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学成旭梅老师专著《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成旭梅老师是我的同事，也是同道，人书同气，她在书中如是说：“我相信，精神的真实、独立、超拔、创造，在局限中寻找可以走向的自由之维，这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觉知。我知道，因为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坚持与突围，教育者几乎就是那悲壮的西西弗斯，冲破群体的围蔽，引领被教育者去行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去面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存在的意义，这是他此生的命运，也是智慧。”掩卷，阵阵语文旧象新象浮现毕生。
　　华东师范大学周宏教授在《文汇报》发表的《加分救不了语文》一文中写道：语文分数的增加，使得语文在招生考试中分数一家独大，她从此将几乎决定考生的命运，因此，广大师生确实会更重视语文课。但是，这样做真的能使语文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使学生重新喜欢语文吗？重视语文课等同于重视语文本身吗？会不会事与愿违，反而使学生更加讨厌语文？会不会使他们只重视语文如何应试，从而使语文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有一点是肯定的，用分数的诱惑（更准确地说是威胁利诱）来迫使学生重视，和拉郎配几无差别。你见过几个拉郎配善终的？上海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180分就像GDP，一定会刺激各种神奇的教学行为和竞争绝技，语文极有可能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没人喜欢但也没人敢轻视的‘土豪’。‘鸡肋’让人遗憾，‘土豪’则更为可笑。”说出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心声。
　　这样的质疑掷地有声。语文教师必须有姿态来回应。如何让学生重视语文，这样的反思从上个世纪初就已开始。朱自清先生在《怎样学习国文》中有这样的表达：国文学科，在学校里是一种重要的功课，与英算居同等的地位。可是现在呢？国文只是名义上的重要了，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一般学生存在着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学中国文，当然是容易的，于是多半对这门功课不很用功。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中指出：而国文教学尤其成问题。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的向题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
　　沉疴积弊，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提高中高考语文分数能否治本，正如周宏教授的质疑，问题肯定远非这么简单。我们的目光自然会聚焦到语文本身的学科规律和语文教师这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阅读成旭梅老师的专著《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就彰显了其意义。诚如作者在该书的引论中所指出的：“我谦卑于我的教育身份；并因为这样的谦卑，审慎于我的教育行为——我希望我为学生打开的这扇门，更可能是一扇通向无限可能无限自由之门，一扇面对生命此在意义与未来意义之门。因之，我坚持我的“精神语文”之路，坚持以反思的姿态面对教育。
　　这是一个心灵嘹亮的语文教师。语文教师的课堂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文课堂的魅力，影响着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喜欢程度。
　　我们熟知的中学教材中的两个语文教师形象，一个是别里科夫，一个是陈最良。我曾经在《生命中不能缺失的“个”》中写过：别里可夫这辈子没有结过婚这是无疑的，至于他是否为事业荒芜了大事，我们就不必推敲了。其生态是那样的黯淡、阴郁、狭仄和低垂，生命被禁锢得厉害，自缚得厉害，那么多死结，那么多壁垒，那么多禁忌，你何以能期望他的灵魂能明快起来？听命于时尚、舆论、集体价值、世俗评价的暗示和怂恿，惟独缺失了自个，消解了私人，惟独没有个体的理想和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实无论你是那样的风光八面的时令人物，这生命的自主快乐还是打了折扣，还是别里可夫一样的角色。而陈最良，或许更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去反省，这是我在《谈“情”是一个问题》中的体悟：对陈最良的尴尬，笔者特有感触。杜丽娘的父亲杜宝选择“饱学”的腐儒陈最良做塾师，乃是同气相求，他们的道德理性、思维定势无多大差别。但是与杜丽娘之间存在隔代交流，从不同年代获得的经验信息和个人情感，把他们相隔。也因此在杜丽娘们是最真切最直接而简单的阅读感受，在陈最良们的眼中被漠视了。