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经济关系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需求,各类对外开放平台承担了制度创新与区域开放布局等功能。当前阶段,广受关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构建“大循环+双循环”新的重要平台,着眼于新时代的开放布局、开放方式、开放重点,突破以往只关注产品市场货物贸易的便利措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发区、经济特区或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升级版,而是强调通过区内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强调高端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形成产业集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试验区建设在货物贸易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区域经济增长等宏观层面的经济后果（项后军等,2016;殷华和高维和,2017;韩瑞栋和薄凡,2019;王爱俭等,2020;蒋灵多等,2021）,对我国试验区建设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效果予以数据支持。但是,此类影响多是量的“开放红利”,并不能够充分论证是否有效提高实体经济效率,而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对此,与巴曙松等（2021）基于省份层级数据仅讨论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研究不同,本文探究供需两侧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作用机制,以企业层级重要的财务决策来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结果。这是因为,企业是贸易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政策和制度影响的主要市场主体,关注微观企业行为和决策变化有助于揭示宏观经济运行机理。那么,试验区政策是否如预期作用于微观企业决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以何种作用机制和路径实现这一目标?仅短期得益于政策红利还是能够长期持续?这些都是有待检验的重要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本文对试验区建设背景进行深入梳理和分析;其次,对制度理论、集聚理论以及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发现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缩减负面清单以及进行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变革等措施,产生直接约束和激励企业行为的政策效应;也通过企业间经营活动关联以及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和金融机构进驻,形成经济正外部性,产生间接的集聚效应。两类效应难以分离但都在事实上深刻影响地级市的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由此改变企业实体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会和需求。因此,虽然试验区政策明确到片区街道层级,但是考虑到建设目标并非简单追逐片区改善,而且片区样本对周边区域可能存在强烈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首先将研究视角放在试验区所在地级市,基于手工整理的各试验区分批次建立的时间和公司地址及其所处地级市信息,检验试验区政策对微观企业实体发展的综合影响,并探究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两侧所形成的作用机制。既有助于在现实方面评估试验区建设的微观经济后果,为试验区成果和经验的复制和推广提供重要参考信息,也有助于从更重要的区位因素角度探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其次,基于手工整理片区街道级公司地址数据,依托试验区建设背景的独特性,尝试拆解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作用强度,以缓解以往文献在讨论产业集聚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忽视制度因素或将其视为外生给定条件,进而夸大某种效应作用结果的同时导致理论和实践偏离的问题。本文作为经济地理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后续实证章节,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多点DID模型,从资金流向的视角,对企业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较为关键的三个环节:获得外部融资、构建核心竞争力、规避风险,系统性检验试验区的微观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具体有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实体经济发展的外部融资获得方面。企业发展实体经济业务的起源是获得外部融资支持。研究发现,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占比,政策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均存在,并且政策效应在经济学和统计学含义上均大于集聚效应,未来需要加强市场力量构建以防止形成“政策洼地”。金融环境改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竞争作用于上述关系;营商环境改善形成信息治理,促使企业通过管理层信息披露和分析师跟踪预测两方面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构成中介路径。对于融资需求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涉外业务程度较高、民营性质以及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在试验区建设后呈现资本结构更明显的提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对债务融资价格的研究表明,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总债务成本和利息成本尚未有明显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猜测与金融结合科技迅速发展相关;在债务期限方面,发现试验区建设后整体债务期限没有显著变化,源于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债务融资均有所增加,表明试验区建设有助于企业获得与大规模投资匹配的长期融资,缓解“短贷长投”现象。第二,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构建方面。企业使用资金投资取向的不同决定了构建发展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方式。研究发现,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企业实体投资率,缓解企业“脱实向虚”问题,虽然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效应并未显现,但是资源集聚效应显著。融资约束缓解以及实体投资和金融化投资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变化是试验区推动企业实体投资水平提升的中介路径。对于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实体投资需求和机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涉外水平较高、企业内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由于更高的资产流动性要求和更强的短期金融逐利动机在投资组合中偏好更少的实体投资。进一步,对比试验区建设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投资决策的财务业绩表现,发现企业投资实体活动将带来当期业绩和未来业绩的显著提升,而投资金融活动仅能提高当期业绩但对未来业绩并没有明显的持续提升效果。另外,试验区建设后企业持有广义和狭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仍然显著提高,但增长率为负,而安全性金融资产规模显著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试验区建设降低企业金融化投资的“逐利动机”和“蓄水池动机”。第三,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规避方面。由于试验区背景有其特殊性,企业面临更为开放发展环境的重要一环是规避汇率风险。研究发现,试验区建设明显提高企业外汇衍生品投资倾向,政策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均成立,并且政策效应在经济学含义上大于集聚效应,未来需要加强市场力量构建以防止形成“政策洼地”。金融环境改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竞争作用于上述关系,营商环境促使企业提高涉外经营业务可能性构成中介路径。对于企业风险管理下对冲需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外部环境、更低的政府补贴水平、具有较差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的经营成果时,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有更大汇率风险敞口,试验区建设对企业外汇衍生品投资的边际作用更强。在经济后果方面,验证了企业持有外汇衍生品确实可以缓解直接汇率风险敞口,并且降低了未来3年内的盈余波动性风险的假设;进一步溯源,发现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试验区建设下企业外汇衍生品投资的重要宏观前提条件,企业在汇率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年度将更倾向于持有外汇衍生工具。这一结果也补充了试验区建设强化企业金融化投资的“风险规避动机”。本文可能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内容上,相比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省级或地市级的宏观样本和数据,检验试验区在区域贸易量、产量等量的“开放红利”中的促进作用,本文则提供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在微观企业行为层面经济后果的实证证据,尤其从实体经济发展中获得外部融资、构建核心竞争力以及规避风险的三个重要环节,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测度,检验企业资本结构、实体投资以及衍生品投资方面财务决策的变化,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深度。既以微观企业作为政策和制度影响的主要市场主体对象,是对相关文献的重要补充,也相对缓解了现有文献中存在政策实际实施的区域范围与所使用的研究数据不完全匹配的内生性问题。第二,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手工搜集和整理精确到片区街道的上市公司地址数据设计较为独特的研究场景以识别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影响差异。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于现阶段我国试验区建设中政府驱动作用和市场化力量尚存质疑;另一方面,即使当前对于集聚效应的研究强调以地方受到合理的外部冲击为准自然情境克服识别问题,但是往往忽视制度因素的内生作用或将其视为外生给定的条件,从逻辑上夸大了集聚效应的影响。试验区的批准与设立不仅提供了外部冲击自然实验场景,并且由于试验区政策明确到片区街道层级,本文首次采用创新性的不同研究场景设计来缓解上述问题,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可行思路。第三,研究视角上,由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变化往往来自于企业端和金融机构行为的互动性影响,本文不仅发现了金融机构竞争和创新的作用机制,也检验了企业端在信息披露质量提高、涉外经济业务增加等方面的中介路径。特别是在实体投资章节,对以往文献中尚未得到一致结论的实体投资收益和风险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验证。既能够综合检验供需两侧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改革成效,也通过机制研究和异质性调节效应研究厘清区域性创新制度安排的作用机理和路径,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广度。第四,丰富交叉学科的研究。本文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性研究,更是经济地理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当前阶段,学者们认为企业决策受区位因素影响超过行业因素（Dougal et al.,2015）,试验区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场景,将区域政策规律和会计理论成果相联系,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