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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刘征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成为某美国跨国公司华北区销售总监。之后跳槽到一家A股上市的国企做人力资源总监。这家总资产达35亿元人民币的国企，在身为全国劳模的董事长带领下，10年高速增长，并于2009年上市。刘征踌躇满志，想在这个平台上大干一番事业，不料却和董事长龃龉不断，矛盾重重，成为了这家国企中十分扎眼的“反动派”。新年工作会议上，小得不能再小的工作服问题成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2011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我和公司所有高管及一些中层经理近50人，被召集到会议室，准备开新年的战略管理会议。
和往常一样，董事长迟到了几分钟。“刘征，这是多少次了，你没有工作服吗?为什么上班还不穿工作服?”这是董事长坐下的第一句话。
“有呀。但我穿这身衣服，和今天的会议主题有冲突吗?会影响大家的思维或情绪吗?”我反驳道。我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西服。
“上班穿工作服是公司规定，你作为人力资源总监，为何屡次带头违反公司规定!”他脸色愠怒，大声质问。
“老板，这个规定是啥道理?工人穿工作服是为了作业保护，我们需要这种保护吗?再说，你看这些人都穿着工作服，但统一了吗?”
环顾会议室里的人，多数都穿着公司发的衣服，但同样五花八门。董事长被噎住了，却还不放过我。
“如果你看不习惯，现在就可以让我出去。”我也毫不客气地说。
“那你出去吧。”他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我立刻端起杯子，起身而去。
道不同，难为谋
回到办公室，我难以平静，想要逃跑的冲动再次占据了上风。我痛恨这感觉，因为逃跑决不是我的个性。
2009年，我受到董事长李建的热情邀请，加盟这家A股上市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之前我是一家美国公司中国南方大区的销售总监，被认为是公司里最有潜力的管理者之一，参加过总部最高管理层的午餐邀请，这在全球几十万员工中只有20多人获此殊荣。从外企到国企，从销售到人力资源，是我对自己职业生涯设定的新挑战。但如今不得不承认，这并非一段愉快的职业经历。
其实，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和李总的私交很好。现在成了上下级以后，反而变得龃龉不断。就拿工作服事件来说，我不穿工作服上班，不愿意佩戴公司徽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董事长也说过我很多次，我一直没有理会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求全公司上下，无论男人女人、工人高管，都穿着那难看的蓝色工作服，必须佩戴公司标志。之前他就批评过我不穿工作服的事情，我回应他：“工人作业的时候还要穿大头鞋，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穿?”他一下被噎得没话说。我还找公司的女员工座谈过，都认为，在不需要统一服装的地方统一服装，是对美的漠视，是泯灭人性。
平心而论，董事长是个极有能量的人，担任一把手的十年来，公司高速增长，成为行业龙头。但一派繁荣的背后却也隐患重重——高管们大都已过知天命之年，青黄不接；内部管理亟需提升，企业文化尚未成形。在李总倡导之下，全公司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业务层面，唯销售和利润增长至上。我想在企业人事制度方面有所建树，而所有人都认为“业务至上”“销售第一”；我试图建立一套企业愿景和文化，董事长却斥之为“都是些空洞无用的东西”；我想导入职业经理人的运作模式和理念，但所有高管还是固守着传统国企的那套成规。“道不同，难为谋”的隐患，从一开始就已深埋下来。
没人到场的Party
