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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灾难本属于负面消息，但中国的灾难报道常常会构建天灾无情、人间有爱的社会景象。雅安地震发生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并未消失，但在灾情严重的那段特殊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好景象。这种短暂的“乌托邦现象”是媒体有意建立起来的。媒体用轰炸式的灾情报道尽力激发民众的同情心，通过传递正能量故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使客观存在的其他社会矛盾被暂时忽视，全民投入抗震救灾的事业中。这种做法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不符合新闻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只是媒体按照国家意志构建的一种拟态环境，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容易受到负面消息的干扰。
关键词： 灾难报道 乌托邦 雅安地震 拟态环境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雅安发生了7.0级地震。各路媒体迅速挺进雅安，纷纷报道相关情况。从整体来看，这些报道构建了这样一种社会风貌：天灾无情，中国人民心痛不已，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决心与雅安在一起。此时，仿佛种种社会矛盾都淡化了，原先因为房价、食品安全、禽流感、强拆等问题对政府颇有怨言的民众，都主动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中，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和谐共生、齐心纾难的美好景象。这仿佛就是我们向往的乌托邦，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暴力，没有冷漠，所有人都饱含仁爱之心，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共建家园。
这种短暂的乌托邦现象，随着新闻报道而出现、加强、减弱，最后消失。换言之，雅安地震期间，中国的新闻机构有计划地构建了这种乌托邦现象。
一、灾难报道如何构建乌托邦现象
格伯纳理论提出，大众传播不仅为公众提供了公用的信息流，同时这些讯息也培养了公众对社会的印象①。雅安地震期间，媒体就通过各种相关报道，营造了全民一心、抗灾救国的氛围，影响了公众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认识。
1.信息大量公开，吸引全民关注。
雅安地震发生后，许多电视台将大部分节目都停了，几乎24小时不厌其烦地播与地震相关的消息，如央视综艺频道停播一切娱乐节目，新闻频道则不间断地进行灾情报道。电视报道使不在灾区的观众与远方的他者——遭灾的同胞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使他们在捐款捐物、献血、当志愿者、发送慰问短信等方式之外，又有了一种“同在”与“共度”的方式。电视报道的直观逼真，使得这种关注的空间距离被压缩，真实感被增强；电视的同步收看，使得这种关注方式颇具情感仪式特征，其中的仪式成分包括集体注视、心境近似、仿佛共同在场。这些成分的聚合，有可能激发集体兴奋，从而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群体团结、情感增强、认同同一符号、对“违规”的愤怒等。
纸媒方面，跟雅安地震相关的新闻则频频占据头版版面。以《人民日报》为例，地震发生后一周内，在头版刊登的与雅安相关的新闻一直较多，统计情况如下：
大量公开地震详情，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综合展示新闻现场，给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一方面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地震的情况，更深层次上尊重了民众的知情权，国人更借此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坚定“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的信念，进而才有“尽一己之力，帮助同胞共渡难关”的想法和行为的出现。
2.着力报道灾情，调动同情心。
整体上来看，中国媒体报道灾难的模式经历了从“报喜不报忧”到“全面展示灾情”的转变。对灾难的展示，是媒体的重要报道内容，因此各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中，倒塌的房屋、扭曲的公路、鲜血淋漓的伤员等刺激性画面充斥荧屏。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坎迪斯·克拉克的七条情感规则，越不幸、越困难、财富和权力越少、发展机会越少、越弱势者，越容易唤起人们的同情，所以记者想要的效果是：以极富动感的画面吸引观众注意灾情的严重、伤情的惨烈、抢救的紧张，采访受困者或重伤者以增强真实感或惨烈度，采访遇难者家属以凸显悲情效果，因此媒体常常凭借对惨状的描绘成功激起民众的同情心。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会把这种同情心转变为抗灾救灾的实际行动，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以一种道德上占优势的心理施与灾民钱财或物资。
3.传播正能量，鼓舞全民抗灾。
