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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1日，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京举办。论坛以“中外国有经济与经济发展模式”为主题，不仅吸引了包括政府官员、央企、地方国企和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人士的积极参与，而且特别邀请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前来，使论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论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副局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唐方裕，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宏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新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郑海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少将姜春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汤吉军等领导和嘉宾在首日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
此次论坛的举办，正值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华尔街风暴再起，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中外国有经济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题引来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演讲内容涉及国有企业与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国有企业与中华复兴、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与会嘉宾畅所欲言，坦诚“论剑”，旗帜鲜明地提出如下观点。
其一，国有企业应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市场化。演讲嘉宾指出，目前一些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主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要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从“国营”到“国有”，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国资市营”，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深化企业内外部的改革，包括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其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演讲嘉宾指出，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竞争力明显提高，是名副其实的国之根基、国之命脉、国之重器、国之脊梁。
其三，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安全的重要保障。演讲嘉宾指出，国有企业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国家。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努力，保证了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强化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维护了国家安全。
其四，国有企业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球化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演讲嘉宾指出，目前困扰全球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华尔街引发的社会危机，从本质上说，均源于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都在反思。重新掀起国有化浪潮，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更要发挥国有企业优势。
其五，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妖魔化”的论调，演讲嘉宾认为，应该进行严肃批判、坚决抵制，为壮大国有经济创造更加有利的理论环境，捍卫国有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某些人通过种种手段，随时捕捉和无限放大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借助媒体炒作，操纵舆论，从而引起广大民众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试图逼迫国有企业从一个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退出，进而搞垮国有企业，应坚决予以反击。
论坛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兴际华集团公司和河北省党建研究会等单位，分别就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等问题，介绍了各自的做法和体会，给大家带来新的启迪。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法雷尔创业公司总裁Farreil、日本同志社大学副教授横井和彦、韩国朝鲜大学教授李炳华等多国与会专家和学者，就国有企业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日本和韩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等议题发表了看法。各国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暴露出的问题，为中国国有企业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
深化国企改革
在国资委的推动下，国企改革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企业社会责任、党建工作、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结构优化重组等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囿于固有思维模式，国企距离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还有距离，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型监管方式，推动股份制改革和国企重组，深化企业内外部的改革，包括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侯云春：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完全市场主体
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政府干预仍然较多，国企用工制度亟待市场化，所以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完全市场主体。这应该是成为今后各类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目标。
国企如何成为完全市场主体?首先，国家对国有企业应该进行分类管理。根据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和行业特点，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法规；处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应该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在市场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第二，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应该推动国有企业的整体上市，规范国企在股市上的资本运作，使股份多元化，避免一股独大。
第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包括用工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职工应该有进有出，企业内部用人应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
第四，应该正确地区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要正确区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把不该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强加给企业，这样国企才能轻装上阵，与其他企业一起竞争，企业才有活力，有竞争力。
唐方裕：调节劳动关系事关“十二五”建设全局
我国的劳动关系总体和谐，但一些局部的矛盾很突出，有的已經影响到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改善劳动关系工作，对于促进“十二五”规划全面顺利地实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关系发展变化有如下趋势：
第一，劳动关系对全局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关系覆盖将更加广泛，与经济社会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制约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各项工作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大量矛盾，又将不断产生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大量矛盾，其中一些矛盾将更加集中，突发性、传导性更强。
第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法制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依法规范劳动关系将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导方式。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将 进一步加深。
第四，劳动力新变化将直接引起劳动关系新变化，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话语权也在发生变化，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强，企业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劳动争议案件由此增多。
第五，调整劳动关系矛盾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劳动关系敏感性、关联性增强，一些较长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劳务问题和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劳动关系一旦处理不当，简单问题可能会演变为复杂问题，局部性问题就可能演变成全局性问题，经济问题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新问题可能演变成老大难问题。
