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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1894到2014，恰逢两甲子！
空军上将刘亚洲先生在《甲午殇思》一书中提出：“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在他看来，甲午之败既败在制度更败在文化和信仰，每一个因素都值得国人反思。
制度之败
在某种程度上讲，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几乎使中国和日本两个亚洲国家同时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但两个国家学习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
必须承认，日本自古就是一个懂得学习的民族，从早期举国倡导“和魂汉才”，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并将儒家思想吸收内化；到后来提出“和魂洋才”，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已经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这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并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闭关自守、以大国自居的清政府，大清始终缺少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清晰认识，向西方的学习也流于表面，仍然淹没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无法自拔。
正如刘亚洲所言，“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当时，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有人问俾斯麦对中日两国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对此，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的更为深刻：“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其道而行。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文化和信仰之败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中世纪后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一句话切中要害，他说：“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皮明勇认为，“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事实上，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内驱力的源泉。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价值观以及在每个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国民所做出的反应。
日本《日清战争实记》中也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就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这就是真实的晚清中国，一个被戴上思想枷锁的巨人。
刘亚洲在书中犀利地指出，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一定是水的问题，而这个“水”就是中国文化。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如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但是，自秦始皇之后，政治因素对文化和信仰的干涉不断加强。历代专制皇权的奴化教育，“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民众性格中丧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刚勇武，而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也往往被附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所以，在笔者看来，甲午之殇殇在体制，甲午之败败在信仰和文化，体制往往建立在特定的文化之上，一个抛弃了传统、丢失了信仰、毫无文化自觉的国度，军事上的强大只能是空谈。
空军上将刘亚洲先生在《甲午殇思》一书中提出：“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在他看来，甲午之败既败在制度更败在文化和信仰，每一个因素都值得国人反思。
制度之败
在某种程度上讲，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几乎使中国和日本两个亚洲国家同时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但两个国家学习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
必须承认，日本自古就是一个懂得学习的民族，从早期举国倡导“和魂汉才”，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并将儒家思想吸收内化；到后来提出“和魂洋才”，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已经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这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并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闭关自守、以大国自居的清政府，大清始终缺少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清晰认识，向西方的学习也流于表面，仍然淹没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无法自拔。
正如刘亚洲所言，“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当时，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有人问俾斯麦对中日两国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对此，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的更为深刻：“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其道而行。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文化和信仰之败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中世纪后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一句话切中要害，他说：“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皮明勇认为，“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事实上，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内驱力的源泉。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价值观以及在每个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国民所做出的反应。
日本《日清战争实记》中也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就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这就是真实的晚清中国，一个被戴上思想枷锁的巨人。
刘亚洲在书中犀利地指出，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一定是水的问题，而这个“水”就是中国文化。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如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但是，自秦始皇之后，政治因素对文化和信仰的干涉不断加强。历代专制皇权的奴化教育，“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民众性格中丧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刚勇武，而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也往往被附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所以，在笔者看来，甲午之殇殇在体制，甲午之败败在信仰和文化，体制往往建立在特定的文化之上，一个抛弃了传统、丢失了信仰、毫无文化自觉的国度，军事上的强大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