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开始他什么都不懂。
　　2020年1月25日，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三天，甘肃人王文博从兰州赶往武汉，给武汉的医院运送物资，主要是甘肃的土豆和苹果。
　　2月16日，王文博成为雷神山医院的志愿者，工号：ZY0001。
　　在此之前，他经常打交道的是农产品;从那天以后，他打交道的则是传染、疾病与死亡。“正压、负压、液氧、医废”代替了“土豆、苹果、黄芪、宽粉”，密集地出现在那天以后的时间里。
　　回到兰州，翻看雷神山医院的照片与视频，他希望可以快点忘记。似乎只有忘记，他才可以进入接下来的日常生活。
　　2020年初春，他与人类新发现的一种传染疾病短兵相接的经历，足以让他以更加饱满的姿态行走在人生路上。这场疫情中有太多个“王文博”，他们再普通不过，却让人们在惨烈的悲痛中看到了温暖与希望。
　　1月23日的早晨，刚起床的王文博看到武汉“封城”的信息。
　　1月25日，“封城”第三天，生于1990年的王文博从兰州启程前往武汉。兰州铁路系统给武汉捐赠了一批物资，王文博申请随车前往。
　　回到兰州以后，他得知一个朋友要往武汉捐赠苹果。王文博找了很多人帮忙运输，但没有人愿意来，最后他找到了甘肃方舟救援队。
　　从1月25日到2月13日，他和救援队一起运送物资。王文博多是用自己的车，从兰州到武汉往返近3000公里，那段时间，他的车跑了4万多公里。

唯一

　　有一次，王文博给雷神山医院运送物资，但是东西到了库房没人卸，对方说现在找不到人。
　　王文博说：“那我能卸吗？”对方说：“那不可能。”后来，王文博才知道他是雷神山医院库房组的组长。
　　2月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面接管雷神山医院，需要成立“党员突击队”。王文博看到组长发了一条朋友圈，说雷神山医院招募志愿者，要求必须是武汉本地人。他不是本地人，但带着党员证过去了。
　　雷神山医院党建人事处的处长说：“医院不管你的防护、住宿，只提供伙食，其他全靠你自己;也不付报酬，万一你被感染了，医院不负责。”王文博说：“行。”对方说：“那你明天来吧。”
　　等他真正去了以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医院每天发口罩，还经常发一些小零食。他在雷神山医院里住了4天，因为活动板房不隔音，睡得不好，他就被安排到外面住。王文博就说他们在骗他，刚开始把条件说得那么差，后来对他却那么好。“其实，他们就想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王文博说。
　　在武汉，王文博认识很多志愿者，本地的、外地的，但没有人会选择去医院。“他们说做志愿者，可以接送医护人员，可以给孤寡老人送菜，但是不去醫院。”
　　最缺人的时候，有的医院招保安要付1000元一天的报酬。在王文博看来，“那时候每一个愿意出来工作的人，都很伟大”。
　　王文博的同事全部是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唯一一个志愿者。拿到工牌（ZY0001）的时候，王文博特别开心。他就问：“这个号怎么这么好啊？”工作人员说：“因为只有你一个。”
　　王文博问：“如果以后再招志愿者，我是不是可以当组长？”对方说：“没问题。”直到离开，他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组长。“以为是第一个，结果是唯一一个。”
　　那时候，他不知道ICU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压、负压、液氧、医废、污水处理池是什么。
　　他是一个完全没跟医院工作打过交道的人，但是进入医院后，有工作任务时，他收到的指令是把这个做了，把那个做了，医生用的全是专业术语。
　　他们告诉王文博需要干什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网上查，大概了解一番，再着手去做。他“喜欢多管闲事”。平衡车坏了，他会修;无人机来了，他会操作;需要写资料了，他会写;库房乱了，他会整理。
　　在同事肖琳琪的眼里，王文博“神通广大”，会很多技能。肖琳琪出生于1995年，来自中南医院，她是整个办公室里年龄最小的。在王文博看来，她也是最辛苦的。
　　肖琳琪家在湖北仙桃，疫情暴发时，她在老家休假，妈妈把她送上回武汉的车。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妈妈每天都在担心，也会问自己：把孩子送到武汉去加班是对还是错？
　　肖琳琪说，她从家里出发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她后来跟很多人聊过：“那段时间每个去武汉的人，都抱着有去无回的想法。”

阳性

　　在医院就有风险。
　　2月16日，是王文博到雷神山医院报到的第一天。
　　刚进办公室，工牌还没拿到，一个人过来对他们说：“赶紧都出去。”他有点蒙，随着紧张的人群跑出办公室。出来后还听得到里面的人在打电话：“我们的命不是命吗？……”他后来了解到，前一天在办公室里的一批人中有3个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因此，要先对办公室进行全面消毒。

