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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网说得不错，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有道是人生如戏，老中文不免带着看破红尘的消极气氛，纵使天地不仁，宇宙也许不过稍瞬即逝的梦幻泡影，可是人间有情，生命应该活得像一部有声有画的电影，从策划到制作到演出，每个人都必须全程亲身参与。谁不追求事事如意的理想人生？只是身为凡人，即使本事再大，也不会拥有编剧的全知全能，际遇不会服从人的意志，已发生的无法逆转，未来不可预计，而有些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然而又因为生而为人，哪怕力量再小，如果只顾顺着剧本演一个被指派的角色，就算幸运地一路无风无浪，也不见得幸福就会在途中等我们遇上。对于命运的掌握，我们有的不多也不少，刚好只是当下的选择。
命运的编剧总是弄人，对待身障者尤其残忍。肢体丧失活动能力，终身不能复原，目标理想尽毁，行动不得自由，连最基本的起居饮食都得靠旁人协助，生存变得极为困难，活下去背负的角色变成无奈的依赖者，陷于此绝望境地，还可以如何缔造人生意义？又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打开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的网站（http://www.4limb.org），首页里看到的是“现实不可改，未来同心创”这句话。骤眼看，前半句不太像典型的励志话，遇上困境中意志消沉的人，我们都习惯不断地向他们灌输希望，让他们对事态保持乐观，并激励他们努力尝试改变局面。读到《路向》作者之一伍成邦的访问（《读书好》第53期，2012年2月），提到其另外一篇文章，写一位母亲每天叫中了风的儿子试着提起脚，我们都明白这位母亲不愿放弃的苦心，但这种坚持有一天终于教无能为力的儿子受不了，厌烦之下反叫母亲不如摇一下尾巴。的确，现实有时残酷得令人一下子难以直言，可是盲目的乐观和虚假的希望从长远来说伤害更深。
对于一个身体健壮、每天为理想奋斗的人来说，“接受现实”几乎等同“别再做梦”的意思，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接受”原来从不是一个消极动作。卷末作者引用了神学家尼布尔的《平安祷文》：“愿上帝赐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赐我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我智慧，明辨两者的分别”，这智慧自然需要经过历练、通过学习慢慢领略，但无论如何都是积极的。回到电影的比喻，为什么我会觉得“生活导演”的说法那样好？因为活出幸福人生正正需要导演的态度。当导演固然不能缺乏做梦的热情，但空有理想并不足以产生一部电影；追寻幸福亦如是，导演的梦不是躲在房间里随意想象的精神幻觉，而是在了解过现实的各样条件与限制以后，定出计划、协同人力物力、应付拍摄中途种种变数、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实现的意志创作。故事的光芒也不取决于人物遭遇背景，不管剧本如何拨弄情节造化角色，导演的本领是懂得通过转换视角注入风格，谱写最丰盛的生命。人身为血肉之躯，原本就附带着很多限制，只是在健康饱暖的时候，执于尾巴一样的欲求的我们未必愿意承认；活动能力是人类的生存基本，却并非必然，身障者面临着生存基本的巨大挑战，接受现实变成了投入新生的关键一步。当然，残障的苦难和不幸都是一种严重的程度，但人人都肯定会有感到梦想求之不得、幸福遍寻无获的时候，对此我们应该可以从本书里找着一点启发，学会感恩。
诚然，无论是当事人现身说法抑或旁人采访记录，我们也许已经从各类媒体里看过不少身障者或其他残障人士的经历。作为一种教育，这个年代的人大概至少在观念上都否定歧视，尽管我们的社会和都市离“无障碍”的愿景依然相距甚远；作为观众读者，我们不时感动于一些“残而不废”的故事。不过这只能算是阅读这类作品的一个层次，又或者很多作者的目标的确以使大众关注弱势群体为主，更莫说资讯太多的我们有时会下降到消费别人的身世。从纯认知的层面看，本书在主题内容上在云云著述里算不上一项另觅蹊径的新材料，但它比同类的报导更自觉地避免掺入猎奇成分或过剩的感性，我想正是这份可贵的平实让我更容易注意到每一次阅读这些生命故事的真正意义。
伍成邦说到初时访问身障者，说话总是小心翼翼，怕会触动对方的“伤心地雷”，由于自问无法体会永久残障者的深刻痛苦，身体健全者很想当然地抱有这类善意的回避心态，然而从作者与受访者的交流过程中看到，这种心态可能其实是心底里一种极为隐秘含蓄的恐惧、拒绝和误解。身体状况的明显差异令人忘记了人际间最平常的沟通相处，例如书中提到路向协会主席李远大曾被社工与学校的学生观众问及性生活，不论那是出于无知的好奇抑或故意使人难堪，但我们明显不会在同样的场合不由分说地问一个健全者这样的问题；又如阿传惯受生活协助活动能力回退的例子，旁观者大可认为自己没资格批评而不得已置身事外，但作者最后还是选择对当事人的耽于安逸作一些提点。人们太容易让残障的特殊状况凌驾对人格的正常认知，投以怪异目光固然不符合现代文明，但有时用怜悯同情，有时用千篇一律的“残而不废”，同样是流于幼稚。因此即使有关身体残障的文字看过无数次，我们还是值得放下成见，用心阅读这本书里的每一则故事，那使我们明白到，身障者不是不幸被命运点中的组别，事实上身障者就是我们，有各自的志向，各自的坚持；也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弱点，从来就没有一种身障者的专属人格。这些生活导演的作品独一无二、可堪尊敬欣赏，不是因为其肢体长久处于鲜为人知的特异胡同，而是因为其心灵一直指向风光明媚的分岔大路。
