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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7年至今在《中国日报》特稿部任记者。报道的主要领域有文化艺术、民族宗教、人物、生活等等。2006年底到2007年初赴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采访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后发表《天房并不遥远——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旅》一文，2008年9月以此文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7年因《一个藏族村庄的圣诞节》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编者按：《中国日报》记者穆谦采写的新闻通讯《天房并不遥远——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旅》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作品三等奖。这篇通讯既通过对中国穆斯林独特的朝觐体验的报道，真实地展示出受到保护的中国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概貌，又通过对朝觐者的访谈，介绍了中国政府为保障中国朝觐穆斯林的安全所做的努力，在对外宣传上自然产生了积极的令人信服的效果，可以让《中国日报》的英语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麦加城不对非穆斯林开放，而且朝觐活动中经常发生致命的踩踏事故，普通中国记者极少能亲赴麦加对朝觐进行现场采访报道。穆谦具有穆斯林身份，而且对宗教题材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得以前往麦加进行采访报道。采访中他克服了语言、文化障碍，冒着危险多次出入异常拥挤的朝觐者人群和营地，采访了大量的朝觐者，在第一时间写出了这篇报道。该报道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其中关于宗教的描写让人感受到了真实的宗教氛围，报道的意义却并不停留在宗教。下面这篇采访手记讲述了这篇特别报道背后的特别故事。
2006年12月22日我接到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电话，被告知我的沙特之行终于确定了。这时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到24小时。取了签证和机票，赶完了所欠的稿子，再收拾好行装，已是凌晨4时，基本上提前倒了时差(沙特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
我此行是作为《中国日报》记者，受沙特政府新闻部的邀请前往麦加采访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朝觐(haj)活动。由于麦加是伊斯兰教圣地，不对非穆斯林开放，而我是回族穆斯林，因而有幸获得了这个宝贵的采访机会。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也要借此机会履行我的朝觐功课。
此前因为机票一直不能落实，我几乎放弃了去麦加的希望。现在终于能够成行了，心里却是既兴奋又忐忑。朝觐是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都应该履行的义务。但是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者都有两三百万，事故时有发生。在上一年的朝觐活动中，362人死于踩踏事故，麦加一家旅馆的倒塌埋葬了76人，还有很多人死于其他原因。
带着亲友的嘱托和复杂的心情，我登上了飞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沙特使馆给我订的航班路线是北京－香港－马尼拉－利雅得－吉达，途中需要多次转机，加上等候的时间，全程大约26个小时。
大部分朝觐者会先飞到吉达，这里距离麦加只有70公里。到了吉达，没出机场就能感受到朝觐的气氛。在接乘客去机场大厅的大巴上，所有朝觐者开始念诵一段应召词：“我应召来了!真主啊!唯您独一无二，赞颂确归于您，恩惠、权威确属于您，唯您独一无二!”我虽然不会阿拉伯语，但在应召词的旋律与节奏的引导下，很快就能跟着一起念涌了：“Labbayk Allaahummalabbayk.labbayk laa shareeka lakalabbayk……”
每年的朝觐不仅吸引着数百万的穆斯林朝觐者，也吸引着各国的记者。在沙特，我结识了很多记者，他们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坦桑尼亚、吉布提、布鲁内、贝宁、阿塞拜疆、波斯尼亚等几十个国家。无论来自哪里，无论何种肤色、民族，大家都以“brother”相称。其实不仅记者们这样，在朝觐期间，整个麦加都笼罩着一种平和的兄弟之爱。
朝觐的过程历时5天，有一套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包括受戒、驻阿拉法特、露宿穆兹代里法、射石驱邪、环游天房、在赛法和麦尔卧之间奔走、辞朝等等，整个过程非常辛苦。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朝觐的过程比大多数朝觐者要轻松得多，因为我们的食宿、交通都有人安排，而很多朝觐者都是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
来自南非的记者扎希德之前曾有过一次朝觐的经历，他对我说：”我们过得太舒适了，根本没有朝觐的感觉。”我也有同感。每到一处，我们都被安排在一个属于新闻部的专区，过着与其他朝觐者相隔离的生活。我想，如果这样完成我的朝觐之旅，我恐怕根本无法了解朝觐的真正含义。
