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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人物画创作中出现了明显的向世俗题材拓展的现象，以张择端、李篙、苏汉臣等人的工笔人物画为代表，这些作品倾向于描绘市井生活题材，极具生活气息，体现了大众审美需求，在人物画的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宋代；人物画；世俗化
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在唐以前，人物画作品主要以表现皇室、贵族及宗教为主。宋以后，大批优秀的风俗画家活跃于画坛，世俗题材的风俗人物画不断出现，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和南宋，风俗画家特别偏爱表现城乡平民生活，这成为自晋唐以来人物画发展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美术现象。同时，人物画的功能也逐渐由服务于宫廷、上层社会和宗教的需要，转为服务于世俗审美趣味的需要，这种转变并非仅存在于个别画家身上，而是宋代人物画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
一、宋代人物画创作向世俗题材拓展的情况
根据画史的记载，南北朝画家顾景秀曾画过《小儿戏鹅图》，毛惠秀曾画《村墟图》，但这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现象。隋唐时期表现世俗题材的人物画仍然相当稀少，有记载的只有《风俗图》、《醉道士图》等几幅作品。唐后期宗教美术有世俗化的倾向，但仍属宗教题材而非表现现实生活。到了宋代，人物画创作中虽然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宗教思想仍然占有相当多的内容，但表现现实题材的风俗画明显的增多。显然，宋人的艺术精神发生了变化，世俗题材的美术正在逐渐摆脱历史、政治和宗教题材的羁绊，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人物画进入了一个以世俗性为标志的发展、繁荣的新时期。
宋代世俗题材人物画的创作显示出画家们对现实生活和尘世百态的观察和情感，无论在体现出画家对世态人性的体味和思考。例如表现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采莲图》；表现农村耕织劳作题材的《盘车图》、《纺车图》，杨威的《耕获图》，阎次平的《牧牛图》，刘松年的《耕织图》，李嵩的《耕织图》等等；还有表现婴孩题材的作品，如苏汉臣的《重午婴戏图》、《长春百子图》、《百子杂剧图》，苏焯的《端阳戏婴图》，李嵩的《市担婴戏图》。这些作品在创作方面注重描绘世俗生活情节，反映出普通市民和农村百姓的审美趣味，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宋代人物画向世俗题材拓展的主要原因
1.宋代市民文艺对人物画世俗化的影响
市民文化的兴起为人物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宋代经济繁荣，市民生活兴起，文学艺术如戏曲、说唱、话本、小说空前繁荣，并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倾向。《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京的瓦肆说：“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可见当时市民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当时流行的话本《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都是表现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欲望的作品，而其创作、传播、消费的主体也是普通市民。两宋有了初具规模的绘画市场，买画的人各个阶层都有，以至于导致绘画创作的世俗化通俗化，题材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大批擅长表现世俗题材的风俗人物画家，如高元亨、张择端、杨威等等。这些画家把创作内容扩大到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农村和市井的广阔天地。
2.绘画商品化与职业画家群体的形成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到了宋代文化艺术也逐渐与市场和消费建立起联系，比如诗歌己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浑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浑话即十七字诗，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赚钱糊口。另外，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就绘画来说，由于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一方面有些商人成为文化艺术直接的赞助者；另一方面，有些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开始介入艺术市场，绘画商品化的条件在宋代已经完全成熟。
据文献记载，开封的大相国寺庙会里出现了书画市场，潘楼东街巷也有了书画，珍玩出售。一些有名的画工甚至成批地制造作品，加以销售，如汁梁的刘宗道，“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更有甚者，当时的开封已出现了所谓的“画形百姓”，即有画家组成的行会组织，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宋代，民间画工数量之庞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景德末年，宋真宗营建玉清昭应宫时，“募天下画流逾三千数，中程者不减一白人”这也佐证了《画继》中用“车载斗量”来形容民间画工的数量。这一方面表明民间画工数量之众，而另一方面，中选率仅仅略高于百分之三，可见这类竞争之激烈。北宋的谢逸在写给饶深道的信中也记录了施氏与郝氏两位民间画工之间的竞争。说施氏所画“似非人力所能”，睹者震撼，“徐而争持金帛，高其价而市之。”至郝氏则“艰难仅成盈尺之幅，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施日益富，而郝日益穷”。后郝进渴于施氏之门，诚恳求其传画术。这也说明了画家为了迎合市场流行趣味，不得不改变自己作画的形式与内容。市民的趣味决定了市场的走向，而市民对自身的关注，便使平民百姓和世俗生活大规模地出现在画面上，形成了一幅幅反映城乡生活的风俗人物画。如南宋时的赵君寿，就在临安水埠边为人画像，“争求写真者，无日问断”。《图文见闻志》中记载，宋代的叶仁遇“多状江表市肆风俗，田家人物”，此外还有王居正的《纺车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刘宗道的照盆孩儿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有着源于生活的生动活泼，充满了泥土的芬芳，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3.统治者与士大夫的推动