到任之初我很快发现，公司最大问题是领导班子青黄不接。董事长54岁，总经理、销售总监等几个骨干人员都58岁了。若是这几个人退休，居然没有现成的人可以立马顶上。老人们还活跃在业务一线，似乎完全没有感到危机的逼近。因此，当时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用三年时间为公司建立一套良好的人才培养系统和接班人制度。董事长对这一想法表示认同和欢迎，但心里并没有真的把人事制度当回事。他的口头禅是：“现在的业务机会太好了!”除了业务，其他事情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
鉴于公司高管缺乏后备人才，去年底我征得他同意之后开始物色优秀管理人才，发现了两个不错的人，李总也认识、认可这两人。但书面材料递交给他之后，整整一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也挺急的，又不好催问我，于是老给我发些笑话短信算是变相提醒。我很被动，但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事发生也不止一两次了。公司上市后，需要更多注册会计师类的高级财务人员。2009年下半年，我找好了两位高级财务人员，材料报到董事长办公室之后，如同泥牛入海，开始几个月我还追问，得到的是“等等”的答复，之后便七个月没有动静。某一天，李总好像突然想起来一样对我说：可以招进来，但这两个人早就另谋高就了。我从外企挖过来担任助理的人不到两年就走了，理由是“授权太少，无所适从”；我招进来的财务副总监也走了，因为这家公司的“党委会”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一切大事由党委会说了算。当然，董事长本人就是党委书记。
近一年以来，我招聘了1 00多个大学生，我非常看重他们，在他们的培训培养上花功夫。新年，这些年轻人组织新年Party，邀请公司高管来参加，结果除了我，没有一个公司高管到场。年轻人很气馁。
鸵鸟态度
李总喜欢开会，极不喜欢一对一地私下沟通，什么事情都要拿到会上说。一周五个工作日，他要安排七个会。我和他说，别把时间都放在开大会上，多和人面对面聊，他听不进去。我希望在公司里推动绩效对话，至少在高层应该有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年底，我给他安排了和副总们面对面谈话的工作，连议程都帮他拟好了：去年成就——心中遗憾——新年希望——需要的支持。然而，元旦前一天开的还是“干部教育大会”。
他喜欢批评，极少表扬。我刚进来的时候曾力图改变这种文化。我对企业文化部提要求，内刊上要多刊载表扬人的文章，第一篇就表扬“董事长表扬人”这件事情。他觉得新鲜，也挺开心。但到了具体事情上，又忍不住动辄发飙。
有一次，他和我商定了一个人事上的事情，然后我就出差去了。刚下飞机就接到他秘书的电话。秘书带着责备口吻对我说：“刘总，董事长有点不高兴，说那样做太慢了。”我顿时火冒三丈：刚才商量好的事情，你有想法为什么当面不说，要让秘书来和我讲?我对秘书说：“这是他和我昨天刚商量好的。他要是有想法，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他，提到昨天的事情，很不满地说：“你不要以为我聪明到能够猜到您在想什么!”半个小时后，董事长又给我回了个电话，也不提刚才的不愉快，只是问：“今天西安天气很好啊。你那边怎么样?”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样一个电话就算是他的道歉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他发生不愉快，他会让他太太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饭桌上也不提不愉快的事情，这顿饭后矛盾就算过去。这种鸵鸟式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表面上过去了，其实大家心里还有没解 开的结。矛盾日积月累，两人渐行渐远。
董事长就是“公司”
李总的习惯是事必躬亲，大到公司战略，小到穿工作服还是西服，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抓亲自管。一次，一个来公司参观的客户在看我们的介绍材料时发现了一个错别字，随口对董事长提了一下。客人走了以后，他立刻召开会议，亲自布置，要研究和追查错别字的来源，还让公司给那个发现错别字的客人发去感谢信。整个流程中经手了该材料的工作人员全部被处以罚款，罚款总金额居然高达2万元。管理班子都交口称赞董事长重视质量管理和客户意见，只有我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一个错别字开会已经不对，给人家大张旗鼓地发感谢信已经不妥，而为这点小事就重罚员工，岂不是荒唐?