朝觐的第二天，我们要在距麦加25公里的阿拉法特驻一个白天，然后在日落后前往穆兹代里法。在新闻部为我们安排的驻地，我可以登上一个高高的阳台眺望外面由身着白色戒衣的朝觐者组成的人海。很多电视记者在这里架起摄像机拍摄，或者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航拍，而文字记者们则忙着在新闻中心汇编有关朝觐的消息。
我是一个特稿作者。我知道我如果不到朝觐者当中去就无法感受到那些事实以外的东西，而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于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离开了我们的驻地，向着清真寺的方向走去。一走出新闻部的大门，拥挤的人群、满载朝觐者的各种交通工具、叫卖的小摊贩就扑面而来。我看到了边祈祷边流泪的人，看到了因疲倦而在清真寺里熟睡的人。有人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名是穆萨，他们都说我的名字好，那是穆斯林先知的名字。这时朝觐开始变得不再遥远陌生，而成了我可以切实感受得到的haj。
我们计划在下午5点钟出发，前往23公里以外的穆兹代里法。我4点钟从清真寺出来，准备回记者的驻地，但是这时我发现路上的人突然多了很多，而且多数人在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行走。我逆流而上，但一会就陷入了人海的中心。不少朝觐者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的还推着行李车。根据以前的报道，我知道，行李常常是引起事故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们一旦被挤落，很容易将后面的人绊倒并导致踩踏事故。这时太阳开始西斜，正是大批朝觐者出发前往穆兹代里法的时间，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一开始，我还在努力朝我们驻地的方向挤，希望能在出发时间之前赶回去，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我的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其中有我的汗水，也有别人的汗水。我的手尽力地保护着我的照相机，我知道如果照相机掉到了地上，我是不可能弯腰去捡的。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站直了，但我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方向，只能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中随波逐流。我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在上百万人当中，我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我忽然想起我刚学会游泳的时候，有一次在大海里游到了离岸很远的地方，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回头一看，大海里 只剩我一个人。虽然那时是独自一人，现在是处于上百万人当中，但是感觉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惶恐与无助。
我的出路只有离开人海的中心，到队伍的边缘等待。于是我奋力挤向路边，并向哈吉(朝觐者)们边说抱歉边出示我脖子上挂的新闻部颁发的记者证。哈吉们看了记者证上面的阿拉伯语，纷纷尽力给我让出一条路让我通过。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路边，站到一群老人和妇女当中。在这里我可以暂时休息一下，而不会有什么危险。两位上了年纪的哈吉用简单的英语和我聊了几句，虽然我们交谈的结果只是弄懂了他们来自埃及，我来自中国，但是这种交流却让当时的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人群中有人一边高呼“AllaahuAkbar!Anaahu Akbar!”(“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边前进。我知道现在不是表达宗教热情的时候，只有敬而远之。过了一个多小时，人流的高峰终于慢慢过去，我才疲惫地回到了新闻部的驻地。这时其他记者都早巳离开阿拉法特前往穆兹代里法去了。
这次历险之后，我更加感觉到我们这些被沙特政府请来的记者在朝觐中过得多么的安逸。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大多数朝觐者在这生命的仪式中所要面对与付出的是什么。在这里，每天都有上千人与他们的亲人走散，每天都有人正常或不正常地死亡。麦加的大街上睡满了没钱住旅馆的朝觐者，夜晚的寒风无情地吹透了他们身上单薄的戒衣。然而千百年来，无数穆斯林追随着先知的脚步，为了信仰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念诵着“我应召来了!真主啊!”当成千上万的人念诵着应召词，那庄严的旋律与雄浑的声音构成了我所听过的最震撼心灵的音乐。
两星期后，在返回香港的飞机上我碰到了曾经和我搭乘同一航班前往沙特的巴基斯坦人阿齐兹，一个在香港定居的律师。两星期前，他还染着黄头发，而现在他剃了光头，这象征着他朝觐之后获得了新生。阿齐兹告诉我，他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为了纪念他那曾经朝觐过两次的父亲，他也踏上了朝觐的道路。因为预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危险，阿齐兹在去麦加之前已经立好了遗嘱。
见到彼此都平安地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也在为今年的整个朝觐没有发生致命的事故而说着“Allahamdulila”——感谢真主。
