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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构主义者受到现代语言学的启发,用“科学的方法”考察文学作品,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的文学“语法”,找出支配作品的潜在规则。而伴随着对于结构主义的诸多抱怨,它无可避免地滑向后结构主义。在后结构主义那里,主体处于一种自我解体的性质中,作者的消失源于表达的失效。阅读的终极目的乃是写作,而写作是为了维护自身完整所进行的最后的挣扎。写作是一种狂欢,我写,故我在。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狂欢
费迪南德•德•索绪尔(1857-1913)的现代结构语言学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他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启发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一个共有的系统,人们说话有意无意地依赖于这个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性的,它以具体的语言实例来实现语言系统。按照这种二元区分,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客体应是语言系统而非个人的语言。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是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每一盘比赛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取得具体的形式。语言也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①
这种区分无疑启发了结构主义者,他们认为,考察文学作品就是找出它们所应用的规则系统,或者说语法规则。结构主义者不去评价文学作品,他们只是分析,去揭开作者的神秘面纱,因此他们对自己“科学的方法”津津乐道。结构主义所要突破的正是以前文学研究中情感主义的,审美式的印象批评,或者说社会—历史主义的对作品或作家背景刨根究底式的批评,取而代之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批评。
结构主义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的文学“语法”,找出支配作品的潜在规则。为此,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提出了31种固定的功能和7种行为范畴的学说,列维—斯特劳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解释人类思想的基本模式,如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
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托多罗夫以及杰拉尔•热奈特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观点。其思想之科学,结构之复杂,概念之繁多简直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同时也真正达到了解魅(demystification)文学的目的:文学不过是一种结构系统,一切意义有其本身系统决定,与作者及社会背景无关。这同时也宣判了作者的死刑,后来的巴特与福柯无疑得到了结构主义的真传,虽然二者都非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他不过恰巧将一些材料,故事,按一定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文本而已。而结构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支配作家写作的结构。不是人在言说,而是语言自己在言说;同理,不是作家在写作,而是故事本身在写作。
“诗只能从别的诗中产生,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② 结构主义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独创并不存在,从而也打破了有关作家的种种神话。尤其是浪漫主义那种强调天才的取向,无疑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结构主义文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注重文学文本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发展到极致;同时,又开启了解构主义那种颇有颠覆意味的解构思想。\+③
乔纳森•卡勒写道:“对结构主义最普遍的抱怨就是,首先它使用诸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概念,其次,结构主义不去探寻一部作品的真正意义并且声称所有的诠释都同样有效,这就威胁到了文学研究存在的合理性。”\+④ 作者死了,任何阐释都是允许的,读者有权对作品给予任何层面的解读。同时,结构主义更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统一的主张或思想,而这种方法无疑有遭到滥用之虞。
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乃是一个稳定结构,词的意义就决定于其在系统中的地位,一种语言系统乃是一系列声音与一系列思想概念差异的结合。猫之所以为猫,因为猫既不是狗也不是猪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正是在系统中的差异性决定了一个词的意义。然而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意义乃是一个无限推延的过程,当我们查《现代汉语词典》中“观望”的意义时,第二种解释就是“张望”,而张望又有几种解释,而这几种解释又有了数种解释,如此以来,“观望”的意思就是无限推延的过程。或者用德里达的术语,那就是意义的“延异”。结构主义无可避免的要滑向后结构主义。而巴特的《作者之死》便是结构主义的丧歌。
文学的解释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系统,读者可以从不同方向已不同方式进入文本。作家只是一种话语功能:
1 作者被用作一种分类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
2 一个名字也在各个文本之间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如同质关系,源流关系,互相认定关系,互相利用关系。
3 作者的名字表达了话语德一种存在形式,包含一个作者名字的话语不会转瞬即逝,相反,它的地位和接受方式,由它在其中的传播的文化来控制。
伴随着作者的死亡乃是主体的终结,主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笛卡尔式的绝对主体无疑受到了严厉的攻击,尤其是在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思想中。从当代思想学术发展史来看,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福柯,都对传统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在后结构主义那里,主体处于一种自我解体的性质中。
如此看来,要想赋予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作家主宰一切的神话。总之,读者之生要以作者之死为代价。\+⑤ 读者成为各种书写文本拼贴的见证者和实施者,阅读就是参与写作,完成了最后的写作程序。可是说,只有当读者真正阅读一部作品时,那部作品才真正诞生,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了文本。文学流通的终点乃是文学生成的起点。