又有一次，公司开会讨论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给离岗退休职工发补贴100元还是110元。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和我都参会了，董事长因有事情没有出席。大家讨论了大半个钟头，领导班子成员都觉得应该发110元，然而最终却没有达成任何决议。所有人都说：“这事儿还得公司定。”这是他们的常用语，这里的“公司”就代表董事长。
我一下就火了，蹭地坐上桌子说：“我们还不是公司吗?我们就代表公司!这事儿现在就得定!”大家都傻了，觉得我不可理喻。这事最后还是等董事长来定的。党委副书记还告了我一状，说我居然跳到桌子上。
有的时候公司招人，有人想通过他来走后门，就把简历发给他，让他转发给我。这些人和他也未必有什么深交，只是想要点小聪明。他呢，居然也愿意做这样的顺水人情，时不时给我转发一些简历。我本来就厌恶徇私舞弊，每次招聘，有谁托一些领导来找我，我都记录在案，做到心中有数。董事长这种任何小事情插一脚的做法更让我讨厌。再说，如果董事长顺手转过来的简历，我就要高看一眼，人力资源部门就不需要有招聘职能了。每当看到他转发的简历，我看都不看，直接删除。我也曾在公司会议上公开对他说：“招聘这种事情，谁找你谁倒霉。”
我和他说过多次，不要太多插手事务性的工作。“你要看的是方向，方向对了，方法上的事不要操心太多；你要关心的是大势，多去和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聊聊天，看看他们都在想什么，别老和我们混在一起。”我这样劝他，他也认为在理，但就是放不开。两个月前，我专门给他配了一个特别助理，就是想让他把日常琐事分给别人。但那助理最近对我抱怨说，董事长还是不放心，而且插手细节更多了。
悲哀收场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以为我是一个认死理、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其实我虽个性很强，但从不对员工和客户发脾气。以前在做销售总监的时候，我和客户关系非常好，团队也极为团结。我要求公司所有人都对我直呼其名，我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管理班子成员的最后。我到这家公司之后主导了工资改革。公司旧有的工资体系中，工人们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比例仅为1：9。我力推“协议工资”，工资的波动幅度大为降低，每个人的工资都是面对面谈的，很受欢迎。我策划的员工关怀计划，让许多职工(尤其是年轻职工)获得了关怀和温暖。在面对很多没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时，我对涉及的员工十分耐心，坦诚相待。我没发过火，员工也比较满意。连那个告我开会跳到桌子上的副书记也在背后表扬我。
公平地说，李总和我走到今天，两人都有责任。我们都是个性倔强、不轻易服输的人。我作为雇员，从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看不惯的地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他的权威；他作为老板，从不和员工推心置腹谈话，有了错误也绝不承认，永远给人一层若即若离的隔膜。我们的个性和价值观冲突太大，时逾一年，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他对我算是尽了忍耐之心，我对他也算是尽了忠诚本分。然而在他眼里，我就是个难管的“反动派”；而在我眼里，他就是个专断的独行者。我们之间，大概很难再有和谐共处的交集了。
刘征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成为某美国跨国公司华北区销售总监。之后跳槽到一家A股上市的国企做人力资源总监。这家总资产达35亿元人民币的国企，在身为全国劳模的董事长带领下，10年高速增长，并于2009年上市。刘征踌躇满志，想在这个平台上大干一番事业，不料却和董事长龃龉不断，矛盾重重，成为了这家国企中十分扎眼的“反动派”。新年工作会议上，小得不能再小的工作服问题成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2011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我和公司所有高管及一些中层经理近50人，被召集到会议室，准备开新年的战略管理会议。
和往常一样，董事长迟到了几分钟。“刘征，这是多少次了，你没有工作服吗?为什么上班还不穿工作服?”这是董事长坐下的第一句话。
“有呀。但我穿这身衣服，和今天的会议主题有冲突吗?会影响大家的思维或情绪吗?”我反驳道。我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西服。
“上班穿工作服是公司规定，你作为人力资源总监，为何屡次带头违反公司规定!”他脸色愠怒，大声质问。
“老板，这个规定是啥道理?工人穿工作服是为了作业保护，我们需要这种保护吗?再说，你看这些人都穿着工作服，但统一了吗?”
