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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师范毕业后，在乡村小学教过八年书；之后离开讲台，又是七八年；2003年举家南下，重登讲台，那时我女儿刚读一年级——从那以后，在不同的校园里，跟她一起，跟我几届的学生们，共同度过了九年的校园时光。
现在回想起最初在乡村小学那八年，我似乎比那帮乡村孩子们更能玩，几乎没有让自己闲下来过。教语文，同时也兼音体美等科。师范时养成的每日书法的习惯一直有，吉他、口琴什么的也乐于尝试，每天还安排五六个小时的读杂书，背喜欢的古今诗文，抄成条幅挂满四壁。涂鸦，做文学梦。更热衷踢球。跟班上孩子们一起，每人几毛钱地凑起来，大概是二十三块钱，然后一起去小镇上的供销社，买下了柜台里显然存放很久了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足球。
学校没有围墙，教室后边的打谷场，秋天农民为了打谷晾晒，把谷场碾压得镜面般平整，赤脚在上面奔跑感觉很舒服。两边高高的稻草堆，权当了球门，天然环保。男女生混合编队——小学里女孩子发育早，踢毽子练出灵活脚法，玩起足球来比男孩子还更靠谱。学校前边大片收获后的稻田一片坦平，冬天落了大雪，白白，软软的，下了课，一只大脚把球开出去，一群人像追逐一只跳脱的野兔，呼喊，奔跑，雪花飞舞，热汗浃背。常常周末，学生都回家了，在宿舍里收拾收拾正要离开的时候，又有几个脑袋在窗台底下攒动：老师，还踢球不？踢！一阵欢呼后，一下子冒出许多个小脑袋，把个球从床底捞出来，头顶脚踹，呼啸着往谷场上去，几个黄狗也摇摆尾巴一路跟随。一直踢到天黑下来都看不清球了，才各作“鸟兽散”，有的孩子还要赶回几里外的村子。我才又推出自行车，擦擦汗，紧蹬着回去十多里外的家。
八年后我到镇上教管会机关做事，黄昏常到单位附近的田野散步。时候是在初夏，稻田青绿，渠水汤汤。天擦黑的时候，我转回来，在水渠边上见一个扛铁锹的姑娘，叫我老师。认得正是教书时颇喜欢踢球疯玩的一个女孩儿。问起来，是轮到自己家来巡看这数里长的水渠（灌溉时候，轮到自己村子用水时，要安排专人负责巡渠，防着有人半路扒开缺口“偷”走了宝贵的农业用水）。知道她还饿着肚子，看她面前，田野里长长弯弯的一条水渠伸向深重的暮色中，我不由得起了些担心，热情地再三邀请，到家里煮了碗面条端到她手上——那时候，我女儿是刚出生不久。
再回到校园里谋生，是跨越了几千里的时空，在繁荣的珠三角腹地。重新站到小学的讲台上，也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女儿不在我的班上。学校被高档小区包围，暗红塑胶跑道，篮球场涂满色彩，四周草木葱茏。早上我们会早早到校，迎着初升的太阳晨跑。陆续到校的孩子们放下书包，也会跟在我们身前身后追跑，操场上是如露水般新鲜的笑闹声声。带着女儿跑完，兴犹未尽，我会继续带班上的孩子跑步。这项活动后来发展成了班上一项固定的锻炼项目，规定所有学生每周晨跑三千米以上，我安排专门的本子，由体育委员每天负责登记，周末通报，奖优罚劣，这项活动坚持到这个班小学毕业，成为我们班上的一项特色，也正好契合了当时的全国中小学迎北京奥运冬季长跑活动。其中有一个孩子，叫陈兆丰，在那时候看来，性格是沉默了一些，但跑起步来有一股子狠劲儿。闷着头能一口气绕着三百米的跑道跟十来个圈。据他妈妈讲，这孩子渐渐地跑步有了瘾，寒假里也要在小区绕着圈跑。兆丰毕业后进了与小学对面的西区中学，成绩越发出色，更难得的是，当年的学校运动会，这孩子主动报名跑一千五百米，拿了名次。后来他妈妈专门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说要搁在以前，照这孩子的个性，做家长的是完全想不到他会主动报名参加。——兆丰去年刚去北京科技大学，在遥远的北方的大学校园里，一定还会有他跑步的身影吧？
也是在这个跑道边，有两株大的木棉，平常铜枝铁干沉默如斯，冬天刚过，却是最早开出大红花朵来报告春消息的。初夏时树巅飘出白絮，尤为可喜。女儿捡到团团白絮，装进小小的玻璃瓶里，还贴了个标签，写着“春の（日文“之”字）喜悦”，放在她的小小书桌旁。我在班上讲到这件事，好多孩子课间都去木棉树下走走，仰脸瞅瞅，绿化带里找找，不时也有欣喜的发现和惊呼。——这也成为我们班连续几年观察木棉的传统活动的发端。
