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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中秋前后，到杭州湾去看钱塘潮，成为许多人神往的一件事。古往今来为此写下的诗词歌赋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我最喜欢的是唐代刘禹锡《浪淘沙》中的四句：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奔涌而来的波涛仿佛是从大海深处而来，带着怒吼的声音，高高的浪头拍打着两岸的山峰，瞬间又回归到大海里去，卷起的波涛像白雪一样壮观而迷人。这首诗把钱塘潮的壮阔之势通过视觉和听觉两种感觉写得形象传神，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其实，要看钱塘潮，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离杭州大概四十多公里的海宁，更具体一点，就是海宁下面的盐官镇。据说那里的“一线潮”可以完整地展现涨潮时候，从听到轰轰的巨响，到形成海浪一条白线，再到汹涌地扑向杭州湾的过程。
王国维的老家离海宁的江边不过几百米远，说他听着海潮长大，一点也没有问题。
大概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冬天，王国维来到了江边。冬天的钱塘江虽然平静了许多，但潮来潮去，还是让王国维想起了苏轼的名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这种潮来潮去，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其中也暗含着人世的沧桑变化。苏轼觉得人世中“有情”与“无情”的关系就在这种来来去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而此刻王国维在想什么呢？他正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着。科举考试是没兴趣了，那种琐碎的章句之学——就是对“四书”“五经”一字一句的理解和记忆，他实在提不起精神了，对程式化十分严重的八股文，他再也不想去写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通过科举考试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下子就没有了可能。
那在当时，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就是出洋留学了。但王国维家境贫薄，条件实在是一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
怎么办呢？王国维其实也想不到办法，他看着手中拿着的两期《时务报》，这是他近年来最关切的一份报刊了，几乎每期都看。其实也不光是王国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爱看，胡适就说過，那个时代是属于《时务报》的时代。王国维把身边的《时务报》翻来翻去看了好多遍，里面梁启超慷慨激昂的变革声音，看得王国维热血沸腾。
忧患重重的王国维，好像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又想梦幻一样，怎么也抓不住。
好像有希望，好像又没有希望，王国维的人生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充满了种种的忧患。
忧患的王国维，在诗词中消磨时光，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忧患”居然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我们看他在《人间词话》中怎么说：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原来，“忧患”是诗人的基本特性之一，王国维自己就一直以诗人自许的。忧患的诗人读忧患的诗，感受也就特别强烈了。王国维发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两种忧患：一种叫“忧生”，也就是对个人身世命运的忧患;另外一种叫“忧世”，是对国家、社会现实和前景的担忧。
你看，我们平时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忧患，但忧患完了，也就忘记了。但理论家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他从自己的忧患和古人的忧患中，一下子就看出了忧患的类型不同。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两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原诗很长，但王国维引得也太短了，看不出其中的意思，我想至少要看四句：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牡”就是公马，“项领”就是马的脖子非常壮硕，“蹙蹙”就是惊恐不安的样子，“靡所骋”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跑的意思。《诗经·小雅·节南山》这首诗写什么时候的事情呢？现在很难说得非常明确，但应该是东周和西周相交的时候，具体来说，很可能是周幽王时期。这首诗是一个士大夫对当朝政治昏庸导致亡国的尖锐批评，写得非常尖锐。先写连年饥荒，再写瘟疫肆虐，再写边境不宁，战事不断，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一片凄凉景象，并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士大夫能怎么办呢？也只能跟着逃难，但能往哪里逃呢？驾着那由四匹公马组成的马车，那马匹匹都非常壮硕，但我真是四顾茫茫，在这样一个战乱纷起的时代，我内心满怀着焦虑不安，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诗经·小雅·节南山》这首诗中流露出来的“忧生”，应该是个人对当时处境和未来命运的担忧。