徐建华：没有董事会建设就没有新兴际华的今天
近年来，新兴际华通过健全、完善三级治理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积极推进三级董事会治理体系建设，强化董事会战略管控、预算督导功能，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等途径，深入推进了董事会建设。如今，新兴际华集团经营业绩显著提高，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8lO亿元，五年平均递增38％，实现利税50亿元，五年平均递增25％，实现利润26亿元。
在董事会建设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第一，董事会建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和模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董事会建设也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边试点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边提高。建设是一个过程。
第二，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是董事会建设的重点，是董事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当外部董事流于形式的时候，就是我们董事会寿终正寝之时。
第三，公司治理原则大同小异，董事会规范运作的方式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董事会建设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还要靠机制正确界定董事之间的关系避免打乱仗。
郑海航：改变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央企重组
目前，央企重组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廓清的问题。
第一，央企重组实施类似指标性的重组规划，应该遵循科学规律，而非服从长官意志。一个行业前三到五名形成寡头垄断是一个进步的市场结构，但这是经过几十上百年的竞争淘汰而形成的，不是靠长官意志决定的。
第二，央企重组的范围不能局限在中央级企业这个圈子，要打破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界限，打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界限，包括境外资本，形成混合经济，在重组中调整和完善国有经济布局。
第三，要打破国资委或者企业是央企重组单一主体的惯例。央企重组应该是双主体，国资委是推动央企重组进行产权划分的主体，而企业集团是内部整合的主体，两个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第四，央企重组不应该把企业简单叠加，应该注重企业间资本层面的融合。央企和央企之间进行相互投资、注资，相互持股，既促进了产权多元化，又促进了整个央企社会资本有效的流动。
第五，央企重组不仅是规划，关键是重组之后进行内部整合，涉及企业产品、研发、营销、财务、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协同效应。
第六，央企重组的目标不是做大。要通过把重组和央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和央企产业结构升级结合、和央企的管理提升结合、和央企的改革特别是垄断企业的改革结合，优化央企产业结构，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黄文生：将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到底
多年来，中国石化围绕着六个方面努力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第一是向社会各个阶层提供稳定的资源供应，第二是提供优质的服务，第三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第四是实现低碳发展，第五是关爱员工，第六是回馈社会。“十一五”期间，公司的企业规模、资产、质量不断扩大和改善，到2010年年底，公司總资产达到1.5万亿元，销售收入达2万亿元，当年向国家上缴各种税收约3000亿，为消费者提供了1.8亿元的化工产品。
为什么中国石化能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源于我们发展企业、贡献国家、回报股东、服务社会、造福员工的企业文化，源于我们的发展战略，也源于我们自身生产经营的要求。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各个业务环节和岗位，体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范玉书：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国企党建工作
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切实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落实，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国企党建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只有这样，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才能创新发展。
要着眼于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转变做好国企党建工作的理念，牢固树立融入中心抓党建，服务大局促党建的理念，牢固树立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理念，牢固树立企业党建工作也是一种生产力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过程中，党的建设起着保驾护航等作用。
要着眼于构建大党建的工作格局，改变只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做工作的单一体制为企业组织部门牵头，企业经营管理者积极参与，党工团等群众组织齐抓共管的大格局。
要确保党建工作的规范化，根据国有企业的实际，坚持做到党建跟管理机构同设置，党建机制与企业管理机制同步运行，党建企业与生产经营活动同步开展。
要着眼于固本强基，进一步夯实党建基础，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按照精干高效、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原则，合理设置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机构，并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保证。
要着眼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进一步推动企业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根据党章和公司法的有关要求，实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谢地：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理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对五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国有经济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保障功能?中国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及制度保障功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为此，需要在宪法层面做出更正式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否天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增进国民福祉?国有企业企业领导人级别与行政脱钩，看似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却背离了国有经济作为公法人格的国家的代位者这一根本性质。
第三，营利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是否意味着国有经济改革目标达成?国有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失落了很多应有的功能或角色。
第四，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主要是搞好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可以悉数退出吗?地方国有经济仍然留在地方公用事业领域，既可以垄断性地稳定供给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为国民生活及全社会生产提供基础条件，又方便政府监管，不能以反垄断、引入竞争为名简单地民营化。
第五，国有经济的角色是否可以自由切换?国有经济绝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承载着全 民福祉，所以国有经济在二者之间的角色切换不能自由随意，应该有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
国企在新时期愈益重要
中国并非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完美真空，而是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民主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要求中国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以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实现民族复兴；另一方面，颜色革命迭起，中国面临的和平发展局面其实暗潮涌动，中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才能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
左大培：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应对经济衰退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能够让我们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欧洲债务危机最厉害的地方恰恰是国有企业不行的地方。现在全世界面临经济箫条，在市场已经长期低迷、盈利前景不妙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不能扩大总需求，此时增加政府采购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提供支持，在需要政府扩大财政开支的时候政府却因为已经负了很多债而不能增加投资，经济就会陷入长期萧条。
如果在投资融资领域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那么这个经济最后就一定要走英美式投资银行的道路，从而步入两极分化，金融崩溃，没有例外。美国、英国式的所谓市场经济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金融投机家操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金融资本家们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聚集到自己手上，而且要把政府变成他们掠夺财富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结果是亏损国有化，盈利私有化，资本家稳赚不赔。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式的金融体系表达不满的方式。