作者的消失源于表达(表意)的失效。福柯写道:“我们时代的写作已经摆脱了表达的必要性,它只指向自己。”\+⑥也就是说,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传达某种信念或者表达某种思想。写作已经成了不及物动词,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写作本身,为写作的写作(writing for writing’s sake)。艺术,真正如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是毫无用处的。”\+⑦ 写作就像一种游戏,它不可避免的超出自己的规则并最终将之抛在后面。\+⑧ 可以说,写作乃是一种斗争工具,凭借它,我们便能获得自由。我写,故我在。写作赋予了我们新的自我意识。
特瑞•伊格尔顿指出,巴特时代的一切理论,意识形态,确定的意义和社会责任,似乎都成了恐怖的东西(因为1968年法国的学生动乱),只有“写作”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写作或作为写作的阅读,是最后一块未被殖民化的土地,知识分子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游乐,尽情欣赏能指符号中的富丽奢华,……在写作里,结构意义的专制可以暂时被一种自由的语言运用破坏打乱;而写作或阅读的主体也可以摆脱单独一种统一性的束缚,进入一种狂喜的,自由不拘的自我。”\+⑨写作成了一种狂欢,人与人置身其中。在写作中,结构性意义的独裁暂时被语言的自由游戏所打破,阅读—写作主体摆脱单一主体的束缚,成为了一个极乐的扩散的自我。写作让我们摆脱政治的凝视,获得真正的狂欢。
阅读的终极目的乃是写作。写作是理解的唯一证明,是思考的最佳姿态。
写作是最后的挣扎,为了维护自身的完整。
写作是无意义的意义,是赋予荒诞无趣的生命以生机的不二法门。写作不是为了去证明什么,表达什么,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系统。写作自身去言说,就像语言自身在言说一样。海德格尔写道,不是我们言说语言,而是语言言说我们。语言赋予我们以世界,除却语言,无物存在。这里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德里达的“文字学”,这是一门关于字符的科学,即不考虑具体语言或文字系统,只针对文字和书写符号的形状所进行的研究。德里达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可以用口说的话即言语加诸文字之上的阴影,从而阻碍了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就够。文字学可以说是一种“写作学”,意在颠覆传统的语言学。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以声音、言语来直接沟通思想而贬抑书写文字的传统,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就是本源,形而上学的本体,德里达意在通过写作,去颠覆这种本体。本来无一物,唯有写作。
对于写作,法国女性主义者艾莱娜•西苏也表现出了同等的热情:“当我写作时,从我身上写出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的一切,不加排斥,没有契约。我们将成为一切,呼唤着我们对爱进行不屈不挠的,令人沉醉的合压抑不住的追求。在相互之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匮乏。”\+⑩ 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写作乃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手段,是让自己不在历史中缺席的最佳方式。写作不光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你不得不为的任务—为了重新找回一直缺席的自己。
妇女通过写作来摆脱男人,找回自己的存在,找回自己的历史;而男人则通过写作来摆脱政治(虽然我们总摆脱不了),写作的快感可以让我们暂时摆脱政治父亲(political father)威严的目光,避之一隅,像冬日阳光中的猫那样,暗自梳理自己思想的毛发。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个角色就是通过文学,去抵制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11)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批评,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批评(既然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那么一切批评方式都是被允许的)。詹姆逊(F. Jameson)则说:“一切阐释都是政治的。”(12)伊格尔顿也提出:“艺术的自律中承载着最为政治的东西,如果美学要实现它自身必须通过政治,它暗暗的总是政治的。”(13)文学和人一样,不再是自足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后结构主义的目的就是破解这种意识形态,去芜存菁。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可以无所顾忌,应用强力意志,成为与上帝等量齐观的超人;既然作者已逝,那我们就拿起笔来,再造世界,自己赋予存在以意义(如果存在真实荒诞的话),完成真正的自己。
既然终极意义只是神话,既然深刻不过是一种姿态,那我们就有权利去反对深刻,拒绝真理,我们应该公布游戏,拒绝悲剧。这真是巴特作品具有真正的颠覆性和解放性——游戏人生。(14)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一种狂欢,无目的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写作面前,人人平等。
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本书。
[注释]
①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1-12页。
②转引自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类型学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196页。
③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④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北京:外研社,2004,p19.
⑤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⑥同上,第320页。
⑦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2,p.1.
⑧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⑨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北京:外研社,2004,p122.
⑩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10页。
(11)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roy, 北京:外研社,2004,p242.
(12)王治河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738页。
(13)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研社,2002年,第371页
(14)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103页。
[参考文献]
[1]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北京:外研社,2004.