环顾会议室里的人，多数都穿着公司发的衣服，但同样五花八门。董事长被噎住了，却还不放过我。
“如果你看不习惯，现在就可以让我出去。”我也毫不客气地说。
“那你出去吧。”他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我立刻端起杯子，起身而去。
道不同，难为谋
回到办公室，我难以平静，想要逃跑的冲动再次占据了上风。我痛恨这感觉，因为逃跑决不是我的个性。
2009年，我受到董事长李建的热情邀请，加盟这家A股上市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之前我是一家美国公司中国南方大区的销售总监，被认为是公司里最有潜力的管理者之一，参加过总部最高管理层的午餐邀请，这在全球几十万员工中只有20多人获此殊荣。从外企到国企，从销售到人力资源，是我对自己职业生涯设定的新挑战。但如今不得不承认，这并非一段愉快的职业经历。
其实，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和李总的私交很好。现在成了上下级以后，反而变得龃龉不断。就拿工作服事件来说，我不穿工作服上班，不愿意佩戴公司徽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董事长也说过我很多次，我一直没有理会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求全公司上下，无论男人女人、工人高管，都穿着那难看的蓝色工作服，必须佩戴公司标志。之前他就批评过我不穿工作服的事情，我回应他：“工人作业的时候还要穿大头鞋，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穿?”他一下被噎得没话说。我还找公司的女员工座谈过，都认为，在不需要统一服装的地方统一服装，是对美的漠视，是泯灭人性。
平心而论，董事长是个极有能量的人，担任一把手的十年来，公司高速增长，成为行业龙头。但一派繁荣的背后却也隐患重重——高管们大都已过知天命之年，青黄不接；内部管理亟需提升，企业文化尚未成形。在李总倡导之下，全公司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业务层面，唯销售和利润增长至上。我想在企业人事制度方面有所建树，而所有人都认为“业务至上”“销售第一”；我试图建立一套企业愿景和文化，董事长却斥之为“都是些空洞无用的东西”；我想导入职业经理人的运作模式和理念，但所有高管还是固守着传统国企的那套成规。“道不同，难为谋”的隐患，从一开始就已深埋下来。
没人到场的Party
到任之初我很快发现，公司最大问题是领导班子青黄不接。董事长54岁，总经理、销售总监等几个骨干人员都58岁了。若是这几个人退休，居然没有现成的人可以立马顶上。老人们还活跃在业务一线，似乎完全没有感到危机的逼近。因此，当时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用三年时间为公司建立一套良好的人才培养系统和接班人制度。董事长对这一想法表示认同和欢迎，但心里并没有真的把人事制度当回事。他的口头禅是：“现在的业务机会太好了!”除了业务，其他事情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
鉴于公司高管缺乏后备人才，去年底我征得他同意之后开始物色优秀管理人才，发现了两个不错的人，李总也认识、认可这两人。但书面材料递交给他之后，整整一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也挺急的，又不好催问我，于是老给我发些笑话短信算是变相提醒。我很被动，但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事发生也不止一两次了。公司上市后，需要更多注册会计师类的高级财务人员。2009年下半年，我找好了两位高级财务人员，材料报到董事长办公室之后，如同泥牛入海，开始几个月我还追问，得到的是“等等”的答复，之后便七个月没有动静。某一天，李总好像突然想起来一样对我说：可以招进来，但这两个人早就另谋高就了。我从外企挖过来担任助理的人不到两年就走了，理由是“授权太少，无所适从”；我招进来的财务副总监也走了，因为这家公司的“党委会”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一切大事由党委会说了算。当然，董事长本人就是党委书记。
近一年以来，我招聘了1 00多个大学生，我非常看重他们，在他们的培训培养上花功夫。新年，这些年轻人组织新年Party，邀请公司高管来参加，结果除了我，没有一个公司高管到场。年轻人很气馁。
鸵鸟态度
李总喜欢开会，极不喜欢一对一地私下沟通，什么事情都要拿到会上说。一周五个工作日，他要安排七个会。我和他说，别把时间都放在开大会上，多和人面对面聊，他听不进去。我希望在公司里推动绩效对话，至少在高层应该有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年底，我给他安排了和副总们面对面谈话的工作，连议程都帮他拟好了：去年成就——心中遗憾——新年希望——需要的支持。然而，元旦前一天开的还是“干部教育大会”。
他喜欢批评，极少表扬。我刚进来的时候曾力图改变这种文化。我对企业文化部提要求，内刊上要多刊载表扬人的文章，第一篇就表扬“董事长表扬人”这件事情。他觉得新鲜，也挺开心。但到了具体事情上，又忍不住动辄发飙。
有一次，他和我商定了一个人事上的事情，然后我就出差去了。刚下飞机就接到他秘书的电话。秘书带着责备口吻对我说：“刘总，董事长有点不高兴，说那样做太慢了。”我顿时火冒三丈：刚才商量好的事情，你有想法为什么当面不说，要让秘书来和我讲?我对秘书说：“这是他和我昨天刚商量好的。他要是有想法，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他，提到昨天的事情，很不满地说：“你不要以为我聪明到能够猜到您在想什么!”半个小时后，董事长又给我回了个电话，也不提刚才的不愉快，只是问：“今天西安天气很好啊。你那边怎么样?”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样一个电话就算是他的道歉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他发生不愉快，他会让他太太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饭桌上也不提不愉快的事情，这顿饭后矛盾就算过去。这种鸵鸟式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表面上过去了，其实大家心里还有没解 开的结。矛盾日积月累，两人渐行渐远。
董事长就是“公司”
李总的习惯是事必躬亲，大到公司战略，小到穿工作服还是西服，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抓亲自管。一次，一个来公司参观的客户在看我们的介绍材料时发现了一个错别字，随口对董事长提了一下。客人走了以后，他立刻召开会议，亲自布置，要研究和追查错别字的来源，还让公司给那个发现错别字的客人发去感谢信。整个流程中经手了该材料的工作人员全部被处以罚款，罚款总金额居然高达2万元。管理班子都交口称赞董事长重视质量管理和客户意见，只有我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一个错别字开会已经不对，给人家大张旗鼓地发感谢信已经不妥，而为这点小事就重罚员工，岂不是荒唐?
