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清政府吓破了胆，急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准备进攻武汉。


　　但民众似乎并不打算与统治者坐同一条板凳，就在清政府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北京老百姓纷纷奔向银行用纸币兑换银洋，市面一片狼藉。10月14日，翰林徐兆玮在日记里说：“金融恐慌已极，钞票纸票纷往取现，信成银行门口以警察守之，只放一人入内，恐人多受挤也。”宪政研究所总办恽毓鼎同日日记载：“市面大扰，银行、钱店纷纷兑取银洋，周转不灵，遂至接踵闭门，钞票竟成废纸，甚至大清银行钞票亦不收用，是无国家矣。”10月15日，郑孝胥日记这样写：“昨日，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银圆每元值八钱余。”京师如此，地方的恐慌也好不到哪里去。10月17日，两江总督向内阁发出了这样的请代奏电：“窃鄂省事起，沿江一带市面紧急，风潮所及，裕宁官银钱局大受影响……惟市面自发行钞票以来，银元日少，洋厘愈高。平时钞票畅行，所放军饷搭用居其多数，现在票不信用，而新币尚未通行，非多备现洋，无以流通市面，更无以镇定军心。”上海现洋同样出现危机，10月17日，“信成、四明、兴业三银行暂停兑换”。（见黄炎培日记）
　　武昌起义后，民众不信任政府的纸币，非要兑成金币、银币，首先反映的是其内心的生存焦虑。因为长期的专制统治，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老百姓很穷，积蓄极其有限，如果这点钱都靠不住，日子真不知如何过下去。
　　危急时刻，清政府的官员更缺少应有的社会担当。其一，武昌事变初起，权贵就竞相挤兑金钱，无形中给民众一个不良的心理暗示。庆亲王在大清银行首提金币三十万两，摄政王的舅爷也抛售自己手中的大清银行股票。权贵们一方面提现洋，一面到外国银行寄存贵重物品。时人回忆说：“亲贵中之富有者，则以金钱宝钻之类，寄存英商汇丰银行。”“……花旗、汇丰、道胜、正金等外商银行以存款骤增，对新存户采取不计利息的办法。”其二，官员不守本职，只热衷于谋一家之出路，使民众觉得这样的政府很靠不住。吴宓日记载：武昌事变，“……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王锡彤回忆说：“京中闻鄂讯，京官眷属出京者，途为之塞。”梅兰芳这样写：“南方籍的京官，纷纷携眷离京，北京东车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积如山，儿啼母唤，失物寻人，纷乱不堪。”满族亲王、公主也不甘人后，他们财产太多，跑不了太远的地方，纷纷赴天津避难。


　　有人说：遭遇危难，国家之幸，幸在民心尚在；国家之祸，祸在人心沦丧。与当时的革命党人相比，清政府拥有土地、人口、资源等大量优势，但最后却被彻底打败了，证明了这句话确实是真理。
　　判断一个时代的政治是否合理，标准有很多，比如政策的公开透明程度，比如经济发展指标，比如社会安定与否，但最后都要归结到人心上。换句话说，是否拥有人心，是一个时代好坏的最大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