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的创新能力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科技投入和专利产出数量居于世界前列,从科研投入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278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4%,位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十二位;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68720件,自2011年起,连续十年专利申请数量世界第一,从创新的数量维度来看,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迅速,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然而,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美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暴露了我国在高质量创新以及核心科技领域方面发展的不足,创新数量全球领先的同时,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的现象,中国专利“爆炸式”的增长现象,究竟能否代表中国创新水平的真实提升,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产权强国,高质量专利占比较低,专利对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支撑力度远远不足,传统的创新数量增长难以支撑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本文从创新质量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1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FDI流量数据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却逆势增长6%,2020年引资规模达到149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FDI接收国。FDI不仅可以为东道国发展带来资金的支持,也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来源。FDI对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经典问题。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关注FDI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独特的中国外资企业数据,拓宽了FDI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角度,从微观企业层面对FDI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识别,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创新质量的提高,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支持,为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提供政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对FDI与企业创新以及创新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在FDI与企业创新方面,分别从FDI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的角度回顾了现有研究的理论发展演变,奠定了研究的理论支撑;随后对FDI与企业创新的影响要素、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结果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确立本文研究的文献基础;通过对创新质量的文献梳理,厘清创新质量的定义与衡量指标。最后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述总结。第三章为中国FDI与创新质量的概述,首先系统总结了中国FDI与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沿革,厘清发展的历史背景;随后对本文所用的核心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外资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进行介绍,对数据的来源,处理过程以及合并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最后基于核心数据库对我国的FDI在行业、来源国、投资地域等多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构建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体系,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创新质量的表现进行衡量。第四章基于FDI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FDI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FDI的技术转移强调跨国母公司对于FDI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FDI企业能够获得具有创新质量的技术转移是FDI溢出效应产生的前提与基础。本章基于跨国并购事件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跨国母公司是否对中国的FDI企业存在技术转移效应。首先基于外资并购目标企业的特征结合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解决并购中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然后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对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通过替换匹配方法、替换对照组范围、替换创新质量衡量指标等方式,在多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来源国、外资比例、行业差异以及地域差异等多个方面进行了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异质性分析,通过对FDI技术转移机制的检验,发现跨国母公司会通过机器设备以及默会知识的转移完成技术转移。第五章基于FDI企业内溢出效应的角度,研究FDI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企业内技术溢出强调FDI企业对合资伙伴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现有文献对FDI溢出效应的讨论,主要关注于FDI企业能否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然而,根据是否与外资企业产生关联,本土企业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合资伙伴企业与普通本土企业,其中合资伙伴企业是指与FDI跨国母公司共同出资在东道国设立合资企业的本土企业,而普通本土企业则是与外资完全没有关联的本土企业。两类企业同属于东道国本土企业,会受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存在较大差异,本章通过对合资伙伴企业的识别,强调FDI如何通过企业内的技术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产生影响,挖掘提升创新质量的新机制。本文首先对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定义,并对合资伙伴企业进行识别,进而基于合资伙伴企业的特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和双重差分模型,对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因果识别,并通过缩小样本范围、剔除政策干预、替换创新衡量指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分别从FDI来源国、合资伙伴企业所有制以及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差异对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异质性研究,并从企业竞争与企业出口两个渠道对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进行了机制检验。第六章基于FDI企业间溢出效应的角度,研究FDI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企业间技术溢出定义为FDI对于普通本土企业（剔除合资伙伴企业后的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利用中国外资企业数据库中独有的FDI企业来源国信息,构造了衡量FDI的工具变量,解决了FDI的企业间溢出效应对于企业创新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FDI的工具变量是本章的重要创新,首先基于FDI引力模型和政策信息,构造出在我国来源国-行业-地域-时间维度FDI的估计值,随后在来源国层面进一步加总,得到FDI在行业-地域-时间维度的工具变量,发现FDI的企业间溢出效应对于本土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分别考虑到企业出口、加工贸易、经济特区、企业进入退出、工具变量估计方式、创新质量衡等潜在干扰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依次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分别从竞争效应、学习模仿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对FDI的企业间溢出机制进行检验。第七章为总结与展望,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有针对性得提出政策建议。基于论文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重要的研究结论:第一,中国企业的创新持续提升,但距离创新强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创新质量有待提高。中国创新数量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创新质量的平均增长率。基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与企业专利知识宽度对中国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分析发现,中国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在行业层面的差异较大,在以纺织业与服装制造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企业创新数量的表现要好于创新质量,而在以化学纤维制造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创新质量的表现要强于创新数量。