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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漏泽园是宋代产生的官办公墓，对后世的公墓制有一定影响。漏泽园制度在明代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明代的“漏泽园”和宋代漏泽园相比较，有同有异，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漏泽园；公墓；明代
“漏泽园”是在北宋末年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相当完善的官办公墓，由政府划拨土地、经费，设置固定的专职人员负责经办，按照非常细致的具体条文规定进行操作，由州县地方政府监管，有一套严格的奖惩办法，以中央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由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具体实施。《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有漏泽园设置的记载：人给地八尺或九尺，方砖二口，以千字文为号，记死者姓名、乡贯、年月日以为标志，并置物以为祭奠之所。
北宋云亡，半壁河山沦为金人统治，漏泽园制度在北方地区被彻底废弃。在南方南宋统治区域内，漏泽园制度虽然被继承下来，但因疆土面积减少，国力衰退，加之内忧外患频发，漏泽园制度的恢复和推行远不及北宋末年广泛充分。和北宋时期相比，南宋的漏泽园数量较少，目前尚无考古遗址发现，仅见极少量铭砖碑刻材料。此外，南宋漏泽园的葬法也相对简陋，铭砖大多是利用从前残破废弃的旧砖刻字。
因受条件限制，南宋时期实行多元化的公墓制度，漏泽园与义冢、义阡并行，允许焚尸和寺院寄存尸体，用新的多元化公墓制取代北宋较单一的漏泽园公墓制。似乎不如北宋漏泽园一元化公墓制度完美。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南宋公墓制的多元化，彼此互相补充，既吸收了北宋漏泽园制度的合理成份，又弥补了北宋漏泽园制度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取得更为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南宋的多元化公墓制，是在继承北宋漏泽园制度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进步。
南宋以后，漏泽园曾经一度在明代再度兴起，无论在名称和一些具体管理办法方面也都承袭了宋代漏泽园制度的内容，体现了宋代漏泽园制度对以后公墓制度的深远影响。由于过去对此很少有人注意，下面从宋代漏泽园制度对后来公墓制度影响的角度出发，就明代漏泽园和有关公墓制度的问题作一些粗略的考察。
北宋末年的漏泽园制度，在南宋结束以后，没有见到元代建造新园的材料，在一些地方虽然可能将宋代的漏泽园地段继续作为公共墓地使用，但并没有按照过去的漏泽园制度进行管理，当时的公墓，仍然是采用“义冢”、“义阡”的形式。如明黄仲昭纂修《八闽通志》卷六十一，恤政，福州府，闽县下载：“义冢二所，俱泰定四年（1327）总管划元亨言于帅、宪二府，乃度四郊依山之地，为圹各千，创亭其侧，以便祭享，俾邻近寺僧主之。一所在东门外旧同庆寺基，一所在南门外吉祥寺废地。”“义冢”、“义阡”用地，或为政府官地，或由私家捐置，似无一定之规。
明代的情况，和元代有所不同，一方面号召私家捐地兴办“义冢”、“义阡”，同时中央政府又曾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漏泽园制度，新建漏泽园。
《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纪：弘治十五年七月“辛卯，命各边卫设养济院、漏泽园。”又卷七十七，食货志一，田制：“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两处记载明代开始设置漏泽园的时间不同。其他文献记载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八，荒政考十六：洪武十六年之前，“念天下贫民以水火葬，伤风化，诏京师置漏泽园，天下府州县于近城宽处闲地立义冢，凡民无以葬者举葬之。皆著于律。”认为明初洪武年间已有漏泽园之设，与《明史·食货志》的意见相同。而明黄仲昭纂修《八闽通志》卷六十一，恤政则说：“太祖高皇帝……诏天下郡县立养济院，又令立惠民药局及义冢”。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一，丧礼，“漏泽园”条：“国初，令民间立义冢。天顺四年（1460），令京城门外各置漏泽。”《陶庵梦忆》卷二，地理下，古迹：“明初，令民间立义冢。