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7年至今在《中国日报》特稿部任记者。报道的主要领域有文化艺术、民族宗教、人物、生活等等。2006年底到2007年初赴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采访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后发表《天房并不遥远——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旅》一文，2008年9月以此文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7年因《一个藏族村庄的圣诞节》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编者按：《中国日报》记者穆谦采写的新闻通讯《天房并不遥远——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旅》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作品三等奖。这篇通讯既通过对中国穆斯林独特的朝觐体验的报道，真实地展示出受到保护的中国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概貌，又通过对朝觐者的访谈，介绍了中国政府为保障中国朝觐穆斯林的安全所做的努力，在对外宣传上自然产生了积极的令人信服的效果，可以让《中国日报》的英语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麦加城不对非穆斯林开放，而且朝觐活动中经常发生致命的踩踏事故，普通中国记者极少能亲赴麦加对朝觐进行现场采访报道。穆谦具有穆斯林身份，而且对宗教题材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得以前往麦加进行采访报道。采访中他克服了语言、文化障碍，冒着危险多次出入异常拥挤的朝觐者人群和营地，采访了大量的朝觐者，在第一时间写出了这篇报道。该报道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其中关于宗教的描写让人感受到了真实的宗教氛围，报道的意义却并不停留在宗教。下面这篇采访手记讲述了这篇特别报道背后的特别故事。
2006年12月22日我接到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电话，被告知我的沙特之行终于确定了。这时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到24小时。取了签证和机票，赶完了所欠的稿子，再收拾好行装，已是凌晨4时，基本上提前倒了时差(沙特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
我此行是作为《中国日报》记者，受沙特政府新闻部的邀请前往麦加采访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朝觐(haj)活动。由于麦加是伊斯兰教圣地，不对非穆斯林开放，而我是回族穆斯林，因而有幸获得了这个宝贵的采访机会。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也要借此机会履行我的朝觐功课。
此前因为机票一直不能落实，我几乎放弃了去麦加的希望。现在终于能够成行了，心里却是既兴奋又忐忑。朝觐是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都应该履行的义务。但是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者都有两三百万，事故时有发生。在上一年的朝觐活动中，362人死于踩踏事故，麦加一家旅馆的倒塌埋葬了76人，还有很多人死于其他原因。
带着亲友的嘱托和复杂的心情，我登上了飞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沙特使馆给我订的航班路线是北京－香港－马尼拉－利雅得－吉达，途中需要多次转机，加上等候的时间，全程大约26个小时。
大部分朝觐者会先飞到吉达，这里距离麦加只有70公里。到了吉达，没出机场就能感受到朝觐的气氛。在接乘客去机场大厅的大巴上，所有朝觐者开始念诵一段应召词：“我应召来了!真主啊!唯您独一无二，赞颂确归于您，恩惠、权威确属于您，唯您独一无二!”我虽然不会阿拉伯语，但在应召词的旋律与节奏的引导下，很快就能跟着一起念涌了：“Labbayk Allaahummalabbayk.labbayk laa shareeka lakalabbayk……”
每年的朝觐不仅吸引着数百万的穆斯林朝觐者，也吸引着各国的记者。在沙特，我结识了很多记者，他们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坦桑尼亚、吉布提、布鲁内、贝宁、阿塞拜疆、波斯尼亚等几十个国家。无论来自哪里，无论何种肤色、民族，大家都以“brother”相称。其实不仅记者们这样，在朝觐期间，整个麦加都笼罩着一种平和的兄弟之爱。
朝觐的过程历时5天，有一套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包括受戒、驻阿拉法特、露宿穆兹代里法、射石驱邪、环游天房、在赛法和麦尔卧之间奔走、辞朝等等，整个过程非常辛苦。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朝觐的过程比大多数朝觐者要轻松得多，因为我们的食宿、交通都有人安排，而很多朝觐者都是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
来自南非的记者扎希德之前曾有过一次朝觐的经历，他对我说：”我们过得太舒适了，根本没有朝觐的感觉。”我也有同感。每到一处，我们都被安排在一个属于新闻部的专区，过着与其他朝觐者相隔离的生活。我想，如果这样完成我的朝觐之旅，我恐怕根本无法了解朝觐的真正含义。
