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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11日，在戒备森严的意大利维罗纳监狱，一群法西斯黑衫党徒，奉墨索里尼之命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外交部长齐亚诺送上了断头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岳父杀门婿的历史丑剧。
齐亚诺，1903年3月19日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老齐亚诺(1876—1939)是法西斯元老、墨索里尼的至交，曾任交通部长和法西斯众议院议长，死心踏地地为法西斯政权服务，深得墨索里尼的信任，1926年被正式委任为墨索里尼的继承人。
齐亚诺在极为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并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1925年在罗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凭借父亲的声望和权势，进入了制定对外国策的意大利外交部门，先后在意大利驻巴西、阿根廷、梵蒂冈和中国等使馆任职。在中国期间，齐亚诺爱上了来华旅游的墨索里尼的掌上明珠爱达，并于1930年正式成为意大利独裁者的乘龙快婿。从此，齐亚诺的政治生活开始了飞跃。同年，即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随后改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回国担任墨索里尼的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提拔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6月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外交部长的宝座，时年仅31岁。在任期间，他积极推行墨索里尼的亲德路线和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方针，通过他的精心运筹和频繁活动，终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侵略性的政治同盟——“柏林——罗马轴心”，并铸就了军事盟约——“钢铁同盟”，为两国的侵略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掌握外交大权，而且还参与党务、内政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成为意大利政坛屈指可数的显要人物。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位为最高领袖信爱有加、权盖朝野的“快婿”、“宠儿”，日后却成为危害岳父政治生活的“毒蘑菇”，成为推翻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主谋。不过，历史上的这场翁婿之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作为独裁者的墨索里尼和上层统治集团中反对派代表人物的齐亚诺之间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决裂。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矛盾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意大利的参战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希特勒的频频得手，墨索里尼十分惊喜和嫉妒，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争，与德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齐亚诺等则认为意大利国力贫乏、军备不足、士气低落，匆忙卷入战争，既会受控于德国，充当配角，又将使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毁于战火。建议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暂保中立。唯我独尊的墨索里尼听不得相反意见，对齐亚诺的劝谏大为愤怒，并固执已见地于1940年6月向法国宣战，登上了希特勒的战争快车。这次意见分歧使得岳婿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阴影和裂痕。二是在意大利的亲德政策问题上，随着军事上连连受挫，意大利军事、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纳粹德国也深陷苏德战场的泥坑不能自拔，法西斯阵营四面楚歌。在前途不妙的情况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对国策的分歧日益加深，国王、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不少法西斯元老，开始反对墨索里尼的亲德政策，主张“变换战线”，脱离德国，与英美等国单独媾和。此时的齐亚诺也感到将意大利绑在纳粹德国战车上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在关键时候他再次站到了岳父的对立面，这不能不使墨索里尼大为失望。于是，在反对派尚未采取统一行动之前，墨索里尼先发制人，于1943年2月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部长都被解职，齐亚诺也不例外，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齐亚诺毕竟是女婿，墨索里尼期望他最终能“醒悟”过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稳定法西斯政权。故而仍让他从事外交工作，担任意大利驻梵蒂冈的大使。
然而，齐亚诺并未因岳父的宽容而改变初衷，相反，在德、意法西斯节节败退、战争形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齐亚诺感到挽救意大利的唯一出路是和墨索里尼彻底决裂，推翻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出面，请求盟国停战谈判。否则，意大利将在盟军的炮火中灰飞烟灭。于是，以齐亚诺为首的法西斯上层人物中的反对派，伙同包括国王在内的反墨索里尼分子，开始密谋推翻墨索里尼统治的政变。经过紧张的策划后，1943年7月24日夜开始发难，由反对派主持召开的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恢复君主议会立宪制，把军队的统帅权交还给国王。次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除了一切职务，并遭逮捕，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
