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试从主题学的角度分析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世界文学长廊上出现的“世纪儿”、“多余人”、“零余者”等一批文学形象，旨在探析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困境及其审美意义。
[关键词]世纪儿 多余人 零余者 知识分子 生存困境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一定时代特征的产物，从西方以“模仿”为主要特征到中国以“表现”为主旨的文学，每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对一定时代生存境遇的反映和思考。社会生活具有相似性，人性具有相通性，因而，文学的国界里常常会出现很多相似的现象。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世界文学长廊里曾出现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过人的才华，看不惯黑暗的现实社会,想逃脱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却又感到个人力量的微弱，于是格外感到忧郁苦闷，在悲观绝望中，自我放逐，变得颓废消沉。这些人物在西欧被称为“世纪儿”，在俄国叫“多余人”，在中国被称为“零余者”。他们都是时代夹缝里的思想者、失意者，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所产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出现并非偶然，本文试分析这批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境遇及其审美意义。
1836年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缪塞的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发表，其主人公沃达夫是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颓废、悲观、迷惘，精神上无所依托，是在复辟王朝时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代表。而这种面对现实时“思索多于行动”、“被无可名状的苦恼所困扰”的世纪病患者并不是从沃达夫开始的，早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维特、拜伦的“拜伦式英雄”，后有19世纪俄国的“多余人”、日本的“畸零人”、中国的“零余者”，再延伸到20世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英国的“愤怒的青年”。这样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必有其内在的根源，就像勃兰兑斯曾指出的那样：“19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传遍整个欧洲的那次宗教狂热一样。”[1]。
一、“多余人”及其产生
王立群教授曾说：对未来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纵观这些文学形象出现的时代背景，很容易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这些文学作品的产生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哈姆雷特》创作于人文主义运动高涨时的英国；《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的力作；《 恰尔德?哈洛尔德》产生在欧洲封建复辟势力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角逐的乱世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对拿破仑时代的怀念和复辟王朝的不滿；《叶甫盖尼?奥涅金》、《罗亭》等出现于矛盾尖锐的19世纪俄国；郁达夫的《沉沦》则是出现在中国的五四启蒙时期；“迷惘的一代”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精神家园缺失的沉重感伤。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时代的敏感者，一定的知识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滿但又无力改变现实，从而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恐惧。旧的观念和信仰被抛弃了，但新的人生信念又没有建立，这种新旧交替的复杂环境使他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对生活的勇气。因此，忧郁、堕落、迷惘、悲观厌世、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在生理上摧残与损害自己,去寻求摆脱苦闷的性刺激。
深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这些形象的出现都是个体对自己或民族的存在境遇的深深担扰，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充满矛盾的现实时所产生的文化困境。就像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时所说的那样：“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他什么事情都开始做过，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底――他想的多，做的却少，在二十岁上就已经是个老人”［2］。他们给人以很大的希望，完成得却很少，甚至什么也完成不了。赫尔岑说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3］，个人主义思想无法融入到时代大潮的变革之中，他们注定是时代的流浪儿，是“不结籽的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能看到现实的弊端，但却不能担起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重任，也找不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只能顾影自怜，甚至走向人格分裂、自杀的道路。因此，人类对生存境遇无尽的思索和无能为力是产生这一批人物形象的内在原因。
二、审美内涵
尽管这一批人物都是时代的失败者，上不能挑起民族大任，下不能有个精彩的人生，但他们的存在却具有丰富的美学意义。
首先，他们身上闪着时代进步的理想之光。哈姆雷特王子有力的思辩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丹麦腐败的现状并高扬起人文主义理想的旗帜；维特、沃达夫、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忧郁唱出封建王朝即将灭亡的挽歌；“多余人”罗亭有独特的思辩能力，他宣传、捍卫真理，赞美人的意志和力量，把“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当作人生的归宿；零余者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号召，这些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召示着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其次，他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境遇。“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些知识分子曾一度是新时代的佼佼者、旧时代的清醒人；但他们却纷纷陷入了“托斯加”(Tocka，英文为worldsorrow，译为中文就是“世界苦”)的心理状态，“对于现世一切事物，失去了稳健的兴味。对于目前的实际目的，抛弃了追求的欲望，而只是苦心焦虑的要解释人生的哑谜。他们只是焦虑，而丝毫没有整然的理路，所以结果是一方厌恶现实，他方毫无目的的憧憬虚无，终至痛感于人生的无常悲惨，将一切成败，当作鸡虫蛮触，而彻悟到最后的死灭”，“他们的结果，不外是沉溺于绝望的深渊和发狂的两种”。[4]他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生存境遇：想有所作为却不能为，厌弃现实却又无法改变，苦苦追寻后还是惘然，这是人生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悖谬。郁达夫在1924年问世的《零余者》慨叹：“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因为“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无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确的。……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竞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第三，……我对于家庭还是个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沉溺于盲目之爱的我的祖母，已经死了。……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块钱……还是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呢？……我完全是一个无用的人吓，我依旧是一个无用的人吓”！有为，遵遁了规律方可有为；而要完成的任务太艰巨，只能在思虑和苦闷中叫嚣。
