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我国颁布第一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型开放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外资自由化进程已经从部分领域的开放步入了“薄目录”、宽领域开放的新阶段。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十分基础且关键的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外资政策的开放直接并间接地作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然而,就目前而言,基于外资自由化视角研究中国劳动力要素流动问题仍是一个有待开拓和丰富的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推动着劳动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与合理集聚。因此,本文在对中国外资自由化水平和劳动力流动程度进行合理测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利用个体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地区流动、行业流动以及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且深入探讨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和个体福利水平的变化,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基于此,本文主要深入分析了下述问题:第一,如何科学合理的测度中国的外资自由化水平?本文直接从中国的外资政策出发,构建一套系统的行业、城市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对于行业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而言,本人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合理匹配,根据《指导目录》中不同类别的子目录,在行业维度进行外资自由化指标的打分,构建中国行业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其次,对于城市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而言,本文基于企业工商注册数据测算不同行业的外资企业注册资金,基于人口普查数据测算行业和城市的就业指标,并以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测度的行业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最终构建中国城市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第二,如何系统全面的衡量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流动程度?立足于现有文献的研究进展,本文将从地区、行业、职业和年份维度构建一套全面的劳动力流动指标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基于2010-2017年计生委流动人口数据构建劳动力地区流动指标,包括跨省流动指标和省内跨市流动指标;然后,利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指标和职业流动指标。第三,外资自由化是否会影响中国劳动力要素流动?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三章内容系统的展开实证检验,包括: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地区流动的影响研究、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本文利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验证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在实证方法上,选择固定效应模型、probit模型等方法展开了实证分析,并且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有效的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第四,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机制是什么?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整理出三条影响机制。首先,对于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而言,检验了FDI与区域经济集聚机制,基于劳动力的地区流动方向进行分析。然后,对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而言,验证了FDI与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基于劳动力流动的“推-拉”效应和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方向展开讨论;最后,对于劳动力的职业或行业流动而言,实证检验了FDI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机制,基于所有制类别和产业上下游关联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五,外资自由化对个体福利水平存在怎样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在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基于两个方面展开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福利水平,通过分样本方法,实证检验了职业或行业流动者与非流动者在收入和晋升等方面的差异化表现;然后,讨论了福利水平的分配效应。一方面,基于职业或行业发生流动的个体样本,实证分析了技能、性别等异质性的个体在晋升和收入方面的差异化表现;另一方面,从收入水平的视角,研究劳动者的基期收入水平和流动方向,发现外资自由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得到劳动力市场垂直分类过程的完整图景。围绕上述主要的研究问题,本文从九个章节展开了论证:第一章:导论。首先,诠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研究,包括对就业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然后,梳理了涉及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研究进展,包括归纳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总结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以及整理劳动力流动的效应研究。第三章: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分析。本章将从FDI的直接和溢出效应、FDI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FDI与区域经济集聚这三个方面,展开FDI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分析。第四章:我国外资自由化进程与劳动力流动特征。第一节,首先,介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从行业和地区多个维度刻画了我国利用外资在不同阶段的特征;然后,总结了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过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作为我国重要的外资政策之一,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充分描述了《指导目录》的基本内容和变化趋势。第二节,利用计生委流动人口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一套基于地区、行业、职业和年份维度全面衡量劳动力流动程度的指标体系,并形象化地展示了劳动力流动指标的现实特征和阶段性演变过程。第五章: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地区流动的实证研究。首先,构建城市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并与劳动力地区流动指标相结合,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地区流动的影响;然后,利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方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最后,深入探讨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地区流动的机制。第六章: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首先,构建行业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并与劳动力行业流动指标相结合,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行业流动的影响;然后,利用工具变量、指标替换等一系列稳健性方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最后,探讨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行业流动的机制。第七章: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首先,基于构建的行业和年份维度的外资自由化指标,并与劳动力职业流动指标相结合,实证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然后,利用工具变量、指标替换等一系列稳健性方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并且分析了年龄、职业类型等异质性造成的差异化表现;最后,本章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职业流动的机制。第八章:福利效应分析。本章节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外资自由化是否会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不同异质性特征的群体,其福利水平是否会存在差异化的表现?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展开分析,这一数据连续追踪了微观个体的工资、晋升、以及一系列的主观感受变量,可以很好地观测到劳动者在不同年间的个体福利变化情况。第九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总结全文的主要发现,针对性的提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政策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我国利用外资呈现出行业和地区的差异化分布特征。