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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不仅以诙谐幽默的戏剧冲突营造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更以其揭露社会的深刻,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讽刺力作。
故事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抗战期间。娘姨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吴太太不依不饶;一定要仅有三毛钱的李嫂赔偿她三块钱国币。围绕这一中心事件,杨长雄与吴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之中,剧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
“这个年头,哪一个不穷呢,哪一个不是穷人呃?白米卖到六十块钱一担,猪肉一块五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一毛钱一盒洋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年头,只有军阀,只有奸商,没有良心的人,才会发财呀,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
这是吴太太出场时“哭穷”的一段台词。剧本省略了这之前她与杨长雄的一番争论,使人物间的冲突一开始便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哭穷”的用意是为她对李嫂的敲诈勒索辩解,表明她要李嫂赔三块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段话中却隐含着一些重要信息,折射出1939年西南某省城的社会状况。我们知道,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把中国拖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爱国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救亡之歌。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盘踞西南一隅,一心打内战搞分裂,置民族存亡于不顾,消极抗日。他们打着抗战的旗号,蒙蔽人民,倒行逆施,推行法西斯专政,使得整个“国统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吴太太就是为避难才逃到西南这个“后方”的。但这样一个所谓的“后方”,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却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之所。物价飞涨,使得连吴太太这样略有家产的人也牢骚满腹,贫苦百姓生活境况之糟就不言而喻了。而“发财”的却是那些军阀、奸商和“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发财”,靠的是腐败和欺诈,靠的是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这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对于贪官奸商是天堂,对于穷苦百姓则是地狱。这样的社会注定了贫苦百姓永远是被欺压受凌辱的对象,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永远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救助。可见,弱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实在是无以立足,无法生存。
人情世态是社会的体温表和测试剂。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得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漠疏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精神麻木、侍强凌弱、自私自利、情感冷漠、趋炎附势,对弱者缺少应有的同情——这便是剧本围绕“花瓶事件”所反映出的那个社会的人情世态。
处于矛盾旋涡中心的吴太太,出场时还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她说:“这样的三间破房子,一个月要四十块钱的房租。打仗以前,连四块钱都没有人要。简直是硬敲竹杠!”撇开吴太太吝啬不谈,单就这句话,我们看到,房东(“当地人”)也在趁机抬高房价,对吴太太这个房客(“外省人”)敲竹杠,没有对这个“流落异乡者”表示“同情”。这说明当时社会的混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的巧取豪夺。“当然吴太太不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她一下子租“三间”房,并雇佣娘姨,说明她的日子还过得去。可这个“外省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自私、跋扈、得理不饶人,对李嫂一点同情心都不肯施舍,为了一点私利,依仗钱势对李嫂强搜强逼,完全不把一个弱者的尊严放在眼里:强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当”——铺盖,根本不顾一个弱者的处境,非逼得人走投无路不可。不管杨长雄如何从“情、理、势”的角度讲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让步,不改变她的勒索之心。她过于强调“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样的死板逻辑,到了丝毫不近人情的地步。如果说吴太太也算是一个“资产者”的话,那么她和李嫂这个“无产者”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这一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因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共产党宣言》)任何一个无产者要想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年岁与杨相若”的成众,按理说也应与杨长雄一样是个有情有义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可他却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血人物。表面上是不乐意搀和杨与吴之间的争吵,试图处于“中立”的位置,只是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喊几声“下棋,下棋”使冲突暂时休止,一旦涉及到要他作出评判、表露立场之时,他却是作壁上观:“对不起,我在下棋,没有留心到我四周围的环境”,做一个双方都不得罪的“老好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这个人精神的麻木——对弱者的漠不关心。因为就争吵事件来说,有三点成众心里是清楚的:一是李嫂并非想抵赖不赔,而是确实赔不起;二是杨并非是为自己吵,而是在替别人鸣不平;三是吴太太明摆着是在欺负弱者。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同情心的人,面对吴太太此等行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可成众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这不是精神麻木又能是什么呢?可以想像,这样的人还奢谈有什么民族正义感,会为了民族存亡,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前线吗?他们是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毒害的一代,绝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语)。所有像李嫂那样的处在社会底层孤立无助的弱者,决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人起来拯救自己!