命运的编剧总是弄人，对待身障者尤其残忍。肢体丧失活动能力，终身不能复原，目标理想尽毁，行动不得自由，连最基本的起居饮食都得靠旁人协助，生存变得极为困难，活下去背负的角色变成无奈的依赖者，陷于此绝望境地，还可以如何缔造人生意义？又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打开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的网站（http://www.4limb.org），首页里看到的是“现实不可改，未来同心创”这句话。骤眼看，前半句不太像典型的励志话，遇上困境中意志消沉的人，我们都习惯不断地向他们灌输希望，让他们对事态保持乐观，并激励他们努力尝试改变局面。读到《路向》作者之一伍成邦的访问（《读书好》第53期，2012年2月），提到其另外一篇文章，写一位母亲每天叫中了风的儿子试着提起脚，我们都明白这位母亲不愿放弃的苦心，但这种坚持有一天终于教无能为力的儿子受不了，厌烦之下反叫母亲不如摇一下尾巴。的确，现实有时残酷得令人一下子难以直言，可是盲目的乐观和虚假的希望从长远来说伤害更深。
对于一个身体健壮、每天为理想奋斗的人来说，“接受现实”几乎等同“别再做梦”的意思，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接受”原来从不是一个消极动作。卷末作者引用了神学家尼布尔的《平安祷文》：“愿上帝赐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赐我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我智慧，明辨两者的分别”，这智慧自然需要经过历练、通过学习慢慢领略，但无论如何都是积极的。回到电影的比喻，为什么我会觉得“生活导演”的说法那样好？因为活出幸福人生正正需要导演的态度。当导演固然不能缺乏做梦的热情，但空有理想并不足以产生一部电影；追寻幸福亦如是，导演的梦不是躲在房间里随意想象的精神幻觉，而是在了解过现实的各样条件与限制以后，定出计划、协同人力物力、应付拍摄中途种种变数、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实现的意志创作。故事的光芒也不取决于人物遭遇背景，不管剧本如何拨弄情节造化角色，导演的本领是懂得通过转换视角注入风格，谱写最丰盛的生命。人身为血肉之躯，原本就附带着很多限制，只是在健康饱暖的时候，执于尾巴一样的欲求的我们未必愿意承认；活动能力是人类的生存基本，却并非必然，身障者面临着生存基本的巨大挑战，接受现实变成了投入新生的关键一步。当然，残障的苦难和不幸都是一种严重的程度，但人人都肯定会有感到梦想求之不得、幸福遍寻无获的时候，对此我们应该可以从本书里找着一点启发，学会感恩。
诚然，无论是当事人现身说法抑或旁人采访记录，我们也许已经从各类媒体里看过不少身障者或其他残障人士的经历。作为一种教育，这个年代的人大概至少在观念上都否定歧视，尽管我们的社会和都市离“无障碍”的愿景依然相距甚远；作为观众读者，我们不时感动于一些“残而不废”的故事。不过这只能算是阅读这类作品的一个层次，又或者很多作者的目标的确以使大众关注弱势群体为主，更莫说资讯太多的我们有时会下降到消费别人的身世。从纯认知的层面看，本书在主题内容上在云云著述里算不上一项另觅蹊径的新材料，但它比同类的报导更自觉地避免掺入猎奇成分或过剩的感性，我想正是这份可贵的平实让我更容易注意到每一次阅读这些生命故事的真正意义。
伍成邦说到初时访问身障者，说话总是小心翼翼，怕会触动对方的“伤心地雷”，由于自问无法体会永久残障者的深刻痛苦，身体健全者很想当然地抱有这类善意的回避心态，然而从作者与受访者的交流过程中看到，这种心态可能其实是心底里一种极为隐秘含蓄的恐惧、拒绝和误解。身体状况的明显差异令人忘记了人际间最平常的沟通相处，例如书中提到路向协会主席李远大曾被社工与学校的学生观众问及性生活，不论那是出于无知的好奇抑或故意使人难堪，但我们明显不会在同样的场合不由分说地问一个健全者这样的问题；又如阿传惯受生活协助活动能力回退的例子，旁观者大可认为自己没资格批评而不得已置身事外，但作者最后还是选择对当事人的耽于安逸作一些提点。人们太容易让残障的特殊状况凌驾对人格的正常认知，投以怪异目光固然不符合现代文明，但有时用怜悯同情，有时用千篇一律的“残而不废”，同样是流于幼稚。因此即使有关身体残障的文字看过无数次，我们还是值得放下成见，用心阅读这本书里的每一则故事，那使我们明白到，身障者不是不幸被命运点中的组别，事实上身障者就是我们，有各自的志向，各自的坚持；也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弱点，从来就没有一种身障者的专属人格。这些生活导演的作品独一无二、可堪尊敬欣赏，不是因为其肢体长久处于鲜为人知的特异胡同，而是因为其心灵一直指向风光明媚的分岔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