[2]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北京:外研社,2004.
[3]Harland, Richar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roy, 北京:外研社,2004.
[4]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2.
[5]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类型学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7]王治河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研社,2002.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狂欢
费迪南德•德•索绪尔(1857-1913)的现代结构语言学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他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启发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一个共有的系统,人们说话有意无意地依赖于这个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性的,它以具体的语言实例来实现语言系统。按照这种二元区分,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客体应是语言系统而非个人的语言。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是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每一盘比赛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取得具体的形式。语言也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①
这种区分无疑启发了结构主义者,他们认为,考察文学作品就是找出它们所应用的规则系统,或者说语法规则。结构主义者不去评价文学作品,他们只是分析,去揭开作者的神秘面纱,因此他们对自己“科学的方法”津津乐道。结构主义所要突破的正是以前文学研究中情感主义的,审美式的印象批评,或者说社会—历史主义的对作品或作家背景刨根究底式的批评,取而代之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批评。
结构主义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的文学“语法”,找出支配作品的潜在规则。为此,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提出了31种固定的功能和7种行为范畴的学说,列维—斯特劳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解释人类思想的基本模式,如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
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托多罗夫以及杰拉尔•热奈特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观点。其思想之科学,结构之复杂,概念之繁多简直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同时也真正达到了解魅(demystification)文学的目的:文学不过是一种结构系统,一切意义有其本身系统决定,与作者及社会背景无关。这同时也宣判了作者的死刑,后来的巴特与福柯无疑得到了结构主义的真传,虽然二者都非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他不过恰巧将一些材料,故事,按一定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文本而已。而结构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支配作家写作的结构。不是人在言说,而是语言自己在言说;同理,不是作家在写作,而是故事本身在写作。
“诗只能从别的诗中产生,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② 结构主义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独创并不存在,从而也打破了有关作家的种种神话。尤其是浪漫主义那种强调天才的取向,无疑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结构主义文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注重文学文本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发展到极致;同时,又开启了解构主义那种颇有颠覆意味的解构思想。\+③
乔纳森•卡勒写道:“对结构主义最普遍的抱怨就是,首先它使用诸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概念,其次,结构主义不去探寻一部作品的真正意义并且声称所有的诠释都同样有效,这就威胁到了文学研究存在的合理性。”\+④ 作者死了,任何阐释都是允许的,读者有权对作品给予任何层面的解读。同时,结构主义更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统一的主张或思想,而这种方法无疑有遭到滥用之虞。
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乃是一个稳定结构,词的意义就决定于其在系统中的地位,一种语言系统乃是一系列声音与一系列思想概念差异的结合。猫之所以为猫,因为猫既不是狗也不是猪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正是在系统中的差异性决定了一个词的意义。然而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意义乃是一个无限推延的过程,当我们查《现代汉语词典》中“观望”的意义时,第二种解释就是“张望”,而张望又有几种解释,而这几种解释又有了数种解释,如此以来,“观望”的意思就是无限推延的过程。或者用德里达的术语,那就是意义的“延异”。结构主义无可避免的要滑向后结构主义。而巴特的《作者之死》便是结构主义的丧歌。
文学的解释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系统,读者可以从不同方向已不同方式进入文本。作家只是一种话语功能:
1 作者被用作一种分类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
2 一个名字也在各个文本之间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如同质关系,源流关系,互相认定关系,互相利用关系。
3 作者的名字表达了话语德一种存在形式,包含一个作者名字的话语不会转瞬即逝,相反,它的地位和接受方式,由它在其中的传播的文化来控制。
伴随着作者的死亡乃是主体的终结,主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笛卡尔式的绝对主体无疑受到了严厉的攻击,尤其是在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思想中。从当代思想学术发展史来看,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福柯,都对传统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在后结构主义那里,主体处于一种自我解体的性质中。
如此看来,要想赋予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作家主宰一切的神话。总之,读者之生要以作者之死为代价。\+⑤ 读者成为各种书写文本拼贴的见证者和实施者,阅读就是参与写作,完成了最后的写作程序。可是说,只有当读者真正阅读一部作品时,那部作品才真正诞生,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了文本。文学流通的终点乃是文学生成的起点。
