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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体性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村群体性事件更是直接关涉我国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对其进行学理分析有必要更有价值。以L村一起群体性事件为例,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和发生过程。从参与缺失、怨恨动员和熟人网络、利益纠葛等方面重点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农村;发生机理
中图分类号:C913.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7-0072-03
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从甘肃陇南到湖北石首,从出租车司机罢运到征地拆迁,2008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不断冲击着公众的神经。有学者指出,奥运、建国60周年、世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提供了适宜的背景。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将进入矛盾凸显期。从2003年起,中国就已达到,也就是说农村群体性事件凸显是社会矛盾外显的一种表现。据统计,从1993—2006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九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507万。2008年以来,群体性事件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发生在农村领域的群体性事件,对此的讨论分析也从单纯的治理深化到社会根源、结构动力和预防措施等。本文试图以一起农村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作用机制。
一、群体性事件与农村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性的定义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我们一般探讨群体性事件要和群体性活动作区分。从发生过程及影响来看,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目的性甚至破坏性都比较强。尽管各国都认为游行、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的履行也能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类群体性活动对一个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公共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甚至潜藏着酿成骚乱的危机。
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发生地域和参与主体两个方面涉及到农村和农民的因素。因农村区域内的社会矛盾导致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其中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如上访静坐、阻碍交通、围堵冲击政府机关等。这类事件有着突发性、群体性、迫切性和破坏性等多重特点。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农村领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是社会风险的重要信号。农村群体性事件不断冲击着基层政权,是基层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
正是由于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繁性、激烈性增强,在许多地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既有理论构建也有案例分析。从1980年起,基于对村民上访问题的研究,以集体行为的视角进行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在国内以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宏观叙述、理论提练,也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
二、个案:一个流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①
L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该村有住户100家左右,常驻人口200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已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一些不愿出去或不能出去的才留在村里。村里的80后都已经出去了,没有留在村里务农的。村里有一些公共资源,比如土地、树林和荒山,但是还处在未开发状态。
这次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村委会换届改选引发的。村里的村民原本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就不是很关心,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做,以前的两次村委会选举也都是走过场,村民的参与度不高。这次全乡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在乡镇府的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市里专门派了督察员,乡政府也非常重视,做的比历次都规范。在L村,村委会也忙得热火朝天,动员、登记、提名等一系列程序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这次的村委会选举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该村在外地打工的人不时传回消息,说市里和乡里要对该村的荒山和树林开发和经营,村民私下里都在讨论此事。有不少村民到村委会询问此事,都被告知纯属谣传没有此事。村民出于一贯的对村委会的不信任,私下里对荒山开发、树林开发的事情讨论的更多了。这给这次村委会换届改选带来了新的刺激。
按照村民的逻辑,荒山和树林开发肯定会有利益,村委会的干部想到的肯定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村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以后做村干部会有利可图,所以这次的换届选举,大家都很关注,热情也很高。甚至私下里都开始在讨论、推荐候选人。
乡和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在组织此次选举。在选举当天,村民都到了现场,来的人很多,村委会和乡里的干部都很满意。这次候选人还是现任村委会的几个人,有些人在会场下开始讨论了,“怎么还是他们?”这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和附和。按照程序到了投票环节,出现了问题。村委会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准备的选票不够,致使现场有些人没有票。这时,有人开始离开。选举还在继续进行,填票、投票、唱票、宣布结果。最后当选的人高票当选。
