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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对于现代基础教育的价值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思考与争论的问题，“文白之争”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古诗文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变化往往通过高考得以体现，其在高考中的命题取向与比重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文化与教育政策的价值导向。高考作为国家级的考试，既反映国家意志与需要，又体现社会个体的需要，对于人才培育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与导向意义。总结和研究新中国70年高考古诗文命题特点与经验，可以为基础语文教育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选拔人才效度的提高提供历史的启示与反思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高考古诗文从无到有，逐步提高，重文轻诗
总体上，新中国高考语文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十年动乱”前的初创期（1954年～1965年）;“十年动乱”后至新世纪的改革调整期（1977年-2000年）;新世纪20年以来的充实完善期（2001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高考命题制度与专业机构等尚未健全，语文试卷结构单一。新中国成立初前三年的大学招生基本采用的是高校自主或区域高校联合招生方式。195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O年度暑假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如有困难，也允许各校单独招生。1952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统一高考。1954年，语文试卷中开始出现文言文试题，其后一直延续到1965年。
从命题材料看，新中国成立初期高考中古诗文考查的重点是文言文，仅在1957年考查了古诗，反映了这一时期高考语文侧重思想性，“以文为主”“以道为主”的特征。此时的文言文试题材料以叙述性的传记类与说明性文体为主，内容较为清晰，有利于提升考试的信度与效度。从文言材料的思想性看，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主题，蕴含谦虚、团结、奋斗等精神，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三元里抗英》歌颂不耻下交、礼贤下士的大度胸怀，《史记·魏公子传》赞扬不惧困难的勇敢精神，《鬼怕恶人》《小儿不畏虎》等均是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意蕴的材料，这些思想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立业所需的民族精神。
从命题的形式与任务看，这一时期对文言文学习深度和难度的要求也逐步提升。这一阶段高考重在考评考生文白转换的翻译能力，考查考生阅读文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翻译需要具有相应的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文言句段的理解能力和文白转换能力，这也是文言阅读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语文高考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大了试题的难度，如1962年～ 1965年均增加了句读题和关键词的理解与辨析，这对文言文阅读的准确性和基础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从分值比例看，文言文所占的份额逐年增加，1960年～1965年，高考只考作文和文言文两个部分，每个部分100分，总分为200分，可见当时对文言文的价值予以高度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语文融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建设，因此简单明了、注重实用的文风就成为必然。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在“编辑大意”中明确界定，“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是语言，是并重的听说读写”[1]。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尤其是1954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语文》分为《语言》《文学》两个独立的学科，文学与语言获得平等的地位，古诗文的重要性也逐步上升。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文言文，要有计划地讲读，培养学生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为将来阅读古籍，接受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打下初步基础;并且吸取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学习一些写作技巧。文言文可占课文总数的40%以上，各年级依次增多。”[2]1957年- 1966年，古诗文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政策导向引领当时的语文学科重视文言文教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
二、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末，重视“双基”，题型与维度多样化
