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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小时候最喜有人来家做客。远客来，必备酒饭。母亲会取出广口瓶仅有的江玉柱（干贝）、香菇泡发；挂在墙上的带鱼，已经让岁月醺得透了明，地下汪着一堆油，有哈喇味，我却喜欢；硕果仅存的自制香肠，豆腐丝拌小葱，清炒时令菜，烹炒一桌。我期望着来客“快点吃呀！”“快点走哇！”
父亲用“西凤”或“竹叶青”待客，是年节发票供应的。清寒的天，酒壶烫过的酒，与饭菜的香混合着，有一种喜气，抑制不住的。不知为什么只记得清寒的深秋、酒香，其实夏天也请过客，但是，完全回忆不起夏天的酒气，或许酒香多少象征着温暖，与秋冬特别适宜。
近客到家里来，有茶奉上。父亲平日喝茉莉，后来想想因为便宜吧。来客喝绿铁皮盒里的龙井或毛尖，家里有两盏仿白玉的茶杯，配着同色托盘，待客才用。少时不记得喝过乌龙、铁观音，柜子里有大红袍，母亲胃疼时加姜、糖喝。
山里葵花籽特别不值钱。否则不可能一买一面口袋。用将熄的柴火慢慢炒，奉客必备。送客之后，瓜子皮能扫出一簸箕。
特别特殊的客人，只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让小孩过去打个招呼，或为客人斟一杯，之后，大人把门关上，议论些国事，不让孩子听了到外面瞎说。
林彪的飞机掉下来了，这样的消息是北京来的叔叔们说的，根本不要让孩子听的。大人们十分兴奋。他们说到哪个老帅复了职，更加兴奋。那是“文革”末期了，动荡的岁月快结束了。
而我大为兴奋的，是客人们带来的各种礼物，有给我的裙子、糖果，让我高兴得乱七八糟。不是打了碟子就是摔了碗，还静不下来，就会让大人胖熊一顿，哭了，累了，上床迷迷糊糊的了，安静了。
家人窃窃私语，说着各种危险的事，这样的夜里，连梦都是不安的，捧着一颗惴惴的心。
B“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肯定乐啊！那么多好吃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很贴心地为上不了桌的孩子留下菜，在每一个碟子里。多有教养啊，我一直这么觉得。
有叔叔从嘉峪关来，带来粉红色泡泡纱的裙子。我把人家的名字忘光了，只记得泡泡纱，记忆有多自私。惊喜是无法描述的，粉红色啊！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我爱它，我穿上它去敲门，一定要让人家看到那份心意的样子。
既然嘉峪关来了人，山海关是不是也该来呢？
第二天早上我问我爸。
我爸没说话，我妈说：你既然知道嘉峪关山海关了，就去把地理学好吧。这是多么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但是话语权在大人手里，你能说啥？说啥他们都能扯到学习上。只要扯上学习，你就得心生愧疚，要对得起那件泡泡纱以及大人給你的一切。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逻辑。
你享受那件裙子的时候还得把那颗小心脏提着，没臭美一会儿就想：我去！还是回家背地图吧。
一路学下来，高考时，我的地理完胜。
是不是特适合写成一个鸡汤故事呢？多励志！多扯！
C后来我到别人家做客，多好吃的菜，也会留一半在盘子里，只要看到人家孩子的眼神儿。我跟自个儿说：我得做个有教养的人啊。多轻的伴手礼，我也会带一份儿，为的是让人家看到我的心意。谁想到物质丰盛的时代那么快就来了，你剩下菜，人家会发愁：“这沾满了口水的菜怎么弄啊！”
你的教养成了人家的麻烦。
不与时俱进，简直没脸出去做客了。
D刚回济南时，常去两个老太太家做客，是先生的亲戚。她们是一对姑嫂。嫂嫂年纪轻轻守寡，小姑新婚之夜从婆家翻墙而走，一生未嫁。
她们是女中的同学，在一所济南著名的小学教书。我见到她们时，俩人已七十多了。若活到今天，一百多了。
那是一间完全没有男人的屋子。距离从前有男人的生活，她们已经过了五十年。像民国的女生一样，她们喝茶，吃点心，看各种闲书。比如张恨水。
她们住在一栋不大的楼房西边的一层，因为不愿和人打交道，把大门堵了个大柜子，从南面晾台的门出入。