选举当晚,就有不少人聚在一起在讨论此次换届选举。“H能够当选是由于他贿选了,昨天他给不少户人家送了香烟”,“H他凭什么当选啊,要能力没能力,就是个流氓”,“H以后肯定发了,荒山开发他肯定能捞到不少好处”,“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他心不是一般的黑”,“我觉得W比H好多了,这次不知为啥没选上”。就这样,一言一语地炸开了。不知谁的一句“电视上不是经常讲,选举是我们农民的权利,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我们要向乡里反映这个情况,H不适合做村主任”……大家在不停地诉说着自家的遭遇,对村委会的不满,对政府的埋怨。
在乡村,消息的传播是快速的,而且不需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选举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动员,要到乡里和市里反映情况。最开始是几个因宅基地、计划生育等原因对村委会有意见的人,还有和村委打过架的人,后来看重村里荒山开发利益的人也加入其中,还有一些喜欢看热闹的人也加进来了,一共30人左右。他们约定第二天去镇里反映情况。
他们果真去了,约定在乡政府门口集合。讨论的时候有30人左右,最后真正到乡政府门口的也就不到20人,都是些积极分子。他们写了标语“请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村委会”,他们中有些人言辞激烈,有些人没有逻辑地大声嚷嚷,有些人纯属凑人数,好不热闹。甚至还有人叫嚣着要告诉媒体,让媒体来关注这件事。
乡里的一个副乡长接待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诉求后,给了“会认真调查解决此事”的答复,便打电话给村委会,让村里来人把他们先接回去了。就这样这次群体性事件就结束了。
三、基于个案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过程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大致都认为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体现,是农民利益意识觉醒带来的纷争。总体而言,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解释:社会心理失衡说;体制缺陷说;结构断裂说;社会控制机制弱化说。社会心理失衡说认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存在诸多诱发因素,某些社会心理因素便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剂和助燃剂。体制缺陷说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政策的执行导致乡村社会农民和政府的对立,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结构断裂说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孙立平语),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观念、心理预期、行为方式、利益要求交织混合在一起后引发冲突矛盾从而发生群体性事件。社会控制机制弱化说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规范真空”、“控制失灵”的存在,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后缺乏一种常规的调节机制从而带来更多的失范行为,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下面将结合上述案例具体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和作用机理。
1.直接诱因:参与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已不仅仅被束缚在土地上,社会为其提供了较多的选择。农村中的能人精英也开始走上自己的致富路,使农民内部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乡村能够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依靠乡村致富的几率也越来越低。从而致使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少,对村庄内部的一些事件置身事外。
基层政府和村委会针对农民的这种态度或习惯也形成了一套行事风格,“重形式,走过场”。为农民提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要民众表达什么利益诉求,而是要民众在形式上行使他们的权利,以期村委会的行为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更能代表“民意”。
上述个案中,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做事方式没有变,或者说做的比以往更完善了。但这次民众因为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参与度高了,希望借助这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平台表达自己诉求的欲望强烈了。由于应对不及时、不充分,农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参与只是形式,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并未真正尊重、重视农民的参与。这时有人选择叛逃,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反抗。但参与缺失的客观现实已经被认知到,怨恨不满已经进一步积累。
2.发生机制:怨恨动员与熟人网络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需要动员。尽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动员者可能会受到惩罚或有“秋后算账”的烦恼,但在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下,还是为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提供了很好的氛围。
在乡村,农民一般都有饭后闲聊的习惯,这既是增进感情也是互通信息互享奇闻趣事,同时也为农民讨论乡村公共事件提供一个平台。这次群体性事件的酝酿和讨论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展开的。彼此都是熟人,生活在共同的村庄,有着共同的信息,既利于沟通,也不需担心背叛。
动员起于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在表达中得到了别人的同情认可,甚至增强当事者的怨恨感和报复欲望。悲情事件往往总是能够获得共鸣,在一个相熟的群体中也容易引发对某人的相关事件的集中声讨。这种怨恨越积越多,在无形中动员已经完成。只需要有人提出这个倡议,群体性事件即可酝酿成型,一拍即合。在这个群体中可能会有出于情面的表面附和、态度支援,但至少已经形成了这个动员。
在乡村社会,民众的怨恨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排解渠道。这种怨恨可能是出于私人的恩怨,如打架,也可能是由于政策的执行使自身利益受损而将矛盾指向村委会,如宅基地、计划生育。这种熟人动员就是凭借地域、亲缘等已存在的互动密集的关系将同质性强的群体动员起来,以想象的“命运共同体”来聚拢人群,这种动员机理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比较常见。