元旦的时候，我带班上的孩子们把课桌并起来，每个组准备了红纸笔墨，共同用手书春联的方式来迎接新年（在老家小学教书的时候，我是每到年底都要给同事朋友写上百幅春联的）。这样有趣的活动，我也把女儿从隔壁教室里叫了来，跟班上比她大一些孩子们一起写春联——她的毛笔字倒也还写得沉稳大方。我用手机拍了她跟班上孩子们一起写春联的图片，还发在了那时的《中山日报》上。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个温暖的名字”，海子的诗句朴实亲切得让人动容。我是偶然知道在偌大的校园里，女儿也有她自己的花草。她说初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要经过植物园，爬几个坡。有时是晚修结束后，在教室里耽搁得晚了些，那时校园渐渐安静，看见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晚月，照着她最喜欢的一丛紫色花。白天，她也常常特意多绕一段路，去看那花——她把它们叫作她自己的花。想起我读初中的时候，几个小朋友也是把学校一处花坛里花叶阴蔽下几棵小小的含羞草当我们共享的一个秘密，常常偷偷地鬼鬼崇崇地去把那含羞草骚扰一小会儿，却绝不会告诉别人。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单调往返的教室、宿舍和饭堂之间的“三点一线”，确实需要一些调剂。对于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让他们在生活里多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多一点点牵挂和责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在班上开展了“认领自己的花草”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在学校的花草树木当中选择一棵当作自己的朋友，为它取名字，经常关照它。很快，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都做出了选择。有的孩子选择花，有的选择了草，也有的选择了大树。从他们接下来的日记中发现，他们与自己的花草沟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有些孩子是呼朋引伴地一起去认领和照顾花草，互相帮忙取名，热热闹闹地开着玩笑，因为有了各自的花草，便他们的同学之情更增添了一些内容。有的孩子是避开人群，悄悄地确定了自己的花草，有空自己转过去看看，自爱自怜、自娱自乐一下，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充实。许多孩子有心里话时会跟自己的花草说说，甚至在日记里给自己的花草写写信。每当烈日当空的时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都有孩子为自己的花草揪着一颗心。他们还在假期里上网，查资料，更多地了解一些自己的花草的生活习性。我呢，也抽出时间给他们心爱的植物分别拍下了照片，一一登记。 后来，这班学生毕业了，我当然保留了他们的毕业照，而那些植物的照片，也一直不舍得丢掉，跟毕业照一起保管着。有空的时候，看看照片上他们的面容，翻翻那些或伟岸、或纤细、或茁壮、或坚韧的花花草草的相片，我渐渐发觉，人和花草之间，竟有些微妙的联系呢。而当初女儿自己心仪的那丛植物，我自然也会格外多一些好感。
通常来讲，老师的视角，成人的世界和理念，甚至教师个人一些固有的观念和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学生成长的观察和干预。譬如学生之于漫画，对每个有心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的语文老师来讲，都是一个长久的纠结。当然在课堂上，在作文课上，会介绍给他们诸如丰子恺的护生画，几米的漫画，以及曾经占据报纸副刊的传统漫画等，但学生想要的显然不止这些。《知音漫客》《偷星九月天》《进击的巨人》《斗罗大陆》常常是在课堂内外柜桶上下跟教科书交替出现互为补充的。
那次坐大巴车出门，跟女儿坐在一起，她把一只耳机塞进我耳朵里——我第一反应却是本能地想拿掉，因为我太知道她存着的那些音乐了，大多是英文或韩语的，“听不懂”（我对英文歌的欣赏一直还停留在诸如《Country Road》《Moon River》《Yesterday Once More》等极有限的范围内）。但女儿却坚持要我试试。我听了一些，觉得并不是不可以接受。回头想想，女儿这边是如此，我的那些学生们呢，其实也是有他们另一些语言和认知体系的。接下来，在班上组织一个赛诗会的活动前，我有意给了他们一些空间，要他们分组，自己取队名，设计队徽和加油口号等。他们当场分队，取名，画卡纸板。瞧瞧吧：“非我莫属”队、“王者之道”队、“逗你玩”队、“干巴爹”队（学生的解释，因为“干巴爹”是日文中“加油”的意思，用“干巴爹”来作为队名，显得新颖、有个性）。“干巴爹”的队标是一个火柴人图案（身体小，心很大）；“非我莫属”队的标志人物是雷伊，中间写了“秒杀你”三个字，两边还写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而“逗你玩”战队的口号是“绝对防御，秒不掉”，上面画着漫画里史莱克七怪的队徽，外面写的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孩子们的自有语言体系在这里被激活，我也着实地开了眼界。不用说，赛诗会这样一个并不十分新鲜的活动，因为他们这些个性设计的存在，而显出了一些别样的风情。
