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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叛逆性和迷惘性，它不是成为父权政治的帮凶，就是最终成为父权政治的牺牲品；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抱负的实现有着特定的实现方式及其相应的路径抉择。
关键词：政治之外 政治价值观 女性主义 本体论诠释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18－04
女性主义(Feminism)以追求男女性别差异中的平等、民主与和谐为根本出发点，推而广之反对一切专制、暴政、压迫与剥削。这种研究理论本身就决定了女性主义内含着强烈的性别政治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然而在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不是作为主流政治意识的补充，也不是作为同主流政治设置相对抗的政治存在，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审视，它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抱负的实现有着特定的实现方式及其相应的路径抉择。
一、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女性主义政治观?”这是我们在深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之前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而要科学地解答“什么是女性主义政治观”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深入地探讨“什么是政治观”以及“女性主义与政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关于“什么是政治”或“什么是政治观”，这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一般而言，政治的科学内涵理应包含其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就内在本质而言，政治本身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它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本体论承诺，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蛋糕’生产得足够大，那么政治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将这一‘蛋糕’在社会上进行分配，而伦理学则对这种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进行进一步的道德考量。”伊斯顿也认为，“政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可以看出，“政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掌管稀缺资源分配的事务，也就是一整套事关由谁来分配、分配多少以及分配给哪些人的原则和方案，这是政治的本质、目的和内容。同样，既然“政治”在本质上事关稀缺资源的分配，那么，就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自然就是一整套如何进行分配的原则、方案或仪式，譬如采取民主的方式还是专制的方式以及在分配的过程中所举行的仪式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现象、手段和形式。
假如说政治的科学内涵在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上事关稀缺资源的分配以及有关分配的原则、方案或仪式等等，那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意识的历史性生成事实上也是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分配不公引起的。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目前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是男人压迫女人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父权制的必然产物；但也有人认为，“父权制话语在规范女性的同时实际上也规范了男性。男人和女人必须扮演给他们规定的性格，这不仅使女性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事实上，也使男性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可以看出，父权制只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相关原因而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的形成是私有制的结果，是“天下为私”并同时也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或私有物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也事实上涉及了问题的本体论层面，但反过来可以设想，“天下为私”的私有制为什么没有导致男性成为女性的附属物或私有物呢?因而，私有制也只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不是根本性原因。可以看出，女性主义起源于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分配不公，为此，妇女反对父权、反对剥削和压迫，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等都是因这一问题而起，也是围绕着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展开。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事实上，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问题就是科学地分析稀缺资源分配过程中男女为何不平等以及男女之间的政治权力架构问题。
二、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
如果说女性主义政治观事关男女两性之间稀缺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及其相应的政治权力构架，那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在传统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及其地位问题，这样，在传统中国必然会存在着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或女性主义政治意识的萌芽。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女人参与政治、女人干预政治以及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认同或反叛等，自然内蕴着女性主义意识或女性主义政治意识的理想诉求。但历史表明，存在于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不是作为主流政治意识的补充，也不是作为同主流政治设置相对抗的政治存在，这种政治价值观不是成为占主流的父权政治的帮凶，就是最终成为占主流的父权政治设置的牺牲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听命于、依附于或任由主流政治摆布的政治价值观。当然，这种“政治之外”中的“政治”指的是“主流的父权政治”，也就是由男性掌握或决定着社会稀缺资源分配的政治权力构架。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之外”构成了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这一根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之外”的依附性
在传统中国，尽管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光辉的女性形象，如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以及巾帼女强人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等并不比男人逊色。但就大多数普通的女性而言，则对父权政治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屈从性，她们往往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历史的最强音几乎都是从男性皇帝或男性大臣的嘴里传出的。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女性依附男性、服从或屈从于男性是常态，这表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男尊女卑”(语出《周易》)直接道出了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男主外、女主内”(语见《大易通解》)中的“男主外”则表明男人掌管了社会交往的权力，而这往往涉及稀缺资源的分配即涉及政治范畴，而“女主内”则是要求女人做一个“贤妻良母”以“相夫教子”；在社会生活中，“女子无才便是德”表明了女性被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在政治生活中，女人(一般是皇后或贵妃)不能干预朝政，女人不能参军(花木兰只能是女扮男装从军)；在婚姻生活中，女人必须“从一而终”、“三从四德”，而男人则允许“三妻四妾”。总之，传统中国的女性意识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一方面表现在女人被排除在分配稀缺资源的门槛之外即“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屈从于男人，并通过男人来分配稀缺资源，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依附、屈从于父权政治的政治价值观。
(二)“政治之外”的叛逆性