朝觐的第二天，我们要在距麦加25公里的阿拉法特驻一个白天，然后在日落后前往穆兹代里法。在新闻部为我们安排的驻地，我可以登上一个高高的阳台眺望外面由身着白色戒衣的朝觐者组成的人海。很多电视记者在这里架起摄像机拍摄，或者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航拍，而文字记者们则忙着在新闻中心汇编有关朝觐的消息。
我是一个特稿作者。我知道我如果不到朝觐者当中去就无法感受到那些事实以外的东西，而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于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离开了我们的驻地，向着清真寺的方向走去。一走出新闻部的大门，拥挤的人群、满载朝觐者的各种交通工具、叫卖的小摊贩就扑面而来。我看到了边祈祷边流泪的人，看到了因疲倦而在清真寺里熟睡的人。有人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名是穆萨，他们都说我的名字好，那是穆斯林先知的名字。这时朝觐开始变得不再遥远陌生，而成了我可以切实感受得到的haj。
我们计划在下午5点钟出发，前往23公里以外的穆兹代里法。我4点钟从清真寺出来，准备回记者的驻地，但是这时我发现路上的人突然多了很多，而且多数人在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行走。我逆流而上，但一会就陷入了人海的中心。不少朝觐者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的还推着行李车。根据以前的报道，我知道，行李常常是引起事故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们一旦被挤落，很容易将后面的人绊倒并导致踩踏事故。这时太阳开始西斜，正是大批朝觐者出发前往穆兹代里法的时间，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一开始，我还在努力朝我们驻地的方向挤，希望能在出发时间之前赶回去，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我的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其中有我的汗水，也有别人的汗水。我的手尽力地保护着我的照相机，我知道如果照相机掉到了地上，我是不可能弯腰去捡的。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站直了，但我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方向，只能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中随波逐流。我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在上百万人当中，我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我忽然想起我刚学会游泳的时候，有一次在大海里游到了离岸很远的地方，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回头一看，大海里 只剩我一个人。虽然那时是独自一人，现在是处于上百万人当中，但是感觉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惶恐与无助。
我的出路只有离开人海的中心，到队伍的边缘等待。于是我奋力挤向路边，并向哈吉(朝觐者)们边说抱歉边出示我脖子上挂的新闻部颁发的记者证。哈吉们看了记者证上面的阿拉伯语，纷纷尽力给我让出一条路让我通过。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路边，站到一群老人和妇女当中。在这里我可以暂时休息一下，而不会有什么危险。两位上了年纪的哈吉用简单的英语和我聊了几句，虽然我们交谈的结果只是弄懂了他们来自埃及，我来自中国，但是这种交流却让当时的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人群中有人一边高呼“AllaahuAkbar!Anaahu Akbar!”(“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边前进。我知道现在不是表达宗教热情的时候，只有敬而远之。过了一个多小时，人流的高峰终于慢慢过去，我才疲惫地回到了新闻部的驻地。这时其他记者都早巳离开阿拉法特前往穆兹代里法去了。
这次历险之后，我更加感觉到我们这些被沙特政府请来的记者在朝觐中过得多么的安逸。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大多数朝觐者在这生命的仪式中所要面对与付出的是什么。在这里，每天都有上千人与他们的亲人走散，每天都有人正常或不正常地死亡。麦加的大街上睡满了没钱住旅馆的朝觐者，夜晚的寒风无情地吹透了他们身上单薄的戒衣。然而千百年来，无数穆斯林追随着先知的脚步，为了信仰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念诵着“我应召来了!真主啊!”当成千上万的人念诵着应召词，那庄严的旋律与雄浑的声音构成了我所听过的最震撼心灵的音乐。
两星期后，在返回香港的飞机上我碰到了曾经和我搭乘同一航班前往沙特的巴基斯坦人阿齐兹，一个在香港定居的律师。两星期前，他还染着黄头发，而现在他剃了光头，这象征着他朝觐之后获得了新生。阿齐兹告诉我，他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为了纪念他那曾经朝觐过两次的父亲，他也踏上了朝觐的道路。因为预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危险，阿齐兹在去麦加之前已经立好了遗嘱。
见到彼此都平安地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也在为今年的整个朝觐没有发生致命的事故而说着“Allahamdulila”——感谢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