3.偶然因素:谣言传播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助推的关键作用。在偶然因素中,最常见的就是谣言。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没有证据的信息,它既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结果。谣言往往以共同关心的话题来满足集体性的心理需求,来表达忧郁不满或某种诉求期许。谣言可以使群体情绪的紧张度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敌对意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上述案例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就是村庄在外打工的农民向村庄传播了镇里要对村里的荒山和树林进行开发经营这个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个信息一经传播,引起了村庄公众的高度关注。村民从村委会那里得不到准确信息后更使他们确信信息的准确性,从而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就这样不断地加强公众的预期,从而改变了公众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行为。
由于村庄公共资源的匮乏、村民生活的贫困,这种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利益极易形成“共鸣”。这个信息是从村庄外传进来的,叙事逼真,和村民的主客观经验也比较吻合,因为在他们的既有经验结构里,一贯认为他们信息来源闭塞,往往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结果。加之对村委会“权威解释”习惯性不信任,就坚定了谣言的可信度。从而使一次按照惯例的选举变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4.社会根源:利益诉求和渠道单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挫折导致动乱。由于“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存在差距从而带来挫折感。人们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按照“经济人”假设,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重视自己需求的满足,但是资源的有限带来了无法满足的需求。当这种无法满足的需求不断积累,尤其是在存在“示范效应”,人们感觉到不公的时候,群体性事件极易发生。也就是说,每一件农村群体性事件背后其实质都是一系列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
从见诸报端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来看,利益诉求是背后的缘由。不论是经济性的群体性事件还是政治性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无外乎是权益和权利的表达。在利益多元化时代,利益表达本是很普遍的现象,利益诉求也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常规的制度渠道长期淤塞的情境下,各当事方不能有序互动。当农民的权益受损时,若缺乏制度化的途径来表达、沟通和协调,不满情绪就会聚集,无序表达的欲望就会膨胀。
结论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偶然中蕴涵必然。在农村这个特殊的情境下,由于参与缺失,借助熟人网络和怨恨动员,辅以一些偶然因素,群体性事件便得以外现。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渠道的单一,民众需要一个合理的表达诉求的渠道。
参考文献:
[1]丁卫华.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选择[J].求实,2010,(5):83-87.
[2]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114-120.
[3]周忠伟.2008-2009中国群体性事件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3):75-79.
[4]吴佩芬,王国明.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45-48.
[5]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138-142.
[6]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报告》的统计数据
[7]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8]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农村;发生机理
中图分类号:C913.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7-0072-03
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从甘肃陇南到湖北石首,从出租车司机罢运到征地拆迁,2008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不断冲击着公众的神经。有学者指出,奥运、建国60周年、世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提供了适宜的背景。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将进入矛盾凸显期。从2003年起,中国就已达到,也就是说农村群体性事件凸显是社会矛盾外显的一种表现。据统计,从1993—2006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九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507万。2008年以来,群体性事件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发生在农村领域的群体性事件,对此的讨论分析也从单纯的治理深化到社会根源、结构动力和预防措施等。本文试图以一起农村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作用机制。
一、群体性事件与农村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性的定义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我们一般探讨群体性事件要和群体性活动作区分。从发生过程及影响来看,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目的性甚至破坏性都比较强。尽管各国都认为游行、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的履行也能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类群体性活动对一个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公共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甚至潜藏着酿成骚乱的危机。
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发生地域和参与主体两个方面涉及到农村和农民的因素。因农村区域内的社会矛盾导致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其中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如上访静坐、阻碍交通、围堵冲击政府机关等。这类事件有着突发性、群体性、迫切性和破坏性等多重特点。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农村领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是社会风险的重要信号。农村群体性事件不断冲击着基层政权,是基层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
