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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广西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他们以悲悯的情怀、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笔触描摹生活、折射内心，反映在时代骤变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现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道德坚守。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极大关注，并被文学界广泛认可。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题材选择、美学追求、道德审视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代表了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面貌和诗学追求，对他们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全貌，探讨文学的使命与意义。本文以201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为观察对象，探讨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特质。
一、底层书写
《丛书》收录了六位小说家的作品，即潘小楼、黄土路、梁志玲、陶丽群、周耒、杨仕芳等，他们来自壮族、侗族等广西世居民族，多出生于普通家庭，来自农村、工人家庭，或本身原是打工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底层小人物恶劣的生存状态，对其充满同情，并且深切关注他们的命运。《丛书》多以这类人为描写对象，即农民、打工者、小摊贩、收破烂的、下岗工人、风尘女子、残疾人等，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困顿，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能力提升自己，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有能力自救，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里没有任何竞争力和优势。为了生存特别是在城市扎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受歧视、受污辱，抛弃尊严、扭曲人性，他们的抗争多以失败告终，最后向生活妥协。《丛书》通过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展现命运的悲剧和人性的丑恶，揭露权力的腐朽、欲望的肮脏，描写两性的龃龉，映射生存的困境，展现城市文明对乡村生存空间的挤压，并为寻求底层民众的出路做出各种探索。
（一）表现底层人物特别是女性的生存困境
生活中各有各的苦楚，作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求存，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不公。例如，梁志玲的短篇小说《梳头的声音》里的打工女胡美丽，为了留在城市跟老板娘斗志斗勇，甚至出卖身体勾搭老板，最终以失败告终;另一打工女绿女，自尊自爱，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换取幸福，却因劳累过度死在大火当中;秀子表姐虽然嫁了城里人，却为了保住地位而努力生儿子。三位来自农村的年轻姑娘在进军城市的过程中受到了重重阻碍，城里人给予她们的是鄙夷、排斥、刁难、玩弄、污辱，她们最终都惨淡收场。作者用悲凉的笔调涂画了她们悲剧的一生，为这一类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的女孩们谱写了一曲悲歌，探讨新时期那些逃离家乡的年轻人变幻莫测的前途，追问他们何去何从。类似的题材还有梁志玲的《纠缠》、陶丽群《行走在城市里的鱼》等，这些小说表现出相似的主题：生存的艰辛、权力和制度的压制、道德的束缚、命运的愚弄、畸形的人物关系、平凡人的无限妥协退让。
（二）表现小人物的坚韧生命力
《丛书》同时也写描写了底层小人物强大的生命力，为了生存，他们百折不挠，拥有一颗坚韧的心。例如，陶丽群的《漫山遍野的秋天》描写了三位人物，即不能生育的丈夫、侏儒妻子、傻子。丈夫因不能生育被前妻抛弃后娶了侏儒妻子，侏儒妻子一心想要生个孩子，做一个完整的女人，傻子是隔壁赵巫婆的儿子，二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更遑论后代。傻子与妻子发生了关系，有了孩子，丈夫得知后离家出走。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过后，丈夫回归家园继续耕种心爱的土地，妻子幸福怀孕，傻子也有了后代。这个故事讲述了三个残缺的人经过互补，完成了人生的圆满。故事令人心酸，但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执着令人动容。这些顽强的生命力，不肯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正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闪耀点，也是小说最动人的地方。