王国维说，《诗经·小雅·节南山》里所表达的“忧生”之感与北宋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里的情怀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晏殊这几句也是感叹自己前程茫茫，无路可走。但大家可能困惑了，这晏殊14岁的时候就被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而是破格享受进士待遇，后来在北宋也是当了几十年的太平宰相，他怎么会这么迷茫，甚至好像也有点绝望在里面呢？其实，我们读读《宋史》，就知道除了新党与旧党之间斗争的激烈之外，还有地域歧视的因素在内。
晏殊是江西人，据说宋真宗要赐给晏殊“同进士出身”的时候，宰相寇准首先就反对，对真宗说：“晏殊是南方人，这么越级提拔，合适吗？”好在宋真宗还算开明，回答寇准说：“这有什么关系？唐代一代名相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且是更南边的岭南人呢。”宋真宗这么一说，寇准当然就没话说了。不过话说回来，寇准也不是针对晏殊一个人，他在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江西人明明已经得了状元，他硬是把这个状元拿下，换了一个山东人上去。关键是他还很得意，对人说：“我又为中原夺回了一个状元。”你看，他一点也不掩饰这种地域歧视。
寇准的这种观念除了他是典型的北方——陕西人之外，也可能与宋太祖有关。据说宋太祖曾经说过：“南方人是不能当我大宋王朝的宰相的。”宋太祖说这话的具体原因，尚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会影响到朝廷的用人制度。连给晏殊一个“进士”的身份都会受到非议，作为南方人的晏殊在北宋的发展受到种种阻力，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的。 其实，晏殊也算是很小心的人，据说宋真宗每次找晏殊谈论一些事情，晏殊都用巴掌大的小纸，把自己的看法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在上奏皇帝的同时，把底稿也一并封好交上去，宋真宗不止一次称赞晏殊“慎密”（《宋史·晏殊传》），也就是做事谨慎，考虑问题周密。
但在北宋政坛，一个人不是光有“慎密”就可以的。新党与旧党在是否要变革以及怎样变革的问题上，呈现出非常对立的态势，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晏殊在这种斗争中其实还是命运坎坷的，你看欧阳修被贬谪的亳州、陈州、蔡州、颍州等，晏殊也一个不落地到过。在这种频繁被贬谪的经历中，晏殊有时看不到希望，甚至对前途很茫然，这样的情感应该也是经常有的。
王国维说《节南山》里那个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士大夫与《蝶恋花》里同样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晏殊，都是属于对于个人命运十分焦虑的情况。这种感觉，我们稍微加以对比一下，也确实可以看出来。
王国维说，在传统文学作品中，除了这种强烈地表现出对个人命运的“忧生”之外，还有一种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结合在一起，对整个现实、国家发展深感忧虑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如果与“忧生”相对应的话，就叫作“忧世”。
王国维说陶渊明《饮酒》诗中“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两句就是典型的“忧世”了。这话怎么理解呢？《饮酒》是陶渊明写的一组诗歌，总共有20首。为什么题目叫“饮酒”呢？按照陶渊明在小序中所说的，是因为“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也就是都是醉了以后，随性写下的一些诗歌，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那我们接着要追问了，陶渊明为什么“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呢？为什么要天天晚上喝酒呢？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喝酒呢？其实这些问题，小序的第一句话就是“余闲居寡欢”，“闲居”说明没工作，当然陶渊明没工作，经常是他主动放弃的，一旦这个工作限制了他的自由，损害了他的尊严，他甩甩袖子就不干了。当然他想工作的时候，原因也往往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务接待，有免费的酒喝。“寡欢”说明不开心。那到底是什么让陶渊明如此郁郁寡欢呢？王国维引用的“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了。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我们缓缓再说。这是《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也就是第二十首。
据说陶渊明写了十九首之后，家里也没有酒了。你说按照他“无夕不饮”的生活习惯，再多的酒也存不住。而没有酒，陶渊明就没有写诗的冲动。恰恰在陶渊明闹酒荒的时候，邻居李大爷送了一坛酒来，这就好像瞌睡时候有人送枕头。陶渊明赶紧把李大爷请进家门，兴高采烈，这个词好像还不是很准确，应该说是手舞足蹈地说：“我这两天其实也饿着肚子，但肚子饿没关系，没酒喝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话还没说完，陶渊明急急忙忙倒了一海碗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趁着舒畅的酒劲，陶渊明挥笔写下了《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
这首诗也比较长，我也没办法全部来解说，但我觉得看一头一尾，意思基本上也在里面了。这首诗开头四句是：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纯。
伏羲、神农是古代“三皇”中的两皇，还有“一皇”就是轩辕，也就是黄帝。陶渊明说伏羲、神农的时代离我们真是太遥远了，所以现在很少有那种纯真、朴实的人了。好在后来有个路过的山东老头——也就是孔子，努力地恢复上古时候淳厚古朴的民风民心。