地区上,FDI从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到近些年来逐渐形成4个集中区域和N个热点城市的“4+N”的发展新格局;行业上,FDI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到逐渐向服务行业集中。根据2007-2015年不同版本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可以发现鼓励类的产品和服务的份额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限制类的产品和服务的份额明显下降。《指导目录》的发展趋势逐渐向负面清单制度的方向转变,目录“越来越薄”也是外资自由化的重要表现。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基于中国的外资政策,构建中国外资自由化指标,是目前衡量外资自由化程度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因此,本文从城市、行业和年份维度构建了外资自由化指标。我国的外资自由化程度在不同年份存在着行业和地区的差异化表现,但整体呈现出逐步开放的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第二,随着外资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从严格限制到逐渐放开,再到无论是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行业流动还是职业流动都表现出很强的流动性。本文利用2010-2017年的计生委流动人口数据,构建了地区维度的劳动力流动指标。发现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主要的省会城市,四川、河南、安徽、湖南、山东、江西是排名前六的流出地,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天津是排名前六的流入地。跨省流动人口在四大地区间层面的总体格局仍然呈现出主要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均存在地域就近流动的特征。本文利用2010-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行业和职业维度的劳动力流动指标。发现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大幅下降,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大幅上升。整体而言,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流动方向表现为行业内部向更高级化的阶梯流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以及向第三产业的流动。第三,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地区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即外资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不仅吸引了省外劳动力的流入,也吸引了省内劳动力的流入。本文基于FDI与区域经济集聚的视角分析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地区流动的机制。我国的FDI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FDI逐渐在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的发达地区集聚,与欠发达地区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布局模式。本文实证发现外资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向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劳动力流动方向与区域经济集聚保持着一致的趋势,FDI与区域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促发了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地区流动。第四,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的行业流动,一方面劳动力流向外资自由化程度更高的行业,表现为一种“拉力”;另一方面FDI造成的行业竞争加剧会促使劳动力离开当前外资自由化程度较高行业,表现为一种“推力”。本文基于FDI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分析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行业流动的机制。基于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核心思想,结合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方向,实证发现,在外资自由化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向了外资更加开放、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行业,外资自由化显著的促进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流动。因此,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持了一致的趋势,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五,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的职业流动。异质性个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流动特征,年轻的劳动力预期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路径,更倾向于选择自愿性的职业流动;而年长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外资造成的竞争效应而选择的非自愿性的调整行为。此外,本文基于FDI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通过所有制性质的视角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或行业的调整,对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前的相互流动而言,外资自由化对职业或行业调整的作用不显著,劳动者既往的工作经验和积累显得更加重要。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的视角研究发现,下游行业的外资自由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就越倾向于发生职业和行业变化,这也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主要呈现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的特征相契合。第六,基于劳动力的个体福利视角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其一,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福利水平,通过分样本实证检验了职业或行业流动者与非流动者的差异化表现,发现流动者的月工资、晋升、对未来的信心程度以及健康状况获得了提升,而未发生流动的劳动者的个体福利水平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其二,分析了个体福利水平的分配效应。首先,基于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利用职业或行业发生流动的个体样本,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的群体的差异化表现,发现只有高技能劳动力、男性以及位于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实现了月工资的增加和晋升,而弱势群体如低技能劳动力、女性和位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个体福利水平未获得显著提升。然后,基于收入水平的视角,通过对劳动者的基期收入水平和流动方向的展开研究,得到劳动力市场垂直分类过程的完整图景。实证结果表明外资自由化使得高收入者进行流动,并且只有高收入者流动后其月工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反映出收入差距和性别差距的扩大。因此,本文的发现也从收入不平等和性别差距的角度丰富了劳动力市场相关领域的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相应的提出了以下几条政策建议:第一,引进外资坚持“量”与“质”并行,地区和行业共进。（1）在政策层面,我国外资政策的阶段性开放为外资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平稳增长为劳动力要素的持续流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外资政策的不断调整应面向我国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科技前沿。（2）在行业层面,合理导向我国利用外资的行业分布,科学引导外资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集中,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需求。在保证行业平衡发展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育重点产业利用外资的程度,积极推动引进外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向建设。保持并扩大优势服务行业在产业关联上的影响力,合理规划新兴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格局。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更加关注对人力资本的配置,外资向服务行业的集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实现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并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3）在地区层面,一定程度上鼓励外资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倾斜,延伸产业集聚和产业链的空间走廊。将外资开放政策的落实与城市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鼓励东、中、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通过跨区域的合作缩小外资开放差距,实现我国外资整体发展的提质升级。