人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在面临纷繁的生存境遇时过多的思索和无力承担之间的矛盾形成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悲剧命运；然而无为并不是毫无意义，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状态之一。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五)[M]?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俄]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3]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4]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关键词]世纪儿 多余人 零余者 知识分子 生存困境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一定时代特征的产物，从西方以“模仿”为主要特征到中国以“表现”为主旨的文学，每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对一定时代生存境遇的反映和思考。社会生活具有相似性，人性具有相通性，因而，文学的国界里常常会出现很多相似的现象。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世界文学长廊里曾出现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过人的才华，看不惯黑暗的现实社会,想逃脱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却又感到个人力量的微弱，于是格外感到忧郁苦闷，在悲观绝望中，自我放逐，变得颓废消沉。这些人物在西欧被称为“世纪儿”，在俄国叫“多余人”，在中国被称为“零余者”。他们都是时代夹缝里的思想者、失意者，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所产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出现并非偶然，本文试分析这批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境遇及其审美意义。
1836年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缪塞的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发表，其主人公沃达夫是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颓废、悲观、迷惘，精神上无所依托，是在复辟王朝时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代表。而这种面对现实时“思索多于行动”、“被无可名状的苦恼所困扰”的世纪病患者并不是从沃达夫开始的，早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维特、拜伦的“拜伦式英雄”，后有19世纪俄国的“多余人”、日本的“畸零人”、中国的“零余者”，再延伸到20世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英国的“愤怒的青年”。这样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必有其内在的根源，就像勃兰兑斯曾指出的那样：“19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传遍整个欧洲的那次宗教狂热一样。”[1]。
一、“多余人”及其产生
王立群教授曾说：对未来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纵观这些文学形象出现的时代背景，很容易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这些文学作品的产生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哈姆雷特》创作于人文主义运动高涨时的英国；《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的力作；《 恰尔德?哈洛尔德》产生在欧洲封建复辟势力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角逐的乱世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对拿破仑时代的怀念和复辟王朝的不滿；《叶甫盖尼?奥涅金》、《罗亭》等出现于矛盾尖锐的19世纪俄国；郁达夫的《沉沦》则是出现在中国的五四启蒙时期；“迷惘的一代”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精神家园缺失的沉重感伤。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时代的敏感者，一定的知识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滿但又无力改变现实，从而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恐惧。旧的观念和信仰被抛弃了，但新的人生信念又没有建立，这种新旧交替的复杂环境使他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对生活的勇气。因此，忧郁、堕落、迷惘、悲观厌世、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在生理上摧残与损害自己,去寻求摆脱苦闷的性刺激。
深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这些形象的出现都是个体对自己或民族的存在境遇的深深担扰，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充满矛盾的现实时所产生的文化困境。就像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时所说的那样：“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他什么事情都开始做过，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底――他想的多，做的却少，在二十岁上就已经是个老人”［2］。他们给人以很大的希望，完成得却很少，甚至什么也完成不了。赫尔岑说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3］，个人主义思想无法融入到时代大潮的变革之中，他们注定是时代的流浪儿，是“不结籽的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能看到现实的弊端，但却不能担起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重任，也找不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只能顾影自怜，甚至走向人格分裂、自杀的道路。因此，人类对生存境遇无尽的思索和无能为力是产生这一批人物形象的内在原因。
二、审美内涵
尽管这一批人物都是时代的失败者，上不能挑起民族大任，下不能有个精彩的人生，但他们的存在却具有丰富的美学意义。
首先，他们身上闪着时代进步的理想之光。哈姆雷特王子有力的思辩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丹麦腐败的现状并高扬起人文主义理想的旗帜；维特、沃达夫、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忧郁唱出封建王朝即将灭亡的挽歌；“多余人”罗亭有独特的思辩能力，他宣传、捍卫真理，赞美人的意志和力量，把“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当作人生的归宿；零余者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号召，这些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召示着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其次，他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知识分子典型的生存境遇。“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些知识分子曾一度是新时代的佼佼者、旧时代的清醒人；但他们却纷纷陷入了“托斯加”(Tocka，英文为worldsorrow，译为中文就是“世界苦”)的心理状态，“对于现世一切事物，失去了稳健的兴味。对于目前的实际目的，抛弃了追求的欲望，而只是苦心焦虑的要解释人生的哑谜。他们只是焦虑，而丝毫没有整然的理路，所以结果是一方厌恶现实，他方毫无目的的憧憬虚无，终至痛感于人生的无常悲惨，将一切成败，当作鸡虫蛮触，而彻悟到最后的死灭”，“他们的结果，不外是沉溺于绝望的深渊和发狂的两种”。[4]他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生存境遇：想有所作为却不能为，厌弃现实却又无法改变，苦苦追寻后还是惘然，这是人生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悖谬。郁达夫在1924年问世的《零余者》慨叹：“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因为“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无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确的。……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竞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第三，……我对于家庭还是个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沉溺于盲目之爱的我的祖母，已经死了。……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块钱……还是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呢？……我完全是一个无用的人吓，我依旧是一个无用的人吓”！有为，遵遁了规律方可有为；而要完成的任务太艰巨，只能在思虑和苦闷中叫嚣。
人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在面临纷繁的生存境遇时过多的思索和无力承担之间的矛盾形成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悲剧命运；然而无为并不是毫无意义，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状态之一。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五)[M]?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俄]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3]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4]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