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有点奇怪，这陶渊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个千古难得的大隐士，他怎么对孔子那么尊崇呢？隐士大体属于道家的范围，而孔子则是儒家思想的建立者，这两者怎么统一在陶渊明身上呢？陶渊明的内心到底有着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怀呢？我们先把疑问搁在这里，看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绝世”应该是文化中绝之世的意思，具体也就是指魏晋之世。为什么说这一时期文化中绝呢？因为再也没有人去亲近、研究、信奉“六籍”了。“六籍”就是儒家的“六经”，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六种儒家经典。这世界上熙熙攘攘的车马，都是为了名利而奔走，哪里能见到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努力探索治国之道的呢？
我為什么说这一头一尾就已经见出陶渊明的思想呢？就是因为这些头尾的诗句，强烈地表达出陶渊明对现实的不满，感叹世风日下，所以对儒家的治世就格外推崇了。
一直被视为逍遥人世的陶渊明为什么对孔子及其儒家经典如此推崇呢？关键是他不希望东晋灭亡，因为陶渊明家族的荣耀都是因为东晋的存在而获得的，尤其是他的曾祖陶侃，乃是东晋名将，战功赫赫，东晋能够从连年不断的战乱中稳定下来，陶侃是立了很大功勋的，所以他也一直被东晋朝野视为国家英雄。这种荣誉也给陶侃的后人带来了无上的光荣，陶渊明就一直以此炫耀家世曾经的辉煌。
但陶渊明的时代究竟怎样了呢？东晋王朝奄奄一息，这时候更出现了一个刘裕，率领全国的精锐部队，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分五路兵马全力讨伐后秦，而且连续攻克了洛阳、长安等地，尤其是攻下洛阳，意义重大，毕竟曾经是西晋的首都。东晋朝野据说听到刘裕部队连战连捷的时候，更是一片欢腾。但陶渊明却从这种捷报频传中看到了可能的隐患，他知道刘裕篡位，应该是迟早的事了。而一旦东晋被改朝换代，陶渊明觉得不仅他这个陶氏家族失去了光彩，而且整个国家也必然四分五裂。但陶渊明有办法改变这种现实吗？他其实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仅有的办法大概就是因为“闲居寡欢”而“无夕不饮”。
现在我们知道这组诗为什么总名叫“饮酒”了吧，原来是因为对时局担忧失望甚至感到愤怒之时，借着酒兴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我觉得宋代的叶梦得《石林诗话》在这方面看得真是准。他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他说，晋人——当然主要是陶渊明了，为什么喜欢饮酒，又喜欢在诗歌里写到酒呢？原因无非有二： 一、晋人好酒，也多醉酒，但意多不在酒。
二、时势艰难，动辄遭祸，故托酒以避世。
王国维应该也看到了这两点，所以把陶渊明的“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作为“忧世”的典范，应该是契合陶渊明的真实心境的。
那么在词方面，与此相似的是谁呢？王国维说，应该是南唐的冯延巳，他的“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鹊踏枝》）两句，跟刚才陶渊明的两句诗，都是表达的忧世的情怀。
冯延巳的词其实意思往往都比较模糊。别的词人大多直接写感情，基本上读词可以体会出来，冯延巳的词就难说了，他的字面常常写闺怨，但闺怨背后到底要表达什么，有时还真难以把握。这首《鹊踏枝》从女子的角度，写外出的恋人“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所以这女子就怀疑，在这寒食时节，那些妖艳的妓女都纷纷出来诱惑男子的时候，这男子的马车究竟是系在哪一家青楼门口的大树上呢？说到底，这女子知道自己的丈夫肯定在寻花问柳了。这里的“百草千花”你说是寒食节时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可以，你拿它来比喻花枝招展的妓女也可以。“寒食”节，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天不能开火做饭，只能吃冷的东西，时间一般在“清明节”的前一两天。
寒食节的起源与一个忠臣的故事有关。据说在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躲避各种祸乱，在外面流亡了19年之久，手下大臣介子推一直跟随左右。在异常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维持重耳的生命，介子推甚至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吃。这重耳也确实很励志，后来回到晋国，成为一代明君，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晋文公。当年逃难途中，介子推的忠诚让晋文公十分感念，所以准备用高官厚禄报答他，但介子推无意功名利禄，与母亲一起隐居在绵山。晋文公遍寻不见，为了让介子推出来相见，下令从三面放火烧山，只留一面逼着介子推出来，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后被活活烧死了。晋文公非常难受，为了寄托哀思，下令在介子推死难这一天禁火，只能吃寒食。
冯延巳把寒食节的故事放在词里面，是不是也有以忠臣自许的意思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冯延巳在李璟小的时候，与之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后来李璟当了皇帝，冯延巳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宰相。但南唐在北宋大力扩张的过程中，其实处境非常危险，而冯延巳当政的这段时间，问题更是接连不断，淮南被后周攻陷了，而南唐进攻湖南又大败。再加上朝廷里面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冯延巳与宋齐丘、陈觉、李征古是一派，另一派以孙晟为领袖。李璟最后没有办法，痛下决心，把宋齐丘流放到九华山，后来饿死在家里，陈觉、李征古更是被逼自杀，“宋党”就这样被铲除掉了。冯延巳虽然因为与李璟旧情深厚而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这些朋友遇到的灾难，也深深地影响到冯延巳的情绪。在冯延巳看来，这些忠臣受到的惩处，更使得南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冯延巳对南唐命运的担忧，也就越来越深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冯延巳这两句确实可以从“忧世”的角度来理解。但这种忧世之意也是从诗人个体的角度来说的，则忧世之中也有着忧生之心。王国维将忧生、忧世分类而言，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而已，其实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但忧生忧世的至高境界仍在超越一己之“忧”，从生命、世道角度引发的忧虑才堪称“无我之境”。
