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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中国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流派。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艺期刊发展的重点时期。文艺期刊对旧派小说的创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为旧派小说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而且在促进旧派小说的创作及文学流派的形成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文艺期刊 旧派小说 聚集 宗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国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涌现了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诸多种类。这些小说的发表多采取了先在文艺期刊上连载,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后,再集结成册的方式。如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上海繁华报》上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同为谴责小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45回曾连载于1903-1910年的《新小说》杂志,1906—1910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分册陆续出版单行本。
此时期,也是中国文艺期刊发展的重点时期。随着中国大门的洞开及西学东渐,报刊作为传播西方文明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利器,为先进的中国人所了解,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犀利武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则成为开办报刊的中间力量。他们在国内的20多个省市、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创办各种类型的报刊达120种,其中文艺期刊50余种。主要包括《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新新小说》、《新小说丛》、《二十世纪大舞台》、《南社》等。文艺期刊为旧派小说的传播与发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促进了旧派小说的创作,而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围绕不同期刊的聚集,形成了不同的小说流派,对旧派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小说史上能够代表近代文学成就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发表在文艺期刊上。这同文艺期刊积极组织稿源是分不开的。文艺期刊的编辑们极尽搜罗之能,使得许多优秀作品得以发表和传播。《新小说》、《小说林》等文艺期刊一般都印有“征文启”、“募集小说”等征文启事,向海内外广泛征求译著、小说、戏曲、杂论及歌谣等文艺作品。如《国学萃编》杂志第一期积极征求名家遗稿:
“今荷诸同志赞助,此编幸获成立。除选刻时贤来稿外,每期留一二卷传刊名家遗稿。如无副本或寄本社录副,原稿珍缴,决不敢失或自觅抄胥副录,由本社酌送抄费,唯需先录一二卷寄京由本社同人鉴定。果堪传世,并可先将抄费寄上。若系寻常文字,不必代刊,专集亦必立时登复。”
文艺期刊的编辑们关心市场,关注读者的需求。对于受到欢迎的小说题材,会给予优惠,并积极组稿。言情小说的繁荣就源于文艺期刊编辑们对市场及读者需求变化的把握。晚清小说家提倡的以小说救亡的理想观念在社会实践中一再遭到否定,作者与读者对此非常的失望;尤其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政治高压限制了小说家的创作。在这样的情形下,以遣情、游戏、娱乐为主要诉求的小说创作更加投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的流行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消闲娱乐报刊的需求。在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中,文艺期刊的发展和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出现了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邪侠小说、武侠小说等流派,培养了一批以读小说作为娱乐和消闲的读者。同时,文艺期刊的编辑们广泛发动海内外人士创作和收集小说。如刊于《瀛寰琐纪》第一卷的小说《程勿卿寻亲记》有一则蘅梦庵主的跋:
“此余戚朱子钦驾部旧作也,驾部邃于学,于古文辞尤所致力。迨遭寇乱间,由海道入闽……此壬戌在章门时所作也。检旧箧得之,因录出以识一斑也。”
可见该小说的发表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波折。
与此同时,文艺期刊采用了各种有效的办法激励作家们的创作。据记载,吴趼人“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故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吴趼人不就功名,“不治经生家言”,潜心于小说创作。而李伯元也曾拒绝曾侍郎的推荐:“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在文艺期刊出现以后,出现了像吴趼人、李伯元等这样的职业撰稿人,他们专心于小说创作,甚而放弃了传统文人为官为宦的追求。这一方面与文艺期刊这样一种新的载体的传播特点有关:它为文艺作品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更大更自主的平台,逐渐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谋生与安心的一种出路。另一方面,与文艺期刊编辑们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
首先是明确的稿酬制度。中国古代没有稿酬制度,也没有稿酬观念。中国古代文人的出版行为一般是自费的,自己拿钱出书,极少可能把印出的书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种“文不言利”的状况在近代发生了改变。
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在第二号上刊出了《月月小说征文启》:
“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经入选,润资从丰。”
创刊于1907年的《小说林》在第一期就明确标出了稿酬数额:凡小说入选者,“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第4款说:来稿“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此外,近代著名的文艺期刊,如《小说时报》、《礼拜六》、《小说丛报》等均明确表示付稿酬。
