美肯定存在的多重性，诸差别境界有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心灵世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它们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新儒家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源，阐述了道德的理想主义，肯定了道德主体性，回答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
四、自我批判与忠诚信仰的矛盾
现代新儒家对包括宋明理学的儒学传统做过多方面批判。熊十力说，宋儒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宋儒之学最值得批判的有两点：一是没有民族思想，二是没有民治思想。梁漱溟批判了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人伦关系的儒家伦理异化现象。他说：“在以个人为本位之西洋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反之，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便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3］牟宗三研究了中国文化生命的特质及其发展限度，认为它缺少了“知性”一环，因而出现不了逻辑学和科学；缺少了“政道”建立一环，因而出现不了民主政治。
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传统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渊源超过了西方文化。牟宗三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呢？我们的答复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不够。中国文化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若论境界，运用表现高于架构表现。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4］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传统抱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情绪，正面肯定的多，负面批评的少。
五、“保内圣”与“开外王”的困局
现代新儒家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重内圣心性之学，轻外王世公之业，是儒家文化系统的基本框架。试图将科学与民主纳于儒家文化系统之中，可能是现代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科学与民主是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运作的客观要求，而不可能是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前提，仍然是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儒家道德伦理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保留在新的现代文化系统中是可能的，但儒家学说的内核和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基本不可能。“保内圣”与“开外王”是一个困局。
儒学在当代的作用我们不能高估，但是，儒学中的有益成分对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人际关系，对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防止工业社会泯失人的具体存在、造成人性的异化，都有积极意义。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离不开儒学的营养，儒学也将随着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家思想特征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5－0119－02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孔子以后的悠久岁月中屡屡被扬弃，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占据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就是其中的典型。儒家思想家既适应时代变迁而不时调整自己的重心与方向，又不背离自己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此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新旧学术猛烈的撞击与契合中，既继承，又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家产生了。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薄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种学说。其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贺麟、钱穆、徐复观等。其主要贡献是在西学的冲击下，重新对人的生命存在、人生意义和价值做了系统、严整的形而上学的论证。现代新儒学在思想内涵和社会功能方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逻辑思辨与直觉体悟的张力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和历史著作充满了细密的解说和精到的分析。他们的思辨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远超前代的儒学大师。
但是，正如现代新儒家所强调的，哲学方法有别于科学方法，不仅需要逻辑分析，更需要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和体悟。熊十力说：“玄学者，始乎理智思辨，终于超理智思辨，而归乎返己内证。及乎证矣，仍不废思辨。”［1］这说明在任何环节上，理性思辨和直觉顿悟总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而且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之综贯。贺麟说：“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悖。无一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及矛盾思辨的；同时亦无一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2］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学是儒、释、道方法学的最好继承者。
二、开放性与一本性的矛盾
扬榷百家、融会贯通是现代新儒学的一大特点。熊十力认为，研究哲学的人，对中国、印度、西洋三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他主张“旷揽中外，去门户而尚宏通，远偏狭而求圆观”。方东美、唐君毅都反对心量狭小，提倡胸怀博大，理解、吸纳古今中外各学派所长，丰富民族文化生命。现代新儒学的开放性是相对于历史上的儒学而言的。
但同时，现代新儒家又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强调“中国文化在原本上是一个体系”，即“一本性”。此一本性并不否定中华文化的民族、时代、地域、流派的多样性，而是肯定中国文化有一脉相承的统绪。肯定儒学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妨碍了对于儒学以外的文化传统和华夏以外的文化价值的吸纳；肯定心学为儒学的正统，亦妨碍了对儒学内部其他流派的吸纳。总之，“一本性”强调与“开放性”有很大的矛盾。
三、生命存在与道德自我的关联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从根本意义上看，在于他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之道。当代新儒家思想认为，无论现代西方在科学技术上有着怎样巨大的贡献，以及觉醒的政治社会意识，内在的安身立命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靠对一个超越外在的信仰来解决。新儒家体证到，人人含有一颗生生不已、怵惕恻隐的仁心，由这一点仁心的体证不断扩充，即可由内在接通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
人存在于天地人我之间。有何种任务就有何种境界。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人生存在不同的意义网络之中。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境界。唐君毅以哲学人类学来融通人性论、形上学和知识论，把人生命存在的整个表现和“道德自我”联系在一起。方东美肯定存在的多重性，诸差别境界有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心灵世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它们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新儒家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源，阐述了道德的理想主义，肯定了道德主体性，回答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
四、自我批判与忠诚信仰的矛盾
现代新儒家对包括宋明理学的儒学传统做过多方面批判。熊十力说，宋儒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宋儒之学最值得批判的有两点：一是没有民族思想，二是没有民治思想。梁漱溟批判了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人伦关系的儒家伦理异化现象。他说：“在以个人为本位之西洋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反之，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便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3］牟宗三研究了中国文化生命的特质及其发展限度，认为它缺少了“知性”一环，因而出现不了逻辑学和科学；缺少了“政道”建立一环，因而出现不了民主政治。
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传统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渊源超过了西方文化。牟宗三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呢？我们的答复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不够。中国文化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若论境界，运用表现高于架构表现。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4］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传统抱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情绪，正面肯定的多，负面批评的少。
五、“保内圣”与“开外王”的困局
现代新儒家希望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以民主政治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重内圣心性之学，轻外王世公之业，是儒家文化系统的基本框架。试图将科学与民主纳于儒家文化系统之中，可能是现代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科学与民主是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运作的客观要求，而不可能是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前提，仍然是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儒家道德伦理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保留在新的现代文化系统中是可能的，但儒家学说的内核和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基本不可能。“保内圣”与“开外王”是一个困局。
儒学在当代的作用我们不能高估，但是，儒学中的有益成分对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人际关系，对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防止工业社会泯失人的具体存在、造成人性的异化，都有积极意义。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离不开儒学的营养，儒学也将随着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