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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中叶以后,才子佳人戏蔚为大观。而“盟誓”是大多数剧目不可缺少的一个情节。“盟誓”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它源自原始的巫术咒语。“盟誓”情节一方面表明男女双方向对方表明自己是“情”的固守者,一定不会背盟;另一方面又表明由于经济地位不独立女性对男性存在着依附性心理,她们对自身的命运无法把握,只能寄托于天的力量。而在明代这样一个商业经济繁盛,妻妾成群的传统体制依然盛行的时代,作家往往以大团圆的思路来处理结局,这表明了作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道德理想和对“情”的肯定。
关键词:王学;才子佳人;盟誓
明代中后期,王学兴起,明代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王学左派的兴起,无疑给戏曲创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才子佳人传奇的繁荣。王阳明在发展了宋代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并主张知行合一,指出人皆有是非之心,冲击了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有利于人的自我觉醒。此后,王学形成了诸多流派。以王艮、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派。他们追求平等,肯定人的欲望,说:“百姓日用即为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这些都为明代后期张扬人的本性,提供了契机。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在此启发下,提出了“世总为情”(《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四《南昌学田记》)、“拂情以为理”(袁宏道《德山塵谭》)。在诗文领域,同样袁宏道也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性解放思潮盛行,明代中叶以后的戏剧界,风华绮靡的才子佳人才也蔚为大观,极一时之盛。
“才子佳人”并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已经存在。《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引唐李隐《潇湘录•呼延冀》曰:“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宋代晁补之《鹧鸪天》词:“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其基本内涵便是姿色俊美女子与青年才俊的男子沉浸于情爱之中。才子佳人的结合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理想,顺应人们的审美情趣,具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唐传奇到元明清戏曲到明清小说,都有才子佳人的出现。由于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才子佳人的小说、戏曲应运而生。正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不过,在这些戏曲大盛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构思模式化的倾向。其情节无非是贫穷才子与绝色佳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由于家长的阻挡或者战乱,暂时分离,经过曲折的磨合,终成眷属。
在这些情节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多数才子佳人戏都有“盟誓”这样一个情节。如高濂《玉簪记》写的是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爱情故事,他们曾这样盟誓:
【鲍老催】(旦)输情输意,鸳鸯已入牢笼计,恩情怕逐杨花起,两下缘,三生谜,相看又恐相抛弃,等闲忘却情容易,也不管人憔悴。(生)妙常,你道小生忘了此情,(跪介)老天在上,必正若忘了妙常今日之情,天诛地灭。
【猫儿坠】皇天在上,照证两心知,誓海山盟永不移。(旦)从今孽债染缁衣,欢娱,看双双一似凤求鸾配。
【尾声】天长地久君须记,此日里恩情不暂离。从此后情词莫再题。今夜灯前见,还疑梦里来。
顾大典《青衫记》讲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典酒,自得其乐,认为“坐有妖娆,轻颦浅笑,何妨日日典青袍”,裴兴奴也“愿相期偕老”,一个是“窈窕倾城貌”,一个是“谈笑气雄豪”,一个说“我爱你风清月调”,一个说“我爱你歌唇舞腰”,于是裴兴奴以身相许,百年盟誓,相期偕老。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可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要创作这样一个情节呢,其实,盟誓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
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发展而来的。个体与个体或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出于某些目的而缔结的某种协议,为了相互取信,对神灵做出的遵守诺言的保证。[1]“盟”和“誓”本为两个独立的词。《礼记•曲礼下》:约信为誓,莅牲为盟。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一盟之为法,先击地为方坎上,割牲牛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誓”只需要参与的各方共同做出承诺而已,“盟”则需要一系列繁杂的仪式。由于两种仪式经常在一块进行,所以后代常常二者并用。