中国应该效法法国，越是萧条的时候，政府越是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大力向国有企业投资，拉动总需求。
江涌：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第一，国有企业能有效约束资本的贪婪。资本是贪婪的，可以产生生产力，也可以产生强大的破坏力，一方面要利用，一方面要约束。但是当今世界，政府越来越小，企业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一个公司帝国。如何节制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用资本社会化，把社会的民意引进到企业中来控制资本，但已经被危机证明低效。用国家的权力来制约资本，国有控股，现在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
第二，国有企业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华尔街社会危机中，政府和大众都是输家和资本是大赢家。企业组建成公司帝国，在全球扩张，利用转移定价等各种方式跨国避税，利用全球化向政府、大众施压，让政府和大众对立，自己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让政府和大众承担创造性毁灭的代价。国有企业不可以轻易地把利润转移到国外，创造性的成果为国家所有，为大众分享。
第三，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抗衡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对于发展中国家，靠民营企业抵抗跨国公司扩张是以卵击石，只能以国家垄断即国有企业来对付跨国垄断。
第四，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国有垄断资本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死敌。从拉美、一些非洲国家来看，凡是放弃了国有企业的国家，后来都成了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
第五，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我们可以依靠民营企业来实现经济繁荣，但是要建立强大的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唯有依靠和国家紧密结合的国有企业。
姜春良：国有企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
国有企业是国家复兴的战略支撑。虽然经过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一度衰落，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器、航天技术仍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俄罗斯复兴靠的是国有企业。2004年，普京总统把1063个国有企业定为国有，不准实施私有化，其中包括影响国家复兴的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交通、公路、银行等等。中国也是如此，建国以来，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国防工业、机械工业、制造工业等产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保障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有企业是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力量的重要保障。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国家，要想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及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强大能力。美国对我们实施武器禁止出口已经21年，可见武器装备没有自己的国有企业研制，民营企业是不可能研制出来的，只有国家行为才能保证军队的装备能够可靠供给。我国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如果没有这么多国有企业维护、提供重要的保障，就会面临更大的威胁。
张宏良：依靠国有企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十分短暂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正在被打断，危机、动荡、革命正在席卷欧美等许多国家。它意味着整个人类现有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人类要回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这个正确轨道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实现大众民主。
结束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西方竞争文化，代之以人文主义的东方文化，是当今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特点和本质要求，而且这个大幕刚刚拉开。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不是以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可以通过对大企业注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工人工资等手段，逐渐恢复需求和经济发展，而是透支性危机。原有解决危机的方法没有效果，而且会越来越重：虚拟经济虽然对透支创造了条件，但人们心理是有限度的，而欧美超过了这个限度，未来透支道路堵死了，资本主义在21世纪给自己打了个死结；第二个传统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给大型企业注资，结果只能是加剧危机，加剧两极分化，激发人们更大的不满。这也决定了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政府在新一轮危机面前手足无措，连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全球都掀起反对私有化浪潮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探讨如何发展私有化，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这次危机和传统危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根源。以往的危机是在西方文化内部寻找出路，而今天它是在宣告西方文化的终结，要求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作为未来世界一体化的主导文化，主导价值观。因此，在整个世界大潮已经开始东西方文化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仍然把西方经济学用来混饭吃的东西奉为经典，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资本主义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两个根本特点。第一，它完全把人当做资本的一个要素，一个普通的物件，当做经济社会的桌椅板凳来看待，而不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这么一种价值观，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个大自然界的兽性法则引入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管理原则，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发展和财富之外。第二，资本主义西方文化把生命完全理解為一个物理现象，把感官需求作为人们幸福的全部内容。从而使人类十分有限宝贵的资源越来越多的耗费在与人类的物质需求完全无关的方面，从而导致资 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中华民族复兴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华民族复兴靠什么?第一是东方文化，第二是国有经济。因为文化不能自己走出国门，必须找到物质载体。中国要和平崛起，唯一的载体就是国有企业，依靠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完成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共同纳入世界一体化轨道。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既是参与世界资源配置的过程，也是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过程。
创造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企和民企各自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两个极端观点的碰撞。而欧美经济遭遇的窘境，重庆模式的成绩，让“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
杨斌：中国必须而且能够创造出优越于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
欧债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欧美模式在走下坡路。如果中国人没有信心，不能创造出一个优越于欧美的模式，很可能像欧美一样陷入深重危机。
应对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国要有全新的思路。国有企业是挽救民众于水火的，要依靠国有企业应对危机。现在，中国面临强烈的国内外衰退，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裂，衰退和通胀可能同时来袭。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大量民企包括国企迅速陷入亏损，就要成立国家委托经营的公司，迅速接管。通过托管经营，相互协调企业之间的计划衔接，至少可以保证这些企业盈亏平衡。如果各扫门前雪，会引起乘数连锁反应。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因此能推动共同富裕，获得人民支持。委内瑞拉依靠石油出口，经济衰退冲击很大，但查韦斯依靠国有企业，出台了100万套住房的计划，支持率上升了50％。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也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依靠国有超市向老百姓廉价供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食品。所以委内瑞拉的民众对国有企业衷心拥戴。每次颜色革命，大多数民众都挺身而出，冒死捍卫国企。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冲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汤吉军：国有经济越来越重要
根据2009年到20lO年的国有经济发展报告，国有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有资产的比重也在lO％以上，这说明国有经济在经济危机时期仍然保持投资增长的态势。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2008年之后也是不断攀升，固定资产保持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左右。