我跟女儿共同在校园里呆的第九个年头上，她读初三。毕业考试前一周，六月中旬，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教育教学故事演讲。演讲似乎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之所以主动争取并成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我是进入学校演讲决赛的唯一男教师，年龄上，更无人能出其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女儿的中考鼓鼓劲，叫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所学校习惯性地把这样的一个演讲做成了一场“秀”，不只配有幻灯和音乐，还有啦啦队，有“亲友团”（级组的同事们）加油的视频。视频里还有我班上一群跳舞的女孩子，边舞蹈边喊出加油的节奏，她们打出的加油鼓劲的牌子，上边正写着“干巴爹！”。我女儿，在中考前复习最紧张的时候，晚修时跟老师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赶到学校的报告厅，挤在人丛里，听完了我的演讲——这是我们共同在一所学校里，她参与的我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我仍然要引用我那次以《未经彩排的故事》为题的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些什么，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未经彩排的故事有无限的精彩”。
九年，我和女儿以及我的学生们共同的交集，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但我的教育生活仍在继续，我对未来，仍有期待。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纪念中学三鑫双语学校）
现在回想起最初在乡村小学那八年，我似乎比那帮乡村孩子们更能玩，几乎没有让自己闲下来过。教语文，同时也兼音体美等科。师范时养成的每日书法的习惯一直有，吉他、口琴什么的也乐于尝试，每天还安排五六个小时的读杂书，背喜欢的古今诗文，抄成条幅挂满四壁。涂鸦，做文学梦。更热衷踢球。跟班上孩子们一起，每人几毛钱地凑起来，大概是二十三块钱，然后一起去小镇上的供销社，买下了柜台里显然存放很久了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足球。
学校没有围墙，教室后边的打谷场，秋天农民为了打谷晾晒，把谷场碾压得镜面般平整，赤脚在上面奔跑感觉很舒服。两边高高的稻草堆，权当了球门，天然环保。男女生混合编队——小学里女孩子发育早，踢毽子练出灵活脚法，玩起足球来比男孩子还更靠谱。学校前边大片收获后的稻田一片坦平，冬天落了大雪，白白，软软的，下了课，一只大脚把球开出去，一群人像追逐一只跳脱的野兔，呼喊，奔跑，雪花飞舞，热汗浃背。常常周末，学生都回家了，在宿舍里收拾收拾正要离开的时候，又有几个脑袋在窗台底下攒动：老师，还踢球不？踢！一阵欢呼后，一下子冒出许多个小脑袋，把个球从床底捞出来，头顶脚踹，呼啸着往谷场上去，几个黄狗也摇摆尾巴一路跟随。一直踢到天黑下来都看不清球了，才各作“鸟兽散”，有的孩子还要赶回几里外的村子。我才又推出自行车，擦擦汗，紧蹬着回去十多里外的家。
八年后我到镇上教管会机关做事，黄昏常到单位附近的田野散步。时候是在初夏，稻田青绿，渠水汤汤。天擦黑的时候，我转回来，在水渠边上见一个扛铁锹的姑娘，叫我老师。认得正是教书时颇喜欢踢球疯玩的一个女孩儿。问起来，是轮到自己家来巡看这数里长的水渠（灌溉时候，轮到自己村子用水时，要安排专人负责巡渠，防着有人半路扒开缺口“偷”走了宝贵的农业用水）。知道她还饿着肚子，看她面前，田野里长长弯弯的一条水渠伸向深重的暮色中，我不由得起了些担心，热情地再三邀请，到家里煮了碗面条端到她手上——那时候，我女儿是刚出生不久。
