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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久远而深刻的人文内涵。朱熹对“乐山乐水”具有独到的逻辑层次解释:山水之象、仁知之体、动静之状和乐寿之效。朱熹观水所体现的人格理想,不仅属于人格伦理学层面,而且属于人格美学的哲理境界。
关键词:朱熹 观水 人格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水是生命之源。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久远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诗经·邶风·谷风》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嬉水、游泳的竞技运动给人们带来无限快感;人们驻足溪畔、河边、湖岸、海滩或表达爱情,或放松身心,或派遣痛苦……而“大禹治水”、“望洋兴叹”等与水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更是绵邈悠长。中国传统文人对水的审视,不仅是客观的、外在的,而且融入在其自身对人格境界的理解之中。“观水”是物我交融的移情观照,“乐水”是天人合一人格理想的写照。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儒家的“乐山乐水”更是具有独到的逻辑层次解释。
一 “乐水”“比德”是中国人审美的基本视角和态度
“比德”是中国人审美的基本视角和态度。人们在对自然探究其内在意蕴和意趣时,进入物我交融的体验,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和伦理自由顿悟,体现强烈的人格与伦理动机。如孔子《论语·雍也篇》认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而《道德经·八章》则指出: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动;动,善时。”
儒家和道家对水的认识与人自身的生命、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儒家“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说法,充分体现了其宇宙真谛和所追求人生境界,具有强烈的人格伦理动机;而道家“望洋兴叹”的寓言则启发水外有天,天外有天的宇宙人生哲理,引导人们崇尚更为广博而无限的人生境界。
西汉刘向《说苑·杂言》对水的“比德”有详细的论述: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夫知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
郦道元《水经注·序》曰:
“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
这些论述发挥了孔子“知者乐水”的论断,并进行了人格化的注解:君子观大水,是大水的景象启发了人们安身立命、处世行事的所有重要伦理品质。
“乐”不仅是对审美客体的感受,而且是审美主体对自然对象的主动选择。自然现象能否成为特定的审美对象,很大程度上取决它是否符合审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观念。按西方“格式塔”派的同形同构说的完形理论解释,即一定的自然对象能引起人们的喜好,是因为它具有与人们的精神品质相似的形式结构的缘故。人与自然在广泛的形态上有某些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形成了相互感应交流的关系。“乐”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审美文化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独特理解,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朱熹的“乐”是“喜好”,指一种心理趋向和情绪反应。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二中,朱熹在和门生讨论“知者乐水”时指出:
“圣人之言,有浅说底,有深说底,这处只是浅说。”
朱子所谓的“浅说”,是一种自然美育方法,即通过自然现象的观照和比拟形象地表述圣贤们的道理,体会其生命意义。
二 朱子“乐水”彰显“心与理一”的人格境界
《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体现了朱熹对儒家思想最成熟的理解。《论语集注》则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着精辟的解释:
“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这一解释在继承孔子对山水自然审美对象人格化比德理念的基础上,又哲理性地进行了逻辑层次阐释:山水之象、仁知之体、动静之状和乐寿之效。“喜好”,既包含了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又深刻地表达了对人格境界的融会和认同。知者为何乐水?是因为“有似于水”,“有似”既包含着外在人格状态,更蕴涵着内在的人格素质。“达于事理”是“知者”的内在人格素质。“周流无滞”是内在素质的外在形态。知者表现在德行为动,似水一般灵活机智、周流无滞,不固执、不呆板,能随机应变。仁者表现在德行为静,似山一般稳重厚实,执着不移、不浮躁、不迎势,能安贫乐道。《朱子语类》三十二曰:
“伊川第二说曰:‘乐山乐水,夫与动静,皆言其体也。’第三说曰:‘动静,仁知之体也。’‘体’字只作形容仁知之体段则可,若作体用之体则不可。仁之体可谓之静。知之体也可谓之静。所谓体者,但其形容其德耳。吕氏乃以为‘山水言其体,动静言其用’,此说则显然以为体用之体。既谓之乐山乐水,则不专指体,用亦在其中。”
根据朱熹的解释,“体”有“体用”和“体段”之分,“体用”是行而上的本体,“体段”是行而下的形状。“动静以体言”的“体”既是本体,又是体状;“乐寿以效言”的“效”既是效果,又是效能。“体言”为体状,“效言”为效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用范畴一是指实体、形体和表现;二是指本体、现象和功能。
在朱熹的理学逻辑体系中,仁智本身有体用和体段。仁智的本体是形而上的天性,仁智的体段是形而下的体现。仁智指其德性。智的德性为“周流无滞”;仁的德性为“安静不迁”。动与静是智与仁的体段模样的表现,它好似山水的形态。“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本体是形而上的伦理,体段是形而下的审美形态。通过对形而下的审美形态的观照而领悟形而上的伦理本体,则有看不尽的余味。通过山水的比德把审美和伦理沟通起来,有更深刻的哲理意蕴。
