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属于现代“《论语》学”研究的范畴。《论语集解》和《论语集注》作为《论语》学以及经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个注本,对两者从著述背景、写作动机、作者、成书时间、学术评价、文字训释、义理阐发等若干方面予以比较,的确是一件令人值得期待的事情。　　 在第一章,笔者首先考察了《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问题。何晏的《论语集解》是在两汉的今、古文经学趋于合流时期的历史结晶,它也是对两汉师法家法的一种批判性继承。同时,它还与魏代君主尊孔读经有很大关系。另外,“浮华”案的刺激与影响也是其著述动因之一。朱子之《论语集注》既是对庆历以来宋儒注重义理阐发之风的继承,亦是对宋儒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之风的一种自觉拨正。从思想史的层面来说,朱子的《四书集注》,是朱子自觉承继自唐朝中晚期韩愈、李翱开始以至伊洛二程弘扬道统、发明心性思想之结晶,而辟佛老、振儒学这一宗旨又贯穿其始终。　　 其次,《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没有孙邕、郑冲、曹羲、荀顗等人的集体参与,那么何晏《论语集解》亦是不能短时间完成的。何晏主编《论语集解》所处的正始年间,其思想实际是汉代经学思想与魏晋玄学思想交织的一个时期,而这种复杂性在正始中期表现尤为突出。《论语集解》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240-245年之间,而其最终完成时间,应该在公元244-245年之间。　　 《论语集注》是朱子在《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的基础上,约其精粹而完成的。《论语集注》成书后,初刊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时年朱熹48岁。其后不久,朱熹在南康刊印了自己手定的《论语集注》,是为南康定本。　　 第三,《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学术评价问题。通过综括诸家的评价及分析,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何晏的代表作《论语集解》的崇高历史地位,对其性质及思想特色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对于《论语集注》,朱子已在《朱子语类》中给出了自身的评价。对《论语集注》的学术研究,学术界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从训诂和义理的角度,二是从比较学的角度,三是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笔者对之亦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在论文第二章中,笔者所比较内容主要有三:一日分章断句之比较。《集注》较《集解》来说,它对于《论语》篇章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如场合、时间和事情、类记与否、可否独立、前后顺序等更为重视。二日字义训释之比较。《集注》在对《论语》各章中的文字进行训释时,明显是参考了《集解》之注解。“主训诂而兼求道”和“借训诂以求理”是《集解》与《集注》字义训释的最大不同之处,而其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决定了这种不同和差异。三日章意疏解之比较。笔者主要通过《学而》篇中的“学而时习”章、“孝弟为仁之本”章、“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信近于义”章来比较两者疏解异同。　　 在论文第三章及第四章,笔者就《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之义理阐发做一下系统比较。《集解》之天命受汉代文质三统说影响,而宋代则以天道、天理来解天命;《集解》对历史人物评价偏重外在功业,而《集注》则偏重内在的道德伦理;《集注》以其精深的心、性、情等思想来解对亲人之过的态度,此为《集解》所不及;对君子小人之划分,《集解》更多从人之天性及教化角度,而《集注》则偏重人之道德性层面。《集解》重视以“礼”言道,《集注》则重视以“理”言道。《集解》之天道,受《易》影响较大,而程朱理学则以《中庸》之至诚无息、宋儒之天理、理一分殊、忠等来解天道,又兼有对道体之描述,从理学本体论上来予以理解。　　 汉代及魏晋南北朝人眼中的“学”主要还是《诗》《书》《礼》《乐》,概言之日六经,而朱子则认为是六艺及孝弟忠信之事,以及大学之道。宋儒实是将忠信作为为学的内在根本,将之贯之于为学的始终的,而通过为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亦是成就内在的忠信。《集注》主张读书观圣贤气象与“学以至圣人之道”,这是《集解》所不具备的。　　 在对异端的理解及态度上,《集解》与《集注》是基本一致的,即皆认为“异端”当为诸子百家之书,应该予以贬抑和排斥。然而,其对于“异端”贬抑和排斥的程度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相差甚大,这与两者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论文的结语部分,笔者对中国古典解释学从历史角度予以了考察。　　 通过对这两个历史上经典《论语》注本的比较,考察汉学与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展衍变及特征,也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