歃血为盟,约信为誓的仪式在《尚书》中并没有记载。《尚书》中有“誓”一体,其大部分内容为军队出征前的誓词,大意一般为齐心合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详细记载誓的程序和具体过程。而在春秋三传中,则多次出现盟和誓。“盟”字在《左传》中出现了640次,在《公羊传》中出现了16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72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2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2]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盟与誓是列国诸侯间用来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常用手段,它的运用在于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加剧,需要这种仪式和手段来解决背信弃义的情况。而这种盟誓行为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当时人们具有的天神信仰,他们把一切交付于天,采用一种近乎诅咒的方式,来约束对方。似乎某一方违背了誓言,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正如上文《礼记•曲礼》所言,盟需要一套完整的程序,先是击地为坎,再割牛耳,以血写就盟书,埋书于坎上,这正是古人所谓“载书”。他们盟誓的主要内容有:
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公28年》)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牧?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左传僖公28年》)
由以上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盟誓主要包括盟誓的缘由,盟誓的具体内容,对违背盟约一方的惩罚。惩罚主要由天神来进行。“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天神会对这个国家的臣民进行惩罚。这样恶毒的诅咒式的盟誓在当时似乎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但是随着人们对自身认识的进步,从神本走向人本,盟誓便丧失了其制约作用。一些国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暂时结盟以后,必要的时候还会出现背盟的行为。出现了利益与信仰的二律背反。
几千年过去了,盟誓作为一种传统积淀下来。于是在唐传奇、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成为一个常见的传统环节。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中,“男女授受不亲”等伦理思想的制约,使得女性不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内心的情感体验又在不断地冲击着儒家思想体系的深沉濡染,加剧了个体情感的融入,表现出了循规蹈矩与逾越规矩的矛盾。作家在处理的时候,往往通过“密约偷会”、“盟誓”这些情节来表现二者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私订终身的行为只有经过盟誓,再通过世俗化(男子金榜题名)的途径,才能得到世人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一般都比较忠于自己的爱情,甚至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一方面表明女性对自己所爱的人的倾心,既然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就要忠于对方。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经济地位不独立,终究对自己的爱情前景无法把握,这种对男性的依附性心理,希望通过盟誓得到寄托。女性的这种依附性心理除了由于长期以来女性被动的地位以外,还在于明代晚期,社会的变动极大,给人一种极不稳定的感觉。男女主人公往往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而相见,没有长期的了解,只是一见钟情,女性就以身相许,短暂的相见,接下来便是长期的分离。男性偏偏要去赶考或者由于社会的动荡而与女性分离。未来的确是很难预料的。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男性可以一娶再娶,妻妾成群。女性的爱情前途未卜。所以,女性常常借助盟誓来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天,希望皇天在上,保证男性不变心。这正是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无法把握自己命运时的抉择。而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其实也存在着因果报应的观念,如果男性违背当初的誓言,上天会代替自己惩罚他们的。一旦男性背弃了自己,她们就会表现出异常的怨恨。
以王玉峰《焚香记》为例子,它写的是书生王魁与妓女桂英的婚姻波折。济宁的王魁落第,羞归故里,与桂英相悦、结合。下科试期临近,桂英担心丈夫及第后变心,便拉他到海神前焚香盟誓:
【生查子】(旦)海神爷,奴家姓桂英。年方二十岁。正月十五日子时生,自与王魁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改节,有渝此盟,乞赐勾提,永沉苦海,以谢违夫之罪。
【忆多娇】(生)海神爷,小生姓王名魁,年方二十五岁,九月初三日亥时生。自与桂英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再娶,有渝此盟,乞赐勾提,永坠刀山,以谢负妻之罪。
明传奇盟誓中的誓词与先秦盟誓的誓词有着相似性,一般都要讲明盟誓的缘由,结盟,最后提出对背盟的惩罚措施。他们以上天或神为倾诉对象和证人,并将之作为对背盟人做出惩罚的主要决定力量。如果对方违背盟约,上天或者神就会代替自己对对方做出惩罚。他们或许对上天或神并不存在着完全的信任,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已。
桂英与王魁临别时,她曾剪下一缕秀发,赠给王生,再三叮咛:“我兰房寂寞甘心守,只是你风雨萧条客邸难。”尽管二人已经发了重誓,但她对于盟誓似乎也不太相信,还是放不下心:“他敢恋着路柳墙花,饮闲茶浪酒。莫不是酸子心,密钵口,多虚少实,将没作有?”而王魁中了状元以后,韩丞相前来招赘,王魁拒绝,并修书与桂英。中途有人改动家书为休书。桂英接到书信后,痛恨丈夫的薄幸,于是就到海神庙里哭述:
