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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故事情节、丰富的心理描写、厚重的社会底蕴,使《促织》这篇聊斋先生的名篇,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视为典范。文中的成名之子身化促织,轻捷善斗,大悦龙颜,一家人终“裘马扬扬过世家”,为作品涂饰上了浓郁的喜剧色彩。可是,当人们为“天将以酬长厚者”、为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尾欣欣然的同时,却发现,一只小小的虫子,让众人为之喜、为之悲,为之贵、为之贱,为之生、为之死,竟然有着非常的本领和神奇的魔力。于是,不得不沉下心来,深入思考《促织》,尤其是深思它的“魂化”所负载的更深层的内涵。
一、“异化“的孩子
一提到孩子,大家马上会和天真、无邪、活泼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到一起,僵硬的脸庞也会逐渐松弛下来。可是,面对年仅九岁的成名之子,读者却怎么也无法轻松起来:私下打开盖子并好奇探视本是孩子的天性,谁料变故陡生,虫子竟“斯须毙命”,惧啼告母的孩子“渺然不知所往”,最终“得其尸于井”。为什么不小心弄死一只虫子,就让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毅然决绝地走向死路,蹈死而不顾呢?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小小的心里,这件事必然非同小可,关乎生死。因为,官吏的催逼狠毒、父亲的脓血流离、村人的倾家荡产、众人的忧惧担心,肯定早已在他生活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得虫则皆大欢喜,失虫则祸事临门,小小虫子不仅仅是一个玩物,更是所有灾难的根源、是全家人祸福所系的宝贝。恶劣的生存环境、血淋淋的事实,让本该无忧无虑的孩童异化:十分敏感,背负了不该有的生活重荷;直面死亡,放弃了本该有的生存本能——拖着身子, 满心绝望,一步一步走向幽暗的深井。
更奇怪的是,气息惙然的孩子竟然不是仇视这害他奄奄一息的虫子,而是变形为了这个物类,实在令人费解。其实,就像一般人对生命中羡慕或恐惧的东西都有一种幻想一样:漫漫长途的旅者幻想化为飞鸟,饱受欺凌的弱者渴望化身超人。不管是媚上官,完差事,还是谋暴利,聊取乐,这只卑微的虫子可使官员飞黄腾达,可让百姓一夜暴富,可免父亲挨打受罚。对它敬且畏、羡且惧的复杂情感,必然也深刻传染、影响着孩子,深入他的骨髓,麻醉他的灵魂,让他潜意识里有愿为“翘然矜鸣”的虫子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异化理想,又何其相似。
二“僵化”的父亲
从初闻妻言的“如被冰雪”,到得尸于井的“抢呼欲绝”;从还归家中的“相对默然”,到喜置榻上的“其心稍慰”,忽悲忽喜、忽起忽沉的心理变化,正体现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切关怀忧虑之情。可是,当看到蟋蟀笼空,他“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反常的态度令人嗟讶:虎毒尚不食子,舐犊满含深情。骨肉身体尚温,气息犹存,即使家庭贫穷无力救治,也应该彻夜守护,泣下沾襟才对,成名为什么如此滞木僵化,似乎没将儿子的生死放在首位呢?
更有甚的是,当成名忽闻门外有虫鸣之声,先“喜而捕之”,继“喜而收之”,一门心思全放到了虫子而不是儿子身上。在“子命与虫命孰重”面前,他很快“舍子而取促织者也”,是他无情冷酷吗?肯定不是,因为从他“不敢敛户口”中就可推知,此人是一个老实忠厚之人,非刻薄冷酷之徒。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反常举动呢?如同贫穷能消减人的精神,扭曲人的灵魂让人抑郁、凝滞、自卑一样,恐惧也可以淡化人的情感,弱化人的天性:官府的催逼讨要、身受的毒打摧残、将要临头的祸患,使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草民”“贱民”的天伦之情、伤子之痛“退居二线”,成名只能条件反射似地、无奈地接受悲苦的现实,挣扎寻找微茫的希望。
三、驯化的民族
当然,魂化只能出现在传说和文学作品当中,在现实世界中是绝无可能的。既然魂化不可能,后边的力叮公鸡、遍胜众虫就只能是小说家的渲染演义;成名进入邑庠,一家裘马扬扬也只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虚幻的结局和温暖的涂饰呢?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当中,这样的大团圆描写是非常多的——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悲剧人物总在屡遭阻遏或毁灭后,又终得到了实现或伸张。现在的语文教学中,也常有教师布置“孔乙己后记”“于勒归来”等一类想象性作文题目,好多学生也每每给它们安上个“光明”的尾巴,让孔乙己中了举人,让于勒成了大富翁荣归乡里,等等。其审美共性正如王国维所言是“始困终享”,这些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心态和华夏民族怎样的特征呢?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他们大多秉承了儒家“哀而不伤”的要旨,继承了民族崇尚圆满的传统,讲求怨而不怒地对待社会和人生。在知识分子“文章货于帝王家”的普遍俗世理想中,不去正视深层的社会因素,不敢直面自我的心灵,即使有清醒的认知,激烈的反抗无非是穷则独善的长吁短叹或者背后怯怯的偷骂几声。通过读书获取利益,而且是从统治者那儿获取,这样的依附关系怎能指望大胆的批判和急切的呼吁。于是,传说中的善恶有报、梦想中的苦尽甘来、期盼中的飞黄腾达,就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大团圆的结尾,只是他们的一剂鸦片升腾的缭绕烟雾而已。