“十年动乱”以政治为纲的“教育革命”使得古诗文的教学地位大幅下降。1977年，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国务院批准转发《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在“改革开放”宗旨的指导下，古诗文教学价值在基础教育中又逐步获得认可与重视。1977年- 20世纪末的23年间，高考语文逐步由政治化转向语言文学化。综合古诗文分值、题型、测评维度等因素的变化，高考古诗文命题在这23年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7年- 1982年是整固阶段，高考只考文言文，立足文言基础常识，重在翻译。恢复高考初期，文言文试题分值比为：文科保持在25%左右，理科约为20%。初期的题型比较粗放机械，主要是翻译句子与解释词语。文科比理科难度大（1982年以前，文理科高考分卷），增加了关键句子的解释以及多义词语的辨析。重点考查文言阅读中理解句子含义、虚词作用、断句标点三个方面。从命题难度看，改革开放的前三年，语文高考试题力求体现人才选拔的针对性，根据目标文言文的难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十年动乱”期间，基础教育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薄弱，因此在恢复高考初期，文言文的考查要求低，重视文言的工具性，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1983年～1990年是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文理科高考合卷，命题形式逐步丰富，難度逐渐加大。198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注意克服轻视文科的倾向。重视和加强语文、历史、地理、音乐和美术等科教学，课时必须保证。不要搞高考考什么就只开设什么课程的所谓‘文理分科’”[3]。语文高考文理科合卷，决定了古诗文试题的全面性与基础性特点。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下，语文高考试题逐步增加了客观题、选择题题型。1989年全国高考推广标准化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要在继承我国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逐步实行标准化”[4]。这一阶段，客观题型占比由1983年的16.7%增加到1990年的48.3%。古诗文考题也出现了选择型试题，如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与比喻义等，逐步加强对文言词语理解精确性的考查。这一时期的试题重点考查文言词语古今词义、本义与引申义等的差别，通假字的识别，以及词类活用的判断。古诗方面考题着重考核文学、文化常识等，如1984年全国卷试题“古代文学家十二人和古典文学作品十二篇，请把每一位唐代作家和他的作品分别用线条连起来”等。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尝试古诗的鉴赏与情境化问题设计。这个阶段，古诗的考题份额增加，难度加大，考试题型更为丰富。试题力求避免机械的填空，而借助具体诗句和篇章辨析诗歌特点与基础知识，如辨析诗句的类型、辨析律诗与绝句的诗句、诗句排序等。调整阶段，古诗文在此前基础上考点更加丰富，文言文材料文本长度也略有增加，考题出现了文言文的深度阅读和比较阅读，如1985年全国卷中，要求考生读《周顺昌传》《五人墓碑记》的两段节选材料，比较其写作手法的异同，考题难度明显加大，提升了文言考题的综合性。
1991年- 2001年，古诗文命题进入逐步完善阶段，命题形式、测试点与材料形式比较相似，分值与占比也较为稳定，考题形式更加丰富灵活，为新世纪的高考古诗文命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91年起，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分为选择题部分“I卷”与非选择题部分“Ⅱ卷”，即“合卷及两卷”的呈现形式。从考题形式看，古诗文主要是选择题，如2001年古诗文考题全部为选择题。这一时期古诗文在高考语文试卷的分值除1991年占比较大、2000年占比较小外，其余年份占比为160-/o_lgo-/o，比较平稳，具体见表1。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高考古诗文所占比值有所减少，但增加了文言阅读测试内容，考点涉及词语解释、读音辨析、词语用法、句意理解、句子的理解与整合、主题概括、人物形象分析等，几乎覆盖了文言阅读的全部基础要素。题型方面，主要是选择题和翻译题，一个突出变化是取消了文言文的直译，代之以选择形式的意译。文言语境化的考查方式得到强化，命题重点是文言虚词与实词词义的辨识，要求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辨析多义词、古今异义词等。词语之外，增加了句子的考查，如省略句的补充、句意的辨析、用典的含义、不同文言句式的辨析等。文本理解与基础知识方面，对文本主要信息的概括，以及文化、文学、文言常识方面的考题依然保留。从整体看，这一阶段文言文考查维度比此前有所增加，灵活多样的题型全面考查考生的文言理解与综合分析能力。
高考全国卷对古诗的考查以基础知识为主，辅之以诗句鉴赏与写作手法分析等。如1992年要求考生回答题目中所列的六句诗“全出自唐代人作品的一组是哪一组”。类似考题考查考生对教材的熟悉程度，以及古诗知识的积累状况。这一时期，古诗考题更加灵活、更有深度，与文言文考题相同，增加了古诗比较鉴赏，如1988年要求考生“分别选出最能表现该诗意境的词”，1990年要求考生根据提供的六首绝句分别说出描写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哪些景物，并能正确分类，1997年要求比较刘禹锡《望洞庭》和雍陶《题君山》的写作手法等。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高考古诗文试题，总体力求“避免脱离读、写、听、说的实际，单纯运用知识概念、名词术语考学生”[5]，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语言综合运用的特征。
三、新世纪“三维”导向，重视情境化、个性化古诗文命题