再说那位警士与当铺少奶奶。按常理,警士起着稳定社会、维护治安、主持公道的作用,是人民信赖的对象。所以当李嫂受到吴太太的欺侮,被逼无奈之时,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警士,请他出面调解。可他却不自觉地站到了吴太太一边,附和吴太太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一口一个“是啦吗”,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执行公务”,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后助纣为虐,竟听凭吴太太差遣,替她跑脚跟,去典押李嫂的铺盖,其趋炎附势之丑态令人生厌。在这类人的眼里,只有权势,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和同情?而那位没有出场的当铺少奶奶,虽说不像吴太太那样的刻薄吝啬,没要李嫂的铺盖就给了三块钱国币,但并不表明她对弱者有何怜悯之心,她给三块钱的出发点只是“听说:太太是外省人”。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太太是外省人”,什么人才称得上是“太太”?显然不是娘姨,不是老妈子之类的穷苦人。因此少奶奶的这种“慷慨”,说到底只是冲着有钱有势之人的,决不是出于对李嫂这类弱者的同情!
民众的心态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远离抗日烽火的民众,其精神的冷漠多少让人感到悲哀与愤懑。正是在这等情势下,作家倾其心力塑造了杨长雄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让我们的内心感到一丝慰藉,也给作品透出一丝“亮色”。
作为那个时代上千流离颠沛的大学生之一,杨长雄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有着一副铮铮铁骨和侠义风范。尤其是当他忍无可忍、无可奈何之时,敢于以牙还牙骂吴太太是“泼妇”,则更让人觉得这是个敢做敢为、可敬可佩的青年。杨长雄对吴太太的挑战,与其说是对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挑战,毋宁说是对那个趋炎附势、侍强欺弱的不正常社会的抗争。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杨长雄的这种抗争,多少有点“孤胆英雄”的味道,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拯救弱者的力量显得过于微弱,加之其性情急躁,缺乏斗争经验,以致理屈词穷之时只想和女人打架,无计可施之时也只能是抓起另一花瓶“拼命的往地上一掷”,发泄一通怨气而已。这样的抗争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
综上所述,《三块钱国币》撕开了一个腐朽社会的面纱,暴露了抗战初期国统区残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马克思说过,历史正是以喜剧的方式“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历史昭示我们,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必然会走向颓废和衰亡。我们欣赏剧本,有时也会被其中的诙谐幽默引得发笑,但也只是一种含泪的笑、揪心的笑。而这正是我们透过辛酸的泪眼所看到的剧本蕴藏着的深层意蕴。
故事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抗战期间。娘姨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吴太太不依不饶;一定要仅有三毛钱的李嫂赔偿她三块钱国币。围绕这一中心事件,杨长雄与吴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之中,剧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
“这个年头,哪一个不穷呢,哪一个不是穷人呃?白米卖到六十块钱一担,猪肉一块五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一毛钱一盒洋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年头,只有军阀,只有奸商,没有良心的人,才会发财呀,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
这是吴太太出场时“哭穷”的一段台词。剧本省略了这之前她与杨长雄的一番争论,使人物间的冲突一开始便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哭穷”的用意是为她对李嫂的敲诈勒索辩解,表明她要李嫂赔三块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段话中却隐含着一些重要信息,折射出1939年西南某省城的社会状况。我们知道,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把中国拖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爱国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救亡之歌。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盘踞西南一隅,一心打内战搞分裂,置民族存亡于不顾,消极抗日。他们打着抗战的旗号,蒙蔽人民,倒行逆施,推行法西斯专政,使得整个“国统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吴太太就是为避难才逃到西南这个“后方”的。但这样一个所谓的“后方”,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却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之所。物价飞涨,使得连吴太太这样略有家产的人也牢骚满腹,贫苦百姓生活境况之糟就不言而喻了。而“发财”的却是那些军阀、奸商和“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发财”,靠的是腐败和欺诈,靠的是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这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对于贪官奸商是天堂,对于穷苦百姓则是地狱。这样的社会注定了贫苦百姓永远是被欺压受凌辱的对象,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永远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救助。可见,弱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实在是无以立足,无法生存。
人情世态是社会的体温表和测试剂。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得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漠疏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精神麻木、侍强凌弱、自私自利、情感冷漠、趋炎附势,对弱者缺少应有的同情——这便是剧本围绕“花瓶事件”所反映出的那个社会的人情世态。
