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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对汉、英语之间的对称(或对等)与不对称(或不对等)现象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列举对比上,且多从语言外部追本溯源,很少从语言内部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汉、英语际交际中不仅存在一定数量的高度对称的对应语词,如“黑板”与blackboard,和少数谚语,如“血浓于水”与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更存在大量实际对称很小的汉英对应语词,尤以动物名词构成的谚语与成语最为明显,如汉语 “吹牛”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talk horse,但汉、英语采用了不同的动物意象表示“说大话”的意思,一用“牛”,一用“马”,两种语言出现了强烈的意象不对称。其实,符号与事物之间本身存在不对称性。自Ogden和Richards(1923)提出语义三角以来,众多中外语义学文献对经典语义三角的论证、质疑、发展和完善等行为恰恰证明了符号(词)与事物之间的天然不对称关系。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和横向研究时,立足“系统”和“要素”,得出“价值”是移易和变化的,充满了任意性和可能性(屠友祥,2007)。这一论点暗示着语言的不对称性,而不对称性不仅存在于一种语言内部,更显著地表现在语际交际中。汉英对比研究就是将汉、英语放在人类语言这一大系统中,找出二者之间的纽带。发掘汉英对应词语要素则成为研究两种语言对应语的语义关系之关键所在。本文拟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义学角度探究汉英对应词语的不对称要素,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对称与对应的概念加以介绍与区分。
一、对称与对应
《汉语大词典》(2002)将“对应”定义为:一个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同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相当。《柯林斯COBUILD英文词典》(1987)对“对称”的解释是:一物的两边或两半完全相同的状态;反之,“不对称”则是指一物的两边或两半的形状、大小或风格不同的现象。语言学家沈家煊(1999)对“对称”与“不对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明确的解释: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凡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就是“对称”,反之,非意义对应的关系就是“不对称”,并且不对称总是以对称为前提;就语言而言,对称与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语音、构词、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语言层面(刘世英,2005)。
此外,受许余龙的语言对比模式(2002:12-14)的启发,笔者将对称与对应的定义运用于语言系统中,可以发现语义对应与语义对称两个概念的指向路径完全不同。根据语言共性论,不论汉语还是英语都享有某种共核(假设为X),该共核便是进行汉英对应词语对比研究的基础。所谓对称,就是说X在汉、英语中分别有某种表达;所谓对应,就是X在汉语或英语中是这样表达的,然后通过汉语或英语表达找到相应的英语或汉语表达。正如下图所示,图1代表词语对称模式,为双向路径;图2代表词语对应模式,为单向路径:
图1对称示意图一目了然,而在图2对应示意图中,从X到达XC或XE是走了“弯路”实现的,共核X在这段“路程”中必然会发生偏移、遗失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即对应情况下的不对称。本文的目的就是将该路程放在语言内部这台显微镜下,找出词语对应而意义不对称的种种语言现象。接下来将以汉英动植物词语为例研究两种语言的不对称关系,因为动植物词语最能反映其丰富的国俗语义。
二、不对称的汉英动植物对应词语