200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幅度不断增加，与2008年相比，增幅达13.08％。2010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获得了高速增长，增速达34.73％。国有企业投资伴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它的直接载体就是国有企业，使得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的放矢。
今后，我们第一要发挥国有经济对市场的调节、保障和引导作用；第二要致力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和命脉行业的发展；第三要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努力在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第四要不断提高素质，壮大规模，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所有制竞争机制；第五要强化和提高国有企业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功能提升中谋出路。
针对我国具体国情，深入探讨国有经济积极作用的内在机理，平衡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完善包含中国元素的经济发展模式，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
韩德强:中国模式是中国的历史沉淀
从华尔街的游行可以看到，私有制市场经济造成了极度的两极分化。华尔街游行的口号就是1％对99％，财富集中到了1％的人的口袋里，制造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了，但是这种理论在国内仍然有市场。说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资产证券化，整体上市，这个逻辑实际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路子，最后的结果恐怕也要出一场复兴门革命。
混合经济体制可能是我们发展的目标模式，中国模式。中国应该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既有民企也有国企，允许国有和私有，公有和民用长期共存，和平共处。这种混合经济体制里面的比例都可以调，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根据我们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官员的道德水平、觉悟水平进行调整，但这两个成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毛泽东时代，也不会完全消灭市场。
通过搞混合经济体制实现民富国强是中国历史的沉淀。齐桓公时管仲为相，以民间的私有和市场交易为基础，建立了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九个国营商业机构，包括粮食局、烟叶局，建立了九个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国有机构，使得齐国民富国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来，汉武帝时期又有了盐铁论，也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模式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重农，为什么要抑商?商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社会全部财富集中到少数商人手里，造成财富两极分化，流民遍地。所以商一方面是繁荣，一方面是发展，一方面是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是稀释社会财富的巨大力量，任何一个王朝必须对商业扩张进行抑制。怎么抑制?中国古代社会缺乏遍及全国的工商局、税务局，比較低成本的抑商措施就是贬低商人地位，迫使赚了钱的商人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社会，剥削的时候你也得仁慈一点地剥削，这样就维持可持续剥削，可持续发展。
中国模式也为二战后的全球历史所证明。所有国家顺利发展，社会良性运行的时候，都有一套抑商机制。1980年以后，全球开始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放纵商人力量，结果短短30年时间，全球变得高度两极分化，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印尼恐怖主义兴起，连挪威也是因全球化浪潮出恐怖主义。华尔街为什么出现1％对99％的抗衡?因为美国那一套利益平衡机制已经失衡了。
新自由主义不懂得如何摆布商人的力量，一会儿贬低到地狱，一会儿抬高到天堂，西方思想是用恶与恶制衡来对付。中国古老的智慧是中庸之道，两个极端都不会走。大恶会灭了小恶，弱肉会强食，表面上是利益制衡，实际上是利益失衡，因此要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组织机构来制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既发挥商人的创造力，又抑制商人的破坏力，就必须走中国重农抑商的模式。
坚决批判“妖魔化”国企言论
国有企业是跨国公司的眼中钉。是本土民营企业倾泻不满的对象，因此往往被“妖魔化”。某些人通过种种手段，随时捕捉和无限放大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借助媒体炒作，操纵和误导舆论，促使广大民众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试图逼迫国有企业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退出，进而搞垮国有企业，分而食 之。对此，我们应坚决予以反击。
周新城：坚决捍卫国有经济严肃批判反国企言论
中国社会流行各式各样反对国有企业的言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判，捍卫国有经济发展，为壮大国有经济创造有利的理论环境。要坚决批判以下居心叵测的言论。
第一，说国有企业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客观的规律，不可避免。垄断既然是客观的，那么谁垄断好?是谋取私利的私人垄断好还是代表人民的国家垄断好?应该区别适用反垄断法，不是反对垄断地位，而是反对市场上的垄断行为。
第二，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对民应该做具体分析，如果这个民指的是劳动人民，国有企业不与民争利，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什么要跟工人农民争利益?如果这个民指的是私营企业，就必须与民争利，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应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第三，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相容，市场经济发展一分，国有企业就萎缩一分，市场经济建成之时，就是国有经济消灭之时，最后的结论自然而然是搞私有化。这个说法违反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只是运行经济的范畴，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畴。跟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特殊时段下形成的特殊形式。
第四，说国有产权不清晰。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中央说的产权清晰实际指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第五，说国有经济是两极分化的根源。这个话说反了，邓小平同志讲过，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
第六，用西方国有经济的比重来论证中国国有经济应该大幅度减少。西方国有经济的性质跟我们不同，它的国有经济是保证私人资本家能够获取利润的工具，经营得不好，就国营化，经营好了，就给资本家。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国情，根据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来认识这个问题。
第七，说国退民进是改革方向。国退民进是指所有制结构当中，公有制比重应该大幅度下降，私有制的比重应该大幅度上升。國有经济退出以后，国有经济的比例就很小，很难成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
程恩富：国企不能被贬低
认为国有企业只是拾遗补缺，是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以及他的理论家提出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为私有经济服务的。我们办国企为主，私企是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邓小平讲话是为了巩固公有制，所以才发展私有制。话方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公有制。性质不一样，特点功能不一样。
人民日报两个退休的副总编都写过文章，说国有企业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包括非公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就是单指公有制。如果都是一样的话，还搞什么非公有化、私有化，民营化?
乔莫·桑德拉姆：国企私有化很傻很天真
过去30年，推动全球私有化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如果我们查看俄罗斯90年代初私有化的档案，就会发现他们主要有两个政治性目标。第一个是要消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第二个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政治支持，所以搞政权私有化要越快越好，目的是防止老百姓醒悟过来，其他力量介入以后，对私有化进行抵抗。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越来越发现私有化极其有问题。私有化并没有带来他们所宣称的一系列好处。
首先，政府在私有化之后，留在手上的往往是那些不具盈利性的企业或者职能。私人部门只对那些具有盈利能力或者盈利潜力的企业感兴趣，因此往往最好的最具有盈利性的企业被私有化，结果就表现出私有化的部门的盈利能力会比国有部门的表现要好，其实这是倒果为因。
如果把国有垄断企业改为私营垄断企业，私营拥有者会滥用垄断地位。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会上升，有效的监管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究竟是谁从私有化当中获利?我们发现私有化往往只有利于这些国家里最富有的那些精英，会使政府与大众之间，政府与普通企业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有化将恶化消费者、普通大众以及企业雇员的利益，即便能够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但往往只是暂时的。结果是利润被私有化了，被个别人拿走了，但是它的损失是被社会化了，由社会大众来承受。
私有化降低了新投资水平。私营企业购买国有企业，其实是把本来是可以用于投资新工厂的资金用于购买现有生产能力。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以后，我们很少看到有新的投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私有化的国企的所有者往往只关注他们的短期利益。
私有化威胁社会稳定。自从苏联解体实施大面积的私有化之后，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都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