天顺四年，令郡县皆置漏泽园。”也都认为明代到天顺四年才开始设置漏泽，在此之前的公墓只有义冢。查成书于英宗天顺五年（1461）二月的《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九，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古迹，载云：“漏泽园，在连州城北二里，相传昔之贫无地者，许葬于此。”全书记载漏泽园材料的只有这一条，并且将之列入“古迹”项下，特别交待说是“相传昔之贫无地者，许葬于此”，充分表明在明初编纂《大明一统志》的天顺初年，还没有漏泽园的设施。《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一载：
成化七年（1471）五月乙亥，“奉天府尹李裕等言：近日京城饥民，疫死者多，乞于户部借粮赈济，责令本坊火甲，瘗其死者。”
“辛巳，诏京城外置漏泽园。时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上闻而怜之，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
根据上录诸书的记载，明代的公墓管理，看来早期采用的是传统义冢制度，划出一片土地作为公共墓地，听由一般平民入内安葬，公墓墓地多由私家捐置，葬墓由死者家属或行善者拾取野露之尸体自行入内择地葬埋。“令民间立义冢”，公墓的实际兴办完全属于一种“民间”性质的行为，当时政府的所谓“令”，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起到一种指导性的政策效果。到了英宗天顺四年（1460），“令郡县皆置漏泽园”，由中央下令改行漏泽园制度，不仅著明公墓由郡县地方当局经办，是由民间私人性质慈善事业转变为政府职责行为，名称也由“义冢”正式改称“漏泽园”，明确指出了“义冢”和“漏泽园”二者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孝宗实录》的材料看，到弘治年间即使在两京地区也未很好贯彻实行，实际设置漏泽园的只是部分地方。从弘治十二年九月壬戌的记载看，“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漏泽园”和“义冢”两者往往混淆不分。但在多数情况下，“漏泽园”为政府官办（实行单人葬），“义冢”是指私家捐地所设（实行多人混葬）。
成化、弘治以后的漏泽园，两京州县地区者概由政府經办，两京以外之地情况，在现存明代地方志中保存了相当多的记载，可举出一部分材料作为例子加以考察。 鄠都县，“漏泽园，旧在北关外，去县二里，广五顷……。万历癸巳（二十一年1593），知县黄应元另购民地二区，长仞坪与土著，北关外与寄寓。”在广东，明戴璟、张兵等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二，卹政：广州府“漏泽园三，一在府城大北门外，专以埋瘗于刑者。一在小北门外，一在东门外，共以埋瘗贫民及无主者。”韶州府“漏泽园，在西门外。”东昌县，“漏泽园，在县治西。”仁化县，“漏泽园，在县治北。”乳源县，“漏泽园，在斗门山上，正德元年立。”英德县，“漏泽园，在县北四里。”在四川，冯任修、张世雍等纂《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漏泽园，州县俱设。义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万历丁未，布政使张大耀捐俸买地于西郊郭，巡抚乔璧星捐俸买地于南郊外，各有义冢碑石。”明代文学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蒋兴哥在失手打死宋老头儿之后，老头之子宋福、宋寿等候县主升堂审案，“宋福、宋寿坚执说是打死的，县主道：‘有伤无伤，须凭检验。既说打死，将尸发在漏泽园去，俟晚堂听检。’”明汤显祖撰《牡丹亭·悼殇》（又名《还魂记》）描写杜丽娘死后，父母商议为她置办祭田时提到：“有漏泽院二顷虚田，拨资香火。”深爱杜丽娘的柳梦梅（“末”）接过活说：“这漏泽院田，就漏在生员身上。”“将尸发在漏泽园去，俟晚堂听检”，说明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验尸工作是在漏泽园中进行的，至少有一部分甚至主要是这样。《珍珠衫》属通俗小说，《牡丹亭》是戏曲作品，两者也都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所述内容大抵皆为民众所熟知，可见明代的漏泽园概念当时一般人都是了解的，其制在民间比较流行。《珍珠衫》文中提到蒋兴哥与其妻王三巧的休书署时为“成化二年（1466）”，汤显祖撰《牡丹亭》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598），都在天顺四年（1460）和弘治十二年（1499）政府令郡县普遍设置漏泽园以后，与前引史籍记载相吻合。