在我国,国俗语义的研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由语言学家王德春倡导建立的,根据王德春教授的定义,“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王德春,2002)。再根据Leech的意义七种类型的划分(1974),喻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词的国俗语义。一语的国俗语义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等值词语。根据各自喻义的区别分为分为三种:1. 汉语中有喻义而英语中没有的动植物词,如“蚕”、“鹤”、“鸳鸯”,“梅、兰、竹、菊”等国俗涵义已远超过其动植物本身的指称意义了,承载着独有的汉语国俗内涵;2. 英语中有喻义而汉语中没有的动植物词,如“信天翁”、“海狸”、“夜莺”、“苹果”等仅在英语中蕴藏着独有的国俗内涵;3. 汉、英语中都有喻义的动植物词,这类词语所占比例最高。王德春对比这类英汉词语后将其划分成三类:内涵相近的相同动植物,内涵不同的相同动植物以及内涵相近的不同动植物(王德春,2002:215)。比如,在王德春眼里,bee与蜜蜂,在汉、英语中都有忙碌、辛勤的普通意象,因而举此例来说明两种语言中“内涵相近的相同动物”。然而,这种分类值得商榷。第一,“相近”的提法很模糊,不科学;第二,所列例子不典型。何善芬就将“蜜蜂”列入“英语中有喻义而汉语里却无的动物词”分类中(何善芬,2002:154)。
可见两位学者对“蜜蜂”的意义产生了认知不对称。其实英语国家的人形容某人像蜜蜂时仅指对方忙,不带任何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一个中性词;而中国人因为热爱蜜蜂,而将其形容为“勤劳的小蜜蜂”,好像蜜蜂具备勤劳的美德一样。受蜜蜂的国俗涵义影响,一些中国作者会给英语中的蜜蜂加上额外的喻义,即涵义不对称。如果忽视不对称,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就会“误入歧途”。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国学生常将英语中的pig-headed误认为是汉语的“猪脑袋”。其实英文表示某人“固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出现这样的理解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忙”也好,“固执”也好,同时也可能是“勤劳的”或是“笨的”。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此类语言负迁移现象本身说明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语义不对称。
第三个问题是王德春教授的分类仅限于一个动物词语的一个义项,而多数动物词语都是一词多义的,如汉、英语中都有的狗、马、狼、狐狸、猫头鹰、喜鹊、鼠,还有龙、凤凰等。植物有樱、玫瑰、红豆、水仙、辣椒和月桂树等。以上列出的各动植物词在汉语中的喻义范围都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喻义范围。如果忽略喻义范围不对称的话,也会产生误解。
三、语义不对称对比参数
汉、英语际交际中存在大量如下的对应表达:汉语成语“狐假虎威”相当于英语中的“驴假狮威”(the ass in the lion’s skin),“虎父无犬子” 相当于“鹰父无鸽子”(Eagles do not breed doves),还有英语中的“落汤鼠”(like a drowned rat)相当于汉语中的“落汤鸡”,“狮心”(lionhearted)相当于“虎胆”,诸如此类。汉语与英语的各自表达法采用的动物意象虽然不同,但却表达了同一意思。值得探讨的是产生两种语言间的不对称要素是什么。受许余龙(2002)和Ogden及Richards(1923)的启发,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中存在着语义不对称的汉英对应语的共核X。下面示意图展示了在语言转换或语际交流中语义不对称的产生模式与语义不对称的核心成份分析:图3 语际交流下的对应语语义不对称产生模式与语义不对称的核心成份分析:
在箭头指向的左边三角中,X表示语义参数,是语际交流中对比两种语言对应语时所拥有的语义共核,是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共同基础。此参数反映在语言A中表现为Xa,,反映在语言B中表现为Xb,Xa和Xb为一对对应语。在箭头指向的右边三角中,对比语义参数X由三个元素组成:X1,X2和X3。X1代表概念,X2代表语言形式,本文专指各种词条,X3代表X2指代的具体物或事。右图实际上是一个语义三角,然而,经典语义三角是就一种语言内部而言的,本文将其延伸为跨语言对比语义三角。当参数X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发生改变时,语言A中的语义参数同语言B中的语义参数就会不一致,从而发生语义不对称。也就是说,X可以是概念、指称或指称对象三要素之一。当一语言中参数的任一元素不等同于另一语言的对应成份时,导致两种语言共享参数发生偏移,从而引起不同维度的语义不对称。另外,如果语义不对称由指称或指称对象不同造成,这种不对称呈显性;如果语义不对称由概念不同造成,这种语义不对称呈隐性,因为内在的概念比外在的指称或指称对象要隐秘、晦涩得多。