【叨叨令】这根由天知地知,他赴科场时,与奴家临别呵,一同价在神前香誓。负盟的恰在刀剪成粉齑,他惨模糊将心瞒昧,一旦的幸登选魁,就气昂昂忘了貂裘敝,别恋着红妆翠眉,笑吟吟满将糟糠弃。
这封被篡改的休书更加剧了她的不稳定感,于是向海神痛斥王生的不义,将过去的贫穷与现在的气宇轩昂相对比,并且诅咒道:“那亏心汉负心贼巧言花语一讪虚。”这样的举动更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的一个有力的明证。女性被男性抛弃以后的无助可见一斑。婚姻的无保障性是女性盟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戏曲和小说中,小物件常常贯串始终,它不仅仅是串联全文的一条线索,更是男女主人公私订终身的见证,是男女主人公久别后再次相见的凭证,可以说,小物件的出现也可看作是盟誓的一种形式。
在这些才子佳人戏中,盟誓的结果往往是大团圆的。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长期的考验,或者是贫穷的折磨,或者是家长的阻拦,或者是战乱的阻隔,最终都会男女相会,男子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于是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这表现了作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盟誓能不能起到制约作用,如果能够起作用的话,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而长期以来,一夫多妻成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核心,尽管经济贫穷的百姓终身不纳妾,甚至有些士大夫终身仅娶一妻,但这些毕竟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古代的男性始终没有放弃多妻的权利。而作家所言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作家构筑的一个理想而已,一夫一妻的理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只能通过戏曲中男女之间“至情”的力量,盟誓的作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局。而有时作家却只能用一妻一妾共侍一夫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就是作家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作出的让步。
总之,晚明才子佳人戏中的盟誓情节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表明女性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表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才子佳人戏大团圆的结局不免带上了作家理想化的色彩,表现了作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至情”理想。
参考文献:
[1]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J].文学评论2001(1),第102页.
[2]李波.十三经新索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654页.
关键词:王学;才子佳人;盟誓
明代中后期,王学兴起,明代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王学左派的兴起,无疑给戏曲创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才子佳人传奇的繁荣。王阳明在发展了宋代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并主张知行合一,指出人皆有是非之心,冲击了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有利于人的自我觉醒。此后,王学形成了诸多流派。以王艮、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派。他们追求平等,肯定人的欲望,说:“百姓日用即为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这些都为明代后期张扬人的本性,提供了契机。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在此启发下,提出了“世总为情”(《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四《南昌学田记》)、“拂情以为理”(袁宏道《德山塵谭》)。在诗文领域,同样袁宏道也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性解放思潮盛行,明代中叶以后的戏剧界,风华绮靡的才子佳人才也蔚为大观,极一时之盛。
“才子佳人”并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已经存在。《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引唐李隐《潇湘录•呼延冀》曰:“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宋代晁补之《鹧鸪天》词:“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其基本内涵便是姿色俊美女子与青年才俊的男子沉浸于情爱之中。才子佳人的结合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理想,顺应人们的审美情趣,具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唐传奇到元明清戏曲到明清小说,都有才子佳人的出现。由于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才子佳人的小说、戏曲应运而生。正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不过,在这些戏曲大盛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构思模式化的倾向。其情节无非是贫穷才子与绝色佳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由于家长的阻挡或者战乱,暂时分离,经过曲折的磨合,终成眷属。