再回到校园里谋生，是跨越了几千里的时空，在繁荣的珠三角腹地。重新站到小学的讲台上，也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女儿不在我的班上。学校被高档小区包围，暗红塑胶跑道，篮球场涂满色彩，四周草木葱茏。早上我们会早早到校，迎着初升的太阳晨跑。陆续到校的孩子们放下书包，也会跟在我们身前身后追跑，操场上是如露水般新鲜的笑闹声声。带着女儿跑完，兴犹未尽，我会继续带班上的孩子跑步。这项活动后来发展成了班上一项固定的锻炼项目，规定所有学生每周晨跑三千米以上，我安排专门的本子，由体育委员每天负责登记，周末通报，奖优罚劣，这项活动坚持到这个班小学毕业，成为我们班上的一项特色，也正好契合了当时的全国中小学迎北京奥运冬季长跑活动。其中有一个孩子，叫陈兆丰，在那时候看来，性格是沉默了一些，但跑起步来有一股子狠劲儿。闷着头能一口气绕着三百米的跑道跟十来个圈。据他妈妈讲，这孩子渐渐地跑步有了瘾，寒假里也要在小区绕着圈跑。兆丰毕业后进了与小学对面的西区中学，成绩越发出色，更难得的是，当年的学校运动会，这孩子主动报名跑一千五百米，拿了名次。后来他妈妈专门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说要搁在以前，照这孩子的个性，做家长的是完全想不到他会主动报名参加。——兆丰去年刚去北京科技大学，在遥远的北方的大学校园里，一定还会有他跑步的身影吧？
也是在这个跑道边，有两株大的木棉，平常铜枝铁干沉默如斯，冬天刚过，却是最早开出大红花朵来报告春消息的。初夏时树巅飘出白絮，尤为可喜。女儿捡到团团白絮，装进小小的玻璃瓶里，还贴了个标签，写着“春の（日文“之”字）喜悦”，放在她的小小书桌旁。我在班上讲到这件事，好多孩子课间都去木棉树下走走，仰脸瞅瞅，绿化带里找找，不时也有欣喜的发现和惊呼。——这也成为我们班连续几年观察木棉的传统活动的发端。
元旦的时候，我带班上的孩子们把课桌并起来，每个组准备了红纸笔墨，共同用手书春联的方式来迎接新年（在老家小学教书的时候，我是每到年底都要给同事朋友写上百幅春联的）。这样有趣的活动，我也把女儿从隔壁教室里叫了来，跟班上比她大一些孩子们一起写春联——她的毛笔字倒也还写得沉稳大方。我用手机拍了她跟班上孩子们一起写春联的图片，还发在了那时的《中山日报》上。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个温暖的名字”，海子的诗句朴实亲切得让人动容。我是偶然知道在偌大的校园里，女儿也有她自己的花草。她说初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要经过植物园，爬几个坡。有时是晚修结束后，在教室里耽搁得晚了些，那时校园渐渐安静，看见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晚月，照着她最喜欢的一丛紫色花。白天，她也常常特意多绕一段路，去看那花——她把它们叫作她自己的花。想起我读初中的时候，几个小朋友也是把学校一处花坛里花叶阴蔽下几棵小小的含羞草当我们共享的一个秘密，常常偷偷地鬼鬼崇崇地去把那含羞草骚扰一小会儿，却绝不会告诉别人。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单调往返的教室、宿舍和饭堂之间的“三点一线”，确实需要一些调剂。对于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让他们在生活里多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多一点点牵挂和责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在班上开展了“认领自己的花草”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在学校的花草树木当中选择一棵当作自己的朋友，为它取名字，经常关照它。很快，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都做出了选择。有的孩子选择花，有的选择了草，也有的选择了大树。从他们接下来的日记中发现，他们与自己的花草沟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有些孩子是呼朋引伴地一起去认领和照顾花草，互相帮忙取名，热热闹闹地开着玩笑，因为有了各自的花草，便他们的同学之情更增添了一些内容。有的孩子是避开人群，悄悄地确定了自己的花草，有空自己转过去看看，自爱自怜、自娱自乐一下，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充实。许多孩子有心里话时会跟自己的花草说说，甚至在日记里给自己的花草写写信。每当烈日当空的时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都有孩子为自己的花草揪着一颗心。他们还在假期里上网，查资料，更多地了解一些自己的花草的生活习性。我呢，也抽出时间给他们心爱的植物分别拍下了照片，一一登记。 后来，这班学生毕业了，我当然保留了他们的毕业照，而那些植物的照片，也一直不舍得丢掉，跟毕业照一起保管着。有空的时候，看看照片上他们的面容，翻翻那些或伟岸、或纤细、或茁壮、或坚韧的花花草草的相片，我渐渐发觉，人和花草之间，竟有些微妙的联系呢。而当初女儿自己心仪的那丛植物，我自然也会格外多一些好感。