朱熹理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而朱子理学美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心与理一”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心体浑然”、“浑然一理”的圣人境界。朱熹认为实现了“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就会有一种乐的情感体验,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人生体验。理学家所谓“孔颜乐处”或“曾点之乐”,就是指人生达到“心与理一”之后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快乐,这种体验与快乐虽然不纯粹是美感体验,但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审美境界。按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也就是:
“这个本体境界,在外表形式上,确乎与物我两忘而非功利的审美快乐和美学心境是相似和相接近的”。
是“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之境界”。这种最高的心灵境界,既有真理性的“真”的境界,又有伦理性的“仁”境界,更具有审美的“乐”境界,达到真、善、美统一终极境界。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
审美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于以精神愉悦为主的情感体验,消解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而达到人的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朱熹和理学家们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以及实现这种理想人生境界的根本路径,都体现在深刻的美学精神方面。因此,朱熹观水所体现的人格理想,不仅属于人格伦理学层面,而且属于人格美学的哲理境界。
三 文学“乐水”抒发诗性情怀
朱熹对“知者乐水”人格审美境界的阐释与其人生情趣、人格理想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朱熹一生对官宦沉浮无兴趣,除在各地讲学著述,游山乐水是其生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庐山、衡山、武夷山、云谷山、石鼓山等地舒展吟风弄月的兴致和情怀,并在观水过程中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其观水境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对水的审美描述寄寓人格的境界;二是通过对水的哲理关照表达对宇宙人生真理的体悟。
1朱熹著名的记景散文《百丈山记》,描绘了百丈山的胜景,写出了山的灵动、俊秀与清丽。文中称所记之景中“最可观者,石蹬、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是作者游后的结论,也是对全文内容的总括。“右俯绝壑,左垂崖”,是写“石蹬”之险;“水自西谷循石滹奔射出阁下”,是写“小涧”的飞动之感;“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则突出了西阁在小涧之上,具有飞动的“最为可玩”之处;“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出、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灿夺目,不可正视”。“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往来,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则突出描写和欣赏山水情态的险绝飞动的审美形态,体现了朱熹对山水审美的价值取向与其人格境界的相一致。
2 朱熹《庐山卧龙庵记》写庐山道观卧龙庵及其周围的山水景色,笔调淡雅而曲折有致:
“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又得陈舜俞令举《庐山记》读之,其言曰:‘凡庐山之所以著于天下,盖有开先之瀑布见于徐凝、李白之诗,康王之水帘见于陆羽之《茶经》。至于幽深绝险,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有黄石数丈。隐映连属,在激浪中,视者眩转,若欲蜿蜒飞舞,故名卧龙。此山水之特胜处也。”
通过对泉石的描写,突出了卧龙庵的“山水之特胜处”在于“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的“幽深绝险”处,从而表达了朱熹的山水审美观。
3 朱熹散文《云谷记》中的“涧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间,奔迫澎湃,声震山谷,自外来者至此则已神观萧爽,觉与人异”。“时有支涧从西旁山谷横注其中,已皆喷薄溅洒可观”,“涧西危石侧立……水出其下,淙散激射于涧中,特为幽丽”,“非志完神王气盛而骨强者,不感久居”,“非雅意林泉,不惮劳苦者,则亦不能至也”。则写出了自然山水的险奇飞动的审美形态,突出了其令人哦叹的震慑惊悸的特殊效果,揭示了欣赏者必须具备的审美素质。这些散文的字里行间既是审美的关照,又是朱子自我人格的写照。
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对《中庸》有了突破性的理解,形成了“中和旧说”。脍炙人口的“理语成诗”的《观书有感》充分体现了其豁然开朗的心情: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全诗运用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读书取得成效的体验和乐趣。观水与观书相映成趣,自然审美与哲理顿悟相互生发,情景交融、水理相惬。观书有感,观水有悟,正是朱熹“知者乐水”人格境界的写照。《水口行舟》则以自然平淡之笔,通过客体影观的描述,寄寓了人生和事物的哲理: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诗抒写了诗人水行途中夜遇风雨的过程和心情,四句诗之间虽不直接衔接,但结构紧凑,给人理解和想象的余地,产生象外的韵味,借雨后青山绿树坚定、美好、兴盛的光景,显现出哲人胸怀和风度。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3] 傅璇琮:《宋人绝句选》,齐鲁书社,1987年版。