在这些情节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多数才子佳人戏都有“盟誓”这样一个情节。如高濂《玉簪记》写的是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爱情故事,他们曾这样盟誓:
【鲍老催】(旦)输情输意,鸳鸯已入牢笼计,恩情怕逐杨花起,两下缘,三生谜,相看又恐相抛弃,等闲忘却情容易,也不管人憔悴。(生)妙常,你道小生忘了此情,(跪介)老天在上,必正若忘了妙常今日之情,天诛地灭。
【猫儿坠】皇天在上,照证两心知,誓海山盟永不移。(旦)从今孽债染缁衣,欢娱,看双双一似凤求鸾配。
【尾声】天长地久君须记,此日里恩情不暂离。从此后情词莫再题。今夜灯前见,还疑梦里来。
顾大典《青衫记》讲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典酒,自得其乐,认为“坐有妖娆,轻颦浅笑,何妨日日典青袍”,裴兴奴也“愿相期偕老”,一个是“窈窕倾城貌”,一个是“谈笑气雄豪”,一个说“我爱你风清月调”,一个说“我爱你歌唇舞腰”,于是裴兴奴以身相许,百年盟誓,相期偕老。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可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要创作这样一个情节呢,其实,盟誓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
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发展而来的。个体与个体或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出于某些目的而缔结的某种协议,为了相互取信,对神灵做出的遵守诺言的保证。[1]“盟”和“誓”本为两个独立的词。《礼记•曲礼下》:约信为誓,莅牲为盟。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一盟之为法,先击地为方坎上,割牲牛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誓”只需要参与的各方共同做出承诺而已,“盟”则需要一系列繁杂的仪式。由于两种仪式经常在一块进行,所以后代常常二者并用。
歃血为盟,约信为誓的仪式在《尚书》中并没有记载。《尚书》中有“誓”一体,其大部分内容为军队出征前的誓词,大意一般为齐心合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详细记载誓的程序和具体过程。而在春秋三传中,则多次出现盟和誓。“盟”字在《左传》中出现了640次,在《公羊传》中出现了16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72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2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2]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盟与誓是列国诸侯间用来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常用手段,它的运用在于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加剧,需要这种仪式和手段来解决背信弃义的情况。而这种盟誓行为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当时人们具有的天神信仰,他们把一切交付于天,采用一种近乎诅咒的方式,来约束对方。似乎某一方违背了誓言,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正如上文《礼记•曲礼》所言,盟需要一套完整的程序,先是击地为坎,再割牛耳,以血写就盟书,埋书于坎上,这正是古人所谓“载书”。他们盟誓的主要内容有:
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公28年》)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牧?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左传僖公28年》)
由以上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盟誓主要包括盟誓的缘由,盟誓的具体内容,对违背盟约一方的惩罚。惩罚主要由天神来进行。“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天神会对这个国家的臣民进行惩罚。这样恶毒的诅咒式的盟誓在当时似乎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但是随着人们对自身认识的进步,从神本走向人本,盟誓便丧失了其制约作用。一些国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暂时结盟以后,必要的时候还会出现背盟的行为。出现了利益与信仰的二律背反。
几千年过去了,盟誓作为一种传统积淀下来。于是在唐传奇、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成为一个常见的传统环节。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中,“男女授受不亲”等伦理思想的制约,使得女性不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内心的情感体验又在不断地冲击着儒家思想体系的深沉濡染,加剧了个体情感的融入,表现出了循规蹈矩与逾越规矩的矛盾。作家在处理的时候,往往通过“密约偷会”、“盟誓”这些情节来表现二者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私订终身的行为只有经过盟誓,再通过世俗化(男子金榜题名)的途径,才能得到世人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一般都比较忠于自己的爱情,甚至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一方面表明女性对自己所爱的人的倾心,既然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就要忠于对方。