新世纪之初，基础教育确立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新课程改革使得语文高考命题方向有了新变化，新世纪语文高考命题也促进新课程“选择”“探究”等语文学习理念得以落实。新世纪前十年是新课程奠基阶段，也是语文教学方式的重要转型期，语文高考命题是重要的“风向标”。从语文高考古诗文的命题特点看，重视鉴赏考查，尤其是重视多元个性化的鉴赏。与20世纪相比，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如2002年要求考生阅读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并回答：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曾说“折柳”二字是全诗的关键，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你是否同意“关键”之说？为什么？这种新题型反映了语文新课程理念：“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6]这种具有个性化的古诗鉴赏题为古诗命题增添了活力与亮色。
新世纪语文高考古诗文分值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2010年是第一阶段，为新课程语文高考的转型期。2001年，高考“3 X”改革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实施。这一时期的语文高考，大部分省份依然采用全国统一试题，古诗文题型与此前相比有了一定变化，平均分值比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8.3分;选择题比例减小，2001年占比为100%，2002年减到50%，2010年为39.1%;增加了主观性的开放性试题，又恢复了翻译题并加大其分值比，另外还有古诗鉴赏与“补写名句”题。这一时期古诗文分值较为稳定，保持在30 - 32分之间，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21.3%左右。2011年- 2019年是第二个阶段，为新课程语文高考的调整期。这一时期语文高考古诗文试题分值略有增加，在34～36分范围内呈递减变化：前6年均为36分，2017年为35分（“名句默写”减少了1分），2018年与2019年为34分，减少了古诗鉴赏的分值，占比约为23%。从2004年开始，全国卷按照省份区域命题，试卷数量增加（基本保持在2-3套），几套试卷的文字长度、题型、试卷结构比较一致，命题材料有所变化。总体上，新世纪前19年高考古诗文题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从形式上看，新世纪高考古诗文试题重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考试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利于对考生的古诗文能力予以较为全面的考查。开放性试题主要是关于古诗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重点是古诗文的写作艺术赏析，如“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的概括和“怎样表达”写作技巧的分析等。主观性的问答题使得考生可以写出自己独特性的理解，不只是在既定的选项中寻找预设性答案，使得考题具有了开放性，体现出新课程的探究理念——“文言文阅读的评价，重点考查阅读不太艰深的文言文能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7]，力避以“繁难偏旧”知识为目的的考试。对文化知识的考查不是考“死记硬背”，而是借助古诗文的语境检测积累，如2019年全国卷I文言文阅读第11题就借助文本考查了“诸子百家”“诏令”“礼乐”“就国”，全国卷Ⅱ第11题考查“秦穆公”“汤武”“商鞅变法”“黥”，全国卷Ⅲ第11题考查“殷纣”“武王”“三晋”“令尹”的文化常识。这种语境化的试题既有利于督促考生大量阅读，也有利于引导“活学活用”的古詩文教学方向。 从选文材料看，新世纪高考古诗文试题选文长度比20世纪90年代略有增加，字数保持在540—600字范围内，对考生的阅读速度提高了要求。选文内容依然保留正面历史人物的叙述性文章选编传统，以弘扬中华民族忠孝一体的家国情怀、忠诚担当以及勤学苦练的态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这类材料有利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与传统文化。对于古诗文知识的考查逐步增加理解、分析与综合的维度，语文课程标准也将这种考试转型予以明确——“避免以单纯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设计考题，避免死记硬背”[8]。这种测试转型是新世纪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对于将古诗文学习转化为语文素养培养也起到引导的作用。
四、反思与展望：面向未来的高考古诗文命题
纵观新中国70年，高考古诗文试题为未来的命题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反思的基础。新世纪以来，“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成为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明确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9]作为新时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原则。从新中国高考古诗文命题轨迹看，这一核心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高考古诗文命题将接续这一传统。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主持编写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高考体系由“一核”“四层”“四翼”构成，其中的“一核”——“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10]是高考的指导思想与出发点，也是对新中国高考命题脉络的清晰化和层次化体现，古诗文命题也必将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1.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古诗文是命题材料的来源