举个例子,汉语和英语中都有用动物意象隐喻“胆小”这个概念的表达法,“胆小”的概念就是共核参数X。在汉语中,这个概念通过鼠和龟等动物来传达,如“胆小如鼠”,“缩头乌龟”等;在英语中,表示“胆小”概念的动物意象转移到了小鸡、绵羊、兔子和鸽子的身上,如chicken-livered,a sheepish smile,as timid as a rabbit 和pigeon-hearted等。套用前文提到的语义不对称模式,在汉英对比、比较中,鼠等汉语词汇标记为XC(即Xb),代表反映在一个汉语词汇中的X;小鸡等英文词汇标记为XE(即Xa),表示反映在一个英语词汇中的X。在对外汉语教学或英语教学中,由于共核参数X经常被忽略或想当然,引起误解,本文才要重拾和强调参数。
四、语义不对称分类
由此可见,参数X在语言A和在语言B中,即Xa和Xb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有多种,用逻辑公式表示就是:Xa=Xb,Xa≠Xb,Xa=?覫Xb,Xa≈Xb,以及 Xa>或 1. 移位:XC1≈XE2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移位就是从某汉语词语转换到英语词语时,两种语言词语参数X的某项语义要素发生了偏移,但在同一语义场中仍共享其他语义要素,即概念。为了区别汉、英词语中发生偏移的两种物象,本文将用阿拉伯数字1代表汉语中的物象,即XC1;用阿拉伯数字2代表英语中的物象,即XE2。如,要表达 “最大障碍和困难”时,汉、英语间有极为相近的表达:汉语成语“拦路虎”与英语成语“拦路狮”(a lion in the way)。在汉、英语两种表达中,语义移位发生在比喻意象这一语义要素上。汉语用“虎”,英语用“狮”,尽管是两种不同动物,但在各自语言文化中都被赋予了“百兽之王”的内涵,挡在路上的百兽之王自然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和困难。汉、英两种语言使用的两种物象虎(XC1)与狮(XE2)被赋予几乎相似的概念,即XC1≈XE2。因此不论各自语言中所指何种物象,在语义大家庭中共享某语义要素,便成为了概念对应、物象偏移的不对称,我们将此类对应语间的不对称现象归类为移位。
2. 叠位:XC?劢或?奂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叠位发生在从某汉语词语转换到英语词语或反过来时,参数X在一语词语的语义范围与在另一词语的语义范围部分重合。例如,前几年流行欧美的疾病mad cow disease被译作 “疯牛病”,这对词组的对译看似非常对称,然而本文认为这对对应词语同样存在典型的语义不对称。根据语义成份分析理论与范畴论(见Saeed,2000:231;Taylor,2001:30),英语中的乳牛(XE)可分析为:[+雌性][ +成年][-人类][+哺乳],而汉语的“牛”(XC)为:[±雌性] [±成年] [-人类 ][±哺乳],两者共同要素仅为“非人类”,英语“乳牛”属于汉语“牛”的语义范畴,即XE?奂XC。英语的家畜词语普遍存在“雄性-雌性”与“成年-幼崽”语义关系的独立单词(见Saeed,2000:231);以分析型为主的汉语要表达相应意思,则需在“牛”前或后加上修饰词素组合成公牛、乳牛、牛犊、种牛等。可见,这对汉英对应词语——“疯牛病”与mad cow disease——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属于叠位。
3. 错位:XC≠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错位就是将某汉语词语的语义参数X错置在另一个英语词语上或反之。例如,汉语“龙”与英语dragon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对错位的对应词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2006)关于龙(dragon)有这样一个例句:
Casey’s new teacher’s a real dragon. 凯西的新老师真是个母老虎。
以中国人对“龙”的崇拜,例句中的dragon很可能被当做褒义词,笔者的学生将其理解为“高贵的人”或“龙的传人”(XC)等,从而产生错译。实际上,西方人对龙没什么好感,认为它代表邪恶、凶残,形容女性时比喻“悍妇”(XE),相当于“母老虎”或“母夜叉”,多为贬义。表面上“龙”和dragon看似指称对应,本质上却包含着完全不对称的语用意义和国俗语义,若不分场合地相互替代,就会产生语义错位,即XC≠XE,导致误解和错译。汉英语际交际中此类形似神不似的例子很多,研究他们之间的语义错位对二语习得、英汉互译、双语辞典编撰等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4. 缺位:XC=?覫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缺位就是某汉语词语完全找不到具有对等语义参数X的英语词语,反过来亦然,即零对等。这类词语主要是由汉、英两种语言所反映的独有文化造成的,大量存在于国俗语义研究中,经常成为英汉互译实践中的硬伤。在翻译中文典故、古典小说时,就存在着大量缺位现象,如《红楼梦》中典故、服饰词语、称谓词甚至人名等的翻译就常常成为译界争论热点,乃至有人提出此类语言“不可译性”的概念。再如,英语中有一种植物叫mistletoe,汉语叫槲寄生。对应的汉语词语除了表示“寄生在其他树上的一种常绿小灌木之外”别无他意,而在西方人眼里,“槲寄生”是圣诞节上的必备装饰,它可以给站在该植物下的人带来爱情与好运(XE),此英语词语的国俗内涵已覆盖了其本身的指称意义,在对应的汉语词语中很遗憾地缺失了。如何填补缺位也为各界学者孜孜以求,这便是研究缺位的重要意义。