正是由于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繁性、激烈性增强,在许多地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既有理论构建也有案例分析。从1980年起,基于对村民上访问题的研究,以集体行为的视角进行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在国内以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宏观叙述、理论提练,也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
二、个案:一个流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①
L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该村有住户100家左右,常驻人口200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已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一些不愿出去或不能出去的才留在村里。村里的80后都已经出去了,没有留在村里务农的。村里有一些公共资源,比如土地、树林和荒山,但是还处在未开发状态。
这次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村委会换届改选引发的。村里的村民原本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就不是很关心,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做,以前的两次村委会选举也都是走过场,村民的参与度不高。这次全乡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在乡镇府的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市里专门派了督察员,乡政府也非常重视,做的比历次都规范。在L村,村委会也忙得热火朝天,动员、登记、提名等一系列程序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这次的村委会选举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该村在外地打工的人不时传回消息,说市里和乡里要对该村的荒山和树林开发和经营,村民私下里都在讨论此事。有不少村民到村委会询问此事,都被告知纯属谣传没有此事。村民出于一贯的对村委会的不信任,私下里对荒山开发、树林开发的事情讨论的更多了。这给这次村委会换届改选带来了新的刺激。
按照村民的逻辑,荒山和树林开发肯定会有利益,村委会的干部想到的肯定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村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以后做村干部会有利可图,所以这次的换届选举,大家都很关注,热情也很高。甚至私下里都开始在讨论、推荐候选人。
乡和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在组织此次选举。在选举当天,村民都到了现场,来的人很多,村委会和乡里的干部都很满意。这次候选人还是现任村委会的几个人,有些人在会场下开始讨论了,“怎么还是他们?”这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和附和。按照程序到了投票环节,出现了问题。村委会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准备的选票不够,致使现场有些人没有票。这时,有人开始离开。选举还在继续进行,填票、投票、唱票、宣布结果。最后当选的人高票当选。
选举当晚,就有不少人聚在一起在讨论此次换届选举。“H能够当选是由于他贿选了,昨天他给不少户人家送了香烟”,“H他凭什么当选啊,要能力没能力,就是个流氓”,“H以后肯定发了,荒山开发他肯定能捞到不少好处”,“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他心不是一般的黑”,“我觉得W比H好多了,这次不知为啥没选上”。就这样,一言一语地炸开了。不知谁的一句“电视上不是经常讲,选举是我们农民的权利,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我们要向乡里反映这个情况,H不适合做村主任”……大家在不停地诉说着自家的遭遇,对村委会的不满,对政府的埋怨。
在乡村,消息的传播是快速的,而且不需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选举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动员,要到乡里和市里反映情况。最开始是几个因宅基地、计划生育等原因对村委会有意见的人,还有和村委打过架的人,后来看重村里荒山开发利益的人也加入其中,还有一些喜欢看热闹的人也加进来了,一共30人左右。他们约定第二天去镇里反映情况。
他们果真去了,约定在乡政府门口集合。讨论的时候有30人左右,最后真正到乡政府门口的也就不到20人,都是些积极分子。他们写了标语“请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村委会”,他们中有些人言辞激烈,有些人没有逻辑地大声嚷嚷,有些人纯属凑人数,好不热闹。甚至还有人叫嚣着要告诉媒体,让媒体来关注这件事。
乡里的一个副乡长接待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诉求后,给了“会认真调查解决此事”的答复,便打电话给村委会,让村里来人把他们先接回去了。就这样这次群体性事件就结束了。
三、基于个案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过程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大致都认为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体现,是农民利益意识觉醒带来的纷争。总体而言,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解释:社会心理失衡说;体制缺陷说;结构断裂说;社会控制机制弱化说。社会心理失衡说认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存在诸多诱发因素,某些社会心理因素便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剂和助燃剂。体制缺陷说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政策的执行导致乡村社会农民和政府的对立,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结构断裂说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孙立平语),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观念、心理预期、行为方式、利益要求交织混合在一起后引发冲突矛盾从而发生群体性事件。社会控制机制弱化说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规范真空”、“控制失灵”的存在,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后缺乏一种常规的调节机制从而带来更多的失范行为,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下面将结合上述案例具体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和作用机理。
1.直接诱因:参与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已不仅仅被束缚在土地上,社会为其提供了较多的选择。农村中的能人精英也开始走上自己的致富路,使农民内部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乡村能够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依靠乡村致富的几率也越来越低。从而致使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少,对村庄内部的一些事件置身事外。