从新中国高考古诗文的命题素材看，无论是文言文还是古诗.所选取的材料均寄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或勇于创造，或勇于担当;或刚正不阿，或廉洁公正……这些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渊源，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因此选择此类材料有利于引导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选择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文，在日常的阅读与积累中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从而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精神的底子，并启发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使得学生能够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当代文化，思考现实问题。课标在“命题与阅卷原则”中明确要求：“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材料的选用，引导学生从中获得对当代文化问题的思考。”[11]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诗文的审美意义成为其更为重要的学习价值。对于学生而言，古诗文的文化基因价值大于其工具性价值，因此古诗文命题选择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素材，是顺应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2.活化古诗文，引导“古为今用”的学习观是高考古诗文命题的重要责任
从今人的功用角度看，古诗文的交际性、工具性退化，其主要价值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学习古诗文不是模仿与复制古人的情趣、生活及其表达方式，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是从古诗文中获得精神的营养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从而使今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收获尊重和健康成长。“我们是通过文化使自己完备或完善那种不完备的动物”[12]。长期以来，古诗文的学习存在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机械解读，注重词藻技巧，轻视生命体验等问题。激发古诗文学习的活力，需要改变评价方式，优化古诗文测评维度，以高考命题引导语文教学方向与方法，使学生在古诗文学习中进行生活体验、生命体悟等。“立德树人”这一方针的实现需要借助学科潜移默化地完成，古诗文是良好的载体，可以让学生从古人的榜样与历史经验中获得生活与成长的智慧，因此要避免简单的死记硬背和过度用力于词藻章句的训诂式古诗文学习。从我国高考古诗文命题的轨迹看，试题主要侧重对记忆和翻译的积累性考查，古诗文运用和创造维度的考查题目较少。因此，利用学生生活与成长经验学习古诗文，建构“古为今用”的学习与评价模型十分紧要。如2017年我国台湾的“大学指定科目考试”（高校入学考试）第11小题，要求学生根据所选的《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魏徵给崔判官的文言书信，判断“写信者”和“收信者”分别是谁，以及根据提示语判断书信的隐含信息等。该题既考查学生的书信知识，也考查学生的阅读常识，将传统经典阅读与日常生活相关联。这样的试题从对古诗文的记忆、理解和运用等多个维度进行考查，体现了从传统的“考知识”转向“考能力”的高考命题改革趋势。
3.进一步优化命题技术，继续提升试题效度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高考古诗文分值、题型与测试维度都日趋稳定、成熟，但古诗文命题依然有需要完善的技术细节，如丰富命题样式与维度，进一步提升古诗文命题的效度等。从前文所整理的资料看，文言文与古诗的考查偏重于识记，轻视考生的个性化鉴赏，影响了古诗的文学张力与活性，使得经典阅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缺失，也同样影响考試效度。试题的效度是考试的核心指标，对于能否达到测试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效度的高低直接受制于试题任务，模糊的题干会影响考试效度。以2016年全国卷Ⅱ的“名篇名句默写”第3题为例：“杜牧《阿房宫赋》中以‘ ____ ， _____ ’描写阿房宫宫人的美丽，她们伫立远眺，盼望着皇帝临幸。”该题的答案是“缦立远视，而望幸焉”，但由于题干指向不清楚，导致很多考生答错，填写了“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一句。该题原本的命题意图为填空部分与后句是解说关系，但很多考生认为填空部分与后句是承接关系，对题干句式的理解差异导致答错。该题的得分率极低，西部某省考生该年该题得分率最低，在“名篇名句默写”中，0分者约占31.29%，主要是第3题。2019年全国卷Ⅱ“古代诗歌阅读”中的第15小题：“诗歌的颈联描写了两个具体场景，与其他各联直抒胸臆的写法不同，这样写在情感表达和结构安排方面有什么作用？”该题既考查考生是否理解“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魂”一句的含义和作用，同时又将“颈联”这一术语杂糅在题干中，无疑影响了考题的效度。从命题的一般原则看，效度必须能有效地反映测验目标，避免因考生不懂题干而影响测试目标。但从答题情况看，大量考生回答了“颔联”句子的作用。该题陕西省考生平均得分率仅为29.5%。如题干改为“第三联”，问题会更加清晰，试题的信度与效度就会提升。
从历史角度看，新中国高考古诗文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语文高考的命题导向与教育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发展对语文教育的基本需要的变化。从发展角度看，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要求古诗文“传承与理解”中华文明，因此，如何赋予古诗文更加鲜活的生命力是语文教育者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2][5]张鸿苓.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11，324，47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14-15.