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经济地位不独立,终究对自己的爱情前景无法把握,这种对男性的依附性心理,希望通过盟誓得到寄托。女性的这种依附性心理除了由于长期以来女性被动的地位以外,还在于明代晚期,社会的变动极大,给人一种极不稳定的感觉。男女主人公往往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而相见,没有长期的了解,只是一见钟情,女性就以身相许,短暂的相见,接下来便是长期的分离。男性偏偏要去赶考或者由于社会的动荡而与女性分离。未来的确是很难预料的。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男性可以一娶再娶,妻妾成群。女性的爱情前途未卜。所以,女性常常借助盟誓来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天,希望皇天在上,保证男性不变心。这正是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无法把握自己命运时的抉择。而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其实也存在着因果报应的观念,如果男性违背当初的誓言,上天会代替自己惩罚他们的。一旦男性背弃了自己,她们就会表现出异常的怨恨。
以王玉峰《焚香记》为例子,它写的是书生王魁与妓女桂英的婚姻波折。济宁的王魁落第,羞归故里,与桂英相悦、结合。下科试期临近,桂英担心丈夫及第后变心,便拉他到海神前焚香盟誓:
【生查子】(旦)海神爷,奴家姓桂英。年方二十岁。正月十五日子时生,自与王魁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改节,有渝此盟,乞赐勾提,永沉苦海,以谢违夫之罪。
【忆多娇】(生)海神爷,小生姓王名魁,年方二十五岁,九月初三日亥时生。自与桂英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再娶,有渝此盟,乞赐勾提,永坠刀山,以谢负妻之罪。
明传奇盟誓中的誓词与先秦盟誓的誓词有着相似性,一般都要讲明盟誓的缘由,结盟,最后提出对背盟的惩罚措施。他们以上天或神为倾诉对象和证人,并将之作为对背盟人做出惩罚的主要决定力量。如果对方违背盟约,上天或者神就会代替自己对对方做出惩罚。他们或许对上天或神并不存在着完全的信任,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已。
桂英与王魁临别时,她曾剪下一缕秀发,赠给王生,再三叮咛:“我兰房寂寞甘心守,只是你风雨萧条客邸难。”尽管二人已经发了重誓,但她对于盟誓似乎也不太相信,还是放不下心:“他敢恋着路柳墙花,饮闲茶浪酒。莫不是酸子心,密钵口,多虚少实,将没作有?”而王魁中了状元以后,韩丞相前来招赘,王魁拒绝,并修书与桂英。中途有人改动家书为休书。桂英接到书信后,痛恨丈夫的薄幸,于是就到海神庙里哭述:
【叨叨令】这根由天知地知,他赴科场时,与奴家临别呵,一同价在神前香誓。负盟的恰在刀剪成粉齑,他惨模糊将心瞒昧,一旦的幸登选魁,就气昂昂忘了貂裘敝,别恋着红妆翠眉,笑吟吟满将糟糠弃。
这封被篡改的休书更加剧了她的不稳定感,于是向海神痛斥王生的不义,将过去的贫穷与现在的气宇轩昂相对比,并且诅咒道:“那亏心汉负心贼巧言花语一讪虚。”这样的举动更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的一个有力的明证。女性被男性抛弃以后的无助可见一斑。婚姻的无保障性是女性盟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戏曲和小说中,小物件常常贯串始终,它不仅仅是串联全文的一条线索,更是男女主人公私订终身的见证,是男女主人公久别后再次相见的凭证,可以说,小物件的出现也可看作是盟誓的一种形式。
在这些才子佳人戏中,盟誓的结果往往是大团圆的。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长期的考验,或者是贫穷的折磨,或者是家长的阻拦,或者是战乱的阻隔,最终都会男女相会,男子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于是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这表现了作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盟誓能不能起到制约作用,如果能够起作用的话,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而长期以来,一夫多妻成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核心,尽管经济贫穷的百姓终身不纳妾,甚至有些士大夫终身仅娶一妻,但这些毕竟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古代的男性始终没有放弃多妻的权利。而作家所言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作家构筑的一个理想而已,一夫一妻的理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只能通过戏曲中男女之间“至情”的力量,盟誓的作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局。而有时作家却只能用一妻一妾共侍一夫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就是作家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作出的让步。
总之,晚明才子佳人戏中的盟誓情节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表明女性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表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才子佳人戏大团圆的结局不免带上了作家理想化的色彩,表现了作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至情”理想。
参考文献:
[1]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J].文学评论2001(1),第102页.
[2]李波.十三经新索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