　　好多人都说王文博像中彩票一样：“刚来第一天，办公室里就有人确诊。”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文博所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经历了好几起“测出来有问题”的事件，包括王文博自己。
　　身边有人感染了，王文博和办公室里的同事就需要做检测。王文博前后做了5次检测。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3月8日，王文博血清抗体检测呈双阳，他被要求回住处隔离。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后来，他又做CT、测核酸，在回兰州前，再次去测了血清抗体，一个阳性一个阴性。医生说他这是自愈了，有抗体了。“这么严重的一个病，我没有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来武汉之前，他咨询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朋友说，只要防护得当，应该没什么。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被感染了，“只要休息好、吃好、抵抗力强，这个病就不可怕”。
　　他说他看到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双阳时，他想的就是：我的体质还行，能扛过去。
　　“其实，如果有万一，我还有一个哥哥。”

造业

　　因为前期捐赠物资，王文博跑遍了武汉所有的医院。
　　王文博曾想去金銀潭医院做志愿者，但是金银潭医院表示，坚决不招志愿者。“他们说极度危险。”
　　他需要去金银潭医院送物资。其实直到现在，他也想不起来是从哪个门进去的，他好像穿行了整座医院。刚开始，保安跟着他，后来保安不走了，说：“你自己往前走吧。”
　　深夜，一个人，医院里的树很低。一个防护特别严密的人看到他，问他来干吗。王文博说来捐赠物资，她惊呼着说了几句本地话。后来，王文博问了当地人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她说：“造业啊，造业啊！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这是‘毒窝’，你知道吗？”在王文博看来，她特别恐慌。她对王文博说：“你们捐的东西值多少钱？能比命值钱？”
　　她说话声音很大，一面大声喊，一面给他消毒。她说：“对面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2000多个病人，我们这里有800人。你送完物资赶紧回，别在武汉待了。”
　　她的声音和动作，让王文博感觉有点儿凶，但他知道她是善意的。她说王文博戴的口罩是假的KN95，没有用;她给了王文博一些处方药，一副护目镜，一套防护服。那套防护服，王文博后来送给了另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到雷神山医院当志愿者以后，有一天，王文博突然想起这件事，就问同事：“你们这里‘造业’是啥意思？”同事说：“遭罪，可怜。”
　　新冠肺炎疫情是他经历的第一次集体性恐慌。
　　他平时晕血、晕针，对小的疼痛很恐惧，对大灾大难却不害怕。“我觉得自己这样也很奇怪。”有一次，他献完300毫升血后，当场就晕倒了，在献血的地方躺了两个小时。
　　“来武汉我可能会后悔一阵子，但是不来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我就觉得我应该过来，给自己这辈子一个留念。”

辛苦、梦想、勤奋

　　从3月15日开始，办公室里的同事每天都问王文博什么时候走。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就一片沉默。
　　有一个处长问王文博：“如果雷神山医院给你们单位发函，能把你留在这里吗？”
　　有一天，王文博被隔壁办公室叫去帮忙。他听到肖琳琪的声音：“我们怎么能把他留下来？他真的帮了我们好多忙。”他们希望王文博跟他们一起等到雷神山医院彻底关门了再走。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不知道隔壁的王文博在流眼泪。
　　王文博觉得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可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相处产生的感情，就觉得特别珍贵。”
　　有一次王文博处理工作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信息是涉密的。他专门去问是否涉密。对方说：“涉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得到这么高的信任。他特别感动。
　　临近离开，很多事情又被安排给他，甚至他们把捐赠库房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但是，他发现工作量很大，没有十天半个月干不完，而他可能过几天就要走了。“他们就说你想想办法，你肯定有办法。”
　　“你们是想用工作留住我吗？”王文博问。对方说：“我们都有这个想法。”
　　王文博说，他不知道该拒绝谁。“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走了，那这些工作谁来干？”
　　20多天没整理的库房交到王文博手里，他用了两天整理得差不多了。那天晚上，王文博吃了3碗米饭、两份盒饭。“又被夸了一遍。每天都在夸赞中度过。”
　　告别在即，同事程励用无人机做了一段视频送给王文博，作为分别的礼物。视频里，王文博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前，对着镜头挥手。
　　他早就想回兰州了，因为兰州的本职工作已经开始了。
　　他来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在武汉待那么长时间，带的衣服不多。到了武汉以后，这个医疗队给一件，那家医院给一件，现在他有十几件颜色不一样的冲锋衣，他把它们带回兰州，留作纪念。
　　雷神山医院给他做了一套衣服，写上他的名字：武汉雷神山医院王文博，也给了他一双写有他名字的鞋。他觉得这段时间他一直蹭吃、蹭穿。
　　王文博的网名叫“辛懵溱”，解释起来就是：辛苦、梦想、勤奋。他说他的想法再朴素不过：勤奋，不怕辛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觉得“梦”与“勤”太简单了，“不够有感觉，就找了两个不太常见的字”。
　　（应采访对象要求，程励为化名）
　　（天 心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8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