描写“忧患”，确实是古代文学作品常见的情形。但“忧患”重了，也就容易变成“抑郁”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后来寄居在金陵荣国府，偏偏又喜欢上了贾家公子宝玉，一边爱，一边又不自信，再加上薛宝钗、史湘云又在里面搅局，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便慢慢变成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在荣国府里，林黛玉虽然能得到贾宝玉的爱，但这份爱其实随时都有终止的可能。这份若即若离的爱情最终让林黛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看《红楼梦》第九十六回，描写林黛玉与贾宝玉最后一次见面：林黛玉从傻大姐嘴中听说贾宝玉要娶宝钗了，心里好像把油盐酱醋倒在一起，根本分不清酸甜苦咸了。林黛玉本来是要回潇湘馆的，这时候连路也走不动了，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千百斤重，两只脚也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所以几乎是一步一步挪到了沁芳桥旁边。这个时候，紫鹃正好过来，看到黛玉是这样的情形：
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
这段话大概不需要我解释，但“眼睛也直直的”几个字，我希望大家不要轻视了。一般来说，只有重度精神抑郁、受了刺激，才会有这种眼睛直直的时候，也就是这时候，她的眼光好像是在看东西，其实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所以林黛玉才在那里东转西转，完全没有了方向。后来紫鹃当然就搀扶着黛玉去见了宝玉，见完了宝玉，知道这个结果没有办法改变了，回去的时候居然走得飞快。
大家看这段描写，非常符合重度抑郁症的症状，有时恍惚无力、目光呆滞，有时突然亢奋，两者交替着，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正常的情况。忧郁的林黛玉变成抑郁的林黛玉，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到底写了什么，大家有很多的说法，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心理学上给这本书以一定的地位。
王国维对忧生忧世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国维本身就是一个忧患的人。他在《自序一》中对自己的评价是“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天性忧郁，我们就不去说了。王国维认为自己的学问之所以不能有大的进步，“体素羸弱”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身体羸弱，每天读书时间最多不过四小时，一般以两三个小时为常，时间一长，精力就集中不了。王国维当时研究的是關于人生的哲学，精力高度集中，才能进入思考阶段。而高度集中的思考是很费体力的。
王国维的经历注定了他对生命的忧虑在一般人之上。他在《自序一》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可见身体多病，加上忧郁的性格，对生命的感觉与一般人就不同了，既有一种生命脆弱的恐惧感，也有对人生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深入思考。
王国维从小寡言笑，1879年母亲去世，1887年祖父去世，1906年父亲去世，1907年继母、夫人去世，亲人的一个个离世，对王国维的影响肯定非常大。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寄予厚望，但面前的两条路都走不通，一条是科举，他考不上，一条是出洋，他出不起，所以“居恒怏怏”，很抑郁地生活着。
王国维虽然在16岁时考中了秀才，18岁那一年，他去杭州参加了乡试，据说是“不终场而归”，也就是没考完就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国维对于科举八股文非常瞧不起，觉得花精力在这上面真是浪费生命。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了。
王国维自己的身体也一直问题不断。1898年，刚到上海也就半年，就因为“鹤膝风”，膝关节肿大疼痛，让两条腿根本就不能走路，只好回海宁休养。1901年，他在罗振玉资助下去日本留学，不到半年又回了国，原因是脚气病发作。
经济也是问题，1898年他到《时务报》当秘书，校对、代回信、代作文，做的事情比别人多，但到手的报酬比别人少。王国维的前任月薪20元，王国维只有12元，所以他在给同乡许家惺信中说自己“心恒不乐”。展现给他的生活似乎基本上没有什么亮色。
政治上呢？当时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但大多数国人守旧因循，浑然不觉，王国维内心十分焦虑。也正如他致信许家惺所云：“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王国维可不是一个只会钻故纸堆的学究，他对现实的关心程度完全超出大家的想象之外的。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不少看法，其实与他的身世、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国维特别重视文学中的“悲情”内涵，又把悲情分为“忧生”与“忧世”两种，我们读《人间词话》，应该注意到这种基本的审美倾向。