这顿饭，俩人每次都要做长久的准备。我想，这应该是她们生活中最大的事情了。
我们骑车子过去，大半是夏天，满头大汗。姨姥娘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小声尖叫：他们来啦！她的小姑子应声开门。里面有古墓般的清凉，还有清凉油的味道。
姨姥娘身上永远有清凉油的味道，她们都有老人的味道。
她们穿竖罗月白色褂子，蓝色宽大的裤子，都已经洗成后来大兴的水洗重磅。煤气罐已经很通用了，还在用蜂窝煤的炉子，一个菜一个菜地炒将起来。两个老太太在不断的争论中做好了一桌菜。
茭白炒里脊、黄瓜丁炒虾仁、蓑衣黄瓜、拔丝山药，所有的菜都勾芡，都凉了，到吃的时候。蒲菜饺子非常非常小。
每一道菜只有口碟那么那么小。
所有的菜都是浅尝即止。
我们四个胃口极好的成年人，比如那碟虾仁应该有十多只虾，六个人吃，平均一人两只。
饺子只有两盘。没有人的时候，我自己吃掉四盘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对如今的体型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你或者愉悦地吃，或者愉悦地穿，不可能兼顾啊。当然也可能又吃又穿，但是必须流大汗地锻炼，我祈祷山妖把跑步的我捉走算了。
每一碟菜都有来历，都做得千辛万苦。最后，你只能下箸如有鬼。不好意思吃了。就这样子，小碟子也纷纷空了。
两个老太太是几乎不动筷子的。我婆婆说她们吃猫食，一丁点儿就够了。橱子上有各种买来的点心，小碗小蝶的摆着。
这是最袖珍的吃。
每样点心都沁入了风油精的味道。
经常去吃，从未吃饱。但我钟情于那些已经配不成套的小碗小碟子，粉彩的小碗，青花的小碗，茶叶末釉的茶壶，黑色雨点瓷的小茶盏，成化白瓷的小碟，秘色瓷的小碟，钧瓷开片的笔洗盛了鸡汤。 她们喂了一只大猫。没有用吸尘器，因此哪儿哪儿都有猫毛。
姨姥娘每天都在吆喝浑身上下各种疼，各种膏药贴着。她拿病历给我们看，上面写着没有器质性病变。
姑姥娘大大咧咧，各种哄姨姥娘的话，有时也说打趣的话。然后她们笑，在她们自己的语境中，自己的语言体系中。
她们的言谈中没有男人，再八卦的故事也是女人和女人。老女人和小女人，聪明的女人和傻的女人，城里女人和乡下女人。
我常常想起奥斯丁的各种小说，想起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的女人出嫁必须自带嫁妆，没钱是嫁不出去的，因此有許多老处女。维多利亚时代又是特别清教徒的时代。许许多多的处女老去。
E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老王处长家做客。因为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老王处长是我们去三线前那个所的两个老红军之一。江西人。他没有文化，所以只享受了一个所领导（厅级）的待遇。他的战友都省军级了，有的在中央，他孩子说。但是老王处长说，还有人在乡下呢，还有人死了呢，连女人都没碰就死了。
他不和省军级的比。他不和任何人比。
他有四个孩子，我比最小的那个小一岁，所以，一家人管我叫老五。我在我家是老四，到了老王家变老五了。
老王处长家的饭好吃。老爷子经常从西门口副食店拎回来一扇排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大菜墩子上剁了，大火煮了吃，根本不红烧糖醋煎炸，咣咣一剁就下锅，加水加葱姜大料盐开煮。豪放派的，煮熟了一人一碗。
吃肉的时候，全家人都喝酒，白的。
我忘了说他们家有个大院子，平房一排，四卧一个客厅，房前房后种满了蔬菜和果树，苹果熟一只，我们就爬上树摘一只。
这一家人喜欢吃饺子。我和阿姨剁馅、和面、包，要包整整三大盖帘，每个盖帘有一张大圆桌的大小！
我用两把刀剁馅，双手开练，一边剁一边把葱加进去。阿姨是山西人，会各种面食，饺子面和得尤其好。
院子里有一口大锅，蒸馒头、煮肉、下饺子。炒菜才会进厨房用煤气。阿姨菜炒得好，她右手挥铲子，左手夹着支烟，歪着头，边炒边抽。孩子们都不伸手，她就叨叨，急了就用铁铲子敲锅。
孩子们对妈妈的叨叨置若罔闻，端着个碗来盛炒好的菜，一言不发，溜跶来溜跶去。
孩子们互相之间是插科打诨。老爷子坐餐桌上吃，哈着酒，冲孩子们喊：坐下来吃坐下来吃。