对底层的书写是大多数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选择，他们通过对这些社会边缘人物遭际的观照，探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那些未能登上时代列车的底层人物的命运前途，揭示生活并非处处充满鲜花，依旧有泪水和辛酸，当然还有希望。
二、美学追求
作家们善于从小处着眼，细腻真实的描写生活，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讲述故事娓娓道来。在他们笔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为读者建构了一幅幅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画卷，并展现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一）对人性丑恶的揭露
《丛书》在着力刻画人性的丑陋特别是男性的丑陋面貌方面十分突出。与普遍描写女性的人性美与悲剧美不同，小说在描写人性丑陋方面多以男性为突破口，这未尝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例如，《飞入天中的梯田》（周耒）对官场中某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皮条客的批判入木三分，刻画出了令人作呕的人物群像;文中男性无一正面形象，官员冯自达、拉皮条的基础干部邓明亮、饭店老板、父亲农宝可以说是三个阶层的代表（官员、商人、农民），也是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柱，但他们在女孩小菱走向灭亡的路上无一不是推手，亦无一不将社会的另一半——女性，当作玩物与商品。小说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集体腐烂的丑恶现象，亦揭示了弱势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卑微与挣扎。
《秘密渡口》（潘小樓）中，赵尔克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各种女性，油腻而猥琐，却给自己贴上“牧歌”的诗意标签。《桂林的田螺姑娘》（黄土路）是对民间故事“田螺姑娘”的一次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改编，田螺姑娘并没有与小伙子幸福一生，而是遇到一个家暴、悭吝且与寡妇偷情的丈夫，为了填饱肚子，田螺姑娘不得不委身于村老，最后怀孕事发，逃回水里做回了田螺。小说揭露了农村田园牧歌的另外一面——粗俗无知、野蛮暴虐，突出表现为村老的强权与腐败、村民的麻木与愚昧，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人性中的贪婪、自私。
《丛书》中诸多男性形象承载了作者对人性的批判。虚伪、贪婪、自私、纵欲、懦弱、无能，这些附着在人身上的劣根性，是与生俱来的，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需要克服的。作家们通过对这些人性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表达对真与美、爱与善的缅怀和追求。
（二）善于用悲剧震撼人心
《丛书》中不少小说以悲剧结局，或者作品中始终弥漫着悲凉的氛围。陶丽群《风的方向》中的移民在新迁徙的土地辛苦十五年，仍得不到法律和当地百姓的接纳，依旧是不受欢迎的外来客，跪着求活——为死者求一席安眠之地，为生者求一片故土，只有回到贫瘠偏远、曾经迫不及待抛弃的老家，才能有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梁志玲《突然四十》的女主人公张国花是一位普通的送报员，在丈夫失业而颓废后扛起养家的重担，做着对女人来说过于沉重的工作，她乐观豁达，并不报怨，正当丈夫翻然悔悟、努力赚钱给她买礼物和蛋糕过生日的时候，她却死于车祸。《梳头的声音》里，无论是出卖肉体的胡美丽，还辛勤工作的绿女，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前者被婚姻保卫者的老板娘驱赶，鸡飞蛋打，后者因为太累睡着了，被火烧死。潘小楼《小满》中小满的离奇波折的一生，杨仕芳《流逝》中欧元刚失败的两段婚姻，均让读者对主人公的命运充满同情。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平凡，个个鲜活、充满生命力，却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惨淡收场。这是生活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作家们用悲剧的力量，表现了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和迷惘、对命运的失望及无力感。
三、道德审视
文学即人学，描写人物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小说创作的一大题材。作家们对于传统伦理道德持慎重的审视态度，亦通过作品展现他们的矛盾和困惑，他们对传统美德给予肯定和赞美，但同时又更敏锐地意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毁灭。