基层政府和村委会针对农民的这种态度或习惯也形成了一套行事风格,“重形式,走过场”。为农民提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要民众表达什么利益诉求,而是要民众在形式上行使他们的权利,以期村委会的行为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更能代表“民意”。
上述个案中,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做事方式没有变,或者说做的比以往更完善了。但这次民众因为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参与度高了,希望借助这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平台表达自己诉求的欲望强烈了。由于应对不及时、不充分,农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参与只是形式,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并未真正尊重、重视农民的参与。这时有人选择叛逃,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反抗。但参与缺失的客观现实已经被认知到,怨恨不满已经进一步积累。
2.发生机制:怨恨动员与熟人网络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需要动员。尽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动员者可能会受到惩罚或有“秋后算账”的烦恼,但在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下,还是为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提供了很好的氛围。
在乡村,农民一般都有饭后闲聊的习惯,这既是增进感情也是互通信息互享奇闻趣事,同时也为农民讨论乡村公共事件提供一个平台。这次群体性事件的酝酿和讨论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展开的。彼此都是熟人,生活在共同的村庄,有着共同的信息,既利于沟通,也不需担心背叛。
动员起于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在表达中得到了别人的同情认可,甚至增强当事者的怨恨感和报复欲望。悲情事件往往总是能够获得共鸣,在一个相熟的群体中也容易引发对某人的相关事件的集中声讨。这种怨恨越积越多,在无形中动员已经完成。只需要有人提出这个倡议,群体性事件即可酝酿成型,一拍即合。在这个群体中可能会有出于情面的表面附和、态度支援,但至少已经形成了这个动员。
在乡村社会,民众的怨恨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排解渠道。这种怨恨可能是出于私人的恩怨,如打架,也可能是由于政策的执行使自身利益受损而将矛盾指向村委会,如宅基地、计划生育。这种熟人动员就是凭借地域、亲缘等已存在的互动密集的关系将同质性强的群体动员起来,以想象的“命运共同体”来聚拢人群,这种动员机理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比较常见。
3.偶然因素:谣言传播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助推的关键作用。在偶然因素中,最常见的就是谣言。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没有证据的信息,它既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结果。谣言往往以共同关心的话题来满足集体性的心理需求,来表达忧郁不满或某种诉求期许。谣言可以使群体情绪的紧张度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敌对意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上述案例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就是村庄在外打工的农民向村庄传播了镇里要对村里的荒山和树林进行开发经营这个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个信息一经传播,引起了村庄公众的高度关注。村民从村委会那里得不到准确信息后更使他们确信信息的准确性,从而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就这样不断地加强公众的预期,从而改变了公众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行为。
由于村庄公共资源的匮乏、村民生活的贫困,这种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利益极易形成“共鸣”。这个信息是从村庄外传进来的,叙事逼真,和村民的主客观经验也比较吻合,因为在他们的既有经验结构里,一贯认为他们信息来源闭塞,往往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结果。加之对村委会“权威解释”习惯性不信任,就坚定了谣言的可信度。从而使一次按照惯例的选举变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4.社会根源:利益诉求和渠道单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挫折导致动乱。由于“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存在差距从而带来挫折感。人们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按照“经济人”假设,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重视自己需求的满足,但是资源的有限带来了无法满足的需求。当这种无法满足的需求不断积累,尤其是在存在“示范效应”,人们感觉到不公的时候,群体性事件极易发生。也就是说,每一件农村群体性事件背后其实质都是一系列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
从见诸报端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来看,利益诉求是背后的缘由。不论是经济性的群体性事件还是政治性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无外乎是权益和权利的表达。在利益多元化时代,利益表达本是很普遍的现象,利益诉求也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常规的制度渠道长期淤塞的情境下,各当事方不能有序互动。当农民的权益受损时,若缺乏制度化的途径来表达、沟通和协调,不满情绪就会聚集,无序表达的欲望就会膨胀。
结论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偶然中蕴涵必然。在农村这个特殊的情境下,由于参与缺失,借助熟人网络和怨恨动员,辅以一些偶然因素,群体性事件便得以外现。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渠道的单一,民众需要一个合理的表达诉求的渠道。
参考文献:
[1]丁卫华.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选择[J].求实,2010,(5):83-87.
[2]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114-120.
[3]周忠伟.2008-2009中国群体性事件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3):75-79.
[4]吴佩芬,王国明.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45-48.
[5]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138-142.
[6]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报告》的统计数据
[7]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8]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