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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今年两会上，教育依旧是热点话题。今年两会上，究竟有哪些教育话题受到代表、委员们的重点关注呢？请看本期的“热点播报”。
如何解决“校闹”问题
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专门就“校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所谓“校闹”，通俗地说，即学生遇到了某些事故后，不管有理无理，家长总会找学校“理论”“理赔”，把事情“闹大”。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举例：在2015年元旦发生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不幸遇难，该生家长找到学校“讨说法”。按理，放假后学生已离校，学校不应承担责任，但家长却一直“闹”，最后学校只好向遇难学生家庭支付了一笔人道主义抚慰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也举例：一位小学校长曾告诉他，学校某次运动会的一个项目是三级跳，结果学生还没跳，一旁的某个家长先受了伤。家长一“闹”，最终学校赔偿8万元。
“与家长打官司，学校每打必输！”不少校长都这样反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指出，我国当前缺失《学校法》等重要法律，学校与老师之间、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都存在法律的模糊或空白地带。因此，学校屡屡被人讹诈，被迫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对此，多名代表和委员提议，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明确学校的责任与职责，保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我国需要对教育领域的法律进行顶层设计，需要设计的不是某一部法律，而是一整套法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建议，学校在面对“校闹”时，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一味的迁就、纵容，实际上助长了超越法律边界去提个人要求的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效仿”。
义务教育能否覆盖学前教育
“有些地方，上个幼儿园，每年花费竟要10万元，这样的负担，有几个家庭承担得起？”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说。她认为，当前幼儿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投入相对不足，教育资源短缺，师资队伍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比例失调，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入园难”问题突出。为此，她建议将学前教育（幼儿园）纳入十二年义务教育范畴。
王麒的建议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响应。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在农村，不仅要办好义务教育，还要把它往前推到学前阶段，使孩子们从小就能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受到熏陶和灌输，拥有正确的信仰。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莫言在提案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农村的幼儿园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学前教育普及率很高，但同时也存在教学设备不配套、幼儿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莫言建议从立法层面对农村幼儿园建设予以规范，国家富强之后可以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畴。
如何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我们现在要求农村老师以奉献精神来扎根农村，但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主张农村老师的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老师的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说，“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优秀老师在什么地方，优秀学生就在什么地方。通过待遇上的提升，农村老师的教学质量就会有比较好的提高。”他呼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以促进教育公平，“我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提升”。
有关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缺教师的现象十分突出，开不齐规定的课程。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待遇太低，吸引不来人才。为此，他也呼吁提升农村教师待遇。他说：“不是给农村教师一点津贴就够了，而应该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这样大学毕业生才可能真正抢着去。”
全国政协委员、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在两会上则给出了一组数据：农村教师的收入大部分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师月收入超过1500元的只有56%左右;流失的农村教师中，大多为骨干教师，九成以上为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要扭转这样的局面，马蔚华建议，在持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农村的师资力量，吸引专业师范学校毕业生到农村教学，稳定并逐步扩大农村教师队伍;切实改善农村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工资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注重在职教师的培训与再培训，不断提升其教学水平。
地方高校如何转型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但该如何转型？不少地方教育管理者及地方高校管理者有点“犯难”。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用5年时间调研了四川省107所高校，形成了15万字的调研报告。在他调研的高校中，没有一位校长能说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型”“有多宽、有多高”。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表示：“转型就是转型，不是升格，也不是更名。在地方高校转型过程中应淡化名称问题，重要的是把握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不必在名字上做文章。”李和平认为，引导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明白这些高校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简单地说，一个是结构问题，另一个是水平问题。如果全国那么多高校还是贪大求全，不仅在宏观上没有质量，而且微观上再怎么改，也一样没有质量。李和平建议，不要把过多的学校一夜之间就改成应用技术大学，容易引起误解。而且在我国文化背景之下，也做不到“酒香不怕巷子深”。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认为，转型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一所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紧贴社会需求办学的问题。因为现在说的应用型人才，20年后可能就不需要了。未来会不断出现新的职业，高校怎么办？叶飞帆认为，学校作为一个系统，它的自我调整能力必须强，就像一个人一样，社会有什么变化必须及时反应。地方高校转型的过程是长期性的，不能今天说转型明天就转完了，更不是说从这个型转到那个型。 职业教育如何摆脱低人一等的尴尬