孩子们对老爹的要求置之不理，端着碗溜跶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是个相当民主的家庭。没有威权。
他们家有一台留声机，唱片的风格多样，阿姨闲下来听“陈三两爬堂”，老王处长喜欢一首日语歌叫“拉网小调”，他一高兴了就大唱“嗦唻嗦唻”，“啊不会笑不会笑”，有点儿像现在的说唱。
我喜欢上了一支缅甸民歌《海鸥》，十分忧郁的歌，东方歌舞团罗天婵唱的。
晚霞笼罩着伊洛瓦底江
活泼的海鸥展翅飞翔……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
唯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啊海鸥啊海鸥
你那婉转动人的歌声啊
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房……
看晚霞映红了伊洛瓦底江
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
唯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现在还记得这歌，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房。青春的忧郁是毫无道理的，感伤随时随地发生。每天很早就要起来背书，天刚亮，风是清的，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风扯着我的头发在眼前飘啊飘的，我把自己心疼得要命，简直没办法不忧郁下去。
阿姨下午起了床喜欢听周璇的“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那声线，高到云彩里去了，一根丝线弯弯曲曲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把湛蓝的天划出一条白线。
四航校的训练机每天中午从大院的上空飞过，那噪音跟了我们几十年，从来没有人想起来收个噪音费花花。
我在老王处长家看的电视《追捕》，那个真优美长得像极家里的二姐，性格也像。
我和二姐睡一个屋，大院的好多男孩子追她，她有好几个纱巾，出门以前这样戴那样戴，站在大衣橱前，照来照去。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只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才敢照镜子。
二姐带着我去大院的大礼堂看童芷苓的《尤三姐》，美呆了。还有王文娟的《红楼梦》。我开始喜欢越剧了。
大姐从部队当了兵，转了业，后来结了婚。她丈夫是个小白脸儿，两地分居。就像那句顺口溜说的“小白脸没好心眼儿……”后来，离了。
刚到这个家，第一个晚上我蜷缩着腿睡的，身体打着卷儿，二姐又干净又强势，有点怕怕。她走过来扒拉扒拉我的东西，然后说这个不行，打开橱子拿出一个扔过来，“用这个吧！”转身就走。
我转学到十九中，一开始是试读，入学考试不好人家不想要，找了关系，让试仨月，不行就闪。
那段日子强烈地想家。
每个晚上做功课，在餐厅。踮着脚尖回到房间拿盆洗洗也会吵到二姐，她翻个身，哼了一声。我上了床简直不敢动，直挺挺地躺着。
二姐抽烟，用食指和中指指尖叼着一支烟，侧身坐在沙发上，极细的腰，翘着修长的腿，顾盼神飞，笑声朗朗。
那个姿式，我膜拜得不得了。
她常常带着我去礼堂看电影，嘈杂的人声，二姐从过道踱入，像压路机经过，碾碎了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人，两侧缄默不语，人们望着她，各种眼神。
二姐施施然走过。
她穿大红裙子，艳压群芳。走过之处，寸草不生。
无论在什么位置，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一个眼神就能荡平天下。
她不会马上坐下。
马上坐下干什么？她要站定了，环顾四周。
追随着她的目光，我也环上一遍。凡是女人，目光如剑，凡男人，或仰慕或鄙视，内心都不会再平静了。 二姐微微一笑，坐下。已经搅翻了观众，很好。心里很受用的样子，威风八面！
电影开演了，有男生送汽水，送冰糕，送水果，送……
我替她收着。
