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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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完整性的基本单元,与其外部制度因素构成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成为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以县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功能为依据,当前应从城乡财产制度公平、就业体制公平、教育资源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等方面推动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县域经济;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5—0083—02
  
  一、县域经济在城乡统筹中的地位与作用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经济。按户籍统计,我国13亿人口中有9.3亿农业人口,加上居住在县级城区及县市所辖建制镇的约1.5亿城镇居民,全国县域范围内居住的人口总数应为10.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5%;2002年全国县域单位国土面积9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5%;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为6.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60%。[1]可见,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经济结构看,县域经济是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宏观与微观的连结点,因此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单元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从国家政权结构看,县是国家政权结构中相对完整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政权行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县(市)对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者、执行者,对下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的制定者、操作者,因此成为国家的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的基本操作平台。[2]
  近年来,我国工农、城乡、区域之间长期不平衡发展的弊端逐渐显现,“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中,县域经济对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我国县域经济整体上是一种农村综合性经济,并存着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等因素,因此起着连接城乡、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成为统筹城乡的恰当切入点。第二,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阵地。县域是广大农民生活生产的主要阵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都依赖和最终体现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新农村的新面貌。第三,县域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领域。作为“三农”问题的典型体现,解决县域经济滞后问题是我国小康社会建设中最为艰难的任务。只有县域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民收入才能增加,农村社会才会繁荣稳定,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才有现实基础,小康社会才是完整的、真正的小康社会。
  
  二、深刻认识县域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关系
  
  统筹城乡是一个以城乡融合为目标、不断破旧立新的制度创新过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3]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城乡关系状况是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调适来决定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脱节、农村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农村的教育落后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种极不平衡的城乡关系的重要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发展战略及其体制,当然也只能通过制度创新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已初具条件的情况下,要解决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需要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只能通过打破造成城乡二元分割的旧体制,以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新旧制度的结构转换,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要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大力推进以构建良性城乡关系为目标的制度创新。[4]
  新兴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特定经济主体为了获取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采取行动克服制度障碍、实现制度变迁并促使制度的供需重新达到均衡的过程。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潜在获利机会的出现,而这种潜在收益在原有制度框架下无法实现。[5]以此为分析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诸如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加等潜在获利机会的出现,但残存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束缚了对这种机会的利用,因此要求打破城乡对立、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基于县域经济在城乡统筹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之我国县域经济在结构上具有地域性、层次性、分散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在经济活动内容上则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的,具有广泛性、综合性、自主性的经济运行系统,因而总体上同其外部因素建构了一种整体性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县域经济就可作为统筹城乡制度创新的载体,同其制度环境展开动态的、双向的互动和交换。这样,在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统筹城乡的制度创新就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必要外部环境和条件,县域经济发展又从内部充实和改变着城乡统筹的制度内容和边界,二者存在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致性。
  在理解发展县域经济与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的关系上,一方面应看到我国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是对残余的城乡二元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创新不足的反映。以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为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夹缝之中,曾一度以承包经营、统分结合为特征显示了强大的制度变迁绩效,但在当前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已明显不适应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土地制度供给滞后约束着农村资源的有效流动、配置和使用。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以城乡统筹为目标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从我国制度变迁的历史看,县域经济蕴藏着我国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源。[6]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重大制度创新活动,即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和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都是以生活在县域的广大农民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这些制度创新不仅从此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我国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大潮。因此,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人地矛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工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从根本上只有以制度创新来扭转“以乡养城、以农养工”制度惯性,通过宏观上的统筹城乡和微观上的县域自我发展之间的互动来逐步解决。
  
  三、以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
  
  县域经济在城乡统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发 展县域经济是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以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功能为依据,发展县域经济可以在财产制度、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推动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并最终推动我国城乡关系走向和谐互动。
  
  第一,发展县域经济要求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以推动城乡居民平等财产权利的制度创新。土地是我国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但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样,农民个体作为农村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就与其实际控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加之法律对土地所有权与承包使用权界定比较模糊,往往造成农户在土地处置权上的所有者缺位和在土地发包、征用、流转等环节的权利经常受到侵害。[7]一定程度上,农村土地产权及经营管理权利存在的重大缺陷,正是市场条件下导致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激励不足、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更加激化、“三农”问题久治不愈的制度病因。因此,要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和障碍,就必须在确保农民享有同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利的法律框架下,改革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晰土地产权,从而激发农民利用土地进行创业和投资的动力。在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下,以推动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为切入点,并逐步扩大到其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使农民作为一个阶层逐步获得具有法律保障的各种公民权利,最终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国家公民。
  
  第二,发展县域经济要求创新就业体制,以推动城乡公平就业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创新。公平自由的就业环境和城乡经济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长期城乡分割和计划安排的就业制度下,我国对城乡居民实行有差别的就业环境和条件,而且一般禁止二者之间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也极不完善,存在着非市场的城乡分层和对农村劳动者的广泛就业歧视。同时,在我国传统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现有征地管理制度下,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或者定居仍然存在着不少制约,农民及其资源向城市转移受到阻滞;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城市或工业用地,但生活其上的农民并未随之转入城市或享受到应有的就业和财产权利,因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向城市的单方面流入。正是这种状况使得广大县域特别是欠发达县域出现了资源流失、收入下降、经济凋敝的严重局面。发展县域经济就必然要求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以户籍管理为标志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建立起公平合理、同失地农民就业相联系的征地补偿制度,尽快形成公平自由、同工同酬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从而在城乡经济资源的市场化自由流动中实现城乡互补和融合。
  
  第三,发展县域经济要求改革教育体制,以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制度创新。我国现有教育体系重城市、轻农村,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轻实用性和创新性教育。以农村为主的广大县域是最需要人才和教育的地方,但我国公共教育经费相当大的比例投向城市而不是农村,使得我国城乡人均教育资源占有极其悬殊和极不平等。在农村人才培养方面,县域经济发展要求在提高农村人口基本素质的前提下,教育必须要面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这就要求在现有教育体制中加大职业教育的份量,同时建立切实有效的农民工培训制度,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实用型人才。因此,发展县域经济不仅需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投入方式,而且对整体教育结构和内容提出了新的人才培养要求。这种投入方式和结构体系及内容的调整改革,实质上就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规律,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重新公平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显然,根据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教育结构和课程设置等进行改革,必然会全面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公平配给的制度创新。
  
  第四,发展县域经济要求重建农村社会保障,以推动城乡居民公平保障的制度创新。作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政府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手段,公平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和最高准则。[8]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是只保城市不保农村,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在城市人群参保人数不断扩大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九亿多农村人口的养老、医疗、就业等基本依靠家庭和土地保障。随着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普遍较低的收入难以支付越来越昂贵的医疗和养老费用,农民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因病贫困和老无所养的现象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首先,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今天,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的生活困难群众都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风险,都理应受惠于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城乡居民公平保障的制度创新的起点。其次,县域经济中的农民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及同其他社会成员公平竞争的起点。这将决定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他们所获利的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数量,直接影响着我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状况。总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发展县域经济要求我们重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将大大推动城乡居民享有公平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鲜祖德.壮大县域经济是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J].调研世界,2004,(4).
  [2]许宝健.县域经济发展:本质、关键和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5,(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张红宇.城乡统筹:工业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结构转换与制度创新[J].农村改革与发展,2003,(3).
  [5]杜朝运.论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思想的变迁[J].经济评论,2001,(5).
  [6]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7]杨一介.中国农地权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8]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陈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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