很多国有企业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北欧，都有很多管理得非常好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导致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原因，都不需要通过私有化来改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战略性的思维，用国有企业来带领国家前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副局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唐方裕，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宏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新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郑海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少将姜春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汤吉军等领导和嘉宾在首日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
此次论坛的举办，正值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华尔街风暴再起，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中外国有经济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题引来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演讲内容涉及国有企业与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国有企业与中华复兴、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与会嘉宾畅所欲言，坦诚“论剑”，旗帜鲜明地提出如下观点。
其一，国有企业应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市场化。演讲嘉宾指出，目前一些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主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要进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从“国营”到“国有”，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国资市营”，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深化企业内外部的改革，包括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其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演讲嘉宾指出，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竞争力明显提高，是名副其实的国之根基、国之命脉、国之重器、国之脊梁。
其三，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安全的重要保障。演讲嘉宾指出，国有企业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国家。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努力，保证了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强化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维护了国家安全。
其四，国有企业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球化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演讲嘉宾指出，目前困扰全球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华尔街引发的社会危机，从本质上说，均源于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都在反思。重新掀起国有化浪潮，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更要发挥国有企业优势。
其五，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妖魔化”的论调，演讲嘉宾认为，应该进行严肃批判、坚决抵制，为壮大国有经济创造更加有利的理论环境，捍卫国有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某些人通过种种手段，随时捕捉和无限放大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借助媒体炒作，操纵舆论，从而引起广大民众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试图逼迫国有企业从一个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退出，进而搞垮国有企业，应坚决予以反击。
论坛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兴际华集团公司和河北省党建研究会等单位，分别就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等问题，介绍了各自的做法和体会，给大家带来新的启迪。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法雷尔创业公司总裁Farreil、日本同志社大学副教授横井和彦、韩国朝鲜大学教授李炳华等多国与会专家和学者，就国有企业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日本和韩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等议题发表了看法。各国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暴露出的问题，为中国国有企业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
深化国企改革
在国资委的推动下，国企改革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企业社会责任、党建工作、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结构优化重组等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囿于固有思维模式，国企距离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还有距离，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型监管方式，推动股份制改革和国企重组，深化企业内外部的改革，包括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侯云春：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完全市场主体
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政府干预仍然较多，国企用工制度亟待市场化，所以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完全市场主体。这应该是成为今后各类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目标。
国企如何成为完全市场主体?首先，国家对国有企业应该进行分类管理。根据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和行业特点，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法规；处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应该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在市场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第二，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应该推动国有企业的整体上市，规范国企在股市上的资本运作，使股份多元化，避免一股独大。
第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包括用工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职工应该有进有出，企业内部用人应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
第四，应该正确地区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要正确区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把不该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强加给企业，这样国企才能轻装上阵，与其他企业一起竞争，企业才有活力，有竞争力。
唐方裕：调节劳动关系事关“十二五”建设全局
我国的劳动关系总体和谐，但一些局部的矛盾很突出，有的已經影响到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改善劳动关系工作，对于促进“十二五”规划全面顺利地实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关系发展变化有如下趋势：
第一，劳动关系对全局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关系覆盖将更加广泛，与经济社会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制约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各项工作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大量矛盾，又将不断产生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大量矛盾，其中一些矛盾将更加集中，突发性、传导性更强。
第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法制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依法规范劳动关系将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导方式。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将 进一步加深。
第四，劳动力新变化将直接引起劳动关系新变化，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话语权也在发生变化，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强，企业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劳动争议案件由此增多。
第五，调整劳动关系矛盾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劳动关系敏感性、关联性增强，一些较长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劳务问题和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劳动关系一旦处理不当，简单问题可能会演变为复杂问题，局部性问题就可能演变成全局性问题，经济问题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新问题可能演变成老大难问题。
徐建华：没有董事会建设就没有新兴际华的今天