责编：梁红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奔涌而来的波涛仿佛是从大海深处而来，带着怒吼的声音，高高的浪头拍打着两岸的山峰，瞬间又回归到大海里去，卷起的波涛像白雪一样壮观而迷人。这首诗把钱塘潮的壮阔之势通过视觉和听觉两种感觉写得形象传神，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其实，要看钱塘潮，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离杭州大概四十多公里的海宁，更具体一点，就是海宁下面的盐官镇。据说那里的“一线潮”可以完整地展现涨潮时候，从听到轰轰的巨响，到形成海浪一条白线，再到汹涌地扑向杭州湾的过程。
王国维的老家离海宁的江边不过几百米远，说他听着海潮长大，一点也没有问题。
大概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冬天，王国维来到了江边。冬天的钱塘江虽然平静了许多，但潮来潮去，还是让王国维想起了苏轼的名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这种潮来潮去，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其中也暗含着人世的沧桑变化。苏轼觉得人世中“有情”与“无情”的关系就在这种来来去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而此刻王国维在想什么呢？他正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着。科举考试是没兴趣了，那种琐碎的章句之学——就是对“四书”“五经”一字一句的理解和记忆，他实在提不起精神了，对程式化十分严重的八股文，他再也不想去写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通过科举考试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下子就没有了可能。
那在当时，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就是出洋留学了。但王国维家境贫薄，条件实在是一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
怎么办呢？王国维其实也想不到办法，他看着手中拿着的两期《时务报》，这是他近年来最关切的一份报刊了，几乎每期都看。其实也不光是王国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爱看，胡适就说過，那个时代是属于《时务报》的时代。王国维把身边的《时务报》翻来翻去看了好多遍，里面梁启超慷慨激昂的变革声音，看得王国维热血沸腾。
忧患重重的王国维，好像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又想梦幻一样，怎么也抓不住。
好像有希望，好像又没有希望，王国维的人生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充满了种种的忧患。
忧患的王国维，在诗词中消磨时光，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忧患”居然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我们看他在《人间词话》中怎么说：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原来，“忧患”是诗人的基本特性之一，王国维自己就一直以诗人自许的。忧患的诗人读忧患的诗，感受也就特别强烈了。王国维发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两种忧患：一种叫“忧生”，也就是对个人身世命运的忧患;另外一种叫“忧世”，是对国家、社会现实和前景的担忧。
你看，我们平时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忧患，但忧患完了，也就忘记了。但理论家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他从自己的忧患和古人的忧患中，一下子就看出了忧患的类型不同。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两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原诗很长，但王国维引得也太短了，看不出其中的意思，我想至少要看四句：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牡”就是公马，“项领”就是马的脖子非常壮硕，“蹙蹙”就是惊恐不安的样子，“靡所骋”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跑的意思。《诗经·小雅·节南山》这首诗写什么时候的事情呢？现在很难说得非常明确，但应该是东周和西周相交的时候，具体来说，很可能是周幽王时期。这首诗是一个士大夫对当朝政治昏庸导致亡国的尖锐批评，写得非常尖锐。先写连年饥荒，再写瘟疫肆虐，再写边境不宁，战事不断，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一片凄凉景象，并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士大夫能怎么办呢？也只能跟着逃难，但能往哪里逃呢？驾着那由四匹公马组成的马车，那马匹匹都非常壮硕，但我真是四顾茫茫，在这样一个战乱纷起的时代，我内心满怀着焦虑不安，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诗经·小雅·节南山》这首诗中流露出来的“忧生”，应该是个人对当时处境和未来命运的担忧。
王国维说，《诗经·小雅·节南山》里所表达的“忧生”之感与北宋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里的情怀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晏殊这几句也是感叹自己前程茫茫，无路可走。但大家可能困惑了，这晏殊14岁的时候就被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而是破格享受进士待遇，后来在北宋也是当了几十年的太平宰相，他怎么会这么迷茫，甚至好像也有点绝望在里面呢？其实，我们读读《宋史》，就知道除了新党与旧党之间斗争的激烈之外，还有地域歧视的因素在内。