尽管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对整个父权封建制度自觉 或不自觉地依附、屈从和归顺，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叛逆、抵制、拒绝甚至打倒父权封建制度的光辉的女性形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父权封建制度的反叛意识，这种反叛意识往往表现较为普遍，也较为隐蔽，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参军、女性读书以及女性对封建式婚姻的背叛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自觉的、有意识地夺取父权制封建政权，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像汉代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等等就是如此。与“政治之外”的依附性相比，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似乎要进步得多，这种“反叛”或“叛逆”似乎涉及到政治的本质层面(像汉代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等几乎掌握了整个政治政权)，但历史表明，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同对父权政治制度的依附和屈从一样，都未曾涉及到政治的本体论层面。因为就哲学辩证法而言，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本身就是对父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承认、认同，而且越是反叛得厉害，就越是表明这种父权政治制度曾经的合法性程度较高；就事实判断而言，吕后、武则天甚至慈禧太后尽管推翻、夺取了最高的政治权力，掌管着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但她们始终未曾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或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或措施，即便在她们掌朝期间，女性的地位也是相当低的。
(三)“政治之外”的迷惘性
毋庸讳言，无论是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封建制度的依附、屈从抑或是叛逆、抵制，都一样未曾牵涉到政治的本体论层面，就连那些手握最高政治权力的女性，如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都始终没有推行有利于实现男女两性平等的方案或措施。因而，与其说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是女性，还不如说她们在原封不动地践行父权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成为“男性”的象征，是父权封建制度的帮凶。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国，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的，女性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要么依附于主流政治设置，要么尽管表现出叛逆性和反叛性，但最终也为主流政治设置所同化。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女性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表现出很强的迷惘性，也就是没有找到一条彻底解放女性的正确的政治道路。这种迷惘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传统中国女性在自觉或不自觉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往往过分追求了政治的外在形式，为形式而形式，而非追求政治的实质内涵即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的分配)，因而，这种只追求外在形式而非内容的政治价值观只能是“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
三、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生成缘由
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之所以是一种只追求外在形式而非内容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成缘由，是由多方面的条件或因素所共同决定的。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历史生成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它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反作用，但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的最终基础是经济，由其决定并受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意识或政治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经济基础的客观体现，事实上它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分工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一个根本特点之一就是“自然分工”，而“自然分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然的性别分工。事实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就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然分工”的必然结果。而事实同样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必然造成男女两性地位的分化即男人承担起生产、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角角色，女人则承担其相夫教子的配角角色，而事实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这样，对于男性而言，由于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在现代女性主义看来，生产是男性行为即“生产是对自然的破坏，背后的隐喻是男性对女性的攻击。”对于女性而言，繁重的家务劳动是处于“政治之外”的“无酬劳动”，致使女性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恩格斯认为，“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可以看出，随着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进一步凝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地位将必然发展为“男尊女卑”，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就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它是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的必然结果
传统中国女性之所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形成一种遭扭曲的“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也是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在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表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这一“差序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意识或自我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样，“中国人的‘自己’，并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体为界限，它可以包括对自己很重要的他人，如妻子、孩子等。”事实上，还可以包括更多，“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沿着以“已”为中心的同心圆波纹向内推都是“自己”，向外推都是别人。当然这种以“已”为中心的同心圆内推或外推范围的大小是依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的，中心势力大，自我的范围可以很大，“达则兼济天下”；中心势力小，自我的范围可以很少，“穷则独善其身”。
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中的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由此造成了一个极富伸缩性的“自我概念”，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个体意识的泯灭，而个体意识的泯灭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传统社会女性的依附性和屈从性。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女性尽管在自然的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的社会地位而排除在“政治之外”，尽管受尽了社会的压迫和父权政治的专制，但由于“自我概念”的伸缩性，为了保存孩子、家、家族甚至国家的声望和利益，往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负重嫁往蛮夷之地的巾帼英雄像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出使匈奴、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等都传为佳话；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嫁往吴国国 王夫差的越国美女西施；此外，至于寻常百姓家的女子为了“父母之命”而“所嫁非人”的情况等则数不胜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传统中国女性的依附性和屈从性与其说是父权政治制度强加给她们的，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传统中国女性的不自觉的“自愿”(当然也并不排除违抗“父母之命”而上吊自杀的特殊情况，但毕竟从整个社会看只是少数)，而这无疑要归功于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以及个体自我的放大。