明王诰、刘雨纂修《正德江宁县志》卷七，陵墓附义阡：“义阡二，在县南凤台门外三塔庵侧，成化十年，锦衣镇辅王瑛偕男纶捐资置山地一区，分男女二阡，竁穴圆五丈，五尺深，陪圆以砖甃其中，上以砖甃覆其顶，旁有窍，仅可入尸。”“古南义阡，在南门外，宋嘉定八年，转运副使真德秀，因民间死者无力置地以葬，遂于南北两门外空闲荒地置两阡。南义阡，造庵屋三间于殊胜寺，差僧行看守，早晚焚修。地以一丈为界，葬穴必深五尺。地满之日，支钱焚化。”根据上录成化十年材料，是“义阡”在多数情况下是指私家捐资置办多人合葬多人于一大墓而言。明代的官办公墓，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具体法令条规，其严密程度远不能与宋代相比。明代在天顺年间以后推行的这种“漏泽园”与“义冢”，有时两种名称不同的公墓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明代广州府的漏泽园，将被处死的犯人和一般的平民百姓各自分别单独建园，颇具特点，但也是由来有自，宋代已有先例。赣州鄠都县将本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的“寄寓”者各自分别建园，为前所未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崔铣撰《城南漏泽园记》，对明代漏泽园的设置和管理情况作了比较集中的具体说明，记载说：
“皇上圣知天授，裁成古今礼乐之宜，正祀郊坛宗庙，躬修农蚕之业，先天下务本。诏天下兴养济院、漏泽园，增置义冢。大哉！圣人之治。天子子万民，如有死而鳏独，莫为收掩；即有子，贫无地以施封窆，乃捐中野，肉馁逸犬馋鸢。南京俗传火墓，不问尊卑，付诸烈焰，僧则庵名‘化人’，游民则储火具，道诸葬者，因以取利。大司马甘泉湛公，既毁刘公淫祠，以法辟僧及民，入其地于官。又曰：凡有人心者，岂其甘于是，实欲寘无所。旧漏泽园日荒，如诏旨，虽然死者莫可计，彼数十丈之区，奚以容？乃披裘冒风雪，率其属搜弃地于四郊。果有，则请于朝，各封界为阡。此在南者，最没官地三十亩，一大阡。又赎贳田三十亩，并凤台者三阡，为地一百四十亩。并安德者二阡，为地十八亩。养虎仓民田二十七亩，为二阡。其贳田则檄城史，岁取二入办羞醴，通四郊之阡之无祀者。凡葬，以死之期为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次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广穴失序，各立表识。呜呼！尔穷民生而冻馁，院有養济，死而焚弃，园有漏泽，食味被服，终尔天年，与夫饱鲜著绮者同；三泉之锢，与夫石槨文梓、衽锦含玉者偕。返真于元埌，民无怨声，戾气疵厉于两间，天乃出至和为应，休见沴伏。大哉！圣王之治，湛公协于一德，古所谓大臣者欤？”
崔《记》题名没有注明漏泽园所在的地点，从记中“南京俗传火墓” 之文，应在今之江苏南京。文中同时使用了“漏泽园”和“义冢”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均以“阡”称，从具体内容看，“义冢”似多由私家捐地所设，而“漏泽园”则系政府划拔官地而为者。“漏泽园”由政府拔出官地作为公用墓园，“封界为阡”，每园占地少者十余亩，多者三、四十亩，面积大小不一。允许人们自行入园安葬死者，但政府并不负责提供人工、经费和其他设备，和过去传统的“义冢”、“义阡”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凡葬，以死之期为次，……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广穴失序，各立表识。”规定每墓占地面积固定，不得扩大范围，墓穴按一定次序排列，按入葬时间先后依次葬埋，第—排葬满之后，再葬第二排，不能任意越位选择墓穴。每个墓葬都要分别立上包括死者姓名、葬埋日期之类的标记“表识”。由政府拔出少量经费，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管理办法和“漏泽园”的名称，也都和宋代漏泽园制度相同。
总之，明代的“漏泽园”和宋代漏泽园相比较，有同有异，二者之间又明显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明代实行漏泽园与义阡、义冢并存的多元化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直接继承了南宋的制度，我们可以把明代的“漏泽园”看作是宋代漏泽园制度发展的余波。在入清以后的一些方志文献中，往往还可看到把一般义冢叫作“漏泽园”的情况，也应看作是受宋代漏泽园制度影响的遗痕。
参考文献
[1]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三十三册）[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2] 明史（第二册）[M].中华书局，1974.