[4]教育部考试中心，我与高考改革同行[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38.
[6][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23.
[8][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9，2，49.
[10]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
[12]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高考古诗文从无到有，逐步提高，重文轻诗
总体上，新中国高考语文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十年动乱”前的初创期（1954年～1965年）;“十年动乱”后至新世纪的改革调整期（1977年-2000年）;新世纪20年以来的充实完善期（2001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高考命题制度与专业机构等尚未健全，语文试卷结构单一。新中国成立初前三年的大学招生基本采用的是高校自主或区域高校联合招生方式。195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O年度暑假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如有困难，也允许各校单独招生。1952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统一高考。1954年，语文试卷中开始出现文言文试题，其后一直延续到1965年。
从命题材料看，新中国成立初期高考中古诗文考查的重点是文言文，仅在1957年考查了古诗，反映了这一时期高考语文侧重思想性，“以文为主”“以道为主”的特征。此时的文言文试题材料以叙述性的传记类与说明性文体为主，内容较为清晰，有利于提升考试的信度与效度。从文言材料的思想性看，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主题，蕴含谦虚、团结、奋斗等精神，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三元里抗英》歌颂不耻下交、礼贤下士的大度胸怀，《史记·魏公子传》赞扬不惧困难的勇敢精神，《鬼怕恶人》《小儿不畏虎》等均是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意蕴的材料，这些思想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立业所需的民族精神。
从命题的形式与任务看，这一时期对文言文学习深度和难度的要求也逐步提升。这一阶段高考重在考评考生文白转换的翻译能力，考查考生阅读文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翻译需要具有相应的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文言句段的理解能力和文白转换能力，这也是文言阅读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语文高考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大了试题的难度，如1962年～ 1965年均增加了句读题和关键词的理解与辨析，这对文言文阅读的准确性和基础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从分值比例看，文言文所占的份额逐年增加，1960年～1965年，高考只考作文和文言文两个部分，每个部分100分，总分为200分，可见当时对文言文的价值予以高度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语文融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建设，因此简单明了、注重实用的文风就成为必然。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在“编辑大意”中明确界定，“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是语言，是并重的听说读写”[1]。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尤其是1954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语文》分为《语言》《文学》两个独立的学科，文学与语言获得平等的地位，古诗文的重要性也逐步上升。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文言文，要有计划地讲读，培养学生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为将来阅读古籍，接受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打下初步基础;并且吸取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学习一些写作技巧。文言文可占课文总数的40%以上，各年级依次增多。”[2]1957年- 1966年，古诗文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政策导向引领当时的语文学科重视文言文教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
二、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末，重视“双基”，题型与维度多样化