[4] 莫砺锋:《朱熹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6] 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戴夏燕,女,1962—,陕西武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朱熹 观水 人格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水是生命之源。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久远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诗经·邶风·谷风》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嬉水、游泳的竞技运动给人们带来无限快感;人们驻足溪畔、河边、湖岸、海滩或表达爱情,或放松身心,或派遣痛苦……而“大禹治水”、“望洋兴叹”等与水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更是绵邈悠长。中国传统文人对水的审视,不仅是客观的、外在的,而且融入在其自身对人格境界的理解之中。“观水”是物我交融的移情观照,“乐水”是天人合一人格理想的写照。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儒家的“乐山乐水”更是具有独到的逻辑层次解释。
一 “乐水”“比德”是中国人审美的基本视角和态度
“比德”是中国人审美的基本视角和态度。人们在对自然探究其内在意蕴和意趣时,进入物我交融的体验,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和伦理自由顿悟,体现强烈的人格与伦理动机。如孔子《论语·雍也篇》认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而《道德经·八章》则指出: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动;动,善时。”
儒家和道家对水的认识与人自身的生命、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儒家“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说法,充分体现了其宇宙真谛和所追求人生境界,具有强烈的人格伦理动机;而道家“望洋兴叹”的寓言则启发水外有天,天外有天的宇宙人生哲理,引导人们崇尚更为广博而无限的人生境界。
西汉刘向《说苑·杂言》对水的“比德”有详细的论述: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夫知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
郦道元《水经注·序》曰:
“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
这些论述发挥了孔子“知者乐水”的论断,并进行了人格化的注解:君子观大水,是大水的景象启发了人们安身立命、处世行事的所有重要伦理品质。
“乐”不仅是对审美客体的感受,而且是审美主体对自然对象的主动选择。自然现象能否成为特定的审美对象,很大程度上取决它是否符合审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观念。按西方“格式塔”派的同形同构说的完形理论解释,即一定的自然对象能引起人们的喜好,是因为它具有与人们的精神品质相似的形式结构的缘故。人与自然在广泛的形态上有某些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形成了相互感应交流的关系。“乐”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审美文化与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独特理解,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朱熹的“乐”是“喜好”,指一种心理趋向和情绪反应。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二中,朱熹在和门生讨论“知者乐水”时指出:
“圣人之言,有浅说底,有深说底,这处只是浅说。”
朱子所谓的“浅说”,是一种自然美育方法,即通过自然现象的观照和比拟形象地表述圣贤们的道理,体会其生命意义。
二 朱子“乐水”彰显“心与理一”的人格境界
《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体现了朱熹对儒家思想最成熟的理解。《论语集注》则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着精辟的解释:
“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这一解释在继承孔子对山水自然审美对象人格化比德理念的基础上,又哲理性地进行了逻辑层次阐释:山水之象、仁知之体、动静之状和乐寿之效。“喜好”,既包含了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又深刻地表达了对人格境界的融会和认同。知者为何乐水?是因为“有似于水”,“有似”既包含着外在人格状态,更蕴涵着内在的人格素质。“达于事理”是“知者”的内在人格素质。“周流无滞”是内在素质的外在形态。知者表现在德行为动,似水一般灵活机智、周流无滞,不固执、不呆板,能随机应变。仁者表现在德行为静,似山一般稳重厚实,执着不移、不浮躁、不迎势,能安贫乐道。《朱子语类》三十二曰:
“伊川第二说曰:‘乐山乐水,夫与动静,皆言其体也。’第三说曰:‘动静,仁知之体也。’‘体’字只作形容仁知之体段则可,若作体用之体则不可。仁之体可谓之静。知之体也可谓之静。所谓体者,但其形容其德耳。吕氏乃以为‘山水言其体,动静言其用’,此说则显然以为体用之体。既谓之乐山乐水,则不专指体,用亦在其中。”
根据朱熹的解释,“体”有“体用”和“体段”之分,“体用”是行而上的本体,“体段”是行而下的形状。“动静以体言”的“体”既是本体,又是体状;“乐寿以效言”的“效”既是效果,又是效能。“体言”为体状,“效言”为效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用范畴一是指实体、形体和表现;二是指本体、现象和功能。
在朱熹的理学逻辑体系中,仁智本身有体用和体段。仁智的本体是形而上的天性,仁智的体段是形而下的体现。仁智指其德性。智的德性为“周流无滞”;仁的德性为“安静不迁”。动与静是智与仁的体段模样的表现,它好似山水的形态。“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本体是形而上的伦理,体段是形而下的审美形态。通过对形而下的审美形态的观照而领悟形而上的伦理本体,则有看不尽的余味。通过山水的比德把审美和伦理沟通起来,有更深刻的哲理意蕴。