五、小结
实际上,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语义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两种语言对应语之间,还存在于一种语言内部,所以语言不对称拥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初涉语义学领域研究语际对应语的语义不对称性,力图冲出英汉翻译理论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樊篱,因而尚显幼稚,研究中还有很多漏缺有待填补。例如,单位对应词对的语义不对称究竟属于移位还是错位,或是叠位,或是缺位,或有交叉,所属尚不明确。不对称研究适用范围将很宽广,学科交叉性强,其理论成果不仅可以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还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英汉互译,双语辞典编撰以及丰富二语习得理论。至少对于对外汉语学习者和教学工作者来说,这种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语义不对称分类原理明确了“中国龙”与“西方龙”的语义不对称关系。
参考文献
Han,Xia. A Contrastive Study of Semantic Asymmetr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Equivalents. Thesis for MA degree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5.
Saeed,J. Seman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Taylor, J.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黄忠廉《Language acquisition与language learning汉译之我见》,《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2期
刘世英、曹华《词序象似性、对称与不对称》,《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屠友祥《索绪尔与惠特尼:观念和符号联想结合的任意而约定俗成的特性》,《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3期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通讯地址:310018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310018 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对称与对应
《汉语大词典》(2002)将“对应”定义为:一个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同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相当。《柯林斯COBUILD英文词典》(1987)对“对称”的解释是:一物的两边或两半完全相同的状态;反之,“不对称”则是指一物的两边或两半的形状、大小或风格不同的现象。语言学家沈家煊(1999)对“对称”与“不对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明确的解释: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凡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就是“对称”,反之,非意义对应的关系就是“不对称”,并且不对称总是以对称为前提;就语言而言,对称与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语音、构词、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语言层面(刘世英,2005)。