[3]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一）[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4] 陶庵梦忆[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5] 大明一统志[M].三秦出版社，1990.
[6] 明实录（第二十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影印本.
[7] 影印钞本[M].巴蜀书社，1992.
[8] 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一回）[M]. 许政阳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关键词：漏泽园；公墓；明代
“漏泽园”是在北宋末年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相当完善的官办公墓，由政府划拨土地、经费，设置固定的专职人员负责经办，按照非常细致的具体条文规定进行操作，由州县地方政府监管，有一套严格的奖惩办法，以中央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由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具体实施。《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有漏泽园设置的记载：人给地八尺或九尺，方砖二口，以千字文为号，记死者姓名、乡贯、年月日以为标志，并置物以为祭奠之所。
北宋云亡，半壁河山沦为金人统治，漏泽园制度在北方地区被彻底废弃。在南方南宋统治区域内，漏泽园制度虽然被继承下来，但因疆土面积减少，国力衰退，加之内忧外患频发，漏泽园制度的恢复和推行远不及北宋末年广泛充分。和北宋时期相比，南宋的漏泽园数量较少，目前尚无考古遗址发现，仅见极少量铭砖碑刻材料。此外，南宋漏泽园的葬法也相对简陋，铭砖大多是利用从前残破废弃的旧砖刻字。
因受条件限制，南宋时期实行多元化的公墓制度，漏泽园与义冢、义阡并行，允许焚尸和寺院寄存尸体，用新的多元化公墓制取代北宋较单一的漏泽园公墓制。似乎不如北宋漏泽园一元化公墓制度完美。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南宋公墓制的多元化，彼此互相补充，既吸收了北宋漏泽园制度的合理成份，又弥补了北宋漏泽园制度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取得更为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南宋的多元化公墓制，是在继承北宋漏泽园制度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进步。
南宋以后，漏泽园曾经一度在明代再度兴起，无论在名称和一些具体管理办法方面也都承袭了宋代漏泽园制度的内容，体现了宋代漏泽园制度对以后公墓制度的深远影响。由于过去对此很少有人注意，下面从宋代漏泽园制度对后来公墓制度影响的角度出发，就明代漏泽园和有关公墓制度的问题作一些粗略的考察。
北宋末年的漏泽园制度，在南宋结束以后，没有见到元代建造新园的材料，在一些地方虽然可能将宋代的漏泽园地段继续作为公共墓地使用，但并没有按照过去的漏泽园制度进行管理，当时的公墓，仍然是采用“义冢”、“义阡”的形式。如明黄仲昭纂修《八闽通志》卷六十一，恤政，福州府，闽县下载：“义冢二所，俱泰定四年（1327）总管划元亨言于帅、宪二府，乃度四郊依山之地，为圹各千，创亭其侧，以便祭享，俾邻近寺僧主之。一所在东门外旧同庆寺基，一所在南门外吉祥寺废地。”“义冢”、“义阡”用地，或为政府官地，或由私家捐置，似无一定之规。
明代的情况，和元代有所不同，一方面号召私家捐地兴办“义冢”、“义阡”，同时中央政府又曾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漏泽园制度，新建漏泽园。
《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纪：弘治十五年七月“辛卯，命各边卫设养济院、漏泽园。”又卷七十七，食货志一，田制：“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两处记载明代开始设置漏泽园的时间不同。其他文献记载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八，荒政考十六：洪武十六年之前，“念天下贫民以水火葬，伤风化，诏京师置漏泽园，天下府州县于近城宽处闲地立义冢，凡民无以葬者举葬之。皆著于律。”认为明初洪武年间已有漏泽园之设，与《明史·食货志》的意见相同。而明黄仲昭纂修《八闽通志》卷六十一，恤政则说：“太祖高皇帝……诏天下郡县立养济院，又令立惠民药局及义冢”。