（一）对传统道德的赞美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奔波，身上存在着各种小毛病，如自私、懦弱、蠢笨等，但这些瑕疵不能掩盖他们身上的光辉，如勇敢、坚韧、宽容、勇于牺牲等品质。无论是《起舞的蝴蝶》（陶丽群），还是《一塘荷香》（陶丽群），抑或是《醉月亮》（陶丽群），主角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对传统道德的坚守。《起舞的蝴蝶》（陶丽群）中的胡蝶，勤劳善良，热情爽利，但因为太过“能干”而被丈夫抛弃，胡蝶离婚后努力挣钱，孝顺公爹、照顾儿子，克制生理需求，坚持不找情人，坚守贞操，并大度原谅前夫，最后在公公临终前，也十分识大体地退让出儿媳妇的位置，让前夫的妻子上前守候病榻前，突显了传统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贞洁意识;李一锄因是上门女婿被村民排挤、欺辱，在争夺土地中失去妻子，等到儿子有能力报仇，不但阻止儿子报仇，而且依仇人所愿，又将田地调换回来，体现了“以德报怨”的品德;《醉月亮》里的刘桂香苛待自己的孩子，悉心照料现任丈夫的孩子、维护前夫的孩子，这种舍已为人的品质令周围人对她赞不绝口。小说人物对传统道德的固守有些迂腐甚至是残酷，但在当下的生活语境当中，作者执意描写这种坚守与呼唤，又显得有几分执着与悲壮。
（二）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
对于传统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戕害，小说家们又保持着警惕态度。《第四个春天》（陶丽群）中的万宝路是一位普通的高楼外体清洁工，他乐观善良，有着做蜘蛛侠的梦想;因为救助一位老太婆而被诬撞人，被无良媒体歪曲事实，受不了大众谴责和旁人误解而自杀。《臻蔡先生》（杨仕芳）中的老师陈林，仅因漂亮女学生的一个恶意玩笑，就被大众打为流氓，从此尊严尽失，被逼堕落，放弃坚守半生的职业操守和信念。这是两则道德暴力的故事，可怕之处在于——当它以“正义”为旗帜，成为某些人的武器时，所有被害者都要在它的屠刀下瑟瑟发抖，而且它不需要证据便可判定你的“罪”，便可毁了人的一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道德暴力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作者通过或悲剧或荒谬的故事，完成对道德的审视和批判，“美德”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当它作为杀人利器或者阻碍人生存的帮凶之时，“道德”就已经变成了吃人的魔鬼，对人只有束缚和毁灭。《雪越来越暖》（周耒）中的杨凤莲是一位被拐卖妇女，几经抗争，接受了命运，与买她的男人结成了夫妻，过着有几许家庭温暖的生活。几年之后，她携夫带女回乡探亲，发现家庭因为寻找她而支离破碎，为了報答父母之恩，她抛弃丈夫与女儿，将自己作为“换婚”的交易品换来了弟弟的婚姻，却彻底滑入了悲剧的深渊。她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弟弟的幸福，热衷家暴的弟弟将弟媳打死，她作为被报复的对象也终日受到新丈夫的凌辱和虐待。杨凤莲的“愚孝”“报恩”以及所谓的“牺牲”和“成全”并没有让她显得高尚，反倒揭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思想的荼毒和驯化、对女性自身的毁灭以及女性被“物化”的可怕现实。
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对真善美的执着、对命运的迷惘和思考，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创作特质。这既是他们小说的优点，也是一种束缚。文学反映生活、人性，折射内心，寄托理想和愿望。生活不仅仅有底层，也不仅仅有苦难，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能促使小说更好地提升。
（广西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17KY01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石丽芳（1979-），女，瑶族，广西平乐人，博士，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一、底层书写
《丛书》收录了六位小说家的作品，即潘小楼、黄土路、梁志玲、陶丽群、周耒、杨仕芳等，他们来自壮族、侗族等广西世居民族，多出生于普通家庭，来自农村、工人家庭，或本身原是打工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底层小人物恶劣的生存状态，对其充满同情，并且深切关注他们的命运。《丛书》多以这类人为描写对象，即农民、打工者、小摊贩、收破烂的、下岗工人、风尘女子、残疾人等，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困顿，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能力提升自己，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有能力自救，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里没有任何竞争力和优势。为了生存特别是在城市扎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受歧视、受污辱，抛弃尊严、扭曲人性，他们的抗争多以失败告终，最后向生活妥协。《丛书》通过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展现命运的悲剧和人性的丑恶，揭露权力的腐朽、欲望的肮脏，描写两性的龃龉，映射生存的困境，展现城市文明对乡村生存空间的挤压，并为寻求底层民众的出路做出各种探索。
（一）表现底层人物特别是女性的生存困境