此外,受许余龙的语言对比模式(2002:12-14)的启发,笔者将对称与对应的定义运用于语言系统中,可以发现语义对应与语义对称两个概念的指向路径完全不同。根据语言共性论,不论汉语还是英语都享有某种共核(假设为X),该共核便是进行汉英对应词语对比研究的基础。所谓对称,就是说X在汉、英语中分别有某种表达;所谓对应,就是X在汉语或英语中是这样表达的,然后通过汉语或英语表达找到相应的英语或汉语表达。正如下图所示,图1代表词语对称模式,为双向路径;图2代表词语对应模式,为单向路径:
图1对称示意图一目了然,而在图2对应示意图中,从X到达XC或XE是走了“弯路”实现的,共核X在这段“路程”中必然会发生偏移、遗失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即对应情况下的不对称。本文的目的就是将该路程放在语言内部这台显微镜下,找出词语对应而意义不对称的种种语言现象。接下来将以汉英动植物词语为例研究两种语言的不对称关系,因为动植物词语最能反映其丰富的国俗语义。
二、不对称的汉英动植物对应词语
在我国,国俗语义的研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由语言学家王德春倡导建立的,根据王德春教授的定义,“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王德春,2002)。再根据Leech的意义七种类型的划分(1974),喻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词的国俗语义。一语的国俗语义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等值词语。根据各自喻义的区别分为分为三种:1. 汉语中有喻义而英语中没有的动植物词,如“蚕”、“鹤”、“鸳鸯”,“梅、兰、竹、菊”等国俗涵义已远超过其动植物本身的指称意义了,承载着独有的汉语国俗内涵;2. 英语中有喻义而汉语中没有的动植物词,如“信天翁”、“海狸”、“夜莺”、“苹果”等仅在英语中蕴藏着独有的国俗内涵;3. 汉、英语中都有喻义的动植物词,这类词语所占比例最高。王德春对比这类英汉词语后将其划分成三类:内涵相近的相同动植物,内涵不同的相同动植物以及内涵相近的不同动植物(王德春,2002:215)。比如,在王德春眼里,bee与蜜蜂,在汉、英语中都有忙碌、辛勤的普通意象,因而举此例来说明两种语言中“内涵相近的相同动物”。然而,这种分类值得商榷。第一,“相近”的提法很模糊,不科学;第二,所列例子不典型。何善芬就将“蜜蜂”列入“英语中有喻义而汉语里却无的动物词”分类中(何善芬,2002:154)。
可见两位学者对“蜜蜂”的意义产生了认知不对称。其实英语国家的人形容某人像蜜蜂时仅指对方忙,不带任何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一个中性词;而中国人因为热爱蜜蜂,而将其形容为“勤劳的小蜜蜂”,好像蜜蜂具备勤劳的美德一样。受蜜蜂的国俗涵义影响,一些中国作者会给英语中的蜜蜂加上额外的喻义,即涵义不对称。如果忽视不对称,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就会“误入歧途”。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国学生常将英语中的pig-headed误认为是汉语的“猪脑袋”。其实英文表示某人“固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出现这样的理解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忙”也好,“固执”也好,同时也可能是“勤劳的”或是“笨的”。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此类语言负迁移现象本身说明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语义不对称。
第三个问题是王德春教授的分类仅限于一个动物词语的一个义项,而多数动物词语都是一词多义的,如汉、英语中都有的狗、马、狼、狐狸、猫头鹰、喜鹊、鼠,还有龙、凤凰等。植物有樱、玫瑰、红豆、水仙、辣椒和月桂树等。以上列出的各动植物词在汉语中的喻义范围都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喻义范围。如果忽略喻义范围不对称的话,也会产生误解。
三、语义不对称对比参数
汉、英语际交际中存在大量如下的对应表达:汉语成语“狐假虎威”相当于英语中的“驴假狮威”(the ass in the lion’s skin),“虎父无犬子” 相当于“鹰父无鸽子”(Eagles do not breed doves),还有英语中的“落汤鼠”(like a drowned rat)相当于汉语中的“落汤鸡”,“狮心”(lionhearted)相当于“虎胆”,诸如此类。汉语与英语的各自表达法采用的动物意象虽然不同,但却表达了同一意思。值得探讨的是产生两种语言间的不对称要素是什么。受许余龙(2002)和Ogden及Richards(1923)的启发,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中存在着语义不对称的汉英对应语的共核X。下面示意图展示了在语言转换或语际交流中语义不对称的产生模式与语义不对称的核心成份分析:图3 语际交流下的对应语语义不对称产生模式与语义不对称的核心成份分析:
在箭头指向的左边三角中,X表示语义参数,是语际交流中对比两种语言对应语时所拥有的语义共核,是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共同基础。此参数反映在语言A中表现为Xa,,反映在语言B中表现为Xb,Xa和Xb为一对对应语。在箭头指向的右边三角中,对比语义参数X由三个元素组成:X1,X2和X3。X1代表概念,X2代表语言形式,本文专指各种词条,X3代表X2指代的具体物或事。右图实际上是一个语义三角,然而,经典语义三角是就一种语言内部而言的,本文将其延伸为跨语言对比语义三角。当参数X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发生改变时,语言A中的语义参数同语言B中的语义参数就会不一致,从而发生语义不对称。也就是说,X可以是概念、指称或指称对象三要素之一。当一语言中参数的任一元素不等同于另一语言的对应成份时,导致两种语言共享参数发生偏移,从而引起不同维度的语义不对称。另外,如果语义不对称由指称或指称对象不同造成,这种不对称呈显性;如果语义不对称由概念不同造成,这种语义不对称呈隐性,因为内在的概念比外在的指称或指称对象要隐秘、晦涩得多。
举个例子,汉语和英语中都有用动物意象隐喻“胆小”这个概念的表达法,“胆小”的概念就是共核参数X。在汉语中,这个概念通过鼠和龟等动物来传达,如“胆小如鼠”,“缩头乌龟”等;在英语中,表示“胆小”概念的动物意象转移到了小鸡、绵羊、兔子和鸽子的身上,如chicken-livered,a sheepish smile,as timid as a rabbit 和pigeon-hearted等。套用前文提到的语义不对称模式,在汉英对比、比较中,鼠等汉语词汇标记为XC(即Xb),代表反映在一个汉语词汇中的X;小鸡等英文词汇标记为XE(即Xa),表示反映在一个英语词汇中的X。在对外汉语教学或英语教学中,由于共核参数X经常被忽略或想当然,引起误解,本文才要重拾和强调参数。
四、语义不对称分类
由此可见,参数X在语言A和在语言B中,即Xa和Xb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有多种,用逻辑公式表示就是:Xa=Xb,Xa≠Xb,Xa=?覫Xb,Xa≈Xb,以及 Xa>或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移位就是从某汉语词语转换到英语词语时,两种语言词语参数X的某项语义要素发生了偏移,但在同一语义场中仍共享其他语义要素,即概念。为了区别汉、英词语中发生偏移的两种物象,本文将用阿拉伯数字1代表汉语中的物象,即XC1;用阿拉伯数字2代表英语中的物象,即XE2。如,要表达 “最大障碍和困难”时,汉、英语间有极为相近的表达:汉语成语“拦路虎”与英语成语“拦路狮”(a lion in the way)。在汉、英语两种表达中,语义移位发生在比喻意象这一语义要素上。汉语用“虎”,英语用“狮”,尽管是两种不同动物,但在各自语言文化中都被赋予了“百兽之王”的内涵,挡在路上的百兽之王自然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和困难。汉、英两种语言使用的两种物象虎(XC1)与狮(XE2)被赋予几乎相似的概念,即XC1≈XE2。因此不论各自语言中所指何种物象,在语义大家庭中共享某语义要素,便成为了概念对应、物象偏移的不对称,我们将此类对应语间的不对称现象归类为移位。
2. 叠位:XC?劢或?奂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叠位发生在从某汉语词语转换到英语词语或反过来时,参数X在一语词语的语义范围与在另一词语的语义范围部分重合。例如,前几年流行欧美的疾病mad cow disease被译作 “疯牛病”,这对词组的对译看似非常对称,然而本文认为这对对应词语同样存在典型的语义不对称。根据语义成份分析理论与范畴论(见Saeed,2000:231;Taylor,2001:30),英语中的乳牛(XE)可分析为:[+雌性][ +成年][-人类][+哺乳],而汉语的“牛”(XC)为:[±雌性] [±成年] [-人类 ][±哺乳],两者共同要素仅为“非人类”,英语“乳牛”属于汉语“牛”的语义范畴,即XE?奂XC。英语的家畜词语普遍存在“雄性-雌性”与“成年-幼崽”语义关系的独立单词(见Saeed,2000:231);以分析型为主的汉语要表达相应意思,则需在“牛”前或后加上修饰词素组合成公牛、乳牛、牛犊、种牛等。可见,这对汉英对应词语——“疯牛病”与mad cow disease——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属于叠位。
