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获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文学创作直至今日,仍新作不断。一般认为,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江的文学主题、作品风格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然而回顾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的最初10年(亦即1957年以处女《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到1967年顶峰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的10年)间,正好完成了走上文学道路、摸索自己的文学表现形式、历经探索失败后重新确立文学方向、形成独特文学理念和方法的过程。而此后的所谓风格、主题的变化,则万变不离其宗。大江获奖后,我国出版界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获奖作品及主要代表作品。研究大江文学的专家、学者对大江的创作意图、生平、文学特色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些研究的内容几乎都是大江以《饲育》获“芥川奖”一举成名之后的,对于作为“学生作家”出发点的《奇妙的工作》以前的大江健三郎及早期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很少见。但一般来讲,作家早期作品对于其之后的作品以及作家心态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日本现代文学史上,1958年已属于跨越战后文学期的现代,是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文学创作重心逐步转向描述战后新生活的时代。《饲育》《拔芽击仔》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背景下创造出来的。两篇作品不仅是大江健三郎初期作品的代表作,而且是大江文学整体的奠基之作。《饲育》是作者初次以故乡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为小说舞台,以抒情散文的文体将牧歌少年的时代活灵活现地再现于读者面前,通过《饲育》大江一举摘取日本短篇小说桂冠第39届“芥川奖”；而《拔芽杀仔》是大江的第一个长篇,它不仅得到了日本所有批评家的称赞,也是作者称为创作生涯中最甘美的体验。所以这两部作品对于作家本身应该持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是想通过比较的方法对这两篇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考察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特质,并从这个易被忽略掉的时期,从小说的写作线索,祝祭的美学和地理的空间三个方面探究两部作品早期大江文学的走向,探查大江早期文学的特质和日趋成熟的创作心理,此类研究对准确把握大江整体文学的走向也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