处于矛盾旋涡中心的吴太太,出场时还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她说:“这样的三间破房子,一个月要四十块钱的房租。打仗以前,连四块钱都没有人要。简直是硬敲竹杠!”撇开吴太太吝啬不谈,单就这句话,我们看到,房东(“当地人”)也在趁机抬高房价,对吴太太这个房客(“外省人”)敲竹杠,没有对这个“流落异乡者”表示“同情”。这说明当时社会的混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的巧取豪夺。“当然吴太太不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她一下子租“三间”房,并雇佣娘姨,说明她的日子还过得去。可这个“外省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自私、跋扈、得理不饶人,对李嫂一点同情心都不肯施舍,为了一点私利,依仗钱势对李嫂强搜强逼,完全不把一个弱者的尊严放在眼里:强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当”——铺盖,根本不顾一个弱者的处境,非逼得人走投无路不可。不管杨长雄如何从“情、理、势”的角度讲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让步,不改变她的勒索之心。她过于强调“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样的死板逻辑,到了丝毫不近人情的地步。如果说吴太太也算是一个“资产者”的话,那么她和李嫂这个“无产者”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这一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因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共产党宣言》)任何一个无产者要想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年岁与杨相若”的成众,按理说也应与杨长雄一样是个有情有义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可他却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血人物。表面上是不乐意搀和杨与吴之间的争吵,试图处于“中立”的位置,只是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喊几声“下棋,下棋”使冲突暂时休止,一旦涉及到要他作出评判、表露立场之时,他却是作壁上观:“对不起,我在下棋,没有留心到我四周围的环境”,做一个双方都不得罪的“老好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这个人精神的麻木——对弱者的漠不关心。因为就争吵事件来说,有三点成众心里是清楚的:一是李嫂并非想抵赖不赔,而是确实赔不起;二是杨并非是为自己吵,而是在替别人鸣不平;三是吴太太明摆着是在欺负弱者。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同情心的人,面对吴太太此等行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可成众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这不是精神麻木又能是什么呢?可以想像,这样的人还奢谈有什么民族正义感,会为了民族存亡,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前线吗?他们是被国民党反动统治毒害的一代,绝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语)。所有像李嫂那样的处在社会底层孤立无助的弱者,决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人起来拯救自己!
再说那位警士与当铺少奶奶。按常理,警士起着稳定社会、维护治安、主持公道的作用,是人民信赖的对象。所以当李嫂受到吴太太的欺侮,被逼无奈之时,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警士,请他出面调解。可他却不自觉地站到了吴太太一边,附和吴太太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一口一个“是啦吗”,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执行公务”,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后助纣为虐,竟听凭吴太太差遣,替她跑脚跟,去典押李嫂的铺盖,其趋炎附势之丑态令人生厌。在这类人的眼里,只有权势,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和同情?而那位没有出场的当铺少奶奶,虽说不像吴太太那样的刻薄吝啬,没要李嫂的铺盖就给了三块钱国币,但并不表明她对弱者有何怜悯之心,她给三块钱的出发点只是“听说:太太是外省人”。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太太是外省人”,什么人才称得上是“太太”?显然不是娘姨,不是老妈子之类的穷苦人。因此少奶奶的这种“慷慨”,说到底只是冲着有钱有势之人的,决不是出于对李嫂这类弱者的同情!
民众的心态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远离抗日烽火的民众,其精神的冷漠多少让人感到悲哀与愤懑。正是在这等情势下,作家倾其心力塑造了杨长雄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让我们的内心感到一丝慰藉,也给作品透出一丝“亮色”。
作为那个时代上千流离颠沛的大学生之一,杨长雄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有着一副铮铮铁骨和侠义风范。尤其是当他忍无可忍、无可奈何之时,敢于以牙还牙骂吴太太是“泼妇”,则更让人觉得这是个敢做敢为、可敬可佩的青年。杨长雄对吴太太的挑战,与其说是对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挑战,毋宁说是对那个趋炎附势、侍强欺弱的不正常社会的抗争。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杨长雄的这种抗争,多少有点“孤胆英雄”的味道,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拯救弱者的力量显得过于微弱,加之其性情急躁,缺乏斗争经验,以致理屈词穷之时只想和女人打架,无计可施之时也只能是抓起另一花瓶“拼命的往地上一掷”,发泄一通怨气而已。这样的抗争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
综上所述,《三块钱国币》撕开了一个腐朽社会的面纱,暴露了抗战初期国统区残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马克思说过,历史正是以喜剧的方式“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历史昭示我们,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必然会走向颓废和衰亡。我们欣赏剧本,有时也会被其中的诙谐幽默引得发笑,但也只是一种含泪的笑、揪心的笑。而这正是我们透过辛酸的泪眼所看到的剧本蕴藏着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