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农民，又是个做泥匠的手艺人。作为农民，他犁耕耙耖，播插锄收，所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和农活，他都熟知于心，拿得起，放得下。农闲的日子，他又常常被人请去做泥工。
　　父亲的手艺好，我是见过的，一次，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户新居工地看到父亲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一手提砖，一手握刀，他砌的是“斗砖”墙。那砖在他手中横翻一下，又抛转一下，泥浆便匀称抹上砖沿，再往墙斗上一轻磕，一块砖便砌妥当。一般的师傅一分钟只能做到砌两块砖，而父亲竟多到五块。父亲砌墙不怎么带平水线，可以两三个墙垛同时“走”，全凭一双眼睛的视力线将墙体砌得既快又平整；和父亲一起砌墙的师傅们从不敢效仿父亲只凭视力线砌墙，他们只能规规矩矩带一根平水线砌一个墙垛，砌墙的速度自然慢下来。
　　父亲因精湛的手艺常被乡邻请去做工，关键是父亲有“匠德”，无论是大到给人家造屋上梁，还是小到给人家修个鸡舍，父亲总是以严谨的态度，守时守信、按质按量地完成。父亲把每一次出工当成献艺的机会，他从来不去计较东家在款待师傅方面有所不周到，而手下出粗活；也不会因为人家拖欠了上一年的工钱，而在人家再次上门来请他做工时，推辞不去，更不会像一些匠人心怀鬼胎故意糟蹋、浪费东家的施工材料。正是父亲的这种为人低调和诚实的性格，才赢得四乡八邻对他的尊敬和信赖。父亲也因此成为上世纪我们乡镇上“第一泥匠”。
　　父亲念书不多，小学文化的他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大集体时，他做了多年的生产队记工员。记工员是个很重要的职务，光凭会打算盘会记账还不行，为人一定要本分，心眼正，大家信得过。那时社员们挣的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就是社员们的命根子！你随便给谁加一分两分，那是损害了集体利益，弄不好，社员之间还会闹出矛盾来。还有，记工员不能有贪心，稍不留意，就成了克扣多吃的腐败分子。我想，当时一定是社员们看中了我父亲为人正直、无贪心的缘故，才推选他为生产队的记工员。
　　做一名好的生产队计工员，同时也应该是一名好的监工员，一般普通的社员不会明目张胆地冒领、强行要领工分，往往是一些生产队干部利用集体工作的时间去赶集、去串亲戚，也让记上工分。一次，一个干部去帮他的丈人家盖茅厕屋，晚上回来就叫我父亲给他记上工。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做干部的都这样带头违反规定，让我以后怎么给其他社员记工分？父亲的义正辞严最终让那个干部灰溜溜走掉。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父亲的高贵，只是一个农民内心的富裕——憨厚朴素、正义正派。
　　父亲很能享受他的这种“富裕”，我小时候，常见父亲被村人请去帮忙做这做那。父亲真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他会剪纸花，布置婚房，每逢村里有人家娶媳妇，第一个被请到堂的准是我父亲。父亲还会看“糖火”，那时每到年边家家户户都熬制米糖过年，熬制米糖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就是看“糖火”，熬到水分快干，糖稀呈淡黄的时候停火。这样制出来的糖稀黏度高，切出来的糖块色泽好看且香甜。往往一些人家不会掌控火候，停火过早或过迟了，导致制出来的糖块要么松散不成形且不甜，要么焦硬得咬不动还有苦味。米糖熬制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那户人家的过年心情。因此，每到年边的那半个月，父亲是村里最“高贵”的一个人，他常忙得一个晚上要被请去两三家看“糖火”。干这些事，父亲一概不要报酬。父亲乐于做这些事。
　　父亲在世时，每逢冬季大雪天，其他人家都是“自扫门前雪”，父亲却要先打开我家的后门，扫起“后门雪”。我一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认为我们家人大不了这几天不走后门，为什么花这个力气先扫后门雪呢？父亲呵呵笑，我们家人不走，可别人要走啊！原来，我们家后面有几块山地，那是村里几户人家的菜园，大雪封天盖地的日子，乡亲们可以不下田间劳动，但自家的菜园每天是要去的，而我家的后门外，是人家去菜园的必经之路。父亲总不忘在每次雪后先扫我家的“后门雪”，父亲这是担心去菜园的人经过我家屋旁被雪滑倒啊！
　　如今，父亲“去”了，他一生的高贵品行被我继承下来。因为我懂得家风是世风之基，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