晏殊是江西人，据说宋真宗要赐给晏殊“同进士出身”的时候，宰相寇准首先就反对，对真宗说：“晏殊是南方人，这么越级提拔，合适吗？”好在宋真宗还算开明，回答寇准说：“这有什么关系？唐代一代名相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且是更南边的岭南人呢。”宋真宗这么一说，寇准当然就没话说了。不过话说回来，寇准也不是针对晏殊一个人，他在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江西人明明已经得了状元，他硬是把这个状元拿下，换了一个山东人上去。关键是他还很得意，对人说：“我又为中原夺回了一个状元。”你看，他一点也不掩饰这种地域歧视。
寇准的这种观念除了他是典型的北方——陕西人之外，也可能与宋太祖有关。据说宋太祖曾经说过：“南方人是不能当我大宋王朝的宰相的。”宋太祖说这话的具体原因，尚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会影响到朝廷的用人制度。连给晏殊一个“进士”的身份都会受到非议，作为南方人的晏殊在北宋的发展受到种种阻力，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的。 其实，晏殊也算是很小心的人，据说宋真宗每次找晏殊谈论一些事情，晏殊都用巴掌大的小纸，把自己的看法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在上奏皇帝的同时，把底稿也一并封好交上去，宋真宗不止一次称赞晏殊“慎密”（《宋史·晏殊传》），也就是做事谨慎，考虑问题周密。
但在北宋政坛，一个人不是光有“慎密”就可以的。新党与旧党在是否要变革以及怎样变革的问题上，呈现出非常对立的态势，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晏殊在这种斗争中其实还是命运坎坷的，你看欧阳修被贬谪的亳州、陈州、蔡州、颍州等，晏殊也一个不落地到过。在这种频繁被贬谪的经历中，晏殊有时看不到希望，甚至对前途很茫然，这样的情感应该也是经常有的。
王国维说《节南山》里那个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士大夫与《蝶恋花》里同样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晏殊，都是属于对于个人命运十分焦虑的情况。这种感觉，我们稍微加以对比一下，也确实可以看出来。
王国维说，在传统文学作品中，除了这种强烈地表现出对个人命运的“忧生”之外，还有一种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结合在一起，对整个现实、国家发展深感忧虑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如果与“忧生”相对应的话，就叫作“忧世”。
王国维说陶渊明《饮酒》诗中“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两句就是典型的“忧世”了。这话怎么理解呢？《饮酒》是陶渊明写的一组诗歌，总共有20首。为什么题目叫“饮酒”呢？按照陶渊明在小序中所说的，是因为“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也就是都是醉了以后，随性写下的一些诗歌，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那我们接着要追问了，陶渊明为什么“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呢？为什么要天天晚上喝酒呢？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喝酒呢？其实这些问题，小序的第一句话就是“余闲居寡欢”，“闲居”说明没工作，当然陶渊明没工作，经常是他主动放弃的，一旦这个工作限制了他的自由，损害了他的尊严，他甩甩袖子就不干了。当然他想工作的时候，原因也往往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务接待，有免费的酒喝。“寡欢”说明不开心。那到底是什么让陶渊明如此郁郁寡欢呢？王国维引用的“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了。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我们缓缓再说。这是《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也就是第二十首。
据说陶渊明写了十九首之后，家里也没有酒了。你说按照他“无夕不饮”的生活习惯，再多的酒也存不住。而没有酒，陶渊明就没有写诗的冲动。恰恰在陶渊明闹酒荒的时候，邻居李大爷送了一坛酒来，这就好像瞌睡时候有人送枕头。陶渊明赶紧把李大爷请进家门，兴高采烈，这个词好像还不是很准确，应该说是手舞足蹈地说：“我这两天其实也饿着肚子，但肚子饿没关系，没酒喝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话还没说完，陶渊明急急忙忙倒了一海碗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趁着舒畅的酒劲，陶渊明挥笔写下了《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
这首诗也比较长，我也没办法全部来解说，但我觉得看一头一尾，意思基本上也在里面了。这首诗开头四句是：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纯。
伏羲、神农是古代“三皇”中的两皇，还有“一皇”就是轩辕，也就是黄帝。陶渊明说伏羲、神农的时代离我们真是太遥远了，所以现在很少有那种纯真、朴实的人了。好在后来有个路过的山东老头——也就是孔子，努力地恢复上古时候淳厚古朴的民风民心。