近年来，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很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仍不够强，尤其是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普遍存有误解，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认为，我国职业教育通道设计存在断层，职业教育学生读大学本科、成为硕士生、博士生的路径非常狭窄，导致生源相对较差。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上海市委秘书长李碧影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缺乏连续性，很多东西中职教了高职再教、学科交叉重复。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也相对不尽如人意，我进行过调研，发现很多毕业生签的是临时就业合同。”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建议：要整合资源，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设定职业教育合理规模，规范招生流程，扩大自主招生;要确立职业导向，坚持教育本质，建立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改变职业教育发展的混乱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建议，要引导全社会改变对职业教育观念及认识，更重要的是政府切实突破现有的劳动、人事和就业制度，在薪酬、晋升制度上根据人的能力素养、业绩贡献来衡量。同时，在制度设计上，要打开职业教育学生的上升通道，比如允许他们考公务员等。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斌建议，一方面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包括提供实训基地等;另一方面，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待遇，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民族地区的教育需要国家大力扶持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副主席李康指出，广西是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也是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贫困人口670万人，留守儿童多达146万人。当前，广西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存在农村需要新建寄宿制学校多、学校办学条件落后、农村学校教师住房条件差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为了迎头赶上，广西一直在努力。2008至2012年，广西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达1561亿元，年均增长均为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2014年初，广西召开全区教育发展大会，决定举全区之力加大教育投入。但广西基础薄弱、财力有限，靠自身能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建设问题，难度很大，如不加以扶持，广西将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锅底”地区。
李康强烈建议：国家教育、发改、财政、扶贫等部门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范围外的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问题组织专题调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给予倾斜支持，帮助广西等教育发展困难地区破解难题;中央在安排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相关项目，制定经费分配方案时，将贫困人口权重、少数民族人口权重、边境地区人口权重作为重要分配因素，同时考虑人均财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教学和生活设施等建设资金缺口等因素，给予广西倾斜;国家向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分配项目资金时，免除这些地区的资金分担或降低分担比例。
（本文综合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责编 欧金昌）
如何解决“校闹”问题
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专门就“校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所谓“校闹”，通俗地说，即学生遇到了某些事故后，不管有理无理，家长总会找学校“理论”“理赔”，把事情“闹大”。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举例：在2015年元旦发生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不幸遇难，该生家长找到学校“讨说法”。按理，放假后学生已离校，学校不应承担责任，但家长却一直“闹”，最后学校只好向遇难学生家庭支付了一笔人道主义抚慰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也举例：一位小学校长曾告诉他，学校某次运动会的一个项目是三级跳，结果学生还没跳，一旁的某个家长先受了伤。家长一“闹”，最终学校赔偿8万元。
“与家长打官司，学校每打必输！”不少校长都这样反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指出，我国当前缺失《学校法》等重要法律，学校与老师之间、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都存在法律的模糊或空白地带。因此，学校屡屡被人讹诈，被迫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对此，多名代表和委员提议，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明确学校的责任与职责，保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我国需要对教育领域的法律进行顶层设计，需要设计的不是某一部法律，而是一整套法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建议，学校在面对“校闹”时，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一味的迁就、纵容，实际上助长了超越法律边界去提个人要求的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效仿”。
义务教育能否覆盖学前教育
“有些地方，上个幼儿园，每年花费竟要10万元，这样的负担，有几个家庭承担得起？”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说。她认为，当前幼儿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投入相对不足，教育资源短缺，师资队伍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比例失调，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入园难”问题突出。为此，她建议将学前教育（幼儿园）纳入十二年义务教育范畴。
王麒的建议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响应。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在农村，不仅要办好义务教育，还要把它往前推到学前阶段，使孩子们从小就能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受到熏陶和灌输，拥有正确的信仰。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莫言在提案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农村的幼儿园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学前教育普及率很高，但同时也存在教学设备不配套、幼儿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莫言建议从立法层面对农村幼儿园建设予以规范，国家富强之后可以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畴。