作者的消失源于表达(表意)的失效。福柯写道:“我们时代的写作已经摆脱了表达的必要性,它只指向自己。”\+⑥也就是说,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传达某种信念或者表达某种思想。写作已经成了不及物动词,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写作本身,为写作的写作(writing for writing’s sake)。艺术,真正如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是毫无用处的。”\+⑦ 写作就像一种游戏,它不可避免的超出自己的规则并最终将之抛在后面。\+⑧ 可以说,写作乃是一种斗争工具,凭借它,我们便能获得自由。我写,故我在。写作赋予了我们新的自我意识。
特瑞•伊格尔顿指出,巴特时代的一切理论,意识形态,确定的意义和社会责任,似乎都成了恐怖的东西(因为1968年法国的学生动乱),只有“写作”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写作或作为写作的阅读,是最后一块未被殖民化的土地,知识分子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游乐,尽情欣赏能指符号中的富丽奢华,……在写作里,结构意义的专制可以暂时被一种自由的语言运用破坏打乱;而写作或阅读的主体也可以摆脱单独一种统一性的束缚,进入一种狂喜的,自由不拘的自我。”\+⑨写作成了一种狂欢,人与人置身其中。在写作中,结构性意义的独裁暂时被语言的自由游戏所打破,阅读—写作主体摆脱单一主体的束缚,成为了一个极乐的扩散的自我。写作让我们摆脱政治的凝视,获得真正的狂欢。
阅读的终极目的乃是写作。写作是理解的唯一证明,是思考的最佳姿态。
写作是最后的挣扎,为了维护自身的完整。
写作是无意义的意义,是赋予荒诞无趣的生命以生机的不二法门。写作不是为了去证明什么,表达什么,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系统。写作自身去言说,就像语言自身在言说一样。海德格尔写道,不是我们言说语言,而是语言言说我们。语言赋予我们以世界,除却语言,无物存在。这里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德里达的“文字学”,这是一门关于字符的科学,即不考虑具体语言或文字系统,只针对文字和书写符号的形状所进行的研究。德里达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可以用口说的话即言语加诸文字之上的阴影,从而阻碍了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就够。文字学可以说是一种“写作学”,意在颠覆传统的语言学。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以声音、言语来直接沟通思想而贬抑书写文字的传统,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就是本源,形而上学的本体,德里达意在通过写作,去颠覆这种本体。本来无一物,唯有写作。
对于写作,法国女性主义者艾莱娜•西苏也表现出了同等的热情:“当我写作时,从我身上写出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的一切,不加排斥,没有契约。我们将成为一切,呼唤着我们对爱进行不屈不挠的,令人沉醉的合压抑不住的追求。在相互之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匮乏。”\+⑩ 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写作乃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手段,是让自己不在历史中缺席的最佳方式。写作不光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你不得不为的任务—为了重新找回一直缺席的自己。
妇女通过写作来摆脱男人,找回自己的存在,找回自己的历史;而男人则通过写作来摆脱政治(虽然我们总摆脱不了),写作的快感可以让我们暂时摆脱政治父亲(political father)威严的目光,避之一隅,像冬日阳光中的猫那样,暗自梳理自己思想的毛发。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个角色就是通过文学,去抵制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11)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批评,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批评(既然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那么一切批评方式都是被允许的)。詹姆逊(F. Jameson)则说:“一切阐释都是政治的。”(12)伊格尔顿也提出:“艺术的自律中承载着最为政治的东西,如果美学要实现它自身必须通过政治,它暗暗的总是政治的。”(13)文学和人一样,不再是自足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后结构主义的目的就是破解这种意识形态,去芜存菁。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可以无所顾忌,应用强力意志,成为与上帝等量齐观的超人;既然作者已逝,那我们就拿起笔来,再造世界,自己赋予存在以意义(如果存在真实荒诞的话),完成真正的自己。
既然终极意义只是神话,既然深刻不过是一种姿态,那我们就有权利去反对深刻,拒绝真理,我们应该公布游戏,拒绝悲剧。这真是巴特作品具有真正的颠覆性和解放性——游戏人生。(14)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一种狂欢,无目的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写作面前,人人平等。
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本书。
[注释]
①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1-12页。
②转引自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类型学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196页。
③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④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北京:外研社,2004,p19.
⑤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⑥同上,第320页。
⑦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2,p.1.
⑧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⑨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北京:外研社,2004,p122.
⑩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10页。
(11)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roy, 北京:外研社,2004,p242.
(12)王治河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738页。
(13)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研社,2002年,第371页
(14)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103页。
[参考文献]
[1]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北京:外研社,2004.
[2]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北京:外研社,2004.
[3]Harland, Richar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roy, 北京:外研社,2004.
[4]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2.
[5]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类型学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7]王治河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杨大春:《文本的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研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