在地域层面,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差异较小,东部地区无论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均好于中西部地区。第二,FDI来源国在我国的地域与行业分布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FDI的来源国-地域维度分布来看,地理距离与市场规模对FDI投资起着重要作用,从FDI的来源国-行业维度分析,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以及英属维尔京地区的外资企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较高,而来自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外资会更多的投资于制造业,本文对我国FDI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FDI的来源国差异是本文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第三,通过对跨国并购事件的研究,发现了技术转移效应的存在,FDI的技术转移会促进外资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来自于发达国家外资企业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最大,其次是来自于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而来源于“避税天堂”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并没有发现技术转移效应;FDI的技术转移效应在独资企业与高技术行业中表现更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转移;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机器设备和默会知识转移得以实现。第四,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会促进创新数量的提高,但对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来源于发达国家的FDI会产生最有效的企业内溢出效应,既能够促进创新数量的增长又会促进创新质量的提升,来自于港澳台地区的FDI同样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但对于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对于企业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比例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企业专利知识宽度的提高并不显著。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会受到合资伙伴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的溢出效果会好于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差异对于FDI的企业内溢出影响较大,只有在中外双方股权均衡的情况下,FDI的企业内溢出才会对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对FDI企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发现,FDI的企业内溢出会通过促进企业出口提升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竞争效应的存在,使得FDI的企业内溢出仅能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无法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第五,FDI的企业间溢出效应对于本土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平均来看,当外资在行业-地域产出中的比例提高1%时,会促进本土企业创新质量提升2.19%,创新数量提升11.2%,外资来源国、东道国行业技术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影响FDI企业间溢出效果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FDI所带来的溢出作用最强,港澳台地区FDI的溢出效果要弱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FDI并没有发现技术溢出效果;东道国行业技术距离的缩短,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都会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促进作用。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学习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人员流动效应是重要的企业间溢出机制,促进了创新质量的提升,而竞争效应对于FDI的技术溢出存在负向影响。本文通过独特而详实的外资企业数据,识别出FDI的技术转移、FDI的企业内溢出以及FDI的企业间溢出的三个重要角度,对FDI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主要的创新点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在研究数据方面,使用商务部系统的审批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对外资企业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补充,在微观企业层面填补了研究中关于FDI企业的外资来源,合资伙伴企业、股东信息、股权结构等重要信息,为深入分析FDI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数据保障;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为FDI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因果识别方法,本文借鉴Goetz等（2013,2016）的构造逻辑方法,使用本文特有数据,基于FDI引力模型,构造了我国FDI的工具变量,以解决FDI与企业创新质量识别过程中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更好的识别。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通过使用新的数据,对FDI合资企业的中方出资企业进行识别（合资伙伴企业）,本文将FDI对于合资伙伴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定义为FDI的企业内的溢出效应,以区别与FDI对一般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现FDI的企业内溢出仅能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提高,并无法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第四,在研究对象方面,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本文是较早关注FDI与企业创新质量表现的研究之一,本文分别通过FDI的技术转移、FDI的企业内溢出以及FDI的企业间溢出三个视角,在微观企业层面全面分析了FDI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发现FDI的技术转移效应与企业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的提升,但FDI的企业内溢出效应仅能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对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不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的政策启示可以总结为:第一,鼓励引资方式的多样化,扩大跨国并购的投资比例,完善跨国并购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跨国并购伴随着技术转移效应,对于我国企业创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的投资风险更小,在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景气的环境下,将是促进我国外资增长的重要方式。第二、要加速构建企业创新质量的衡量体系,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提高专利申请的创新质量。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创新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当前的环境下,仅用创新数量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进行评估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低质量创新的存在会极大的挤占社会资源,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对于创新质量的衡量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尽快构建权威的衡量指标,对于认清我国的创新水平,发现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第三,加强自主创新,提升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对FDI企业内溢出效应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企业间的技术转让并不是美国所提到的“强制技术转让”,而是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正常市场行为,而只有在中方与外资双方股权占比对等下,才会发生有利于提高创新质量的技术转让,中国本土企业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与外资企业的对等地位,是获得高质量创新技术转让的前提。第四,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的同时,同步进行国内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本文发现外资的进入虽然会带来竞争效应,对于本土企业的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但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产业关联以及人员流动等方式获取FDI的正面溢出效应,最终结果表现为FDI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本文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更为健全,科技含量更高的地区与行业,FDI所带来的溢出作用更有效,本文应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由自贸区向全国范围推行,同时继续加强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市场机制改革,为FDI的溢出效应提供更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