写稿计酬,一方面为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仕子们寻找了新的生活与精神出路。使他们在仕途拥塞而谋生艰难之时,找到了解决生存之计。如连梦青因中俄密约事牵连逃至上海,“以横遭灾祸,资装尽失,实无力生活于上海。且性又孤介,不愿受人资助。时商务印书馆刊行小说杂志,名《绣像小说》,连经人介绍,售稿与之,每千字酬五元。连乃开始其笔墨生涯,作一小说名《邻女语》。”可见,文人多因解决生计问题,才专心于写作,进而在小说创作中抒发胸臆的。如社会小说家李涵秋在18年的创作中,仅长篇小说就写了三十几部,总计不下千万言。他之所以如此勤奋创作,固然与他卖文养家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着相当正确的认识。他说:
“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改良社会,唤醒人民。”
明确的稿酬制度,使得文人的生活有了保证,而且可以借文艺这种形式“立言”,满足精神的需求,这样就大大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
另一方面使文艺期刊拥有了一批稳定的作者群及丰富稿源。有了明确的稿酬制度,文人的生活有了保证,进而可以借助文艺作品这种形式“立言”,抒发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迸发了巨大的创作能量。繁荣的创作增大了期刊的发行量。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地逐渐增强。如《官场现形记》问世后,坊间以“官场”命名的新书多达十余种,如《官场维新记》(1906年)、《新官场现形记》(1907年)、《后官场现形记》(1908年)、《官场风流案》(1908年)、《官场风流案二集》(1908年)、《新官场风流案》(1906年)、《官场笑话》(1909年)等。
其次,密切作者与期刊的关系,激励作者的创作。中国近代文艺期刊不仅向海内外广泛征求名稿、遗稿,使得尘封已久的作品得以发表。而且,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采取各种策略,不断激励作者的创作。如采取优稿优酬的方法,激励文人的创作。由于期刊登载的传奇和小说颇受欢迎,征稿时就特别提出优惠;稿件分出甲乙丙等各个等级,不同等级给予不同的稿酬。或是采用连载的方式,督促文人完成创作。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介绍了吴趼人法律小说《剖心记》的创作情况:
“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于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意即作品一旦采取连载的形式,就不能懈怠,有利于作品的完成,意在督促作者完成创作。晚清小说家的高产和清前一生一文的情况比较,文艺期刊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或是与作者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文艺期刊的主编要么与作者本来就是相交已久的朋友,要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要么因创作而交结成为伙伴。如《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与《绣像小说》的主要作者吴趼人、刘鹗、连梦青、欧阳巨源等关系都非同一般。文艺期刊的主编、编辑大多亲身参加创作,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吸引作者,起到了吹箫引凤的作用。如《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就创作并发表了《官场现形记》、《活地狱》等小说,他的这种“谴责小说”的创作实绩,对作者的创作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徐枕亚和吴双热同为《民权报》的编辑,同时两人也是“言情小说”创作的巨匠,分别创作了“言情小说”的代表作《玉梨魂》和《孽冤镜》,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作品的丰富,直接促成了小说流派的形成。文艺期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与发表平台,为小说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一种更加快捷的方式,在贴近民众、启迪民众的同时,也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繁荣了旧派小说的市场。
近代文艺期刊在办刊的过程中,大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并围绕这一宗旨,聚集了一批创作风格、内容大体一致的作家,这都对小说流派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开设专栏,展开讨论,对小说本质也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下面以《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为例。
《新小说》杂志的办刊宗旨以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和“新民”说为代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新小说》聚集了一批晚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如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松岑、狄保贤、罗普、曼殊等,刊载了许多启迪民智、反映时局及现实生活的小说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形成了“启民救世”的特色。在《新小说》一批作家创作基础上形成了政治小说及谴责小说的流派。
《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明确其办刊刊宗旨是“北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月月小说》会聚了一批职业小说家,如吴趼人、周桂笙、白眼(许伏民)、吴沃尧、侠民、天僇生、陶报癖、柚斧等人。在刊载的内容上,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并重,包括历史、哲理、社会、侦探、写情等。在创作倾向上,既不趋同维新派和革命派,也不保守,注重改良的时代趋向,创作手法东西兼有。代表作有吴趼人的《两晋演义》、许伏民的《后官场现形记》等。
《小说林·发刊词》中明确说:“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小说林》聚集了一批文学创作者及翻译家,如曾朴、徐念慈、摩西、卓呆、紫涯、铁汉、天笑生,陈鸿璧、黄翠凝、陈信芳等人,刊载内容以翻译小说为主,也有部分文学评论,此外还有杂剧、笔记等。刊载的作品虽然也间接地反映了现实,如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碧血幕》等,但更强调小说的独立性,重视其审美。该刊的小说理论栏目《小说小语》,总结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状况,在承认小说可以反映现实、具有改良社会的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小说的艺术性,主动运用西方美学思想进行小说研究。