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一，丧礼，“漏泽园”条：“国初，令民间立义冢。天顺四年（1460），令京城门外各置漏泽。”《陶庵梦忆》卷二，地理下，古迹：“明初，令民间立义冢。天顺四年，令郡县皆置漏泽园。”也都认为明代到天顺四年才开始设置漏泽，在此之前的公墓只有义冢。查成书于英宗天顺五年（1461）二月的《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九，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古迹，载云：“漏泽园，在连州城北二里，相传昔之贫无地者，许葬于此。”全书记载漏泽园材料的只有这一条，并且将之列入“古迹”项下，特别交待说是“相传昔之贫无地者，许葬于此”，充分表明在明初编纂《大明一统志》的天顺初年，还没有漏泽园的设施。《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一载：
成化七年（1471）五月乙亥，“奉天府尹李裕等言：近日京城饥民，疫死者多，乞于户部借粮赈济，责令本坊火甲，瘗其死者。”
“辛巳，诏京城外置漏泽园。时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上闻而怜之，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
根据上录诸书的记载，明代的公墓管理，看来早期采用的是传统义冢制度，划出一片土地作为公共墓地，听由一般平民入内安葬，公墓墓地多由私家捐置，葬墓由死者家属或行善者拾取野露之尸体自行入内择地葬埋。“令民间立义冢”，公墓的实际兴办完全属于一种“民间”性质的行为，当时政府的所谓“令”，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起到一种指导性的政策效果。到了英宗天顺四年（1460），“令郡县皆置漏泽园”，由中央下令改行漏泽园制度，不仅著明公墓由郡县地方当局经办，是由民间私人性质慈善事业转变为政府职责行为，名称也由“义冢”正式改称“漏泽园”，明确指出了“义冢”和“漏泽园”二者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孝宗实录》的材料看，到弘治年间即使在两京地区也未很好贯彻实行，实际设置漏泽园的只是部分地方。从弘治十二年九月壬戌的记载看，“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漏泽园”和“义冢”两者往往混淆不分。但在多数情况下，“漏泽园”为政府官办（实行单人葬），“义冢”是指私家捐地所设（实行多人混葬）。
成化、弘治以后的漏泽园，两京州县地区者概由政府經办，两京以外之地情况，在现存明代地方志中保存了相当多的记载，可举出一部分材料作为例子加以考察。 鄠都县，“漏泽园，旧在北关外，去县二里，广五顷……。万历癸巳（二十一年1593），知县黄应元另购民地二区，长仞坪与土著，北关外与寄寓。”在广东，明戴璟、张兵等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二，卹政：广州府“漏泽园三，一在府城大北门外，专以埋瘗于刑者。一在小北门外，一在东门外，共以埋瘗贫民及无主者。”韶州府“漏泽园，在西门外。”东昌县，“漏泽园，在县治西。”仁化县，“漏泽园，在县治北。”乳源县，“漏泽园，在斗门山上，正德元年立。”英德县，“漏泽园，在县北四里。”在四川，冯任修、张世雍等纂《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漏泽园，州县俱设。义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万历丁未，布政使张大耀捐俸买地于西郊郭，巡抚乔璧星捐俸买地于南郊外，各有义冢碑石。”明代文学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蒋兴哥在失手打死宋老头儿之后，老头之子宋福、宋寿等候县主升堂审案，“宋福、宋寿坚执说是打死的，县主道：‘有伤无伤，须凭检验。既说打死，将尸发在漏泽园去，俟晚堂听检。’”明汤显祖撰《牡丹亭·悼殇》（又名《还魂记》）描写杜丽娘死后，父母商议为她置办祭田时提到：“有漏泽院二顷虚田，拨资香火。”深爱杜丽娘的柳梦梅（“末”）接过活说：“这漏泽院田，就漏在生员身上。”“将尸发在漏泽园去，俟晚堂听检”，说明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验尸工作是在漏泽园中进行的，至少有一部分甚至主要是这样。《珍珠衫》属通俗小说，《牡丹亭》是戏曲作品，两者也都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所述内容大抵皆为民众所熟知，可见明代的漏泽园概念当时一般人都是了解的，其制在民间比较流行。《珍珠衫》文中提到蒋兴哥与其妻王三巧的休书署时为“成化二年（1466）”，汤显祖撰《牡丹亭》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598），都在天顺四年（1460）和弘治十二年（1499）政府令郡县普遍设置漏泽园以后，与前引史籍记载相吻合。