“十年动乱”以政治为纲的“教育革命”使得古诗文的教学地位大幅下降。1977年，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国务院批准转发《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在“改革开放”宗旨的指导下，古诗文教学价值在基础教育中又逐步获得认可与重视。1977年- 20世纪末的23年间，高考语文逐步由政治化转向语言文学化。综合古诗文分值、题型、测评维度等因素的变化，高考古诗文命题在这23年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7年- 1982年是整固阶段，高考只考文言文，立足文言基础常识，重在翻译。恢复高考初期，文言文试题分值比为：文科保持在25%左右，理科约为20%。初期的题型比较粗放机械，主要是翻译句子与解释词语。文科比理科难度大（1982年以前，文理科高考分卷），增加了关键句子的解释以及多义词语的辨析。重点考查文言阅读中理解句子含义、虚词作用、断句标点三个方面。从命题难度看，改革开放的前三年，语文高考试题力求体现人才选拔的针对性，根据目标文言文的难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十年动乱”期间，基础教育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薄弱，因此在恢复高考初期，文言文的考查要求低，重视文言的工具性，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1983年～1990年是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文理科高考合卷，命题形式逐步丰富，難度逐渐加大。198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注意克服轻视文科的倾向。重视和加强语文、历史、地理、音乐和美术等科教学，课时必须保证。不要搞高考考什么就只开设什么课程的所谓‘文理分科’”[3]。语文高考文理科合卷，决定了古诗文试题的全面性与基础性特点。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下，语文高考试题逐步增加了客观题、选择题题型。1989年全国高考推广标准化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要在继承我国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逐步实行标准化”[4]。这一阶段，客观题型占比由1983年的16.7%增加到1990年的48.3%。古诗文考题也出现了选择型试题，如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与比喻义等，逐步加强对文言词语理解精确性的考查。这一时期的试题重点考查文言词语古今词义、本义与引申义等的差别，通假字的识别，以及词类活用的判断。古诗方面考题着重考核文学、文化常识等，如1984年全国卷试题“古代文学家十二人和古典文学作品十二篇，请把每一位唐代作家和他的作品分别用线条连起来”等。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尝试古诗的鉴赏与情境化问题设计。这个阶段，古诗的考题份额增加，难度加大，考试题型更为丰富。试题力求避免机械的填空，而借助具体诗句和篇章辨析诗歌特点与基础知识，如辨析诗句的类型、辨析律诗与绝句的诗句、诗句排序等。调整阶段，古诗文在此前基础上考点更加丰富，文言文材料文本长度也略有增加，考题出现了文言文的深度阅读和比较阅读，如1985年全国卷中，要求考生读《周顺昌传》《五人墓碑记》的两段节选材料，比较其写作手法的异同，考题难度明显加大，提升了文言考题的综合性。
1991年- 2001年，古诗文命题进入逐步完善阶段，命题形式、测试点与材料形式比较相似，分值与占比也较为稳定，考题形式更加丰富灵活，为新世纪的高考古诗文命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91年起，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分为选择题部分“I卷”与非选择题部分“Ⅱ卷”，即“合卷及两卷”的呈现形式。从考题形式看，古诗文主要是选择题，如2001年古诗文考题全部为选择题。这一时期古诗文在高考语文试卷的分值除1991年占比较大、2000年占比较小外，其余年份占比为160-/o_lgo-/o，比较平稳，具体见表1。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高考古诗文所占比值有所减少，但增加了文言阅读测试内容，考点涉及词语解释、读音辨析、词语用法、句意理解、句子的理解与整合、主题概括、人物形象分析等，几乎覆盖了文言阅读的全部基础要素。题型方面，主要是选择题和翻译题，一个突出变化是取消了文言文的直译，代之以选择形式的意译。文言语境化的考查方式得到强化，命题重点是文言虚词与实词词义的辨识，要求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辨析多义词、古今异义词等。词语之外，增加了句子的考查，如省略句的补充、句意的辨析、用典的含义、不同文言句式的辨析等。文本理解与基础知识方面，对文本主要信息的概括，以及文化、文学、文言常识方面的考题依然保留。从整体看，这一阶段文言文考查维度比此前有所增加，灵活多样的题型全面考查考生的文言理解与综合分析能力。
高考全国卷对古诗的考查以基础知识为主，辅之以诗句鉴赏与写作手法分析等。如1992年要求考生回答题目中所列的六句诗“全出自唐代人作品的一组是哪一组”。类似考题考查考生对教材的熟悉程度，以及古诗知识的积累状况。这一时期，古诗考题更加灵活、更有深度，与文言文考题相同，增加了古诗比较鉴赏，如1988年要求考生“分别选出最能表现该诗意境的词”，1990年要求考生根据提供的六首绝句分别说出描写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哪些景物，并能正确分类，1997年要求比较刘禹锡《望洞庭》和雍陶《题君山》的写作手法等。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高考古诗文试题，总体力求“避免脱离读、写、听、说的实际，单纯运用知识概念、名词术语考学生”[5]，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语言综合运用的特征。
三、新世纪“三维”导向，重视情境化、个性化古诗文命题
新世纪之初，基础教育确立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新课程改革使得语文高考命题方向有了新变化，新世纪语文高考命题也促进新课程“选择”“探究”等语文学习理念得以落实。新世纪前十年是新课程奠基阶段，也是语文教学方式的重要转型期，语文高考命题是重要的“风向标”。从语文高考古诗文的命题特点看，重视鉴赏考查，尤其是重视多元个性化的鉴赏。与20世纪相比，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如2002年要求考生阅读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并回答：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曾说“折柳”二字是全诗的关键，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你是否同意“关键”之说？为什么？这种新题型反映了语文新课程理念：“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6]这种具有个性化的古诗鉴赏题为古诗命题增添了活力与亮色。