一、“异化“的孩子
一提到孩子,大家马上会和天真、无邪、活泼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到一起,僵硬的脸庞也会逐渐松弛下来。可是,面对年仅九岁的成名之子,读者却怎么也无法轻松起来:私下打开盖子并好奇探视本是孩子的天性,谁料变故陡生,虫子竟“斯须毙命”,惧啼告母的孩子“渺然不知所往”,最终“得其尸于井”。为什么不小心弄死一只虫子,就让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毅然决绝地走向死路,蹈死而不顾呢?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小小的心里,这件事必然非同小可,关乎生死。因为,官吏的催逼狠毒、父亲的脓血流离、村人的倾家荡产、众人的忧惧担心,肯定早已在他生活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得虫则皆大欢喜,失虫则祸事临门,小小虫子不仅仅是一个玩物,更是所有灾难的根源、是全家人祸福所系的宝贝。恶劣的生存环境、血淋淋的事实,让本该无忧无虑的孩童异化:十分敏感,背负了不该有的生活重荷;直面死亡,放弃了本该有的生存本能——拖着身子, 满心绝望,一步一步走向幽暗的深井。
更奇怪的是,气息惙然的孩子竟然不是仇视这害他奄奄一息的虫子,而是变形为了这个物类,实在令人费解。其实,就像一般人对生命中羡慕或恐惧的东西都有一种幻想一样:漫漫长途的旅者幻想化为飞鸟,饱受欺凌的弱者渴望化身超人。不管是媚上官,完差事,还是谋暴利,聊取乐,这只卑微的虫子可使官员飞黄腾达,可让百姓一夜暴富,可免父亲挨打受罚。对它敬且畏、羡且惧的复杂情感,必然也深刻传染、影响着孩子,深入他的骨髓,麻醉他的灵魂,让他潜意识里有愿为“翘然矜鸣”的虫子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异化理想,又何其相似。
二“僵化”的父亲
从初闻妻言的“如被冰雪”,到得尸于井的“抢呼欲绝”;从还归家中的“相对默然”,到喜置榻上的“其心稍慰”,忽悲忽喜、忽起忽沉的心理变化,正体现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切关怀忧虑之情。可是,当看到蟋蟀笼空,他“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反常的态度令人嗟讶:虎毒尚不食子,舐犊满含深情。骨肉身体尚温,气息犹存,即使家庭贫穷无力救治,也应该彻夜守护,泣下沾襟才对,成名为什么如此滞木僵化,似乎没将儿子的生死放在首位呢?
更有甚的是,当成名忽闻门外有虫鸣之声,先“喜而捕之”,继“喜而收之”,一门心思全放到了虫子而不是儿子身上。在“子命与虫命孰重”面前,他很快“舍子而取促织者也”,是他无情冷酷吗?肯定不是,因为从他“不敢敛户口”中就可推知,此人是一个老实忠厚之人,非刻薄冷酷之徒。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反常举动呢?如同贫穷能消减人的精神,扭曲人的灵魂让人抑郁、凝滞、自卑一样,恐惧也可以淡化人的情感,弱化人的天性:官府的催逼讨要、身受的毒打摧残、将要临头的祸患,使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草民”“贱民”的天伦之情、伤子之痛“退居二线”,成名只能条件反射似地、无奈地接受悲苦的现实,挣扎寻找微茫的希望。
三、驯化的民族
当然,魂化只能出现在传说和文学作品当中,在现实世界中是绝无可能的。既然魂化不可能,后边的力叮公鸡、遍胜众虫就只能是小说家的渲染演义;成名进入邑庠,一家裘马扬扬也只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虚幻的结局和温暖的涂饰呢?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当中,这样的大团圆描写是非常多的——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悲剧人物总在屡遭阻遏或毁灭后,又终得到了实现或伸张。现在的语文教学中,也常有教师布置“孔乙己后记”“于勒归来”等一类想象性作文题目,好多学生也每每给它们安上个“光明”的尾巴,让孔乙己中了举人,让于勒成了大富翁荣归乡里,等等。其审美共性正如王国维所言是“始困终享”,这些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心态和华夏民族怎样的特征呢?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他们大多秉承了儒家“哀而不伤”的要旨,继承了民族崇尚圆满的传统,讲求怨而不怒地对待社会和人生。在知识分子“文章货于帝王家”的普遍俗世理想中,不去正视深层的社会因素,不敢直面自我的心灵,即使有清醒的认知,激烈的反抗无非是穷则独善的长吁短叹或者背后怯怯的偷骂几声。通过读书获取利益,而且是从统治者那儿获取,这样的依附关系怎能指望大胆的批判和急切的呼吁。于是,传说中的善恶有报、梦想中的苦尽甘来、期盼中的飞黄腾达,就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大团圆的结尾,只是他们的一剂鸦片升腾的缭绕烟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