二姐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
她没有女性朋友。和大姐的话都很少。
大姐和大哥是两个书虫，对书之外的一切，没有热情。
家里养了只黑贝，经常偷吃小鸡。
每年养一窝鸡，十几只。我和老王處长负责剁菜帮子喂鸡。
小哥哥在外面当兵。
春秋天我喜欢爬到南院的树上，看围墙外车水马龙。有时候能看到同学路过。有一天看到大姐在夜里哭，她的肩一抽一抽的。
我要背大量的题，恶补陕西没学过的历史课，背各种年代表以及文科要背的种种。考试终于过了关，老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
第二年高考成绩不错，上了市里的排名，进了重点大学，我的班主任看着我的眼睛说：“真没想到会是你。”
我在心里笑，你没想到的事多了。
大学毕业，我们家从三线回到原来的所。二姐已经结了婚。
我四十岁的那年，母亲住院，她告诉我二姐住在东北角的病房，乳腺癌晚期。
我在她的病房门外徘徊了一刻钟，也没有勇气进去。据说人已经瘦得脱了形。
我怕见到脱了形的二姐。
后来听说阿姨来看过她了。母女做了告别。
应该是在夏天。二姐去世了。
我相信像她这样的姑娘，是很难不让男人辜负的。
我其实无法面对的，是她的心寒绝望。
世人辜负了她，我好希望她可以决绝而去，对这世界不再留恋。
总会想起去看《尤三姐》，她立在礼堂，灯光斜斜地打在她身上，她的眼神如流光溢彩，变幻不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冷了，挥之不去的忧怨，在她的乳房上结成了伤。
F有几年我在朋友和同事老冯家借宿。
朋友在晚报上班，精致的小女人，穿一个大白衬衫在小厨房做西红柿炒鸡蛋，非常小的一间半房子，非常热的夏天，知了不间断地尖叫，她把鸡蛋刺啦一声倒进起了烟的油里，并不急着翻炒，等着挨着锅的那一片发黄了，才翻过来，然后扒拉到一边，再下西红柿。这时候她抬起头笑着说，这样鸡蛋最香啦。
晚上落地扇轻轻地摇，发出嗡嗡的响声。
一个台湾商人在追她，那时候是我的空窗期。暗夜里，我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那是我们最美的年龄。身体成熟得像水蜜桃，饱满，紧实，脸上的苹果肌又让我们看起来有点孩子气。
青涩的青春永远过去了。
但是这一切的美，要到我们都老了才能真正体会到。
有时候住到同事老冯家。我在生活报开了个情感专栏，还要去接一个晚上的热线。最初是出于好奇，对别人生活的好奇，哪晓得热线乏味得要命，就像心理医生看他们的病人。热线倾诉的全是对感情没完没了的纠缠，我成了他们的垃圾桶，他们吐完了，重新回到婚姻的床上，我得想办法把听进去的垃圾再吐出来。
每一个接热线的人都希望听到的故事无限奇葩，再曲折一点好吧。也真有把故事讲得很好的人，有些句子到现在还记得，比如一个女人轻轻地说：“无论是刀掉下来切了瓜，还是瓜落到了刀上，受伤的都是瓜。”真正会讲故事的人是可遇不可求了，他们像海底的珍珠，听到一个好故事回家的路上，常常想起那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心生喜悦。这是写作者的私心。
我在老冯女儿的房间住，趴着写小文章。
开着的房门传来老冯和上高中女儿的嬉笑声以及母女的私语，这声音让人听了宽心，是家的感觉。
热线是有规律的，情人节老婆们打来骂丈夫骂小三；元宵节小三们打来骂大婆骂男人。
女人总在骂男人。
有时候我到报社去晚了，编辑说你那个热线响半天了，我冲上去接起来满心歉意，那边的女人张口就熊人，“怎么搞的你，打一晚上了，太不敬业了你。”我心里叫苦，她们的故事听了至少一百遍的感觉了。有时半个月没听到，暗自欢喜，不是因为她们过好了，而是不再来纠缠了，突然有一天，那声音又回来了。
最怕的是打热线的人要来见面。你说到点了，要下班了，下周再打吧。他们不算完，不让你走，用各种办法威胁，说这个结解不开就吃药，要不就去报社门口堵你。
一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下了热线，打老远就听到一个声音跟报社的传达吵架，我刚放下的声音。吓得爬围墙出的门。
现在想想，几乎所有的热线都是在老冯家写出来的。把垃圾倒完了爬上床，喜欢那张小床的被褥，稀软稀软的，迅速就睡去了。