新世纪语文高考古诗文分值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2010年是第一阶段，为新课程语文高考的转型期。2001年，高考“3 X”改革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实施。这一时期的语文高考，大部分省份依然采用全国统一试题，古诗文题型与此前相比有了一定变化，平均分值比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8.3分;选择题比例减小，2001年占比为100%，2002年减到50%，2010年为39.1%;增加了主观性的开放性试题，又恢复了翻译题并加大其分值比，另外还有古诗鉴赏与“补写名句”题。这一时期古诗文分值较为稳定，保持在30 - 32分之间，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21.3%左右。2011年- 2019年是第二个阶段，为新课程语文高考的调整期。这一时期语文高考古诗文试题分值略有增加，在34～36分范围内呈递减变化：前6年均为36分，2017年为35分（“名句默写”减少了1分），2018年与2019年为34分，减少了古诗鉴赏的分值，占比约为23%。从2004年开始，全国卷按照省份区域命题，试卷数量增加（基本保持在2-3套），几套试卷的文字长度、题型、试卷结构比较一致，命题材料有所变化。总体上，新世纪前19年高考古诗文题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从形式上看，新世纪高考古诗文试题重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考试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利于对考生的古诗文能力予以较为全面的考查。开放性试题主要是关于古诗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重点是古诗文的写作艺术赏析，如“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的概括和“怎样表达”写作技巧的分析等。主观性的问答题使得考生可以写出自己独特性的理解，不只是在既定的选项中寻找预设性答案，使得考题具有了开放性，体现出新课程的探究理念——“文言文阅读的评价，重点考查阅读不太艰深的文言文能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7]，力避以“繁难偏旧”知识为目的的考试。对文化知识的考查不是考“死记硬背”，而是借助古诗文的语境检测积累，如2019年全国卷I文言文阅读第11题就借助文本考查了“诸子百家”“诏令”“礼乐”“就国”，全国卷Ⅱ第11题考查“秦穆公”“汤武”“商鞅变法”“黥”，全国卷Ⅲ第11题考查“殷纣”“武王”“三晋”“令尹”的文化常识。这种语境化的试题既有利于督促考生大量阅读，也有利于引导“活学活用”的古詩文教学方向。 从选文材料看，新世纪高考古诗文试题选文长度比20世纪90年代略有增加，字数保持在540—600字范围内，对考生的阅读速度提高了要求。选文内容依然保留正面历史人物的叙述性文章选编传统，以弘扬中华民族忠孝一体的家国情怀、忠诚担当以及勤学苦练的态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这类材料有利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与传统文化。对于古诗文知识的考查逐步增加理解、分析与综合的维度，语文课程标准也将这种考试转型予以明确——“避免以单纯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设计考题，避免死记硬背”[8]。这种测试转型是新世纪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对于将古诗文学习转化为语文素养培养也起到引导的作用。
四、反思与展望：面向未来的高考古诗文命题
纵观新中国70年，高考古诗文试题为未来的命题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反思的基础。新世纪以来，“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成为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明确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9]作为新时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原则。从新中国高考古诗文命题轨迹看，这一核心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高考古诗文命题将接续这一传统。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主持编写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高考体系由“一核”“四层”“四翼”构成，其中的“一核”——“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10]是高考的指导思想与出发点，也是对新中国高考命题脉络的清晰化和层次化体现，古诗文命题也必将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1.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古诗文是命题材料的来源
