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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里士多德自身作为中等奴隶主阶级，加之受到古希腊传统思想的影响，其思想具有中庸的特点。中庸原则不仅表现在其哲学、伦理思想中，更深深地体现在其政治思想中。亚氏中庸政治思想贯穿于城邦规模、政体设计、城邦治理、政体变革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庸；城邦；中产阶级；政体
一、引言
在古希腊，中庸思想是一种传统思想。[1]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思想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并从理论上作了论证，把中道要求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运用于政治和伦理，从而建立了他的中道学说"[2]。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过无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来源于其伦理学巨著《尼格马科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多处阐述了其中庸政治思想。
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
1、城邦规模
所谓城邦规模大体可以归结为城邦的疆域大小以及人口多少。亚氏对城邦规模的论述写道："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它适中的限度。"[3]亚氏认为："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3]"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可能。"[3]依据此原则，亚氏认为人口过多、疆域过广、城邦过大都不会实现对法律和礼俗的遵守，无法实现良好的秩序，也就更达不到政治修明。据此，亚氏指出，要对城邦的人口与疆域即城邦的规模进行限制。
他提出了一系列限定城邦人口标准：首先，"城邦初成立时，其人口的底数只要在一个目的为达成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中，大家可以通工易事而能自给，便足够了"[3]。其次，随着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执政人员对城邦管理失误的增加以及外侨、客民混用政治权利等问题，亚氏再次提出城邦最适当人口的限度：城邦人口"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3]。
对城邦疆域来说较大的疆域易于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足，但也应受到限制，因为疆域过大的城邦不易于管理和防范外敌入侵。就此，亚氏也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说，"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说，应当以足使他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3]。同时"'观察所能遍及'的条件，对土地方面也一样合适。凡容易望见的境界也一定有利于防守"[3]。
2、政体设计
亚里士多德在对现实政体的论述以及对理想政体的设计中也都遵循着中庸原则。主要体现在他认为最稳定的、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由中产阶级掌权的共和政体。
亚氏认为，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中产阶级。极富的居民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极贫的人懒散无赖，易犯小罪。极富的人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极贫的人又太卑贱而自甘暴弃。而中产阶级则具有优秀的品质，他们很少有野心，同时，"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3]。也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这些优点，所以"中产阶级在城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3]。他还指出："中产阶级实属优胜的一个例证：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家庭（中等公民）。梭伦是其中之一。"[3]
亚里士多德说："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3]富人推崇寡头政体，穷人渴望平民政体，这两种政体都被亚氏归于变态政体。他所谓中间形式的政体是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结合的混合政体，这无疑又是中庸原则的体现。平民政体由抽签产生官吏而且无财产资格限制，而寡头政体由选举产生官吏且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那么理想的政体应是只有低微的财产资格限制而且由选举产生官吏。他认为这种政体既不偏向富人，也不偏向穷人，而是注意保持一种均衡，力图把穷人和富人混和起来。"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3]"各个因素倘使混和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3]
3、城邦治理
对于城邦的治理，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法治是中庸原则的权衡，可免于情欲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其师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政治家篇》中设计的"哲学王"和"政治家"的人治模式，明确指出"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所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3]更为高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走向法律万能论的极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他仍肯定了执政者个人的智慧和作用。在他看来，完全按照成文法统治的政体不是最好的政体，因为法律只能制定一些通则，不能规定细节，并且不能朝令夕改，而城邦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所以要靠执政者的智慧来弥补其不足。
4、政体变革
在论及政体变革时，亚氏指出过分的贫富悬殊将导致政治动乱和政体变革。寡头派和平民派的冲突是引起政体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有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为之缓冲，则容易避免动乱与变革，因为"如果两方都明知各自的力量不足抗衡，较弱的一方就必然放手而不敢贸然与较强的一方争胜"[3]。为此，他要求反对过分的贫富悬殊，让公民都过上小康的生活，避免大贫大富，以实现政治稳定。他说："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3]
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行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财产制度，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妥善"的经济制度，兼备"公产"和"私有"两者的优点："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3]
三、对亚氏中庸政治思想的评价
1、进步性
亚氏通过寻求各种利益、力量、政体、治理模式的协调与平衡以求得城邦的平稳安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想，具有积极的影响。[4]首先，"混合政体"概念的提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其次，亚氏对人口的控制以及指出中产阶级对国家稳定的作用在今天都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再次，亚氏将希腊传统分类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结合，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先河。
2、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中庸政体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奴隶主制度，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5]一方面，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不懂得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企图通过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呼吁各阶级、阶层之间和衷共济，不走极端，寻求不触动根本制度、不损害奴隶主根本利益的改良之策。另一方面，他标榜反对暴力，却又赞成用战争这种极端形式来镇压奴隶和下层自由民的"叛乱"，以确保奴隶主的统治。
参考文献：
[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2003.