生活中各有各的苦楚，作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求存，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不公。例如，梁志玲的短篇小说《梳头的声音》里的打工女胡美丽，为了留在城市跟老板娘斗志斗勇，甚至出卖身体勾搭老板，最终以失败告终;另一打工女绿女，自尊自爱，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换取幸福，却因劳累过度死在大火当中;秀子表姐虽然嫁了城里人，却为了保住地位而努力生儿子。三位来自农村的年轻姑娘在进军城市的过程中受到了重重阻碍，城里人给予她们的是鄙夷、排斥、刁难、玩弄、污辱，她们最终都惨淡收场。作者用悲凉的笔调涂画了她们悲剧的一生，为这一类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的女孩们谱写了一曲悲歌，探讨新时期那些逃离家乡的年轻人变幻莫测的前途，追问他们何去何从。类似的题材还有梁志玲的《纠缠》、陶丽群《行走在城市里的鱼》等，这些小说表现出相似的主题：生存的艰辛、权力和制度的压制、道德的束缚、命运的愚弄、畸形的人物关系、平凡人的无限妥协退让。
（二）表现小人物的坚韧生命力
《丛书》同时也写描写了底层小人物强大的生命力，为了生存，他们百折不挠，拥有一颗坚韧的心。例如，陶丽群的《漫山遍野的秋天》描写了三位人物，即不能生育的丈夫、侏儒妻子、傻子。丈夫因不能生育被前妻抛弃后娶了侏儒妻子，侏儒妻子一心想要生个孩子，做一个完整的女人，傻子是隔壁赵巫婆的儿子，二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更遑论后代。傻子与妻子发生了关系，有了孩子，丈夫得知后离家出走。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过后，丈夫回归家园继续耕种心爱的土地，妻子幸福怀孕，傻子也有了后代。这个故事讲述了三个残缺的人经过互补，完成了人生的圆满。故事令人心酸，但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执着令人动容。这些顽强的生命力，不肯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正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闪耀点，也是小说最动人的地方。
对底层的书写是大多数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选择，他们通过对这些社会边缘人物遭际的观照，探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那些未能登上时代列车的底层人物的命运前途，揭示生活并非处处充满鲜花，依旧有泪水和辛酸，当然还有希望。
二、美学追求
作家们善于从小处着眼，细腻真实的描写生活，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讲述故事娓娓道来。在他们笔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为读者建构了一幅幅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画卷，并展现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一）对人性丑恶的揭露
《丛书》在着力刻画人性的丑陋特别是男性的丑陋面貌方面十分突出。与普遍描写女性的人性美与悲剧美不同，小说在描写人性丑陋方面多以男性为突破口，这未尝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例如，《飞入天中的梯田》（周耒）对官场中某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皮条客的批判入木三分，刻画出了令人作呕的人物群像;文中男性无一正面形象，官员冯自达、拉皮条的基础干部邓明亮、饭店老板、父亲农宝可以说是三个阶层的代表（官员、商人、农民），也是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柱，但他们在女孩小菱走向灭亡的路上无一不是推手，亦无一不将社会的另一半——女性，当作玩物与商品。小说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集体腐烂的丑恶现象，亦揭示了弱势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卑微与挣扎。
《秘密渡口》（潘小樓）中，赵尔克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各种女性，油腻而猥琐，却给自己贴上“牧歌”的诗意标签。《桂林的田螺姑娘》（黄土路）是对民间故事“田螺姑娘”的一次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改编，田螺姑娘并没有与小伙子幸福一生，而是遇到一个家暴、悭吝且与寡妇偷情的丈夫，为了填饱肚子，田螺姑娘不得不委身于村老，最后怀孕事发，逃回水里做回了田螺。小说揭露了农村田园牧歌的另外一面——粗俗无知、野蛮暴虐，突出表现为村老的强权与腐败、村民的麻木与愚昧，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人性中的贪婪、自私。
《丛书》中诸多男性形象承载了作者对人性的批判。虚伪、贪婪、自私、纵欲、懦弱、无能，这些附着在人身上的劣根性，是与生俱来的，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需要克服的。作家们通过对这些人性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表达对真与美、爱与善的缅怀和追求。
（二）善于用悲剧震撼人心