我记得我梦到大河边上，河水滔滔而去，自己一时不知身在何方。
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都是匆匆过客。
父亲用“西凤”或“竹叶青”待客，是年节发票供应的。清寒的天，酒壶烫过的酒，与饭菜的香混合着，有一种喜气，抑制不住的。不知为什么只记得清寒的深秋、酒香，其实夏天也请过客，但是，完全回忆不起夏天的酒气，或许酒香多少象征着温暖，与秋冬特别适宜。
近客到家里来，有茶奉上。父亲平日喝茉莉，后来想想因为便宜吧。来客喝绿铁皮盒里的龙井或毛尖，家里有两盏仿白玉的茶杯，配着同色托盘，待客才用。少时不记得喝过乌龙、铁观音，柜子里有大红袍，母亲胃疼时加姜、糖喝。
山里葵花籽特别不值钱。否则不可能一买一面口袋。用将熄的柴火慢慢炒，奉客必备。送客之后，瓜子皮能扫出一簸箕。
特别特殊的客人，只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让小孩过去打个招呼，或为客人斟一杯，之后，大人把门关上，议论些国事，不让孩子听了到外面瞎说。
林彪的飞机掉下来了，这样的消息是北京来的叔叔们说的，根本不要让孩子听的。大人们十分兴奋。他们说到哪个老帅复了职，更加兴奋。那是“文革”末期了，动荡的岁月快结束了。
而我大为兴奋的，是客人们带来的各种礼物，有给我的裙子、糖果，让我高兴得乱七八糟。不是打了碟子就是摔了碗，还静不下来，就会让大人胖熊一顿，哭了，累了，上床迷迷糊糊的了，安静了。
家人窃窃私语，说着各种危险的事，这样的夜里，连梦都是不安的，捧着一颗惴惴的心。
B“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肯定乐啊！那么多好吃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很贴心地为上不了桌的孩子留下菜，在每一个碟子里。多有教养啊，我一直这么觉得。
有叔叔从嘉峪关来，带来粉红色泡泡纱的裙子。我把人家的名字忘光了，只记得泡泡纱，记忆有多自私。惊喜是无法描述的，粉红色啊！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我爱它，我穿上它去敲门，一定要让人家看到那份心意的样子。
既然嘉峪关来了人，山海关是不是也该来呢？
第二天早上我问我爸。
我爸没说话，我妈说：你既然知道嘉峪关山海关了，就去把地理学好吧。这是多么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但是话语权在大人手里，你能说啥？说啥他们都能扯到学习上。只要扯上学习，你就得心生愧疚，要对得起那件泡泡纱以及大人給你的一切。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逻辑。
你享受那件裙子的时候还得把那颗小心脏提着，没臭美一会儿就想：我去！还是回家背地图吧。
一路学下来，高考时，我的地理完胜。
是不是特适合写成一个鸡汤故事呢？多励志！多扯！
C后来我到别人家做客，多好吃的菜，也会留一半在盘子里，只要看到人家孩子的眼神儿。我跟自个儿说：我得做个有教养的人啊。多轻的伴手礼，我也会带一份儿，为的是让人家看到我的心意。谁想到物质丰盛的时代那么快就来了，你剩下菜，人家会发愁：“这沾满了口水的菜怎么弄啊！”
你的教养成了人家的麻烦。
不与时俱进，简直没脸出去做客了。
D刚回济南时，常去两个老太太家做客，是先生的亲戚。她们是一对姑嫂。嫂嫂年纪轻轻守寡，小姑新婚之夜从婆家翻墙而走，一生未嫁。
她们是女中的同学，在一所济南著名的小学教书。我见到她们时，俩人已七十多了。若活到今天，一百多了。
那是一间完全没有男人的屋子。距离从前有男人的生活，她们已经过了五十年。像民国的女生一样，她们喝茶，吃点心，看各种闲书。比如张恨水。
她们住在一栋不大的楼房西边的一层，因为不愿和人打交道，把大门堵了个大柜子，从南面晾台的门出入。
这顿饭，俩人每次都要做长久的准备。我想，这应该是她们生活中最大的事情了。
我们骑车子过去，大半是夏天，满头大汗。姨姥娘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小声尖叫：他们来啦！她的小姑子应声开门。里面有古墓般的清凉，还有清凉油的味道。