从对《关雎》的理解上来看，杜丽娘从鸟儿的求偶联想到男女求偶，进而想到求偶行动是人生历程中最自然的程序，如此而已。重要的问题在于，正是在这种联想的基础上，情感受到激发，鸟儿飞鸣所构成的情境就成为被精神体验的语言了。在鸟儿的欢叫与诗中人自身的处境形成强烈对比的情况下，她自然感到生存的意义没有在人伦关系中得到充分肯定的缺憾。而已深受程朱理学污染的陈最良们又怎能有如此鲜活的感受？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陈最良和别里科夫，我们得扪心自问。这也是我读《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为作者的执著精神而感到钦佩的所在。这是一个能穿越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个体。
　　只有一个心灵嘹亮的人，才能成为穿越这个群体的个体。所谓“穿越群体”，是尊重群体又不限于群体的意思，也就是说个体身上有很多群体的东西，但又不是群体可以解释的。“穿越群体”自然也不是“回避群体”、“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等中国传统类型化的个体形象“设计”——后者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是一种“超脱”状态，通过与世无争来保全一种不会对现实产生影响力的“纯洁”形象。而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下，能做一个穿越群体的个体，其精神难能可贵。
　　今天的语文界，这个“派”那个“流”，煞是热闹，在行政权利的推动下，这个评比那个等级考核，也不可谓不丰富。但依然让我联想到了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所指出的：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学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可是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是目前教育上一个严重的问题。 　　“目前教育上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是要靠语文教师自己来解决。做一个心灵嘹亮的人，其实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环境，在我今天供职的学校，我们很有温暖，因为有一帮似乎与这个大环境不适应的同事，他们执著于自己的本职，能穿越这个群体，教自己的书，读自己的书。这让我想起当年朱自清在这个学校的情形。朱自清先生是个务实的人，虽彷徨还思有所作为，他对俞平伯表示，“弟虽潦倒，但现在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他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表达的更明确：在有限中求无穷，便是我们所能的有的自由。先生选择了阅读和写作来实现他自己所渴望的“心的旅行”。这便是成旭梅老师所主张的自由与局限。
　　在自己的领域拓宽自己的视域，他们有自己的执著。我的同事中有一群这样的精神歌者。徐建宏老师，这是个小说作者，他的《1935年的羊》入选了北师大的初中教材，他有这样的表达：“原谅我的粗俗吧，除了谩骂，我实在无法准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忧伤。而现在，愤怒已使我越来越有理由对原本绚烂的文学之花视若草芥了。不关心网络，不把文字贴到网上去，你少谈文学；不看韩剧，少了坐看一只安全套可以讨论一集的耐心，你少谈文学；不看炒楼新闻，不关注北京上海杭州温州等地的楼市，你少谈文学；不听黄段子，不讲黄段子，不转发黄段子，你少谈文学；不去迪厅，不看钢管舞表演，不在KTV里high几句甚至不搂着陌生女子的腰一起甩头，你谈什么文学？！到底是谁动了文学的奶酪？”这是一个在课堂上高亢的语文教师，他却居然在他所在城市的教师素养考核中考出学校语文组最差的一个分数“53”分，他并不以之为愧，反引以为傲，因为他对素养考题《荷塘月色》有别样的理解——这种骄傲的逼视，实令其他老师情无以堪。刘良永老师，一个宁愿把自己写文章的时间去给学生交流的老师，不需要名师的头衔，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有自己的坚守，在自己的散文世界里耕耘。我的同事中还有两个青年教师，一个是林森，一个是郑一舟。林森老师的本科和硕士专业和一个语文老师相距很远，但他就是做了一个语文教师，用他不同于一般语文教师的束缚来解读教材文本，他的语文观念自成一套体系。郑一舟老师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文艺学博士生，那位能跳楼结束自己生命的博士导师余虹的高徒，依然选择中学老师的职业，你说他对教材的文本的高度能走得多远，他的学生的精神素养就是不一般。所以说，草根的世界还是丰富多彩的，有自己的坚持，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都属于和成旭梅老师一样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教师。
　　做一个精神嘹亮的人，我们无法去改变语文界的格局，但我们有自己的课堂，这个课堂可以嘹亮，我们不需要语文180分。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