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有点奇怪，这陶渊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个千古难得的大隐士，他怎么对孔子那么尊崇呢？隐士大体属于道家的范围，而孔子则是儒家思想的建立者，这两者怎么统一在陶渊明身上呢？陶渊明的内心到底有着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怀呢？我们先把疑问搁在这里，看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绝世”应该是文化中绝之世的意思，具体也就是指魏晋之世。为什么说这一时期文化中绝呢？因为再也没有人去亲近、研究、信奉“六籍”了。“六籍”就是儒家的“六经”，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六种儒家经典。这世界上熙熙攘攘的车马，都是为了名利而奔走，哪里能见到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努力探索治国之道的呢？
我為什么说这一头一尾就已经见出陶渊明的思想呢？就是因为这些头尾的诗句，强烈地表达出陶渊明对现实的不满，感叹世风日下，所以对儒家的治世就格外推崇了。
一直被视为逍遥人世的陶渊明为什么对孔子及其儒家经典如此推崇呢？关键是他不希望东晋灭亡，因为陶渊明家族的荣耀都是因为东晋的存在而获得的，尤其是他的曾祖陶侃，乃是东晋名将，战功赫赫，东晋能够从连年不断的战乱中稳定下来，陶侃是立了很大功勋的，所以他也一直被东晋朝野视为国家英雄。这种荣誉也给陶侃的后人带来了无上的光荣，陶渊明就一直以此炫耀家世曾经的辉煌。
但陶渊明的时代究竟怎样了呢？东晋王朝奄奄一息，这时候更出现了一个刘裕，率领全国的精锐部队，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分五路兵马全力讨伐后秦，而且连续攻克了洛阳、长安等地，尤其是攻下洛阳，意义重大，毕竟曾经是西晋的首都。东晋朝野据说听到刘裕部队连战连捷的时候，更是一片欢腾。但陶渊明却从这种捷报频传中看到了可能的隐患，他知道刘裕篡位，应该是迟早的事了。而一旦东晋被改朝换代，陶渊明觉得不仅他这个陶氏家族失去了光彩，而且整个国家也必然四分五裂。但陶渊明有办法改变这种现实吗？他其实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仅有的办法大概就是因为“闲居寡欢”而“无夕不饮”。
现在我们知道这组诗为什么总名叫“饮酒”了吧，原来是因为对时局担忧失望甚至感到愤怒之时，借着酒兴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我觉得宋代的叶梦得《石林诗话》在这方面看得真是准。他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他说，晋人——当然主要是陶渊明了，为什么喜欢饮酒，又喜欢在诗歌里写到酒呢？原因无非有二： 一、晋人好酒，也多醉酒，但意多不在酒。
二、时势艰难，动辄遭祸，故托酒以避世。
王国维应该也看到了这两点，所以把陶渊明的“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作为“忧世”的典范，应该是契合陶渊明的真实心境的。
那么在词方面，与此相似的是谁呢？王国维说，应该是南唐的冯延巳，他的“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鹊踏枝》）两句，跟刚才陶渊明的两句诗，都是表达的忧世的情怀。
冯延巳的词其实意思往往都比较模糊。别的词人大多直接写感情，基本上读词可以体会出来，冯延巳的词就难说了，他的字面常常写闺怨，但闺怨背后到底要表达什么，有时还真难以把握。这首《鹊踏枝》从女子的角度，写外出的恋人“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所以这女子就怀疑，在这寒食时节，那些妖艳的妓女都纷纷出来诱惑男子的时候，这男子的马车究竟是系在哪一家青楼门口的大树上呢？说到底，这女子知道自己的丈夫肯定在寻花问柳了。这里的“百草千花”你说是寒食节时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可以，你拿它来比喻花枝招展的妓女也可以。“寒食”节，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天不能开火做饭，只能吃冷的东西，时间一般在“清明节”的前一两天。
寒食节的起源与一个忠臣的故事有关。据说在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躲避各种祸乱，在外面流亡了19年之久，手下大臣介子推一直跟随左右。在异常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维持重耳的生命，介子推甚至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吃。这重耳也确实很励志，后来回到晋国，成为一代明君，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晋文公。当年逃难途中，介子推的忠诚让晋文公十分感念，所以准备用高官厚禄报答他，但介子推无意功名利禄，与母亲一起隐居在绵山。晋文公遍寻不见，为了让介子推出来相见，下令从三面放火烧山，只留一面逼着介子推出来，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后被活活烧死了。晋文公非常难受，为了寄托哀思，下令在介子推死难这一天禁火，只能吃寒食。
冯延巳把寒食节的故事放在词里面，是不是也有以忠臣自许的意思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冯延巳在李璟小的时候，与之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后来李璟当了皇帝，冯延巳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宰相。但南唐在北宋大力扩张的过程中，其实处境非常危险，而冯延巳当政的这段时间，问题更是接连不断，淮南被后周攻陷了，而南唐进攻湖南又大败。再加上朝廷里面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冯延巳与宋齐丘、陈觉、李征古是一派，另一派以孙晟为领袖。李璟最后没有办法，痛下决心，把宋齐丘流放到九华山，后来饿死在家里，陈觉、李征古更是被逼自杀，“宋党”就这样被铲除掉了。冯延巳虽然因为与李璟旧情深厚而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这些朋友遇到的灾难，也深深地影响到冯延巳的情绪。在冯延巳看来，这些忠臣受到的惩处，更使得南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冯延巳对南唐命运的担忧，也就越来越深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冯延巳这两句确实可以从“忧世”的角度来理解。但这种忧世之意也是从诗人个体的角度来说的，则忧世之中也有着忧生之心。王国维将忧生、忧世分类而言，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而已，其实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但忧生忧世的至高境界仍在超越一己之“忧”，从生命、世道角度引发的忧虑才堪称“无我之境”。