近年来，新兴际华通过健全、完善三级治理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积极推进三级董事会治理体系建设，强化董事会战略管控、预算督导功能，加强董事会文化建设等途径，深入推进了董事会建设。如今，新兴际华集团经营业绩显著提高，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8lO亿元，五年平均递增38％，实现利税50亿元，五年平均递增25％，实现利润26亿元。
在董事会建设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第一，董事会建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和模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董事会建设也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边试点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边提高。建设是一个过程。
第二，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是董事会建设的重点，是董事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当外部董事流于形式的时候，就是我们董事会寿终正寝之时。
第三，公司治理原则大同小异，董事会规范运作的方式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董事会建设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还要靠机制正确界定董事之间的关系避免打乱仗。
郑海航：改变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央企重组
目前，央企重组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廓清的问题。
第一，央企重组实施类似指标性的重组规划，应该遵循科学规律，而非服从长官意志。一个行业前三到五名形成寡头垄断是一个进步的市场结构，但这是经过几十上百年的竞争淘汰而形成的，不是靠长官意志决定的。
第二，央企重组的范围不能局限在中央级企业这个圈子，要打破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界限，打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界限，包括境外资本，形成混合经济，在重组中调整和完善国有经济布局。
第三，要打破国资委或者企业是央企重组单一主体的惯例。央企重组应该是双主体，国资委是推动央企重组进行产权划分的主体，而企业集团是内部整合的主体，两个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第四，央企重组不应该把企业简单叠加，应该注重企业间资本层面的融合。央企和央企之间进行相互投资、注资，相互持股，既促进了产权多元化，又促进了整个央企社会资本有效的流动。
第五，央企重组不仅是规划，关键是重组之后进行内部整合，涉及企业产品、研发、营销、财务、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协同效应。
第六，央企重组的目标不是做大。要通过把重组和央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和央企产业结构升级结合、和央企的管理提升结合、和央企的改革特别是垄断企业的改革结合，优化央企产业结构，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黄文生：将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到底
多年来，中国石化围绕着六个方面努力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第一是向社会各个阶层提供稳定的资源供应，第二是提供优质的服务，第三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第四是实现低碳发展，第五是关爱员工，第六是回馈社会。“十一五”期间，公司的企业规模、资产、质量不断扩大和改善，到2010年年底，公司總资产达到1.5万亿元，销售收入达2万亿元，当年向国家上缴各种税收约3000亿，为消费者提供了1.8亿元的化工产品。
为什么中国石化能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源于我们发展企业、贡献国家、回报股东、服务社会、造福员工的企业文化，源于我们的发展战略，也源于我们自身生产经营的要求。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各个业务环节和岗位，体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范玉书：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国企党建工作
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切实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落实，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国企党建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只有这样，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才能创新发展。
要着眼于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转变做好国企党建工作的理念，牢固树立融入中心抓党建，服务大局促党建的理念，牢固树立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理念，牢固树立企业党建工作也是一种生产力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过程中，党的建设起着保驾护航等作用。
要着眼于构建大党建的工作格局，改变只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做工作的单一体制为企业组织部门牵头，企业经营管理者积极参与，党工团等群众组织齐抓共管的大格局。
要确保党建工作的规范化，根据国有企业的实际，坚持做到党建跟管理机构同设置，党建机制与企业管理机制同步运行，党建企业与生产经营活动同步开展。
要着眼于固本强基，进一步夯实党建基础，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按照精干高效、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原则，合理设置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机构，并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保证。
要着眼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进一步推动企业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根据党章和公司法的有关要求，实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谢地：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理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对五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国有经济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保障功能?中国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及制度保障功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为此，需要在宪法层面做出更正式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否天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增进国民福祉?国有企业企业领导人级别与行政脱钩，看似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却背离了国有经济作为公法人格的国家的代位者这一根本性质。
第三，营利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是否意味着国有经济改革目标达成?国有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失落了很多应有的功能或角色。
第四，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主要是搞好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可以悉数退出吗?地方国有经济仍然留在地方公用事业领域，既可以垄断性地稳定供给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为国民生活及全社会生产提供基础条件，又方便政府监管，不能以反垄断、引入竞争为名简单地民营化。
第五，国有经济的角色是否可以自由切换?国有经济绝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承载着全 民福祉，所以国有经济在二者之间的角色切换不能自由随意，应该有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
国企在新时期愈益重要
中国并非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完美真空，而是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民主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要求中国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以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实现民族复兴；另一方面，颜色革命迭起，中国面临的和平发展局面其实暗潮涌动，中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才能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
左大培：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应对经济衰退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能够让我们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欧洲债务危机最厉害的地方恰恰是国有企业不行的地方。现在全世界面临经济箫条，在市场已经长期低迷、盈利前景不妙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不能扩大总需求，此时增加政府采购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提供支持，在需要政府扩大财政开支的时候政府却因为已经负了很多债而不能增加投资，经济就会陷入长期萧条。
如果在投资融资领域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那么这个经济最后就一定要走英美式投资银行的道路，从而步入两极分化，金融崩溃，没有例外。美国、英国式的所谓市场经济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金融投机家操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金融资本家们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聚集到自己手上，而且要把政府变成他们掠夺财富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结果是亏损国有化，盈利私有化，资本家稳赚不赔。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式的金融体系表达不满的方式。
中国应该效法法国，越是萧条的时候，政府越是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大力向国有企业投资，拉动总需求。