[4]项松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启示[J].南华大学学报，2006，（2）.
[5]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杨海洋（1987.8-），女，山东冠县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创造性人才培养。
关键词：中庸；城邦；中产阶级；政体
一、引言
在古希腊，中庸思想是一种传统思想。[1]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思想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并从理论上作了论证，把中道要求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运用于政治和伦理，从而建立了他的中道学说"[2]。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过无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来源于其伦理学巨著《尼格马科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多处阐述了其中庸政治思想。
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思想
1、城邦规模
所谓城邦规模大体可以归结为城邦的疆域大小以及人口多少。亚氏对城邦规模的论述写道："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它适中的限度。"[3]亚氏认为："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3]"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可能。"[3]依据此原则，亚氏认为人口过多、疆域过广、城邦过大都不会实现对法律和礼俗的遵守，无法实现良好的秩序，也就更达不到政治修明。据此，亚氏指出，要对城邦的人口与疆域即城邦的规模进行限制。
他提出了一系列限定城邦人口标准：首先，"城邦初成立时，其人口的底数只要在一个目的为达成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中，大家可以通工易事而能自给，便足够了"[3]。其次，随着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执政人员对城邦管理失误的增加以及外侨、客民混用政治权利等问题，亚氏再次提出城邦最适当人口的限度：城邦人口"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3]。
对城邦疆域来说较大的疆域易于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足，但也应受到限制，因为疆域过大的城邦不易于管理和防范外敌入侵。就此，亚氏也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说，"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说，应当以足使他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3]。同时"'观察所能遍及'的条件，对土地方面也一样合适。凡容易望见的境界也一定有利于防守"[3]。
2、政体设计
亚里士多德在对现实政体的论述以及对理想政体的设计中也都遵循着中庸原则。主要体现在他认为最稳定的、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由中产阶级掌权的共和政体。
亚氏认为，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中产阶级。极富的居民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极贫的人懒散无赖，易犯小罪。极富的人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极贫的人又太卑贱而自甘暴弃。而中产阶级则具有优秀的品质，他们很少有野心，同时，"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3]。也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这些优点，所以"中产阶级在城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3]。他还指出："中产阶级实属优胜的一个例证：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家庭（中等公民）。梭伦是其中之一。"[3]
亚里士多德说："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3]富人推崇寡头政体，穷人渴望平民政体，这两种政体都被亚氏归于变态政体。他所谓中间形式的政体是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结合的混合政体，这无疑又是中庸原则的体现。平民政体由抽签产生官吏而且无财产资格限制，而寡头政体由选举产生官吏且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那么理想的政体应是只有低微的财产资格限制而且由选举产生官吏。他认为这种政体既不偏向富人，也不偏向穷人，而是注意保持一种均衡，力图把穷人和富人混和起来。"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3]"各个因素倘使混和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3]
3、城邦治理
对于城邦的治理，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法治是中庸原则的权衡，可免于情欲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其师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政治家篇》中设计的"哲学王"和"政治家"的人治模式，明确指出"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所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3]更为高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走向法律万能论的极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他仍肯定了执政者个人的智慧和作用。在他看来，完全按照成文法统治的政体不是最好的政体，因为法律只能制定一些通则，不能规定细节，并且不能朝令夕改，而城邦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所以要靠执政者的智慧来弥补其不足。
4、政体变革
在论及政体变革时，亚氏指出过分的贫富悬殊将导致政治动乱和政体变革。寡头派和平民派的冲突是引起政体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有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为之缓冲，则容易避免动乱与变革，因为"如果两方都明知各自的力量不足抗衡，较弱的一方就必然放手而不敢贸然与较强的一方争胜"[3]。为此，他要求反对过分的贫富悬殊，让公民都过上小康的生活，避免大贫大富，以实现政治稳定。他说："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3]
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行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财产制度，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妥善"的经济制度，兼备"公产"和"私有"两者的优点："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3]
三、对亚氏中庸政治思想的评价
1、进步性
亚氏通过寻求各种利益、力量、政体、治理模式的协调与平衡以求得城邦的平稳安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想，具有积极的影响。[4]首先，"混合政体"概念的提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其次，亚氏对人口的控制以及指出中产阶级对国家稳定的作用在今天都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再次，亚氏将希腊传统分类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结合，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先河。
2、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中庸政体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奴隶主制度，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5]一方面，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不懂得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企图通过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呼吁各阶级、阶层之间和衷共济，不走极端，寻求不触动根本制度、不损害奴隶主根本利益的改良之策。另一方面，他标榜反对暴力，却又赞成用战争这种极端形式来镇压奴隶和下层自由民的"叛乱"，以确保奴隶主的统治。
参考文献：
[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2003.
[4]项松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启示[J].南华大学学报，2006，（2）.
[5]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杨海洋（1987.8-），女，山东冠县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创造性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