描写“忧患”，确实是古代文学作品常见的情形。但“忧患”重了，也就容易变成“抑郁”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后来寄居在金陵荣国府，偏偏又喜欢上了贾家公子宝玉，一边爱，一边又不自信，再加上薛宝钗、史湘云又在里面搅局，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便慢慢变成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在荣国府里，林黛玉虽然能得到贾宝玉的爱，但这份爱其实随时都有终止的可能。这份若即若离的爱情最终让林黛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看《红楼梦》第九十六回，描写林黛玉与贾宝玉最后一次见面：林黛玉从傻大姐嘴中听说贾宝玉要娶宝钗了，心里好像把油盐酱醋倒在一起，根本分不清酸甜苦咸了。林黛玉本来是要回潇湘馆的，这时候连路也走不动了，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千百斤重，两只脚也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所以几乎是一步一步挪到了沁芳桥旁边。这个时候，紫鹃正好过来，看到黛玉是这样的情形：
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
这段话大概不需要我解释，但“眼睛也直直的”几个字，我希望大家不要轻视了。一般来说，只有重度精神抑郁、受了刺激，才会有这种眼睛直直的时候，也就是这时候，她的眼光好像是在看东西，其实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所以林黛玉才在那里东转西转，完全没有了方向。后来紫鹃当然就搀扶着黛玉去见了宝玉，见完了宝玉，知道这个结果没有办法改变了，回去的时候居然走得飞快。
大家看这段描写，非常符合重度抑郁症的症状，有时恍惚无力、目光呆滞，有时突然亢奋，两者交替着，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正常的情况。忧郁的林黛玉变成抑郁的林黛玉，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到底写了什么，大家有很多的说法，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心理学上给这本书以一定的地位。
王国维对忧生忧世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国维本身就是一个忧患的人。他在《自序一》中对自己的评价是“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天性忧郁，我们就不去说了。王国维认为自己的学问之所以不能有大的进步，“体素羸弱”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身体羸弱，每天读书时间最多不过四小时，一般以两三个小时为常，时间一长，精力就集中不了。王国维当时研究的是關于人生的哲学，精力高度集中，才能进入思考阶段。而高度集中的思考是很费体力的。
王国维的经历注定了他对生命的忧虑在一般人之上。他在《自序一》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可见身体多病，加上忧郁的性格，对生命的感觉与一般人就不同了，既有一种生命脆弱的恐惧感，也有对人生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深入思考。
王国维从小寡言笑，1879年母亲去世，1887年祖父去世，1906年父亲去世，1907年继母、夫人去世，亲人的一个个离世，对王国维的影响肯定非常大。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寄予厚望，但面前的两条路都走不通，一条是科举，他考不上，一条是出洋，他出不起，所以“居恒怏怏”，很抑郁地生活着。
王国维虽然在16岁时考中了秀才，18岁那一年，他去杭州参加了乡试，据说是“不终场而归”，也就是没考完就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国维对于科举八股文非常瞧不起，觉得花精力在这上面真是浪费生命。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了。
王国维自己的身体也一直问题不断。1898年，刚到上海也就半年，就因为“鹤膝风”，膝关节肿大疼痛，让两条腿根本就不能走路，只好回海宁休养。1901年，他在罗振玉资助下去日本留学，不到半年又回了国，原因是脚气病发作。
经济也是问题，1898年他到《时务报》当秘书，校对、代回信、代作文，做的事情比别人多，但到手的报酬比别人少。王国维的前任月薪20元，王国维只有12元，所以他在给同乡许家惺信中说自己“心恒不乐”。展现给他的生活似乎基本上没有什么亮色。
政治上呢？当时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但大多数国人守旧因循，浑然不觉，王国维内心十分焦虑。也正如他致信许家惺所云：“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王国维可不是一个只会钻故纸堆的学究，他对现实的关心程度完全超出大家的想象之外的。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不少看法，其实与他的身世、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国维特别重视文学中的“悲情”内涵，又把悲情分为“忧生”与“忧世”两种，我们读《人间词话》，应该注意到这种基本的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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