科学引导劳动者到重点地区就业,合理引导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回流,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第二,充分发挥外资的积极效应和辐射作用,开拓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空间。（1）从外资的直接效应而言,提量重质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绿地投资和并购等进入方式,直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流动。此外,针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尤其是信息技术、研发、咨询、金融服务等全球化程度高的服务部门,真正创造价值的是人。合理引导服务业外资的进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流动。因此,发挥外资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效应,其本身就能顺利实现劳动力的流动。（2）从外资的溢出效应而言,一方面,优化内外联动机制,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国内外先进模式的相互融合。大力鼓励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公平制度向本土企业的溢出,持续发挥产业上下游间的有效关联作用,实现全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带动外资企业与相关行业企业的就业,促进劳动力在内外资企业间、本土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下游的有序流动。另一方面,应提高本土企业对外资的吸收能力,适度性的保护本土企业的发展,避免外资进入造成的恶性竞争。在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实况分阶段的实施开放政策,通过适当的产业保护,为本土产业的稳步发展和企业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三,“人才强国”战略先行,完善劳动力职业发展通道。（1）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劳动者不愿当农民、不愿当工人的现象,应在巩固第一、二产业的地位的同时,充分保障农民和工人的合法权利,为工农劳动者提供优质的制度保障和就业环境,减少劳动力的非自愿性流动。（2）针对我国技能就业吸引力不足或者就业不匹配的问题,应不断壮大应用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人才队伍,打破职业发展中的“天花板”和“隐形门”障碍,纵向形成技能人才的畅通晋升阶梯,横向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贯通流动。具体而言,其一,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制,保障性别教育平等,培育国内人才市场。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我国引进并有效利用外资的关键因素,也是顺利衔接高质量引资的重要把手。政府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注重通识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有效结合,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我国存续大量技能型人才储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技能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平台和机会。其二,在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建立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创新全职和在职等多种模式的培训方式,实现社会和企业的有机结合,促成职业经历的积累和互认体制,提高职业培训和成果的社会肯定度,最终形成畅通的劳动力发展通道,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广阔平台与有效保障。第四,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形成面向流动人口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庞大,合理应对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保障我国劳动力有序健康流动的关键。（1）应充分尊重人口流动的规律,继续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放宽就业创业等领域的制度限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的自主能动性。对于城乡流动人口而言,不断提高城市的包容性,扫除劳动力城乡流动的障碍,加快推进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让流动人口在城市拥有归属感。对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而言,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趋势必将增加,应大力推进社保和医保的跨区域认可模式,为流动人口创造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2）拓宽制度的惠及范围,各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定和实施要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并惠及整体流动家庭、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群体。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口流动,也造成了家庭和社会资源的无效利用和资源浪费。制度先行保障了流动人口的稳定就业,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研究视角,本文关注中国特殊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并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流动相结合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是系统分析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开拓性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但随着外资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从严格限制到逐渐放开,再到具有很强流动性的特征。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型开放,直接并间接地作用于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同时期、行业和地区外资进入的特征催生了特有的劳动力流动现象。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外资进入与就业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等展开,针对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因素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但基于外资自由化视角探讨劳动力要素流动在现阶段而言还是一个需要开拓和丰富的领域。因此,本文将外资自由化和劳动力要素流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且作为国内率先从微观视角分析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职业流动的论文,是研究视角上的一个创新之处,旨在为中国外资自由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一些启发性的思路和科学性的建议。第二,基于研究内容,本文从城市、行业和年份维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外资自由化指标体系,从地区、行业、职业和年份维度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劳动力流动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实证检验了外资自由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以及从个体福利视角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外资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本文通过对我国外资政策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从多个维度构建一套完善的外资自由化指标衡量体系。本文利用计生委流动人口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地区、行业和职业维度刻画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从FDI的直接和溢出效应、FDI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FDI和区域经济集聚这几个视角进行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机制分析与检验。最后,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劳动者的个体福利水平,完整的描绘了劳动力市场垂直分类过程的图景。实证结果发现了外资自由化虽然提高了职业或行业发生流动的劳动力的福利水平,但也导致了收入差距和性别差距的扩大。因此,本文的发现从这个角度也丰富了劳动力市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三,基于研究方法,本文利用外资准入政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作为政策冲击,从城市、行业和年份维度构建相对外生的外资自由化指标,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了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除此之外,现阶段的相关研究较少深入到个体层面,尤其是运用个体追踪数据展开讨论的研究有待完善,而个体特征变量的微小变动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基于此,本文利用个体微观数据反映劳动力要素流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解决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