江涌：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第一，国有企业能有效约束资本的贪婪。资本是贪婪的，可以产生生产力，也可以产生强大的破坏力，一方面要利用，一方面要约束。但是当今世界，政府越来越小，企业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一个公司帝国。如何节制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用资本社会化，把社会的民意引进到企业中来控制资本，但已经被危机证明低效。用国家的权力来制约资本，国有控股，现在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
第二，国有企业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华尔街社会危机中，政府和大众都是输家和资本是大赢家。企业组建成公司帝国，在全球扩张，利用转移定价等各种方式跨国避税，利用全球化向政府、大众施压，让政府和大众对立，自己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让政府和大众承担创造性毁灭的代价。国有企业不可以轻易地把利润转移到国外，创造性的成果为国家所有，为大众分享。
第三，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抗衡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对于发展中国家，靠民营企业抵抗跨国公司扩张是以卵击石，只能以国家垄断即国有企业来对付跨国垄断。
第四，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国有垄断资本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死敌。从拉美、一些非洲国家来看，凡是放弃了国有企业的国家，后来都成了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
第五，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我们可以依靠民营企业来实现经济繁荣，但是要建立强大的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唯有依靠和国家紧密结合的国有企业。
姜春良：国有企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
国有企业是国家复兴的战略支撑。虽然经过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一度衰落，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器、航天技术仍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俄罗斯复兴靠的是国有企业。2004年，普京总统把1063个国有企业定为国有，不准实施私有化，其中包括影响国家复兴的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交通、公路、银行等等。中国也是如此，建国以来，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国防工业、机械工业、制造工业等产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保障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有企业是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力量的重要保障。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国家，要想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及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强大能力。美国对我们实施武器禁止出口已经21年，可见武器装备没有自己的国有企业研制，民营企业是不可能研制出来的，只有国家行为才能保证军队的装备能够可靠供给。我国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如果没有这么多国有企业维护、提供重要的保障，就会面临更大的威胁。
张宏良：依靠国有企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十分短暂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正在被打断，危机、动荡、革命正在席卷欧美等许多国家。它意味着整个人类现有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人类要回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这个正确轨道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实现大众民主。
结束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西方竞争文化，代之以人文主义的东方文化，是当今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特点和本质要求，而且这个大幕刚刚拉开。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不是以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可以通过对大企业注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工人工资等手段，逐渐恢复需求和经济发展，而是透支性危机。原有解决危机的方法没有效果，而且会越来越重：虚拟经济虽然对透支创造了条件，但人们心理是有限度的，而欧美超过了这个限度，未来透支道路堵死了，资本主义在21世纪给自己打了个死结；第二个传统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给大型企业注资，结果只能是加剧危机，加剧两极分化，激发人们更大的不满。这也决定了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政府在新一轮危机面前手足无措，连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全球都掀起反对私有化浪潮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探讨如何发展私有化，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这次危机和传统危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根源。以往的危机是在西方文化内部寻找出路，而今天它是在宣告西方文化的终结，要求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作为未来世界一体化的主导文化，主导价值观。因此，在整个世界大潮已经开始东西方文化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仍然把西方经济学用来混饭吃的东西奉为经典，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资本主义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两个根本特点。第一，它完全把人当做资本的一个要素，一个普通的物件，当做经济社会的桌椅板凳来看待，而不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这么一种价值观，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个大自然界的兽性法则引入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管理原则，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发展和财富之外。第二，资本主义西方文化把生命完全理解為一个物理现象，把感官需求作为人们幸福的全部内容。从而使人类十分有限宝贵的资源越来越多的耗费在与人类的物质需求完全无关的方面，从而导致资 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中华民族复兴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华民族复兴靠什么?第一是东方文化，第二是国有经济。因为文化不能自己走出国门，必须找到物质载体。中国要和平崛起，唯一的载体就是国有企业，依靠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完成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共同纳入世界一体化轨道。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既是参与世界资源配置的过程，也是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过程。
创造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企和民企各自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两个极端观点的碰撞。而欧美经济遭遇的窘境，重庆模式的成绩，让“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
杨斌：中国必须而且能够创造出优越于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
欧债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欧美模式在走下坡路。如果中国人没有信心，不能创造出一个优越于欧美的模式，很可能像欧美一样陷入深重危机。
应对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国要有全新的思路。国有企业是挽救民众于水火的，要依靠国有企业应对危机。现在，中国面临强烈的国内外衰退，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裂，衰退和通胀可能同时来袭。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大量民企包括国企迅速陷入亏损，就要成立国家委托经营的公司，迅速接管。通过托管经营，相互协调企业之间的计划衔接，至少可以保证这些企业盈亏平衡。如果各扫门前雪，会引起乘数连锁反应。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因此能推动共同富裕，获得人民支持。委内瑞拉依靠石油出口，经济衰退冲击很大，但查韦斯依靠国有企业，出台了100万套住房的计划，支持率上升了50％。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也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依靠国有超市向老百姓廉价供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食品。所以委内瑞拉的民众对国有企业衷心拥戴。每次颜色革命，大多数民众都挺身而出，冒死捍卫国企。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冲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汤吉军：国有经济越来越重要
根据2009年到20lO年的国有经济发展报告，国有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有资产的比重也在lO％以上，这说明国有经济在经济危机时期仍然保持投资增长的态势。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2008年之后也是不断攀升，固定资产保持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左右。
200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幅度不断增加，与2008年相比，增幅达13.08％。2010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获得了高速增长，增速达34.73％。国有企业投资伴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它的直接载体就是国有企业，使得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的放矢。