明王诰、刘雨纂修《正德江宁县志》卷七，陵墓附义阡：“义阡二，在县南凤台门外三塔庵侧，成化十年，锦衣镇辅王瑛偕男纶捐资置山地一区，分男女二阡，竁穴圆五丈，五尺深，陪圆以砖甃其中，上以砖甃覆其顶，旁有窍，仅可入尸。”“古南义阡，在南门外，宋嘉定八年，转运副使真德秀，因民间死者无力置地以葬，遂于南北两门外空闲荒地置两阡。南义阡，造庵屋三间于殊胜寺，差僧行看守，早晚焚修。地以一丈为界，葬穴必深五尺。地满之日，支钱焚化。”根据上录成化十年材料，是“义阡”在多数情况下是指私家捐资置办多人合葬多人于一大墓而言。明代的官办公墓，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具体法令条规，其严密程度远不能与宋代相比。明代在天顺年间以后推行的这种“漏泽园”与“义冢”，有时两种名称不同的公墓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明代广州府的漏泽园，将被处死的犯人和一般的平民百姓各自分别单独建园，颇具特点，但也是由来有自，宋代已有先例。赣州鄠都县将本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的“寄寓”者各自分别建园，为前所未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崔铣撰《城南漏泽园记》，对明代漏泽园的设置和管理情况作了比较集中的具体说明，记载说：
“皇上圣知天授，裁成古今礼乐之宜，正祀郊坛宗庙，躬修农蚕之业，先天下务本。诏天下兴养济院、漏泽园，增置义冢。大哉！圣人之治。天子子万民，如有死而鳏独，莫为收掩；即有子，贫无地以施封窆，乃捐中野，肉馁逸犬馋鸢。南京俗传火墓，不问尊卑，付诸烈焰，僧则庵名‘化人’，游民则储火具，道诸葬者，因以取利。大司马甘泉湛公，既毁刘公淫祠，以法辟僧及民，入其地于官。又曰：凡有人心者，岂其甘于是，实欲寘无所。旧漏泽园日荒，如诏旨，虽然死者莫可计，彼数十丈之区，奚以容？乃披裘冒风雪，率其属搜弃地于四郊。果有，则请于朝，各封界为阡。此在南者，最没官地三十亩，一大阡。又赎贳田三十亩，并凤台者三阡，为地一百四十亩。并安德者二阡，为地十八亩。养虎仓民田二十七亩，为二阡。其贳田则檄城史，岁取二入办羞醴，通四郊之阡之无祀者。凡葬，以死之期为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次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广穴失序，各立表识。呜呼！尔穷民生而冻馁，院有養济，死而焚弃，园有漏泽，食味被服，终尔天年，与夫饱鲜著绮者同；三泉之锢，与夫石槨文梓、衽锦含玉者偕。返真于元埌，民无怨声，戾气疵厉于两间，天乃出至和为应，休见沴伏。大哉！圣王之治，湛公协于一德，古所谓大臣者欤？”
崔《记》题名没有注明漏泽园所在的地点，从记中“南京俗传火墓” 之文，应在今之江苏南京。文中同时使用了“漏泽园”和“义冢”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均以“阡”称，从具体内容看，“义冢”似多由私家捐地所设，而“漏泽园”则系政府划拔官地而为者。“漏泽园”由政府拔出官地作为公用墓园，“封界为阡”，每园占地少者十余亩，多者三、四十亩，面积大小不一。允许人们自行入园安葬死者，但政府并不负责提供人工、经费和其他设备，和过去传统的“义冢”、“义阡”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凡葬，以死之期为次，……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广穴失序，各立表识。”规定每墓占地面积固定，不得扩大范围，墓穴按一定次序排列，按入葬时间先后依次葬埋，第—排葬满之后，再葬第二排，不能任意越位选择墓穴。每个墓葬都要分别立上包括死者姓名、葬埋日期之类的标记“表识”。由政府拔出少量经费，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管理办法和“漏泽园”的名称，也都和宋代漏泽园制度相同。
总之，明代的“漏泽园”和宋代漏泽园相比较，有同有异，二者之间又明显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明代实行漏泽园与义阡、义冢并存的多元化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直接继承了南宋的制度，我们可以把明代的“漏泽园”看作是宋代漏泽园制度发展的余波。在入清以后的一些方志文献中，往往还可看到把一般义冢叫作“漏泽园”的情况，也应看作是受宋代漏泽园制度影响的遗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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