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司马迁酝酿两年才完成的一封回信。学界多有考证，大致认定为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初，任安给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期待司马迁借助“为中书令，尊宠任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的机遇，“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之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案，任安受牵连，论罪腰斩，又托人传语司马迁，提到之前“推贤进士”之寄托，冀望司马迁搭救自己。司马迁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半年，也就是任安被腰斩前不久，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写成之后，受赞誉很多，有“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天下奇文”等评价。《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价它“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这些赞誉，源于其情、其志：司马迁借这封信完成了其生死观和价值观的阐述，完成了他接受宫刑、著述《史记》的完整心路表达。这封信，表面上拒绝了任安的请求，实则对自己的一生以及著述《史记》的壮志进行了深度剖析，产生了亘久、深刻的影响。试作剖析。
　　一、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肠一日而九回”的如焚内心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诬罔主上”之罪，遭宫刑。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对受刑的人更是一种奇耻大辱。从受宫刑，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写这封信，历经了七年的漫长岁月，司马迁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实质却一直“肠一日而九回”。
　　信中，司马迁评价说：“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因“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加之“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司马迁惨遭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受宫刑。只是，为了“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大事，他隐忍苟活，但他内心的痛苦又如何能够消弭！
　　在“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士大夫格外重视礼节和尊严，而刑辱则将这一切剥夺殆尽。司马迁不厌其烦地罗列：“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里有“四不辱”和“六受辱”，其受辱程度关系依次是“四不辱”中“辱先”最重，“六受辱”中腐刑最重。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即腐刑，是最下等的刑罚，是极致的刑罚——这一刑罚，不仅处罚最重更是羞辱先人，是最深程度的羞辱。时隔多年，司马迁如此细致述说，并且使用了“太上”“最下”“极矣”这些态度鲜明的词，更显现出其内心极度的痛苦。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评价道：“‘太上不辱’云云，每況愈下，循次九而至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末尾直陈心声：“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是怎样的哀痛和苍凉！两千年来，此一段，一字一泪，如泣如诉，总令人不忍卒读！
　　二、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的悲剧人生
　　这篇散文，至情至性，细腻生动。司马迁详细描写了自己遭腐刑之后的生活，叙述自身蒙受的冤屈和耻辱，诉说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透彻地剖析了自己的文学观、生死观和价值观。
　　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认真推敲“稍陵迟”三个字，释为“逐渐志气衰微”——这是一个怎样漫长的“稍”（逐渐）！据记载，司马迁被投入大牢之后，不幸遇到了酷吏杜周，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各种残酷折磨，但司马迁终不屈服，绝不认罪，体现了文人的骨气。
　　行文中，司马迁使用了很多古代圣贤受辱苟活的例子，似是要证明自己抉择之正确。然而，越是事例众多，越是论证密集，越是显现司马迁在实际生活中无法逃脱的漫长苦痛。
　　与黯淡地死去相比，隐忍苟活才是更为艰难的过程，才是更为曲折辛酸的人生路。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一句，反问语气，看似不经意，实则情感深淳。司马迁“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在这个世上只有妻女至亲；但是，因为著述史书和遭遇牢狱之灾，司马迁始终未能给予家人该有的照顾！此时，面对任安，轻声道来：“你看，即便对待我最亲近的妻子和女儿，我什么也做不到啊！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留恋呢？”用最亲的人，来证明自己的无力和无情，这是有着怎样深重的遗憾？有着怎样深邃的关切？更有着怎样深刻的痛苦？
　　倡优所畜，志气衰微，不顾至亲。如此，能够支撑司马迁隐忍苟活的，也就唯有完成《史记》罢了。清代林云铭评价《报任安书》说：“通篇淋漓悲壮，如泣如诉，自始至终，似一气呵成……读者逐段细绎，如见其慷慨激烈，须眉欲动。”生活惨怛如斯，能不悲愤吗？
　　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用之所趋异也”的幽深志向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此一句，大家熟悉的是前三个短句，其实最关键的，偏偏是“用之所趋异也”。这六个字，字字重逾千斤，字字血泪纷飞，婉曲地表达了司马迁对荣辱、生死的深思，把自己忍辱负重、隐忍偷生的痛苦选择，讲得无比沉痛而又包含人间哲理。
　　信中，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再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解释了自己受辱不死的抉择并非顾念家庭，亦非缺乏“去就之分”的义气和“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勇气；司马迁认为，因个人名节而死，却断送了自己乃至几辈人为之献身的编著《史记》的事业，这绝非他能接受的。面对一世之荣辱和一生的大事业，他最终选择“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个人的奇耻大辱，强化了他修著《史记》的奇崛志愿，促使司马迁以“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加快著述。到太初四年，《史记》初成。《史记》的完成，使司马迁超越了人生的大苦痛和大寂寞，成就了意志和大义。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不仅是司马迁个体生命的延续，还将其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衡量，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展现了个体生命的巨大价值。李长之先生认为：“汉武帝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种高蹈的志向，贯穿于《报任安书》的始终。
　　千古奇冤，再加上幽深奇志，酝酿而成天下奇文。《报任安书》积郁喷薄，纵横起伏，一波三折更一泻千里。率性、详尽的表达，饱含着矛盾与痛苦，时而慷慨激越，时而泣诉怨慕，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戛然而止，最终成就了这篇媲美《离骚》的文学奇观，留给我们反复吟咏、感喟、深思、践志。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