(三)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感性化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追求政治的外在形式胜过了内容，完全是因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那将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在乡土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之所以追求政治的外在形式胜过了内容，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感性化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很强的乡土性，这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乡土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静止性，即“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由于“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正因为这样，乡土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式的“熟悉社会”，即“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这样“历世不移”的社会里，人不仅在熟人眼皮底下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可以看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当感性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抽象的规则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文字都是多余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个别的经验以及个别经验的象征意义，譬如“蚂蚁搬家”就“意味着下雨”，至于为什么下雨。雨是怎样下的，那是不需要知道的。正是因为传统社会的乡土性以及感性化文化积淀，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培养了一种只注重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的、经验式的联系的观察力和鉴赏力，甚至为形式而形式、为手段而手段、为仪式而仪式。譬如在乡土社会，龙袍和玉玺本来只是皇帝的象征而不是皇帝本身，但无论是某些皇帝还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都认为只要得到了龙袍和玉玺就可以做皇帝，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殊不知最高政治权力是建立在拥有并控制大量土地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感性化的文化积淀，致使传统中国女性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只注重政治的外在形式而非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四、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现代化走势
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其中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但近代以来，随着以现代大工业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形态逐渐替代甚至取代过去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现代化的走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过去只注重政治的外在形式转而注重政治的内在本质，像革命的女性秋瑾指出“人生处世，当国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身其身乎?”可以看出，这无疑涉及到了意欲摆脱繁琐的家务而投身于“国济艰难”的政治本体论层面，这是因为“国济艰难”已经“关乎社会稀缺资源分配”，这无疑属于政治的本质层面；其次，由过去委屈或屈从于父权制政权转变到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建立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新政权，像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涌现出来的革命女性像“革命母亲”葛健豪、“白发红颜”向警予、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等，无不是为了妇女的解放、人民的解放而献身革命事业的；最后，由过去政治目标不明确转变到政治目标明确，像近代以来妇女选举权、妇女财产权、妇女参政权等的获得就较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总之，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下，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观实现了由“政治之外”向“政治之内”的本体论转向。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香丽)
作者简介：王浩斌(1976－)，男，汉族，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键词：政治之外 政治价值观 女性主义 本体论诠释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18－04
女性主义(Feminism)以追求男女性别差异中的平等、民主与和谐为根本出发点，推而广之反对一切专制、暴政、压迫与剥削。这种研究理论本身就决定了女性主义内含着强烈的性别政治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然而在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不是作为主流政治意识的补充，也不是作为同主流政治设置相对抗的政治存在，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审视，它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抱负的实现有着特定的实现方式及其相应的路径抉择。
一、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女性主义政治观?”这是我们在深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之前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而要科学地解答“什么是女性主义政治观”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深入地探讨“什么是政治观”以及“女性主义与政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关于“什么是政治”或“什么是政治观”，这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一般而言，政治的科学内涵理应包含其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就内在本质而言，政治本身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它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本体论承诺，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蛋糕’生产得足够大，那么政治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将这一‘蛋糕’在社会上进行分配，而伦理学则对这种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进行进一步的道德考量。”伊斯顿也认为，“政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可以看出，“政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掌管稀缺资源分配的事务，也就是一整套事关由谁来分配、分配多少以及分配给哪些人的原则和方案，这是政治的本质、目的和内容。同样，既然“政治”在本质上事关稀缺资源的分配，那么，就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自然就是一整套如何进行分配的原则、方案或仪式，譬如采取民主的方式还是专制的方式以及在分配的过程中所举行的仪式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现象、手段和形式。
假如说政治的科学内涵在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上事关稀缺资源的分配以及有关分配的原则、方案或仪式等等，那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意识的历史性生成事实上也是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分配不公引起的。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目前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是男人压迫女人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父权制的必然产物；但也有人认为，“父权制话语在规范女性的同时实际上也规范了男性。男人和女人必须扮演给他们规定的性格，这不仅使女性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事实上，也使男性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可以看出，父权制只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相关原因而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的形成是私有制的结果，是“天下为私”并同时也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或私有物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也事实上涉及了问题的本体论层面，但反过来可以设想，“天下为私”的私有制为什么没有导致男性成为女性的附属物或私有物呢?因而，私有制也只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不是根本性原因。可以看出，女性主义起源于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分配不公，为此，妇女反对父权、反对剥削和压迫，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等都是因这一问题而起，也是围绕着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展开。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事实上，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问题就是科学地分析稀缺资源分配过程中男女为何不平等以及男女之间的政治权力架构问题。