如何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我们现在要求农村老师以奉献精神来扎根农村，但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主张农村老师的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老师的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说，“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优秀老师在什么地方，优秀学生就在什么地方。通过待遇上的提升，农村老师的教学质量就会有比较好的提高。”他呼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以促进教育公平，“我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提升”。
有关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缺教师的现象十分突出，开不齐规定的课程。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待遇太低，吸引不来人才。为此，他也呼吁提升农村教师待遇。他说：“不是给农村教师一点津贴就够了，而应该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这样大学毕业生才可能真正抢着去。”
全国政协委员、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在两会上则给出了一组数据：农村教师的收入大部分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师月收入超过1500元的只有56%左右;流失的农村教师中，大多为骨干教师，九成以上为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要扭转这样的局面，马蔚华建议，在持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农村的师资力量，吸引专业师范学校毕业生到农村教学，稳定并逐步扩大农村教师队伍;切实改善农村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工资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注重在职教师的培训与再培训，不断提升其教学水平。
地方高校如何转型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但该如何转型？不少地方教育管理者及地方高校管理者有点“犯难”。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用5年时间调研了四川省107所高校，形成了15万字的调研报告。在他调研的高校中，没有一位校长能说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型”“有多宽、有多高”。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表示：“转型就是转型，不是升格，也不是更名。在地方高校转型过程中应淡化名称问题，重要的是把握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不必在名字上做文章。”李和平认为，引导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明白这些高校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简单地说，一个是结构问题，另一个是水平问题。如果全国那么多高校还是贪大求全，不仅在宏观上没有质量，而且微观上再怎么改，也一样没有质量。李和平建议，不要把过多的学校一夜之间就改成应用技术大学，容易引起误解。而且在我国文化背景之下，也做不到“酒香不怕巷子深”。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认为，转型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一所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紧贴社会需求办学的问题。因为现在说的应用型人才，20年后可能就不需要了。未来会不断出现新的职业，高校怎么办？叶飞帆认为，学校作为一个系统，它的自我调整能力必须强，就像一个人一样，社会有什么变化必须及时反应。地方高校转型的过程是长期性的，不能今天说转型明天就转完了，更不是说从这个型转到那个型。 职业教育如何摆脱低人一等的尴尬
近年来，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很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仍不够强，尤其是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普遍存有误解，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认为，我国职业教育通道设计存在断层，职业教育学生读大学本科、成为硕士生、博士生的路径非常狭窄，导致生源相对较差。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上海市委秘书长李碧影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缺乏连续性，很多东西中职教了高职再教、学科交叉重复。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也相对不尽如人意，我进行过调研，发现很多毕业生签的是临时就业合同。”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建议：要整合资源，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设定职业教育合理规模，规范招生流程，扩大自主招生;要确立职业导向，坚持教育本质，建立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改变职业教育发展的混乱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建议，要引导全社会改变对职业教育观念及认识，更重要的是政府切实突破现有的劳动、人事和就业制度，在薪酬、晋升制度上根据人的能力素养、业绩贡献来衡量。同时，在制度设计上，要打开职业教育学生的上升通道，比如允许他们考公务员等。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斌建议，一方面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包括提供实训基地等;另一方面，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待遇，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民族地区的教育需要国家大力扶持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副主席李康指出，广西是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也是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贫困人口670万人，留守儿童多达146万人。当前，广西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存在农村需要新建寄宿制学校多、学校办学条件落后、农村学校教师住房条件差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为了迎头赶上，广西一直在努力。2008至2012年，广西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达1561亿元，年均增长均为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2014年初，广西召开全区教育发展大会，决定举全区之力加大教育投入。但广西基础薄弱、财力有限，靠自身能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建设问题，难度很大，如不加以扶持，广西将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锅底”地区。
李康强烈建议：国家教育、发改、财政、扶贫等部门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范围外的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问题组织专题调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给予倾斜支持，帮助广西等教育发展困难地区破解难题;中央在安排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相关项目，制定经费分配方案时，将贫困人口权重、少数民族人口权重、边境地区人口权重作为重要分配因素，同时考虑人均财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教学和生活设施等建设资金缺口等因素，给予广西倾斜;国家向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分配项目资金时，免除这些地区的资金分担或降低分担比例。
（本文综合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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