从新中国高考古诗文的命题素材看，无论是文言文还是古诗.所选取的材料均寄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或勇于创造，或勇于担当;或刚正不阿，或廉洁公正……这些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渊源，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因此选择此类材料有利于引导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选择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文，在日常的阅读与积累中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从而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精神的底子，并启发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使得学生能够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当代文化，思考现实问题。课标在“命题与阅卷原则”中明确要求：“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材料的选用，引导学生从中获得对当代文化问题的思考。”[11]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诗文的审美意义成为其更为重要的学习价值。对于学生而言，古诗文的文化基因价值大于其工具性价值，因此古诗文命题选择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素材，是顺应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2.活化古诗文，引导“古为今用”的学习观是高考古诗文命题的重要责任
从今人的功用角度看，古诗文的交际性、工具性退化，其主要价值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学习古诗文不是模仿与复制古人的情趣、生活及其表达方式，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是从古诗文中获得精神的营养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从而使今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收获尊重和健康成长。“我们是通过文化使自己完备或完善那种不完备的动物”[12]。长期以来，古诗文的学习存在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机械解读，注重词藻技巧，轻视生命体验等问题。激发古诗文学习的活力，需要改变评价方式，优化古诗文测评维度，以高考命题引导语文教学方向与方法，使学生在古诗文学习中进行生活体验、生命体悟等。“立德树人”这一方针的实现需要借助学科潜移默化地完成，古诗文是良好的载体，可以让学生从古人的榜样与历史经验中获得生活与成长的智慧，因此要避免简单的死记硬背和过度用力于词藻章句的训诂式古诗文学习。从我国高考古诗文命题的轨迹看，试题主要侧重对记忆和翻译的积累性考查，古诗文运用和创造维度的考查题目较少。因此，利用学生生活与成长经验学习古诗文，建构“古为今用”的学习与评价模型十分紧要。如2017年我国台湾的“大学指定科目考试”（高校入学考试）第11小题，要求学生根据所选的《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魏徵给崔判官的文言书信，判断“写信者”和“收信者”分别是谁，以及根据提示语判断书信的隐含信息等。该题既考查学生的书信知识，也考查学生的阅读常识，将传统经典阅读与日常生活相关联。这样的试题从对古诗文的记忆、理解和运用等多个维度进行考查，体现了从传统的“考知识”转向“考能力”的高考命题改革趋势。
3.进一步优化命题技术，继续提升试题效度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高考古诗文分值、题型与测试维度都日趋稳定、成熟，但古诗文命题依然有需要完善的技术细节，如丰富命题样式与维度，进一步提升古诗文命题的效度等。从前文所整理的资料看，文言文与古诗的考查偏重于识记，轻视考生的个性化鉴赏，影响了古诗的文学张力与活性，使得经典阅读的时代性与开放性缺失，也同样影响考試效度。试题的效度是考试的核心指标，对于能否达到测试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效度的高低直接受制于试题任务，模糊的题干会影响考试效度。以2016年全国卷Ⅱ的“名篇名句默写”第3题为例：“杜牧《阿房宫赋》中以‘ ____ ， _____ ’描写阿房宫宫人的美丽，她们伫立远眺，盼望着皇帝临幸。”该题的答案是“缦立远视，而望幸焉”，但由于题干指向不清楚，导致很多考生答错，填写了“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一句。该题原本的命题意图为填空部分与后句是解说关系，但很多考生认为填空部分与后句是承接关系，对题干句式的理解差异导致答错。该题的得分率极低，西部某省考生该年该题得分率最低，在“名篇名句默写”中，0分者约占31.29%，主要是第3题。2019年全国卷Ⅱ“古代诗歌阅读”中的第15小题：“诗歌的颈联描写了两个具体场景，与其他各联直抒胸臆的写法不同，这样写在情感表达和结构安排方面有什么作用？”该题既考查考生是否理解“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魂”一句的含义和作用，同时又将“颈联”这一术语杂糅在题干中，无疑影响了考题的效度。从命题的一般原则看，效度必须能有效地反映测验目标，避免因考生不懂题干而影响测试目标。但从答题情况看，大量考生回答了“颔联”句子的作用。该题陕西省考生平均得分率仅为29.5%。如题干改为“第三联”，问题会更加清晰，试题的信度与效度就会提升。
从历史角度看，新中国高考古诗文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语文高考的命题导向与教育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发展对语文教育的基本需要的变化。从发展角度看，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要求古诗文“传承与理解”中华文明，因此，如何赋予古诗文更加鲜活的生命力是语文教育者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2][5]张鸿苓.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11，324，47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14-15.
[4]教育部考试中心，我与高考改革同行[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38.
[6][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23.
[8][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9，2，49.
[10]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
[12]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