今后，我们第一要发挥国有经济对市场的调节、保障和引导作用；第二要致力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和命脉行业的发展；第三要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努力在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第四要不断提高素质，壮大规模，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所有制竞争机制；第五要强化和提高国有企业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功能提升中谋出路。
针对我国具体国情，深入探讨国有经济积极作用的内在机理，平衡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完善包含中国元素的经济发展模式，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
韩德强:中国模式是中国的历史沉淀
从华尔街的游行可以看到，私有制市场经济造成了极度的两极分化。华尔街游行的口号就是1％对99％，财富集中到了1％的人的口袋里，制造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了，但是这种理论在国内仍然有市场。说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资产证券化，整体上市，这个逻辑实际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路子，最后的结果恐怕也要出一场复兴门革命。
混合经济体制可能是我们发展的目标模式，中国模式。中国应该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既有民企也有国企，允许国有和私有，公有和民用长期共存，和平共处。这种混合经济体制里面的比例都可以调，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根据我们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官员的道德水平、觉悟水平进行调整，但这两个成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毛泽东时代，也不会完全消灭市场。
通过搞混合经济体制实现民富国强是中国历史的沉淀。齐桓公时管仲为相，以民间的私有和市场交易为基础，建立了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九个国营商业机构，包括粮食局、烟叶局，建立了九个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国有机构，使得齐国民富国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来，汉武帝时期又有了盐铁论，也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模式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重农，为什么要抑商?商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社会全部财富集中到少数商人手里，造成财富两极分化，流民遍地。所以商一方面是繁荣，一方面是发展，一方面是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是稀释社会财富的巨大力量，任何一个王朝必须对商业扩张进行抑制。怎么抑制?中国古代社会缺乏遍及全国的工商局、税务局，比較低成本的抑商措施就是贬低商人地位，迫使赚了钱的商人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社会，剥削的时候你也得仁慈一点地剥削，这样就维持可持续剥削，可持续发展。
中国模式也为二战后的全球历史所证明。所有国家顺利发展，社会良性运行的时候，都有一套抑商机制。1980年以后，全球开始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放纵商人力量，结果短短30年时间，全球变得高度两极分化，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印尼恐怖主义兴起，连挪威也是因全球化浪潮出恐怖主义。华尔街为什么出现1％对99％的抗衡?因为美国那一套利益平衡机制已经失衡了。
新自由主义不懂得如何摆布商人的力量，一会儿贬低到地狱，一会儿抬高到天堂，西方思想是用恶与恶制衡来对付。中国古老的智慧是中庸之道，两个极端都不会走。大恶会灭了小恶，弱肉会强食，表面上是利益制衡，实际上是利益失衡，因此要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组织机构来制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既发挥商人的创造力，又抑制商人的破坏力，就必须走中国重农抑商的模式。
坚决批判“妖魔化”国企言论
国有企业是跨国公司的眼中钉。是本土民营企业倾泻不满的对象，因此往往被“妖魔化”。某些人通过种种手段，随时捕捉和无限放大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借助媒体炒作，操纵和误导舆论，促使广大民众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试图逼迫国有企业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退出，进而搞垮国有企业，分而食 之。对此，我们应坚决予以反击。
周新城：坚决捍卫国有经济严肃批判反国企言论
中国社会流行各式各样反对国有企业的言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判，捍卫国有经济发展，为壮大国有经济创造有利的理论环境。要坚决批判以下居心叵测的言论。
第一，说国有企业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客观的规律，不可避免。垄断既然是客观的，那么谁垄断好?是谋取私利的私人垄断好还是代表人民的国家垄断好?应该区别适用反垄断法，不是反对垄断地位，而是反对市场上的垄断行为。
第二，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对民应该做具体分析，如果这个民指的是劳动人民，国有企业不与民争利，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什么要跟工人农民争利益?如果这个民指的是私营企业，就必须与民争利，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应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第三，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相容，市场经济发展一分，国有企业就萎缩一分，市场经济建成之时，就是国有经济消灭之时，最后的结论自然而然是搞私有化。这个说法违反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只是运行经济的范畴，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畴。跟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特殊时段下形成的特殊形式。
第四，说国有产权不清晰。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中央说的产权清晰实际指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第五，说国有经济是两极分化的根源。这个话说反了，邓小平同志讲过，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
第六，用西方国有经济的比重来论证中国国有经济应该大幅度减少。西方国有经济的性质跟我们不同，它的国有经济是保证私人资本家能够获取利润的工具，经营得不好，就国营化，经营好了，就给资本家。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国情，根据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来认识这个问题。
第七，说国退民进是改革方向。国退民进是指所有制结构当中，公有制比重应该大幅度下降，私有制的比重应该大幅度上升。國有经济退出以后，国有经济的比例就很小，很难成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
程恩富：国企不能被贬低
认为国有企业只是拾遗补缺，是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以及他的理论家提出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为私有经济服务的。我们办国企为主，私企是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邓小平讲话是为了巩固公有制，所以才发展私有制。话方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公有制。性质不一样，特点功能不一样。
人民日报两个退休的副总编都写过文章，说国有企业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包括非公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就是单指公有制。如果都是一样的话，还搞什么非公有化、私有化，民营化?
乔莫·桑德拉姆：国企私有化很傻很天真
过去30年，推动全球私有化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如果我们查看俄罗斯90年代初私有化的档案，就会发现他们主要有两个政治性目标。第一个是要消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第二个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政治支持，所以搞政权私有化要越快越好，目的是防止老百姓醒悟过来，其他力量介入以后，对私有化进行抵抗。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越来越发现私有化极其有问题。私有化并没有带来他们所宣称的一系列好处。
首先，政府在私有化之后，留在手上的往往是那些不具盈利性的企业或者职能。私人部门只对那些具有盈利能力或者盈利潜力的企业感兴趣，因此往往最好的最具有盈利性的企业被私有化，结果就表现出私有化的部门的盈利能力会比国有部门的表现要好，其实这是倒果为因。
如果把国有垄断企业改为私营垄断企业，私营拥有者会滥用垄断地位。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会上升，有效的监管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究竟是谁从私有化当中获利?我们发现私有化往往只有利于这些国家里最富有的那些精英，会使政府与大众之间，政府与普通企业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有化将恶化消费者、普通大众以及企业雇员的利益，即便能够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但往往只是暂时的。结果是利润被私有化了，被个别人拿走了，但是它的损失是被社会化了，由社会大众来承受。
私有化降低了新投资水平。私营企业购买国有企业，其实是把本来是可以用于投资新工厂的资金用于购买现有生产能力。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以后，我们很少看到有新的投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私有化的国企的所有者往往只关注他们的短期利益。
私有化威胁社会稳定。自从苏联解体实施大面积的私有化之后，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都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
很多国有企业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北欧，都有很多管理得非常好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导致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原因，都不需要通过私有化来改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战略性的思维，用国有企业来带领国家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