二、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
如果说女性主义政治观事关男女两性之间稀缺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及其相应的政治权力构架，那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在传统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稀缺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及其地位问题，这样，在传统中国必然会存在着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或女性主义政治意识的萌芽。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女人参与政治、女人干预政治以及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认同或反叛等，自然内蕴着女性主义意识或女性主义政治意识的理想诉求。但历史表明，存在于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不是作为主流政治意识的补充，也不是作为同主流政治设置相对抗的政治存在，这种政治价值观不是成为占主流的父权政治的帮凶，就是最终成为占主流的父权政治设置的牺牲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传统中国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所内蕴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听命于、依附于或任由主流政治摆布的政治价值观。当然，这种“政治之外”中的“政治”指的是“主流的父权政治”，也就是由男性掌握或决定着社会稀缺资源分配的政治权力构架。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之外”构成了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根本特征，这一根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之外”的依附性
在传统中国，尽管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光辉的女性形象，如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以及巾帼女强人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等并不比男人逊色。但就大多数普通的女性而言，则对父权政治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屈从性，她们往往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历史的最强音几乎都是从男性皇帝或男性大臣的嘴里传出的。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女性依附男性、服从或屈从于男性是常态，这表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男尊女卑”(语出《周易》)直接道出了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男主外、女主内”(语见《大易通解》)中的“男主外”则表明男人掌管了社会交往的权力，而这往往涉及稀缺资源的分配即涉及政治范畴，而“女主内”则是要求女人做一个“贤妻良母”以“相夫教子”；在社会生活中，“女子无才便是德”表明了女性被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在政治生活中，女人(一般是皇后或贵妃)不能干预朝政，女人不能参军(花木兰只能是女扮男装从军)；在婚姻生活中，女人必须“从一而终”、“三从四德”，而男人则允许“三妻四妾”。总之，传统中国的女性意识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一方面表现在女人被排除在分配稀缺资源的门槛之外即“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屈从于男人，并通过男人来分配稀缺资源，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依附、屈从于父权政治的政治价值观。
(二)“政治之外”的叛逆性
尽管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对整个父权封建制度自觉 或不自觉地依附、屈从和归顺，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叛逆、抵制、拒绝甚至打倒父权封建制度的光辉的女性形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父权封建制度的反叛意识，这种反叛意识往往表现较为普遍，也较为隐蔽，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参军、女性读书以及女性对封建式婚姻的背叛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自觉的、有意识地夺取父权制封建政权，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像汉代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等等就是如此。与“政治之外”的依附性相比，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似乎要进步得多，这种“反叛”或“叛逆”似乎涉及到政治的本质层面(像汉代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等几乎掌握了整个政治政权)，但历史表明，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同对父权政治制度的依附和屈从一样，都未曾涉及到政治的本体论层面。因为就哲学辩证法而言，对父权政治制度的反叛本身就是对父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承认、认同，而且越是反叛得厉害，就越是表明这种父权政治制度曾经的合法性程度较高；就事实判断而言，吕后、武则天甚至慈禧太后尽管推翻、夺取了最高的政治权力，掌管着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但她们始终未曾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或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或措施，即便在她们掌朝期间，女性的地位也是相当低的。
(三)“政治之外”的迷惘性
毋庸讳言，无论是传统中国女性对父权封建制度的依附、屈从抑或是叛逆、抵制，都一样未曾牵涉到政治的本体论层面，就连那些手握最高政治权力的女性，如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都始终没有推行有利于实现男女两性平等的方案或措施。因而，与其说吕后、武则天以及慈禧太后是女性，还不如说她们在原封不动地践行父权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成为“男性”的象征，是父权封建制度的帮凶。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国，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的，女性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要么依附于主流政治设置，要么尽管表现出叛逆性和反叛性，但最终也为主流政治设置所同化。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女性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表现出很强的迷惘性，也就是没有找到一条彻底解放女性的正确的政治道路。这种迷惘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传统中国女性在自觉或不自觉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往往过分追求了政治的外在形式，为形式而形式，而非追求政治的实质内涵即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的分配)，因而，这种只追求外在形式而非内容的政治价值观只能是“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
三、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生成缘由
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之所以是一种只追求外在形式而非内容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成缘由，是由多方面的条件或因素所共同决定的。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历史生成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它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反作用，但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的最终基础是经济，由其决定并受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意识或政治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经济基础的客观体现，事实上它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分工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一个根本特点之一就是“自然分工”，而“自然分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然的性别分工。事实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就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然分工”的必然结果。而事实同样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必然造成男女两性地位的分化即男人承担起生产、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角角色，女人则承担其相夫教子的配角角色，而事实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这样，对于男性而言，由于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在现代女性主义看来，生产是男性行为即“生产是对自然的破坏，背后的隐喻是男性对女性的攻击。”对于女性而言，繁重的家务劳动是处于“政治之外”的“无酬劳动”，致使女性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恩格斯认为，“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可以看出，随着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进一步凝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地位将必然发展为“男尊女卑”，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就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它是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的必然结果