朱熹理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而朱子理学美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心与理一”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心体浑然”、“浑然一理”的圣人境界。朱熹认为实现了“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就会有一种乐的情感体验,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人生体验。理学家所谓“孔颜乐处”或“曾点之乐”,就是指人生达到“心与理一”之后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快乐,这种体验与快乐虽然不纯粹是美感体验,但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审美境界。按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也就是:
“这个本体境界,在外表形式上,确乎与物我两忘而非功利的审美快乐和美学心境是相似和相接近的”。
是“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之境界”。这种最高的心灵境界,既有真理性的“真”的境界,又有伦理性的“仁”境界,更具有审美的“乐”境界,达到真、善、美统一终极境界。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
审美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于以精神愉悦为主的情感体验,消解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而达到人的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朱熹和理学家们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以及实现这种理想人生境界的根本路径,都体现在深刻的美学精神方面。因此,朱熹观水所体现的人格理想,不仅属于人格伦理学层面,而且属于人格美学的哲理境界。
三 文学“乐水”抒发诗性情怀
朱熹对“知者乐水”人格审美境界的阐释与其人生情趣、人格理想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朱熹一生对官宦沉浮无兴趣,除在各地讲学著述,游山乐水是其生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庐山、衡山、武夷山、云谷山、石鼓山等地舒展吟风弄月的兴致和情怀,并在观水过程中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其观水境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对水的审美描述寄寓人格的境界;二是通过对水的哲理关照表达对宇宙人生真理的体悟。
1朱熹著名的记景散文《百丈山记》,描绘了百丈山的胜景,写出了山的灵动、俊秀与清丽。文中称所记之景中“最可观者,石蹬、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是作者游后的结论,也是对全文内容的总括。“右俯绝壑,左垂崖”,是写“石蹬”之险;“水自西谷循石滹奔射出阁下”,是写“小涧”的飞动之感;“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则突出了西阁在小涧之上,具有飞动的“最为可玩”之处;“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出、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灿夺目,不可正视”。“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往来,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则突出描写和欣赏山水情态的险绝飞动的审美形态,体现了朱熹对山水审美的价值取向与其人格境界的相一致。
2 朱熹《庐山卧龙庵记》写庐山道观卧龙庵及其周围的山水景色,笔调淡雅而曲折有致:
“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又得陈舜俞令举《庐山记》读之,其言曰:‘凡庐山之所以著于天下,盖有开先之瀑布见于徐凝、李白之诗,康王之水帘见于陆羽之《茶经》。至于幽深绝险,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有黄石数丈。隐映连属,在激浪中,视者眩转,若欲蜿蜒飞舞,故名卧龙。此山水之特胜处也。”
通过对泉石的描写,突出了卧龙庵的“山水之特胜处”在于“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的“幽深绝险”处,从而表达了朱熹的山水审美观。
3 朱熹散文《云谷记》中的“涧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间,奔迫澎湃,声震山谷,自外来者至此则已神观萧爽,觉与人异”。“时有支涧从西旁山谷横注其中,已皆喷薄溅洒可观”,“涧西危石侧立……水出其下,淙散激射于涧中,特为幽丽”,“非志完神王气盛而骨强者,不感久居”,“非雅意林泉,不惮劳苦者,则亦不能至也”。则写出了自然山水的险奇飞动的审美形态,突出了其令人哦叹的震慑惊悸的特殊效果,揭示了欣赏者必须具备的审美素质。这些散文的字里行间既是审美的关照,又是朱子自我人格的写照。
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对《中庸》有了突破性的理解,形成了“中和旧说”。脍炙人口的“理语成诗”的《观书有感》充分体现了其豁然开朗的心情: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全诗运用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读书取得成效的体验和乐趣。观水与观书相映成趣,自然审美与哲理顿悟相互生发,情景交融、水理相惬。观书有感,观水有悟,正是朱熹“知者乐水”人格境界的写照。《水口行舟》则以自然平淡之笔,通过客体影观的描述,寄寓了人生和事物的哲理: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诗抒写了诗人水行途中夜遇风雨的过程和心情,四句诗之间虽不直接衔接,但结构紧凑,给人理解和想象的余地,产生象外的韵味,借雨后青山绿树坚定、美好、兴盛的光景,显现出哲人胸怀和风度。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3] 傅璇琮:《宋人绝句选》,齐鲁书社,1987年版。
[4] 莫砺锋:《朱熹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6] 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戴夏燕,女,1962—,陕西武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杨凌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