姨姥娘身上永远有清凉油的味道，她们都有老人的味道。
她们穿竖罗月白色褂子，蓝色宽大的裤子，都已经洗成后来大兴的水洗重磅。煤气罐已经很通用了，还在用蜂窝煤的炉子，一个菜一个菜地炒将起来。两个老太太在不断的争论中做好了一桌菜。
茭白炒里脊、黄瓜丁炒虾仁、蓑衣黄瓜、拔丝山药，所有的菜都勾芡，都凉了，到吃的时候。蒲菜饺子非常非常小。
每一道菜只有口碟那么那么小。
所有的菜都是浅尝即止。
我们四个胃口极好的成年人，比如那碟虾仁应该有十多只虾，六个人吃，平均一人两只。
饺子只有两盘。没有人的时候，我自己吃掉四盘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对如今的体型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你或者愉悦地吃，或者愉悦地穿，不可能兼顾啊。当然也可能又吃又穿，但是必须流大汗地锻炼，我祈祷山妖把跑步的我捉走算了。
每一碟菜都有来历，都做得千辛万苦。最后，你只能下箸如有鬼。不好意思吃了。就这样子，小碟子也纷纷空了。
两个老太太是几乎不动筷子的。我婆婆说她们吃猫食，一丁点儿就够了。橱子上有各种买来的点心，小碗小蝶的摆着。
这是最袖珍的吃。
每样点心都沁入了风油精的味道。
经常去吃，从未吃饱。但我钟情于那些已经配不成套的小碗小碟子，粉彩的小碗，青花的小碗，茶叶末釉的茶壶，黑色雨点瓷的小茶盏，成化白瓷的小碟，秘色瓷的小碟，钧瓷开片的笔洗盛了鸡汤。 她们喂了一只大猫。没有用吸尘器，因此哪儿哪儿都有猫毛。
姨姥娘每天都在吆喝浑身上下各种疼，各种膏药贴着。她拿病历给我们看，上面写着没有器质性病变。
姑姥娘大大咧咧，各种哄姨姥娘的话，有时也说打趣的话。然后她们笑，在她们自己的语境中，自己的语言体系中。
她们的言谈中没有男人，再八卦的故事也是女人和女人。老女人和小女人，聪明的女人和傻的女人，城里女人和乡下女人。
我常常想起奥斯丁的各种小说，想起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的女人出嫁必须自带嫁妆，没钱是嫁不出去的，因此有許多老处女。维多利亚时代又是特别清教徒的时代。许许多多的处女老去。
E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老王处长家做客。因为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老王处长是我们去三线前那个所的两个老红军之一。江西人。他没有文化，所以只享受了一个所领导（厅级）的待遇。他的战友都省军级了，有的在中央，他孩子说。但是老王处长说，还有人在乡下呢，还有人死了呢，连女人都没碰就死了。
他不和省军级的比。他不和任何人比。
他有四个孩子，我比最小的那个小一岁，所以，一家人管我叫老五。我在我家是老四，到了老王家变老五了。
老王处长家的饭好吃。老爷子经常从西门口副食店拎回来一扇排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大菜墩子上剁了，大火煮了吃，根本不红烧糖醋煎炸，咣咣一剁就下锅，加水加葱姜大料盐开煮。豪放派的，煮熟了一人一碗。
吃肉的时候，全家人都喝酒，白的。
我忘了说他们家有个大院子，平房一排，四卧一个客厅，房前房后种满了蔬菜和果树，苹果熟一只，我们就爬上树摘一只。
这一家人喜欢吃饺子。我和阿姨剁馅、和面、包，要包整整三大盖帘，每个盖帘有一张大圆桌的大小！
我用两把刀剁馅，双手开练，一边剁一边把葱加进去。阿姨是山西人，会各种面食，饺子面和得尤其好。
院子里有一口大锅，蒸馒头、煮肉、下饺子。炒菜才会进厨房用煤气。阿姨菜炒得好，她右手挥铲子，左手夹着支烟，歪着头，边炒边抽。孩子们都不伸手，她就叨叨，急了就用铁铲子敲锅。
孩子们对妈妈的叨叨置若罔闻，端着个碗来盛炒好的菜，一言不发，溜跶来溜跶去。
孩子们互相之间是插科打诨。老爷子坐餐桌上吃，哈着酒，冲孩子们喊：坐下来吃坐下来吃。
孩子们对老爹的要求置之不理，端着碗溜跶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是个相当民主的家庭。没有威权。
他们家有一台留声机，唱片的风格多样，阿姨闲下来听“陈三两爬堂”，老王处长喜欢一首日语歌叫“拉网小调”，他一高兴了就大唱“嗦唻嗦唻”，“啊不会笑不会笑”，有点儿像现在的说唱。