3. 错位:XC≠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错位就是将某汉语词语的语义参数X错置在另一个英语词语上或反之。例如,汉语“龙”与英语dragon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对错位的对应词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2006)关于龙(dragon)有这样一个例句:
Casey’s new teacher’s a real dragon. 凯西的新老师真是个母老虎。
以中国人对“龙”的崇拜,例句中的dragon很可能被当做褒义词,笔者的学生将其理解为“高贵的人”或“龙的传人”(XC)等,从而产生错译。实际上,西方人对龙没什么好感,认为它代表邪恶、凶残,形容女性时比喻“悍妇”(XE),相当于“母老虎”或“母夜叉”,多为贬义。表面上“龙”和dragon看似指称对应,本质上却包含着完全不对称的语用意义和国俗语义,若不分场合地相互替代,就会产生语义错位,即XC≠XE,导致误解和错译。汉英语际交际中此类形似神不似的例子很多,研究他们之间的语义错位对二语习得、英汉互译、双语辞典编撰等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4. 缺位:XC=?覫XE
汉英对应词语语义缺位就是某汉语词语完全找不到具有对等语义参数X的英语词语,反过来亦然,即零对等。这类词语主要是由汉、英两种语言所反映的独有文化造成的,大量存在于国俗语义研究中,经常成为英汉互译实践中的硬伤。在翻译中文典故、古典小说时,就存在着大量缺位现象,如《红楼梦》中典故、服饰词语、称谓词甚至人名等的翻译就常常成为译界争论热点,乃至有人提出此类语言“不可译性”的概念。再如,英语中有一种植物叫mistletoe,汉语叫槲寄生。对应的汉语词语除了表示“寄生在其他树上的一种常绿小灌木之外”别无他意,而在西方人眼里,“槲寄生”是圣诞节上的必备装饰,它可以给站在该植物下的人带来爱情与好运(XE),此英语词语的国俗内涵已覆盖了其本身的指称意义,在对应的汉语词语中很遗憾地缺失了。如何填补缺位也为各界学者孜孜以求,这便是研究缺位的重要意义。
五、小结
实际上,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语义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两种语言对应语之间,还存在于一种语言内部,所以语言不对称拥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初涉语义学领域研究语际对应语的语义不对称性,力图冲出英汉翻译理论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樊篱,因而尚显幼稚,研究中还有很多漏缺有待填补。例如,单位对应词对的语义不对称究竟属于移位还是错位,或是叠位,或是缺位,或有交叉,所属尚不明确。不对称研究适用范围将很宽广,学科交叉性强,其理论成果不仅可以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还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英汉互译,双语辞典编撰以及丰富二语习得理论。至少对于对外汉语学习者和教学工作者来说,这种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语义不对称分类原理明确了“中国龙”与“西方龙”的语义不对称关系。
参考文献
Han,Xia. A Contrastive Study of Semantic Asymmetr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Equivalents. Thesis for MA degree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5.
Saeed,J. Seman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Taylor, J.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黄忠廉《Language acquisition与language learning汉译之我见》,《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2期
刘世英、曹华《词序象似性、对称与不对称》,《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屠友祥《索绪尔与惠特尼:观念和符号联想结合的任意而约定俗成的特性》,《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3期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通讯地址:310018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310018 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