这个观点在当时“启民救世”的小说浪潮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小说的本质,具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幼华:《畅销书风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 刘德隆、朱奚、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范伯群:《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芳,女,1976—,山东东明人,硕士,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学、语言学,工作单位: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关键词:文艺期刊 旧派小说 聚集 宗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国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涌现了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诸多种类。这些小说的发表多采取了先在文艺期刊上连载,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后,再集结成册的方式。如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上海繁华报》上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同为谴责小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45回曾连载于1903-1910年的《新小说》杂志,1906—1910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分册陆续出版单行本。
此时期,也是中国文艺期刊发展的重点时期。随着中国大门的洞开及西学东渐,报刊作为传播西方文明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利器,为先进的中国人所了解,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犀利武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则成为开办报刊的中间力量。他们在国内的20多个省市、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创办各种类型的报刊达120种,其中文艺期刊50余种。主要包括《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新新小说》、《新小说丛》、《二十世纪大舞台》、《南社》等。文艺期刊为旧派小说的传播与发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促进了旧派小说的创作,而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围绕不同期刊的聚集,形成了不同的小说流派,对旧派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小说史上能够代表近代文学成就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发表在文艺期刊上。这同文艺期刊积极组织稿源是分不开的。文艺期刊的编辑们极尽搜罗之能,使得许多优秀作品得以发表和传播。《新小说》、《小说林》等文艺期刊一般都印有“征文启”、“募集小说”等征文启事,向海内外广泛征求译著、小说、戏曲、杂论及歌谣等文艺作品。如《国学萃编》杂志第一期积极征求名家遗稿:
“今荷诸同志赞助,此编幸获成立。除选刻时贤来稿外,每期留一二卷传刊名家遗稿。如无副本或寄本社录副,原稿珍缴,决不敢失或自觅抄胥副录,由本社酌送抄费,唯需先录一二卷寄京由本社同人鉴定。果堪传世,并可先将抄费寄上。若系寻常文字,不必代刊,专集亦必立时登复。”
文艺期刊的编辑们关心市场,关注读者的需求。对于受到欢迎的小说题材,会给予优惠,并积极组稿。言情小说的繁荣就源于文艺期刊编辑们对市场及读者需求变化的把握。晚清小说家提倡的以小说救亡的理想观念在社会实践中一再遭到否定,作者与读者对此非常的失望;尤其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政治高压限制了小说家的创作。在这样的情形下,以遣情、游戏、娱乐为主要诉求的小说创作更加投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的流行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消闲娱乐报刊的需求。在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中,文艺期刊的发展和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出现了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邪侠小说、武侠小说等流派,培养了一批以读小说作为娱乐和消闲的读者。同时,文艺期刊的编辑们广泛发动海内外人士创作和收集小说。如刊于《瀛寰琐纪》第一卷的小说《程勿卿寻亲记》有一则蘅梦庵主的跋:
“此余戚朱子钦驾部旧作也,驾部邃于学,于古文辞尤所致力。迨遭寇乱间,由海道入闽……此壬戌在章门时所作也。检旧箧得之,因录出以识一斑也。”
可见该小说的发表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波折。
与此同时,文艺期刊采用了各种有效的办法激励作家们的创作。据记载,吴趼人“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故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吴趼人不就功名,“不治经生家言”,潜心于小说创作。而李伯元也曾拒绝曾侍郎的推荐:“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在文艺期刊出现以后,出现了像吴趼人、李伯元等这样的职业撰稿人,他们专心于小说创作,甚而放弃了传统文人为官为宦的追求。这一方面与文艺期刊这样一种新的载体的传播特点有关:它为文艺作品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更大更自主的平台,逐渐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谋生与安心的一种出路。另一方面,与文艺期刊编辑们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
首先是明确的稿酬制度。中国古代没有稿酬制度,也没有稿酬观念。中国古代文人的出版行为一般是自费的,自己拿钱出书,极少可能把印出的书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种“文不言利”的状况在近代发生了改变。
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在第二号上刊出了《月月小说征文启》:
“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经入选,润资从丰。”
创刊于1907年的《小说林》在第一期就明确标出了稿酬数额:凡小说入选者,“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第4款说:来稿“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此外,近代著名的文艺期刊,如《小说时报》、《礼拜六》、《小说丛报》等均明确表示付稿酬。
写稿计酬,一方面为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仕子们寻找了新的生活与精神出路。使他们在仕途拥塞而谋生艰难之时,找到了解决生存之计。如连梦青因中俄密约事牵连逃至上海,“以横遭灾祸,资装尽失,实无力生活于上海。且性又孤介,不愿受人资助。时商务印书馆刊行小说杂志,名《绣像小说》,连经人介绍,售稿与之,每千字酬五元。连乃开始其笔墨生涯,作一小说名《邻女语》。”可见,文人多因解决生计问题,才专心于写作,进而在小说创作中抒发胸臆的。如社会小说家李涵秋在18年的创作中,仅长篇小说就写了三十几部,总计不下千万言。他之所以如此勤奋创作,固然与他卖文养家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着相当正确的认识。他说:
“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改良社会,唤醒人民。”
明确的稿酬制度,使得文人的生活有了保证,而且可以借文艺这种形式“立言”,满足精神的需求,这样就大大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
另一方面使文艺期刊拥有了一批稳定的作者群及丰富稿源。有了明确的稿酬制度,文人的生活有了保证,进而可以借助文艺作品这种形式“立言”,抒发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迸发了巨大的创作能量。繁荣的创作增大了期刊的发行量。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地逐渐增强。如《官场现形记》问世后,坊间以“官场”命名的新书多达十余种,如《官场维新记》(1906年)、《新官场现形记》(1907年)、《后官场现形记》(1908年)、《官场风流案》(1908年)、《官场风流案二集》(1908年)、《新官场风流案》(1906年)、《官场笑话》(1909年)等。
其次,密切作者与期刊的关系,激励作者的创作。中国近代文艺期刊不仅向海内外广泛征求名稿、遗稿,使得尘封已久的作品得以发表。而且,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采取各种策略,不断激励作者的创作。如采取优稿优酬的方法,激励文人的创作。由于期刊登载的传奇和小说颇受欢迎,征稿时就特别提出优惠;稿件分出甲乙丙等各个等级,不同等级给予不同的稿酬。或是采用连载的方式,督促文人完成创作。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介绍了吴趼人法律小说《剖心记》的创作情况:
“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于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意即作品一旦采取连载的形式,就不能懈怠,有利于作品的完成,意在督促作者完成创作。晚清小说家的高产和清前一生一文的情况比较,文艺期刊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或是与作者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文艺期刊的主编要么与作者本来就是相交已久的朋友,要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要么因创作而交结成为伙伴。如《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与《绣像小说》的主要作者吴趼人、刘鹗、连梦青、欧阳巨源等关系都非同一般。文艺期刊的主编、编辑大多亲身参加创作,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吸引作者,起到了吹箫引凤的作用。如《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就创作并发表了《官场现形记》、《活地狱》等小说,他的这种“谴责小说”的创作实绩,对作者的创作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徐枕亚和吴双热同为《民权报》的编辑,同时两人也是“言情小说”创作的巨匠,分别创作了“言情小说”的代表作《玉梨魂》和《孽冤镜》,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作品的丰富,直接促成了小说流派的形成。文艺期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与发表平台,为小说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一种更加快捷的方式,在贴近民众、启迪民众的同时,也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繁荣了旧派小说的市场。
近代文艺期刊在办刊的过程中,大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并围绕这一宗旨,聚集了一批创作风格、内容大体一致的作家,这都对小说流派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开设专栏,展开讨论,对小说本质也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下面以《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为例。
《新小说》杂志的办刊宗旨以梁启超的“改良群治”和“新民”说为代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新小说》聚集了一批晚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如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松岑、狄保贤、罗普、曼殊等,刊载了许多启迪民智、反映时局及现实生活的小说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形成了“启民救世”的特色。在《新小说》一批作家创作基础上形成了政治小说及谴责小说的流派。
《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明确其办刊刊宗旨是“北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月月小说》会聚了一批职业小说家,如吴趼人、周桂笙、白眼(许伏民)、吴沃尧、侠民、天僇生、陶报癖、柚斧等人。在刊载的内容上,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并重,包括历史、哲理、社会、侦探、写情等。在创作倾向上,既不趋同维新派和革命派,也不保守,注重改良的时代趋向,创作手法东西兼有。代表作有吴趼人的《两晋演义》、许伏民的《后官场现形记》等。
《小说林·发刊词》中明确说:“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围绕这一办刊宗旨,在《小说林》聚集了一批文学创作者及翻译家,如曾朴、徐念慈、摩西、卓呆、紫涯、铁汉、天笑生,陈鸿璧、黄翠凝、陈信芳等人,刊载内容以翻译小说为主,也有部分文学评论,此外还有杂剧、笔记等。刊载的作品虽然也间接地反映了现实,如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碧血幕》等,但更强调小说的独立性,重视其审美。该刊的小说理论栏目《小说小语》,总结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状况,在承认小说可以反映现实、具有改良社会的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小说的艺术性,主动运用西方美学思想进行小说研究。这个观点在当时“启民救世”的小说浪潮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小说的本质,具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幼华:《畅销书风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 刘德隆、朱奚、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范伯群:《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芳,女,1976—,山东东明人,硕士,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学、语言学,工作单位: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