由于突发性灾难报道中，公众的情绪走势依赖媒体报道，媒体以怎样的情绪报道灾难，公众就以怎样的情绪对待灾难。如果过于悲恸，那么公众的情绪就会更加悲伤。因此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媒体重点传播了很多带有正能量的人或事，用以鼓舞国民——母亲为救儿顶起百斤预制板、护士为抢救伤员过度疲劳而晕倒、12岁姐姐为救弟弟受重伤，手术室外儿子抱父等一小时、汶川的哥赶赴芦山救灾……雅安地震后，太多人和事让我们为之动容，人性的光辉展示着大灾中的大爱。
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赶赴灾区指挥救援工作、人民子弟兵不畏艰险救人保平安、志愿者赶赴灾区无偿提供帮助、知名企业捐赠巨款支持雅安，这些新闻则致力于以实际事例展示救灾工作的进展，消解民众面对灾难的恐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二、灾难中乌托邦现象的特点
由灾难报道构建起的乌托邦现象，一般只出现在灾情严重的那段特殊时期，也必然因为社会环境、人为倾向等因素而显示出自身特点。
1.不稳定。
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工作在全国上下迅速展开，乌托邦现象迅速出现，因此这种现象并没有稳固扎实的社会基础，很容易受负面因素的影响。
雅安电视台主播陈莹穿婚纱现场播报地震新闻，先被赞为“最美女记者”，后来被揭发直指作秀，事件的逆转证明在灾难中，人们渴求偶像带来正能量，但人们的负面情绪也急需找到出口发泄，所以此时人们会比平时更苛刻，任何不恰当的行为都能引爆一场舆论危机。除了偶像极容易被找茬外，人们的正面行为也显示出很强的不稳定性。例如地震中捐款这件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心牵雅安，愿意出资出力的，但“中国红十字会”的介入使很多人选择不捐款，个中原因不再赘述。
2.时间短。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问题比较多，但雅安地震期间全民一心抗震救灾的景象又确实非常和谐。不过这种景象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与媒体的传播行为息息相关。 雅安地震发生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每天都会刊登与雅安相关的新闻，最多时地震新闻占新闻总量的75%，但整体趋势是头版上刊登的地震新闻越来越少，最后便不再刊登。民众的注意力向来是被大众媒介控制的，媒体关于雅安地震的报道越来越少，民众便会逐渐淡忘这场地震，生活又回到与高房价、低工资和地沟油的斗争中，“和谐”变成了一场短暂的秀。
三、媒体在构建乌托邦现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并不等于客观环境，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并非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换言之，“拟态环境”是大众传媒构建的环境。在雅安地震期间，媒体通过自己的“主观态度”塑造了一个悲痛但坚强、不幸但团结的中国，这种“天灾无情，人间有爱”的乌托邦现象就是媒体构建的一个拟态环境。
媒体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地震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此时人心惶惶，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稳。媒介管理者要求记者发挥国家电视台从业者的作用，准确及时地传达救灾政令、塑造危急时刻的领袖形象，鼓舞全国民众抗震救灾、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必然要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来实现。这种目标对媒体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把稳定团结放在首位”。
新闻媒介的使命之一，是统一全国的思想②。媒体通过构建和谐的拟态社会现象，成功地把全国绝大多数人都调动起来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并暂时不因为房价、贪污、拆迁、禽流感等尖锐的社会问题问责政府，尽管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实际的客观存在。所以，显而易见，媒体构建“乌托邦现象”的行为不符合新闻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中国的灾难报道模式，虽然已有进步，但远未实现客观报道——仍旧以正面报道为主，尽量避免负面报道。这是因为国家需要稳定民心，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新闻制度。
在中国，新闻媒体不允许独立，只能是政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中国的重大新闻，例如雅安地震这种重大灾难的报道，媒体是没有权力自由发稿的，为了保证稿源正规、导向正确，一律采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通稿。举个例子，《人民日报》4月21日刊发了关于雅安地震的头版头条新闻——《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援救受灾群众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同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报纸刊发的头条新闻标题与《人民日报》几乎相同，内容更是相差无几；另外，《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北京晨报》、《重庆晨报》等报纸的新闻配图一模一样。虽然雅安地震赶赴现场的媒体有很多，但最后真正呈现出来的态度却只有一种，这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条新闻是否能真正展示事实。