又有一次，公司开会讨论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给离岗退休职工发补贴100元还是110元。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和我都参会了，董事长因有事情没有出席。大家讨论了大半个钟头，领导班子成员都觉得应该发110元，然而最终却没有达成任何决议。所有人都说：“这事儿还得公司定。”这是他们的常用语，这里的“公司”就代表董事长。
我一下就火了，蹭地坐上桌子说：“我们还不是公司吗?我们就代表公司!这事儿现在就得定!”大家都傻了，觉得我不可理喻。这事最后还是等董事长来定的。党委副书记还告了我一状，说我居然跳到桌子上。
有的时候公司招人，有人想通过他来走后门，就把简历发给他，让他转发给我。这些人和他也未必有什么深交，只是想要点小聪明。他呢，居然也愿意做这样的顺水人情，时不时给我转发一些简历。我本来就厌恶徇私舞弊，每次招聘，有谁托一些领导来找我，我都记录在案，做到心中有数。董事长这种任何小事情插一脚的做法更让我讨厌。再说，如果董事长顺手转过来的简历，我就要高看一眼，人力资源部门就不需要有招聘职能了。每当看到他转发的简历，我看都不看，直接删除。我也曾在公司会议上公开对他说：“招聘这种事情，谁找你谁倒霉。”
我和他说过多次，不要太多插手事务性的工作。“你要看的是方向，方向对了，方法上的事不要操心太多；你要关心的是大势，多去和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聊聊天，看看他们都在想什么，别老和我们混在一起。”我这样劝他，他也认为在理，但就是放不开。两个月前，我专门给他配了一个特别助理，就是想让他把日常琐事分给别人。但那助理最近对我抱怨说，董事长还是不放心，而且插手细节更多了。
悲哀收场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以为我是一个认死理、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其实我虽个性很强，但从不对员工和客户发脾气。以前在做销售总监的时候，我和客户关系非常好，团队也极为团结。我要求公司所有人都对我直呼其名，我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管理班子成员的最后。我到这家公司之后主导了工资改革。公司旧有的工资体系中，工人们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比例仅为1：9。我力推“协议工资”，工资的波动幅度大为降低，每个人的工资都是面对面谈的，很受欢迎。我策划的员工关怀计划，让许多职工(尤其是年轻职工)获得了关怀和温暖。在面对很多没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时，我对涉及的员工十分耐心，坦诚相待。我没发过火，员工也比较满意。连那个告我开会跳到桌子上的副书记也在背后表扬我。
公平地说，李总和我走到今天，两人都有责任。我们都是个性倔强、不轻易服输的人。我作为雇员，从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看不惯的地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他的权威；他作为老板，从不和员工推心置腹谈话，有了错误也绝不承认，永远给人一层若即若离的隔膜。我们的个性和价值观冲突太大，时逾一年，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他对我算是尽了忍耐之心，我对他也算是尽了忠诚本分。然而在他眼里，我就是个难管的“反动派”；而在我眼里，他就是个专断的独行者。我们之间，大概很难再有和谐共处的交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