宋代统治阶层认为，社会风俗的善恶与国家的治乱兴衰紧密相关，正所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宋代文人也一力强调“风俗”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如司马光在《谨习疏》中说：“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故“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因而北宋之首都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弛于御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文荟萃、风俗流转，才会出现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不朽的风俗画卷。
出现这样恢弘的作品与宋代历任皇帝对绘画的喜好及当时画院体制的完备也有必然的联系。由于统治阶级的喜好，始于五代的画院体制在宋代空前完备，而且此时开放的画院风尚也促成了风俗画地位的改变。一方面，画院画家对风俗画极为肯定，院内画家们从优秀的民间画工身上汲取艺术精华，如《画继》记载，“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这时人物画以其新颖独特的題材和平民化的审美趣味获得了画院的肯定，刺激了院内外画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画院的设置网罗了大批的画家，宋徽宗时期更设“画学”以提高作画人的学养，这一时期，画院画家的来源便更加广泛，画院里既有出身于绘画世家的画家，同时也吸收名震一时的民间画家。民间画家进入画院，他们在原先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习惯以及从民间带来的艺术欣赏趣味却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相反，在开放的画院风尚之下，他们把生活体味、艺术见解带到宫廷，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宫廷绘画的审美风尚。例如，苏汉臣的《婴戏图》和《秋庭戏婴图》中儿童形象的真实描绘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朱锐的《盘车图》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紧张生活，使得宫廷绘画和民间风俗画不断交流融合，直接导致了宋代人物画中的世俗题材不断增加。
三、结语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其人物画的成就虽然不像花鸟画那样明显，但亦值得重视。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人物画，实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的反映。它运用多彩而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世风民俗和广泛的现实生活，反映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宋代；人物画；世俗化
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在唐以前，人物画作品主要以表现皇室、贵族及宗教为主。宋以后，大批优秀的风俗画家活跃于画坛，世俗题材的风俗人物画不断出现，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和南宋，风俗画家特别偏爱表现城乡平民生活，这成为自晋唐以来人物画发展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美术现象。同时，人物画的功能也逐渐由服务于宫廷、上层社会和宗教的需要，转为服务于世俗审美趣味的需要，这种转变并非仅存在于个别画家身上，而是宋代人物画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
一、宋代人物画创作向世俗题材拓展的情况
根据画史的记载，南北朝画家顾景秀曾画过《小儿戏鹅图》，毛惠秀曾画《村墟图》，但这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现象。隋唐时期表现世俗题材的人物画仍然相当稀少，有记载的只有《风俗图》、《醉道士图》等几幅作品。唐后期宗教美术有世俗化的倾向，但仍属宗教题材而非表现现实生活。到了宋代，人物画创作中虽然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宗教思想仍然占有相当多的内容，但表现现实题材的风俗画明显的增多。显然，宋人的艺术精神发生了变化，世俗题材的美术正在逐渐摆脱历史、政治和宗教题材的羁绊，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人物画进入了一个以世俗性为标志的发展、繁荣的新时期。
宋代世俗题材人物画的创作显示出画家们对现实生活和尘世百态的观察和情感，无论在体现出画家对世态人性的体味和思考。例如表现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采莲图》；表现农村耕织劳作题材的《盘车图》、《纺车图》，杨威的《耕获图》，阎次平的《牧牛图》，刘松年的《耕织图》，李嵩的《耕织图》等等；还有表现婴孩题材的作品，如苏汉臣的《重午婴戏图》、《长春百子图》、《百子杂剧图》，苏焯的《端阳戏婴图》，李嵩的《市担婴戏图》。这些作品在创作方面注重描绘世俗生活情节，反映出普通市民和农村百姓的审美趣味，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宋代人物画向世俗题材拓展的主要原因
1.宋代市民文艺对人物画世俗化的影响
市民文化的兴起为人物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宋代经济繁荣，市民生活兴起，文学艺术如戏曲、说唱、话本、小说空前繁荣，并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倾向。《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京的瓦肆说：“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可见当时市民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当时流行的话本《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都是表现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欲望的作品，而其创作、传播、消费的主体也是普通市民。两宋有了初具规模的绘画市场，买画的人各个阶层都有，以至于导致绘画创作的世俗化通俗化，题材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大批擅长表现世俗题材的风俗人物画家，如高元亨、张择端、杨威等等。这些画家把创作内容扩大到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农村和市井的广阔天地。