李普曼说，媒体是探照灯，不是镜子。既然是探照灯，就有倾向，即照亮什么，而又隐匿什么。新闻的客观性向来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新闻活动必然会受到人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想尽力做到客观。何为客观？多描述，少评论是方法之一，但这种新闻观在灾难报道中显示出很大问题。
“新新闻主义”作为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流派，它主张通过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以及通过对某个人的所见所想的描写，把一切都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人觉得身临其境。那个人的思想似乎就是笔者的思想，笔者甚至能进入那个人的情感世界。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批判其使新闻和小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特别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以这种方式撰写新闻，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相符，而新新闻主义记者可以在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是最忌讳的。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寻见“新新闻主义”的影子。
我们以《扬子晚报》刊发于4月21日头版的题为《微笑女孩、婚纱主播，这一天感动你我》的新闻稿为例，类似于“受到了小女孩的鼓舞，他不断通过微博报告灾情”、“母亲的安危让王皎雄顿时清醒，他顾不得还在摇晃的房子，拼命朝门口跑去”的语句时常可见，这种写法虽然让文章感情丰沛，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心理活动是作者为了达到感人的效果，自己赋予行为主体的。
四、结语
发生地震后，媒体为了稳定民心，偏重正面报道，构建了美好的乌托邦现场，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灾难报道模式损害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记者难以在国家利益和职业道德之间舍此取彼，但转变思维、完善方法很有必要。
注释：
①即“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认为传播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其代表学者是乔治·伯格纳。
②张昆.中外新闻传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46.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杨筱玥.灾难报道与社会结构研究[J].消费导刊，2008.
[3]熊丽.从突发事件报道看媒介构建拟态环境[J].电影评价，2011.
[4]苏虹.“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J].新闻大学，2008.
关键词： 灾难报道 乌托邦 雅安地震 拟态环境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雅安发生了7.0级地震。各路媒体迅速挺进雅安，纷纷报道相关情况。从整体来看，这些报道构建了这样一种社会风貌：天灾无情，中国人民心痛不已，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决心与雅安在一起。此时，仿佛种种社会矛盾都淡化了，原先因为房价、食品安全、禽流感、强拆等问题对政府颇有怨言的民众，都主动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中，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和谐共生、齐心纾难的美好景象。这仿佛就是我们向往的乌托邦，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暴力，没有冷漠，所有人都饱含仁爱之心，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共建家园。
这种短暂的乌托邦现象，随着新闻报道而出现、加强、减弱，最后消失。换言之，雅安地震期间，中国的新闻机构有计划地构建了这种乌托邦现象。
一、灾难报道如何构建乌托邦现象
格伯纳理论提出，大众传播不仅为公众提供了公用的信息流，同时这些讯息也培养了公众对社会的印象①。雅安地震期间，媒体就通过各种相关报道，营造了全民一心、抗灾救国的氛围，影响了公众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认识。
1.信息大量公开，吸引全民关注。
雅安地震发生后，许多电视台将大部分节目都停了，几乎24小时不厌其烦地播与地震相关的消息，如央视综艺频道停播一切娱乐节目，新闻频道则不间断地进行灾情报道。电视报道使不在灾区的观众与远方的他者——遭灾的同胞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使他们在捐款捐物、献血、当志愿者、发送慰问短信等方式之外，又有了一种“同在”与“共度”的方式。电视报道的直观逼真，使得这种关注的空间距离被压缩，真实感被增强；电视的同步收看，使得这种关注方式颇具情感仪式特征，其中的仪式成分包括集体注视、心境近似、仿佛共同在场。这些成分的聚合，有可能激发集体兴奋，从而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群体团结、情感增强、认同同一符号、对“违规”的愤怒等。