我喜欢上了一支缅甸民歌《海鸥》，十分忧郁的歌，东方歌舞团罗天婵唱的。
晚霞笼罩着伊洛瓦底江
活泼的海鸥展翅飞翔……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
唯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啊海鸥啊海鸥
你那婉转动人的歌声啊
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房……
看晚霞映红了伊洛瓦底江
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
唯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现在还记得这歌，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房。青春的忧郁是毫无道理的，感伤随时随地发生。每天很早就要起来背书，天刚亮，风是清的，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风扯着我的头发在眼前飘啊飘的，我把自己心疼得要命，简直没办法不忧郁下去。
阿姨下午起了床喜欢听周璇的“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那声线，高到云彩里去了，一根丝线弯弯曲曲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把湛蓝的天划出一条白线。
四航校的训练机每天中午从大院的上空飞过，那噪音跟了我们几十年，从来没有人想起来收个噪音费花花。
我在老王处长家看的电视《追捕》，那个真优美长得像极家里的二姐，性格也像。
我和二姐睡一个屋，大院的好多男孩子追她，她有好几个纱巾，出门以前这样戴那样戴，站在大衣橱前，照来照去。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只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才敢照镜子。
二姐带着我去大院的大礼堂看童芷苓的《尤三姐》，美呆了。还有王文娟的《红楼梦》。我开始喜欢越剧了。
大姐从部队当了兵，转了业，后来结了婚。她丈夫是个小白脸儿，两地分居。就像那句顺口溜说的“小白脸没好心眼儿……”后来，离了。
刚到这个家，第一个晚上我蜷缩着腿睡的，身体打着卷儿，二姐又干净又强势，有点怕怕。她走过来扒拉扒拉我的东西，然后说这个不行，打开橱子拿出一个扔过来，“用这个吧！”转身就走。
我转学到十九中，一开始是试读，入学考试不好人家不想要，找了关系，让试仨月，不行就闪。
那段日子强烈地想家。
每个晚上做功课，在餐厅。踮着脚尖回到房间拿盆洗洗也会吵到二姐，她翻个身，哼了一声。我上了床简直不敢动，直挺挺地躺着。
二姐抽烟，用食指和中指指尖叼着一支烟，侧身坐在沙发上，极细的腰，翘着修长的腿，顾盼神飞，笑声朗朗。
那个姿式，我膜拜得不得了。
她常常带着我去礼堂看电影，嘈杂的人声，二姐从过道踱入，像压路机经过，碾碎了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人，两侧缄默不语，人们望着她，各种眼神。
二姐施施然走过。
她穿大红裙子，艳压群芳。走过之处，寸草不生。
无论在什么位置，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一个眼神就能荡平天下。
她不会马上坐下。
马上坐下干什么？她要站定了，环顾四周。
追随着她的目光，我也环上一遍。凡是女人，目光如剑，凡男人，或仰慕或鄙视，内心都不会再平静了。 二姐微微一笑，坐下。已经搅翻了观众，很好。心里很受用的样子，威风八面！
电影开演了，有男生送汽水，送冰糕，送水果，送……
我替她收着。
二姐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
她没有女性朋友。和大姐的话都很少。
大姐和大哥是两个书虫，对书之外的一切，没有热情。
家里养了只黑贝，经常偷吃小鸡。
每年养一窝鸡，十几只。我和老王處长负责剁菜帮子喂鸡。