《丛书》中不少小说以悲剧结局，或者作品中始终弥漫着悲凉的氛围。陶丽群《风的方向》中的移民在新迁徙的土地辛苦十五年，仍得不到法律和当地百姓的接纳，依旧是不受欢迎的外来客，跪着求活——为死者求一席安眠之地，为生者求一片故土，只有回到贫瘠偏远、曾经迫不及待抛弃的老家，才能有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梁志玲《突然四十》的女主人公张国花是一位普通的送报员，在丈夫失业而颓废后扛起养家的重担，做着对女人来说过于沉重的工作，她乐观豁达，并不报怨，正当丈夫翻然悔悟、努力赚钱给她买礼物和蛋糕过生日的时候，她却死于车祸。《梳头的声音》里，无论是出卖肉体的胡美丽，还辛勤工作的绿女，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前者被婚姻保卫者的老板娘驱赶，鸡飞蛋打，后者因为太累睡着了，被火烧死。潘小楼《小满》中小满的离奇波折的一生，杨仕芳《流逝》中欧元刚失败的两段婚姻，均让读者对主人公的命运充满同情。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平凡，个个鲜活、充满生命力，却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惨淡收场。这是生活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作家们用悲剧的力量，表现了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和迷惘、对命运的失望及无力感。
三、道德审视
文学即人学，描写人物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小说创作的一大题材。作家们对于传统伦理道德持慎重的审视态度，亦通过作品展现他们的矛盾和困惑，他们对传统美德给予肯定和赞美，但同时又更敏锐地意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毁灭。
（一）对传统道德的赞美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奔波，身上存在着各种小毛病，如自私、懦弱、蠢笨等，但这些瑕疵不能掩盖他们身上的光辉，如勇敢、坚韧、宽容、勇于牺牲等品质。无论是《起舞的蝴蝶》（陶丽群），还是《一塘荷香》（陶丽群），抑或是《醉月亮》（陶丽群），主角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对传统道德的坚守。《起舞的蝴蝶》（陶丽群）中的胡蝶，勤劳善良，热情爽利，但因为太过“能干”而被丈夫抛弃，胡蝶离婚后努力挣钱，孝顺公爹、照顾儿子，克制生理需求，坚持不找情人，坚守贞操，并大度原谅前夫，最后在公公临终前，也十分识大体地退让出儿媳妇的位置，让前夫的妻子上前守候病榻前，突显了传统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贞洁意识;李一锄因是上门女婿被村民排挤、欺辱，在争夺土地中失去妻子，等到儿子有能力报仇，不但阻止儿子报仇，而且依仇人所愿，又将田地调换回来，体现了“以德报怨”的品德;《醉月亮》里的刘桂香苛待自己的孩子，悉心照料现任丈夫的孩子、维护前夫的孩子，这种舍已为人的品质令周围人对她赞不绝口。小说人物对传统道德的固守有些迂腐甚至是残酷，但在当下的生活语境当中，作者执意描写这种坚守与呼唤，又显得有几分执着与悲壮。
（二）对于传统道德的批判
对于传统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戕害，小说家们又保持着警惕态度。《第四个春天》（陶丽群）中的万宝路是一位普通的高楼外体清洁工，他乐观善良，有着做蜘蛛侠的梦想;因为救助一位老太婆而被诬撞人，被无良媒体歪曲事实，受不了大众谴责和旁人误解而自杀。《臻蔡先生》（杨仕芳）中的老师陈林，仅因漂亮女学生的一个恶意玩笑，就被大众打为流氓，从此尊严尽失，被逼堕落，放弃坚守半生的职业操守和信念。这是两则道德暴力的故事，可怕之处在于——当它以“正义”为旗帜，成为某些人的武器时，所有被害者都要在它的屠刀下瑟瑟发抖，而且它不需要证据便可判定你的“罪”，便可毁了人的一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道德暴力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作者通过或悲剧或荒谬的故事，完成对道德的审视和批判，“美德”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当它作为杀人利器或者阻碍人生存的帮凶之时，“道德”就已经变成了吃人的魔鬼，对人只有束缚和毁灭。《雪越来越暖》（周耒）中的杨凤莲是一位被拐卖妇女，几经抗争，接受了命运，与买她的男人结成了夫妻，过着有几许家庭温暖的生活。几年之后，她携夫带女回乡探亲，发现家庭因为寻找她而支离破碎，为了報答父母之恩，她抛弃丈夫与女儿，将自己作为“换婚”的交易品换来了弟弟的婚姻，却彻底滑入了悲剧的深渊。她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弟弟的幸福，热衷家暴的弟弟将弟媳打死，她作为被报复的对象也终日受到新丈夫的凌辱和虐待。杨凤莲的“愚孝”“报恩”以及所谓的“牺牲”和“成全”并没有让她显得高尚，反倒揭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思想的荼毒和驯化、对女性自身的毁灭以及女性被“物化”的可怕现实。
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对真善美的执着、对命运的迷惘和思考，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创作特质。这既是他们小说的优点，也是一种束缚。文学反映生活、人性，折射内心，寄托理想和愿望。生活不仅仅有底层，也不仅仅有苦难，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能促使小说更好地提升。
（广西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17KY01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石丽芳（1979-），女，瑶族，广西平乐人，博士，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