纸媒方面，跟雅安地震相关的新闻则频频占据头版版面。以《人民日报》为例，地震发生后一周内，在头版刊登的与雅安相关的新闻一直较多，统计情况如下：
大量公开地震详情，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综合展示新闻现场，给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一方面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地震的情况，更深层次上尊重了民众的知情权，国人更借此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坚定“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的信念，进而才有“尽一己之力，帮助同胞共渡难关”的想法和行为的出现。
2.着力报道灾情，调动同情心。
整体上来看，中国媒体报道灾难的模式经历了从“报喜不报忧”到“全面展示灾情”的转变。对灾难的展示，是媒体的重要报道内容，因此各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中，倒塌的房屋、扭曲的公路、鲜血淋漓的伤员等刺激性画面充斥荧屏。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坎迪斯·克拉克的七条情感规则，越不幸、越困难、财富和权力越少、发展机会越少、越弱势者，越容易唤起人们的同情，所以记者想要的效果是：以极富动感的画面吸引观众注意灾情的严重、伤情的惨烈、抢救的紧张，采访受困者或重伤者以增强真实感或惨烈度，采访遇难者家属以凸显悲情效果，因此媒体常常凭借对惨状的描绘成功激起民众的同情心。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会把这种同情心转变为抗灾救灾的实际行动，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以一种道德上占优势的心理施与灾民钱财或物资。
3.传播正能量，鼓舞全民抗灾。
由于突发性灾难报道中，公众的情绪走势依赖媒体报道，媒体以怎样的情绪报道灾难，公众就以怎样的情绪对待灾难。如果过于悲恸，那么公众的情绪就会更加悲伤。因此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媒体重点传播了很多带有正能量的人或事，用以鼓舞国民——母亲为救儿顶起百斤预制板、护士为抢救伤员过度疲劳而晕倒、12岁姐姐为救弟弟受重伤，手术室外儿子抱父等一小时、汶川的哥赶赴芦山救灾……雅安地震后，太多人和事让我们为之动容，人性的光辉展示着大灾中的大爱。
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赶赴灾区指挥救援工作、人民子弟兵不畏艰险救人保平安、志愿者赶赴灾区无偿提供帮助、知名企业捐赠巨款支持雅安，这些新闻则致力于以实际事例展示救灾工作的进展，消解民众面对灾难的恐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二、灾难中乌托邦现象的特点
由灾难报道构建起的乌托邦现象，一般只出现在灾情严重的那段特殊时期，也必然因为社会环境、人为倾向等因素而显示出自身特点。
1.不稳定。
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工作在全国上下迅速展开，乌托邦现象迅速出现，因此这种现象并没有稳固扎实的社会基础，很容易受负面因素的影响。
雅安电视台主播陈莹穿婚纱现场播报地震新闻，先被赞为“最美女记者”，后来被揭发直指作秀，事件的逆转证明在灾难中，人们渴求偶像带来正能量，但人们的负面情绪也急需找到出口发泄，所以此时人们会比平时更苛刻，任何不恰当的行为都能引爆一场舆论危机。除了偶像极容易被找茬外，人们的正面行为也显示出很强的不稳定性。例如地震中捐款这件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心牵雅安，愿意出资出力的，但“中国红十字会”的介入使很多人选择不捐款，个中原因不再赘述。
2.时间短。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问题比较多，但雅安地震期间全民一心抗震救灾的景象又确实非常和谐。不过这种景象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与媒体的传播行为息息相关。 雅安地震发生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每天都会刊登与雅安相关的新闻，最多时地震新闻占新闻总量的75%，但整体趋势是头版上刊登的地震新闻越来越少，最后便不再刊登。民众的注意力向来是被大众媒介控制的，媒体关于雅安地震的报道越来越少，民众便会逐渐淡忘这场地震，生活又回到与高房价、低工资和地沟油的斗争中，“和谐”变成了一场短暂的秀。
三、媒体在构建乌托邦现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并不等于客观环境，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并非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换言之，“拟态环境”是大众传媒构建的环境。在雅安地震期间，媒体通过自己的“主观态度”塑造了一个悲痛但坚强、不幸但团结的中国，这种“天灾无情，人间有爱”的乌托邦现象就是媒体构建的一个拟态环境。
媒体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地震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此时人心惶惶，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稳。媒介管理者要求记者发挥国家电视台从业者的作用，准确及时地传达救灾政令、塑造危急时刻的领袖形象，鼓舞全国民众抗震救灾、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必然要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来实现。这种目标对媒体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把稳定团结放在首位”。