传统中国女性之所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形成一种遭扭曲的“政治之外”的政治价值观，也是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在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表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这一“差序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意识或自我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样，“中国人的‘自己’，并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体为界限，它可以包括对自己很重要的他人，如妻子、孩子等。”事实上，还可以包括更多，“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沿着以“已”为中心的同心圆波纹向内推都是“自己”，向外推都是别人。当然这种以“已”为中心的同心圆内推或外推范围的大小是依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的，中心势力大，自我的范围可以很大，“达则兼济天下”；中心势力小，自我的范围可以很少，“穷则独善其身”。
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中的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由此造成了一个极富伸缩性的“自我概念”，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个体意识的泯灭，而个体意识的泯灭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传统社会女性的依附性和屈从性。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女性尽管在自然的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的社会地位而排除在“政治之外”，尽管受尽了社会的压迫和父权政治的专制，但由于“自我概念”的伸缩性，为了保存孩子、家、家族甚至国家的声望和利益，往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负重嫁往蛮夷之地的巾帼英雄像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出使匈奴、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等都传为佳话；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嫁往吴国国 王夫差的越国美女西施；此外，至于寻常百姓家的女子为了“父母之命”而“所嫁非人”的情况等则数不胜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传统中国女性的依附性和屈从性与其说是父权政治制度强加给她们的，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传统中国女性的不自觉的“自愿”(当然也并不排除违抗“父母之命”而上吊自杀的特殊情况，但毕竟从整个社会看只是少数)，而这无疑要归功于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个体意识泯灭以及个体自我的放大。
(三)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感性化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追求政治的外在形式胜过了内容，完全是因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那将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在乡土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女性主义政治价值观之所以追求政治的外在形式胜过了内容，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感性化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很强的乡土性，这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固化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乡土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静止性，即“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由于“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正因为这样，乡土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式的“熟悉社会”，即“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这样“历世不移”的社会里，人不仅在熟人眼皮底下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可以看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当感性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抽象的规则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文字都是多余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个别的经验以及个别经验的象征意义，譬如“蚂蚁搬家”就“意味着下雨”，至于为什么下雨。雨是怎样下的，那是不需要知道的。正是因为传统社会的乡土性以及感性化文化积淀，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培养了一种只注重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的、经验式的联系的观察力和鉴赏力，甚至为形式而形式、为手段而手段、为仪式而仪式。譬如在乡土社会，龙袍和玉玺本来只是皇帝的象征而不是皇帝本身，但无论是某些皇帝还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都认为只要得到了龙袍和玉玺就可以做皇帝，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殊不知最高政治权力是建立在拥有并控制大量土地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感性化的文化积淀，致使传统中国女性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只注重政治的外在形式而非内容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四、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的现代化走势
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其中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但近代以来，随着以现代大工业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形态逐渐替代甚至取代过去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政治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现代化的走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过去只注重政治的外在形式转而注重政治的内在本质，像革命的女性秋瑾指出“人生处世，当国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身其身乎?”可以看出，这无疑涉及到了意欲摆脱繁琐的家务而投身于“国济艰难”的政治本体论层面，这是因为“国济艰难”已经“关乎社会稀缺资源分配”，这无疑属于政治的本质层面；其次，由过去委屈或屈从于父权制政权转变到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建立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新政权，像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涌现出来的革命女性像“革命母亲”葛健豪、“白发红颜”向警予、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等，无不是为了妇女的解放、人民的解放而献身革命事业的；最后，由过去政治目标不明确转变到政治目标明确，像近代以来妇女选举权、妇女财产权、妇女参政权等的获得就较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总之，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下，传统中国女性主义政治观实现了由“政治之外”向“政治之内”的本体论转向。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香丽)
作者简介：王浩斌(1976－)，男，汉族，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