通常来讲，老师的视角，成人的世界和理念，甚至教师个人一些固有的观念和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学生成长的观察和干预。譬如学生之于漫画，对每个有心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的语文老师来讲，都是一个长久的纠结。当然在课堂上，在作文课上，会介绍给他们诸如丰子恺的护生画，几米的漫画，以及曾经占据报纸副刊的传统漫画等，但学生想要的显然不止这些。《知音漫客》《偷星九月天》《进击的巨人》《斗罗大陆》常常是在课堂内外柜桶上下跟教科书交替出现互为补充的。
那次坐大巴车出门，跟女儿坐在一起，她把一只耳机塞进我耳朵里——我第一反应却是本能地想拿掉，因为我太知道她存着的那些音乐了，大多是英文或韩语的，“听不懂”（我对英文歌的欣赏一直还停留在诸如《Country Road》《Moon River》《Yesterday Once More》等极有限的范围内）。但女儿却坚持要我试试。我听了一些，觉得并不是不可以接受。回头想想，女儿这边是如此，我的那些学生们呢，其实也是有他们另一些语言和认知体系的。接下来，在班上组织一个赛诗会的活动前，我有意给了他们一些空间，要他们分组，自己取队名，设计队徽和加油口号等。他们当场分队，取名，画卡纸板。瞧瞧吧：“非我莫属”队、“王者之道”队、“逗你玩”队、“干巴爹”队（学生的解释，因为“干巴爹”是日文中“加油”的意思，用“干巴爹”来作为队名，显得新颖、有个性）。“干巴爹”的队标是一个火柴人图案（身体小，心很大）；“非我莫属”队的标志人物是雷伊，中间写了“秒杀你”三个字，两边还写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而“逗你玩”战队的口号是“绝对防御，秒不掉”，上面画着漫画里史莱克七怪的队徽，外面写的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孩子们的自有语言体系在这里被激活，我也着实地开了眼界。不用说，赛诗会这样一个并不十分新鲜的活动，因为他们这些个性设计的存在，而显出了一些别样的风情。
我跟女儿共同在校园里呆的第九个年头上，她读初三。毕业考试前一周，六月中旬，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教育教学故事演讲。演讲似乎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之所以主动争取并成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我是进入学校演讲决赛的唯一男教师，年龄上，更无人能出其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女儿的中考鼓鼓劲，叫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所学校习惯性地把这样的一个演讲做成了一场“秀”，不只配有幻灯和音乐，还有啦啦队，有“亲友团”（级组的同事们）加油的视频。视频里还有我班上一群跳舞的女孩子，边舞蹈边喊出加油的节奏，她们打出的加油鼓劲的牌子，上边正写着“干巴爹！”。我女儿，在中考前复习最紧张的时候，晚修时跟老师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赶到学校的报告厅，挤在人丛里，听完了我的演讲——这是我们共同在一所学校里，她参与的我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我仍然要引用我那次以《未经彩排的故事》为题的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些什么，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未经彩排的故事有无限的精彩”。
九年，我和女儿以及我的学生们共同的交集，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但我的教育生活仍在继续，我对未来，仍有期待。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纪念中学三鑫双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