2.绘画商品化与职业画家群体的形成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到了宋代文化艺术也逐渐与市场和消费建立起联系，比如诗歌己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浑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浑话即十七字诗，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赚钱糊口。另外，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就绘画来说，由于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一方面有些商人成为文化艺术直接的赞助者；另一方面，有些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开始介入艺术市场，绘画商品化的条件在宋代已经完全成熟。
据文献记载，开封的大相国寺庙会里出现了书画市场，潘楼东街巷也有了书画，珍玩出售。一些有名的画工甚至成批地制造作品，加以销售，如汁梁的刘宗道，“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更有甚者，当时的开封已出现了所谓的“画形百姓”，即有画家组成的行会组织，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宋代，民间画工数量之庞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景德末年，宋真宗营建玉清昭应宫时，“募天下画流逾三千数，中程者不减一白人”这也佐证了《画继》中用“车载斗量”来形容民间画工的数量。这一方面表明民间画工数量之众，而另一方面，中选率仅仅略高于百分之三，可见这类竞争之激烈。北宋的谢逸在写给饶深道的信中也记录了施氏与郝氏两位民间画工之间的竞争。说施氏所画“似非人力所能”，睹者震撼，“徐而争持金帛，高其价而市之。”至郝氏则“艰难仅成盈尺之幅，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施日益富，而郝日益穷”。后郝进渴于施氏之门，诚恳求其传画术。这也说明了画家为了迎合市场流行趣味，不得不改变自己作画的形式与内容。市民的趣味决定了市场的走向，而市民对自身的关注，便使平民百姓和世俗生活大规模地出现在画面上，形成了一幅幅反映城乡生活的风俗人物画。如南宋时的赵君寿，就在临安水埠边为人画像，“争求写真者，无日问断”。《图文见闻志》中记载，宋代的叶仁遇“多状江表市肆风俗，田家人物”，此外还有王居正的《纺车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刘宗道的照盆孩儿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有着源于生活的生动活泼，充满了泥土的芬芳，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3.统治者与士大夫的推动
宋代统治阶层认为，社会风俗的善恶与国家的治乱兴衰紧密相关，正所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宋代文人也一力强调“风俗”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如司马光在《谨习疏》中说：“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故“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因而北宋之首都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弛于御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文荟萃、风俗流转，才会出现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不朽的风俗画卷。
出现这样恢弘的作品与宋代历任皇帝对绘画的喜好及当时画院体制的完备也有必然的联系。由于统治阶级的喜好，始于五代的画院体制在宋代空前完备，而且此时开放的画院风尚也促成了风俗画地位的改变。一方面，画院画家对风俗画极为肯定，院内画家们从优秀的民间画工身上汲取艺术精华，如《画继》记载，“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这时人物画以其新颖独特的題材和平民化的审美趣味获得了画院的肯定，刺激了院内外画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画院的设置网罗了大批的画家，宋徽宗时期更设“画学”以提高作画人的学养，这一时期，画院画家的来源便更加广泛，画院里既有出身于绘画世家的画家，同时也吸收名震一时的民间画家。民间画家进入画院，他们在原先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习惯以及从民间带来的艺术欣赏趣味却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相反，在开放的画院风尚之下，他们把生活体味、艺术见解带到宫廷，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宫廷绘画的审美风尚。例如，苏汉臣的《婴戏图》和《秋庭戏婴图》中儿童形象的真实描绘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朱锐的《盘车图》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紧张生活，使得宫廷绘画和民间风俗画不断交流融合，直接导致了宋代人物画中的世俗题材不断增加。
三、结语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其人物画的成就虽然不像花鸟画那样明显，但亦值得重视。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人物画，实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的反映。它运用多彩而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世风民俗和广泛的现实生活，反映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