小哥哥在外面当兵。
春秋天我喜欢爬到南院的树上，看围墙外车水马龙。有时候能看到同学路过。有一天看到大姐在夜里哭，她的肩一抽一抽的。
我要背大量的题，恶补陕西没学过的历史课，背各种年代表以及文科要背的种种。考试终于过了关，老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
第二年高考成绩不错，上了市里的排名，进了重点大学，我的班主任看着我的眼睛说：“真没想到会是你。”
我在心里笑，你没想到的事多了。
大学毕业，我们家从三线回到原来的所。二姐已经结了婚。
我四十岁的那年，母亲住院，她告诉我二姐住在东北角的病房，乳腺癌晚期。
我在她的病房门外徘徊了一刻钟，也没有勇气进去。据说人已经瘦得脱了形。
我怕见到脱了形的二姐。
后来听说阿姨来看过她了。母女做了告别。
应该是在夏天。二姐去世了。
我相信像她这样的姑娘，是很难不让男人辜负的。
我其实无法面对的，是她的心寒绝望。
世人辜负了她，我好希望她可以决绝而去，对这世界不再留恋。
总会想起去看《尤三姐》，她立在礼堂，灯光斜斜地打在她身上，她的眼神如流光溢彩，变幻不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冷了，挥之不去的忧怨，在她的乳房上结成了伤。
F有几年我在朋友和同事老冯家借宿。
朋友在晚报上班，精致的小女人，穿一个大白衬衫在小厨房做西红柿炒鸡蛋，非常小的一间半房子，非常热的夏天，知了不间断地尖叫，她把鸡蛋刺啦一声倒进起了烟的油里，并不急着翻炒，等着挨着锅的那一片发黄了，才翻过来，然后扒拉到一边，再下西红柿。这时候她抬起头笑着说，这样鸡蛋最香啦。
晚上落地扇轻轻地摇，发出嗡嗡的响声。
一个台湾商人在追她，那时候是我的空窗期。暗夜里，我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那是我们最美的年龄。身体成熟得像水蜜桃，饱满，紧实，脸上的苹果肌又让我们看起来有点孩子气。
青涩的青春永远过去了。
但是这一切的美，要到我们都老了才能真正体会到。
有时候住到同事老冯家。我在生活报开了个情感专栏，还要去接一个晚上的热线。最初是出于好奇，对别人生活的好奇，哪晓得热线乏味得要命，就像心理医生看他们的病人。热线倾诉的全是对感情没完没了的纠缠，我成了他们的垃圾桶，他们吐完了，重新回到婚姻的床上，我得想办法把听进去的垃圾再吐出来。
每一个接热线的人都希望听到的故事无限奇葩，再曲折一点好吧。也真有把故事讲得很好的人，有些句子到现在还记得，比如一个女人轻轻地说：“无论是刀掉下来切了瓜，还是瓜落到了刀上，受伤的都是瓜。”真正会讲故事的人是可遇不可求了，他们像海底的珍珠，听到一个好故事回家的路上，常常想起那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心生喜悦。这是写作者的私心。
我在老冯女儿的房间住，趴着写小文章。
开着的房门传来老冯和上高中女儿的嬉笑声以及母女的私语，这声音让人听了宽心，是家的感觉。
热线是有规律的，情人节老婆们打来骂丈夫骂小三；元宵节小三们打来骂大婆骂男人。
女人总在骂男人。
有时候我到报社去晚了，编辑说你那个热线响半天了，我冲上去接起来满心歉意，那边的女人张口就熊人，“怎么搞的你，打一晚上了，太不敬业了你。”我心里叫苦，她们的故事听了至少一百遍的感觉了。有时半个月没听到，暗自欢喜，不是因为她们过好了，而是不再来纠缠了，突然有一天，那声音又回来了。
最怕的是打热线的人要来见面。你说到点了，要下班了，下周再打吧。他们不算完，不让你走，用各种办法威胁，说这个结解不开就吃药，要不就去报社门口堵你。
一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下了热线，打老远就听到一个声音跟报社的传达吵架，我刚放下的声音。吓得爬围墙出的门。
现在想想，几乎所有的热线都是在老冯家写出来的。把垃圾倒完了爬上床，喜欢那张小床的被褥，稀软稀软的，迅速就睡去了。
我记得我梦到大河边上，河水滔滔而去，自己一时不知身在何方。
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都是匆匆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