意大利发生政变后，篼死狐悲的希特勒决心采取行动将墨索里尼这具政治僵尸重新扶起来，同时于1943年9月13日实施了“橡树”行动，派突击队救出了被关押的墨索里尼。两天之后(9月15日)，在纳粹德国的刺刀保护下，一度因政变沦为阶下囚的墨索里尼东山再起，在意大利北部建起了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复位后，墨索里尼仗着主子希特勒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为报曾中断他独裁统治的“7．25"政变这一箭之仇，他决定组建特别法庭，审判策划政变的所有反对派成员，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
齐亚诺虽是“7．25”政变的有功之臣，但在政变后组建的新内阁中，他因属于法西斯显赫人物，国王拒绝其人阁，继而在德国的诱骗之下落入了希特勒魔掌。10月中旬，墨索里尼将齐亚诺引渡回国，关进了意大利的维罗纳监狱。此时，身为妻子的爱达十分焦急，为了营救自已的丈夫，她亲自到了父亲那里求情，恳请他念及父女之爱、翁婿之情放过齐亚诺。然而，墨索里尼此时的内心天平已严重倾斜，个人感情完全为无情的报复所代替，他用一种不祥的沉默拒绝了爱女的请求。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齐亚诺夫妇决定孤注一掷，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神秘武器”——一本记录德、意勾结内幕的“日记”，要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声言如果自己得不到自由，将使“日记”公诸于世，让他们的种种劣迹大白于天下。齐亚诺以为这样也许能摆脱困境。当时，德国驻意大利情报部门得知这本“日记”的份量后，为免使自己的元首声名狼藉，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为此，他们试图与齐亚诺达成一笔交易，以保全齐亚诺的生命和自由来换取那本不可告人的“日记”，并制定了“伯爵行动”计划，由一支化装成意大利黑衫党徒的德国特工人员从狱中救出齐亚诺，将他全家送往瑞士，然后带回所有“日记”。然而当计划实施至关键时刻，希特勒却宣布中止行动，从而使营救计划中途夭折了。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3年，德意法西斯的种种罪恶嘴脸已暴露无遗，欲盖弥彰，齐亚诺“日记”上的所谓内幕秘闻已无实际价值。相反，齐亚诺这个活人远比“日记”上的死材料更可恨、可怕，惩治一个“叛逆者”比得到已无多大价值的“日记”更为重要。墨索里尼曾对其秘书托尔冯说过：对我而言，齐亚诺已经死了。任何一个反对我的人，都将受到审判。希特勒则更露骨地说审判齐亚诺“只能以判决死刑结束”。
1943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组建的维罗纳法庭，按照墨索里尼及其主子希特勒的指示，以“投敌叛变”的罪名，判处齐亚诺等5名原意大利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死刑。年仅41岁的齐亚诺就这样死在其岳父的枪弹之下，结束了其法西斯生涯。不过，这一处置倒使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和公理的处决。
(责任编辑/杨剑鸣)
齐亚诺，1903年3月19日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老齐亚诺(1876—1939)是法西斯元老、墨索里尼的至交，曾任交通部长和法西斯众议院议长，死心踏地地为法西斯政权服务，深得墨索里尼的信任，1926年被正式委任为墨索里尼的继承人。
齐亚诺在极为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并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1925年在罗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凭借父亲的声望和权势，进入了制定对外国策的意大利外交部门，先后在意大利驻巴西、阿根廷、梵蒂冈和中国等使馆任职。在中国期间，齐亚诺爱上了来华旅游的墨索里尼的掌上明珠爱达，并于1930年正式成为意大利独裁者的乘龙快婿。从此，齐亚诺的政治生活开始了飞跃。同年，即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随后改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回国担任墨索里尼的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提拔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6月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外交部长的宝座，时年仅31岁。在任期间，他积极推行墨索里尼的亲德路线和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方针，通过他的精心运筹和频繁活动，终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侵略性的政治同盟——“柏林——罗马轴心”，并铸就了军事盟约——“钢铁同盟”，为两国的侵略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掌握外交大权，而且还参与党务、内政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成为意大利政坛屈指可数的显要人物。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位为最高领袖信爱有加、权盖朝野的“快婿”、“宠儿”，日后却成为危害岳父政治生活的“毒蘑菇”，成为推翻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主谋。不过，历史上的这场翁婿之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作为独裁者的墨索里尼和上层统治集团中反对派代表人物的齐亚诺之间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决裂。