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始关注文化层面,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在英国Warwick University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1989)标志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提出在翻译过程中构建一种特殊的文化——第三文化,并以此作为有效联通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手段。第三文化的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转向”观。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费维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费维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文化观可追溯到1819年,德国诗人歌德(Johnann Wolfang von Goethe)曾提出“第三(文化)时期”,并对此作出论证;由于译者只能以德国语文(C1)体现外国文化(C2),但又要力求保证其原汁原味,因此势必有某种C3出现。刘宓庆将此观点定义为“歌德模式”(the Goethe Model),认为第三文化通过提升,通过操控目的语而打造成“合流文化”,用以建立母语多元文化的元素为目标的文化翻译原则。本文借此提法,提出构建第三文化的观念模式,以此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以建构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维度。有鉴于跨文化交际学与跨文化翻译学的发展,本文借鉴了陈国明教授提出的“第三文化”形成的五阶段理论——同文化个体内交际阶段、跨文化交际阶段、跨文化交辞阶段、元文化交际阶段和同文化交际阶段。这一提法主要源于国外学者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交际范畴的研究,比如,诺德(1991)就提出要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代替翻译这一术语,来反映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本文还分析了第三文化构建与翻译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剖析了第三文化的基本结构,然后结合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影响第三文化构建的本、客体因素,进而提出翻译过程中第三文化的构建模式,本文最后依据这一模式分析了第三文化构建于翻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