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是司法社会化的产物，有利于落实私权自治、提高解纷效率、促进案件执行和缓解社会矛盾。但实践中，法院委托调解制度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推动成为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规则缺失成为委托调解的制度瓶颈等方面。完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应借鉴域外制度，实现立法体系化、程序法制化，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范收费制度和委托调解的基本流程，建立受托主体准入制度、保密制度、中立评估制度及当事人恶意行为的规制制度。 全文查看链接 　　2.法院委托调解的问题透析。（1）政策推动：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调解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理应平衡发展，然而，实践中政策推动型调解却表现得非常突出，委托调解亦然。2004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创设了委托调解制度，但实践中各地法院委托调解工作的开展却不均衡。如上海地区较早开展且很重视委托调解，早在2003年，松江区法院就发布了《关于民事案件受理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的若干操作规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进委托调解，并于2006年成立调解窗口，到2007年共受理委托调解案件1629件，其中调解成功1174件，而M县法院三年委托调解的案件合计仅有376件。M县法院所在省的高级法院将2009年定为调解年，自上而下推动调解，在M县法院则表现为2009年的调解结案率达54%，为三年中的最高峰值，而2010和2011年的调解结案率则随着调解年的结束而有所下降。不仅如此，委托调解的发展亦受维稳政治诉求及强制性考核指标体系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法院领导的重视甚至法官的个人偏好，在调审合一模式下则会因当事人对调解的接受程度可能影响对案件的最终裁判而使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 全文查看链接 　　2.法院委托调解程序法制化。“无讼”思想是调解制度的思想基础，[6]同时，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由于“缺乏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缺乏专业的审判人才，法院还须承担宣教功能”，[7]而调解恰恰弥补了这些空白，乡土背景下的早期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此。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当事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调解作为解纷方式之一，已逐步丧失了熟人社会的基础和说教式情理沟通的场域，当事人对调解可能带来的权利减损愈加排斥，而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调解诉求则日益受到重视，因此，作为特殊调解形式的法院委托调解也必须走程序法制化的道路。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