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矛盾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意大利的参战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希特勒的频频得手，墨索里尼十分惊喜和嫉妒，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争，与德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齐亚诺等则认为意大利国力贫乏、军备不足、士气低落，匆忙卷入战争，既会受控于德国，充当配角，又将使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毁于战火。建议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暂保中立。唯我独尊的墨索里尼听不得相反意见，对齐亚诺的劝谏大为愤怒，并固执已见地于1940年6月向法国宣战，登上了希特勒的战争快车。这次意见分歧使得岳婿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阴影和裂痕。二是在意大利的亲德政策问题上，随着军事上连连受挫，意大利军事、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纳粹德国也深陷苏德战场的泥坑不能自拔，法西斯阵营四面楚歌。在前途不妙的情况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对国策的分歧日益加深，国王、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不少法西斯元老，开始反对墨索里尼的亲德政策，主张“变换战线”，脱离德国，与英美等国单独媾和。此时的齐亚诺也感到将意大利绑在纳粹德国战车上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在关键时候他再次站到了岳父的对立面，这不能不使墨索里尼大为失望。于是，在反对派尚未采取统一行动之前，墨索里尼先发制人，于1943年2月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部长都被解职，齐亚诺也不例外，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齐亚诺毕竟是女婿，墨索里尼期望他最终能“醒悟”过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稳定法西斯政权。故而仍让他从事外交工作，担任意大利驻梵蒂冈的大使。
然而，齐亚诺并未因岳父的宽容而改变初衷，相反，在德、意法西斯节节败退、战争形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齐亚诺感到挽救意大利的唯一出路是和墨索里尼彻底决裂，推翻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出面，请求盟国停战谈判。否则，意大利将在盟军的炮火中灰飞烟灭。于是，以齐亚诺为首的法西斯上层人物中的反对派，伙同包括国王在内的反墨索里尼分子，开始密谋推翻墨索里尼统治的政变。经过紧张的策划后，1943年7月24日夜开始发难，由反对派主持召开的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恢复君主议会立宪制，把军队的统帅权交还给国王。次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除了一切职务，并遭逮捕，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
意大利发生政变后，篼死狐悲的希特勒决心采取行动将墨索里尼这具政治僵尸重新扶起来，同时于1943年9月13日实施了“橡树”行动，派突击队救出了被关押的墨索里尼。两天之后(9月15日)，在纳粹德国的刺刀保护下，一度因政变沦为阶下囚的墨索里尼东山再起，在意大利北部建起了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复位后，墨索里尼仗着主子希特勒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为报曾中断他独裁统治的“7．25"政变这一箭之仇，他决定组建特别法庭，审判策划政变的所有反对派成员，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
齐亚诺虽是“7．25”政变的有功之臣，但在政变后组建的新内阁中，他因属于法西斯显赫人物，国王拒绝其人阁，继而在德国的诱骗之下落入了希特勒魔掌。10月中旬，墨索里尼将齐亚诺引渡回国，关进了意大利的维罗纳监狱。此时，身为妻子的爱达十分焦急，为了营救自已的丈夫，她亲自到了父亲那里求情，恳请他念及父女之爱、翁婿之情放过齐亚诺。然而，墨索里尼此时的内心天平已严重倾斜，个人感情完全为无情的报复所代替，他用一种不祥的沉默拒绝了爱女的请求。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齐亚诺夫妇决定孤注一掷，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神秘武器”——一本记录德、意勾结内幕的“日记”，要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声言如果自己得不到自由，将使“日记”公诸于世，让他们的种种劣迹大白于天下。齐亚诺以为这样也许能摆脱困境。当时，德国驻意大利情报部门得知这本“日记”的份量后，为免使自己的元首声名狼藉，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为此，他们试图与齐亚诺达成一笔交易，以保全齐亚诺的生命和自由来换取那本不可告人的“日记”，并制定了“伯爵行动”计划，由一支化装成意大利黑衫党徒的德国特工人员从狱中救出齐亚诺，将他全家送往瑞士，然后带回所有“日记”。然而当计划实施至关键时刻，希特勒却宣布中止行动，从而使营救计划中途夭折了。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3年，德意法西斯的种种罪恶嘴脸已暴露无遗，欲盖弥彰，齐亚诺“日记”上的所谓内幕秘闻已无实际价值。相反，齐亚诺这个活人远比“日记”上的死材料更可恨、可怕，惩治一个“叛逆者”比得到已无多大价值的“日记”更为重要。墨索里尼曾对其秘书托尔冯说过：对我而言，齐亚诺已经死了。任何一个反对我的人，都将受到审判。希特勒则更露骨地说审判齐亚诺“只能以判决死刑结束”。
1943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组建的维罗纳法庭，按照墨索里尼及其主子希特勒的指示，以“投敌叛变”的罪名，判处齐亚诺等5名原意大利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死刑。年仅41岁的齐亚诺就这样死在其岳父的枪弹之下，结束了其法西斯生涯。不过，这一处置倒使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和公理的处决。
(责任编辑/杨剑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