新闻媒介的使命之一，是统一全国的思想②。媒体通过构建和谐的拟态社会现象，成功地把全国绝大多数人都调动起来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并暂时不因为房价、贪污、拆迁、禽流感等尖锐的社会问题问责政府，尽管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实际的客观存在。所以，显而易见，媒体构建“乌托邦现象”的行为不符合新闻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中国的灾难报道模式，虽然已有进步，但远未实现客观报道——仍旧以正面报道为主，尽量避免负面报道。这是因为国家需要稳定民心，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新闻制度。
在中国，新闻媒体不允许独立，只能是政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中国的重大新闻，例如雅安地震这种重大灾难的报道，媒体是没有权力自由发稿的，为了保证稿源正规、导向正确，一律采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通稿。举个例子，《人民日报》4月21日刊发了关于雅安地震的头版头条新闻——《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援救受灾群众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同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报纸刊发的头条新闻标题与《人民日报》几乎相同，内容更是相差无几；另外，《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北京晨报》、《重庆晨报》等报纸的新闻配图一模一样。虽然雅安地震赶赴现场的媒体有很多，但最后真正呈现出来的态度却只有一种，这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条新闻是否能真正展示事实。
李普曼说，媒体是探照灯，不是镜子。既然是探照灯，就有倾向，即照亮什么，而又隐匿什么。新闻的客观性向来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新闻活动必然会受到人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想尽力做到客观。何为客观？多描述，少评论是方法之一，但这种新闻观在灾难报道中显示出很大问题。
“新新闻主义”作为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流派，它主张通过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以及通过对某个人的所见所想的描写，把一切都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人觉得身临其境。那个人的思想似乎就是笔者的思想，笔者甚至能进入那个人的情感世界。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批判其使新闻和小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特别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以这种方式撰写新闻，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相符，而新新闻主义记者可以在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是最忌讳的。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寻见“新新闻主义”的影子。
我们以《扬子晚报》刊发于4月21日头版的题为《微笑女孩、婚纱主播，这一天感动你我》的新闻稿为例，类似于“受到了小女孩的鼓舞，他不断通过微博报告灾情”、“母亲的安危让王皎雄顿时清醒，他顾不得还在摇晃的房子，拼命朝门口跑去”的语句时常可见，这种写法虽然让文章感情丰沛，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心理活动是作者为了达到感人的效果，自己赋予行为主体的。
四、结语
发生地震后，媒体为了稳定民心，偏重正面报道，构建了美好的乌托邦现场，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灾难报道模式损害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记者难以在国家利益和职业道德之间舍此取彼，但转变思维、完善方法很有必要。
注释：
①即“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认为传播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其代表学者是乔治·伯格纳。
②张昆.中外新闻传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46.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杨筱玥.灾难报道与社会结构研究[J].消费导刊，2008.
[3]熊丽.从突发事件报道看媒介构建拟态环境[J].电影评价，2011.
[4]苏虹.“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J].新闻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