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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说，“人是理性的动物”；黑格尔把理性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人之所以为人，全凭他的思维在起作用”。新中国艺术家们秉持理性精神，饱含革命的激情，对人民、英雄、国家、民族等予以歌颂，展示了激进时代发展中的生命形态与革命意志，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家国与民族情怀及革命热情，但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变而生发的由衷喜悦同时，依然保持着审慎和警醒，在高声赞美的声音中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将家国之思之情与“忧患意识”紧紧地牵缠在一起，对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以理性揭示了存在的“艰难性”：既对充斥着商业社会的消费文化、精致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等进行有力批判；也屡屡大声疾呼、善意提醒、理性分析，指出人类必须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修复与维护生态，注入了更多有益的关乎环境建设、文化发展、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美学思考。
本期学者们围绕“激进与意志、理性与价值”关键词，回到历史现场与社会语境，对经典中所蕴涵的精神追求、思想感情、心理诉求、美好愿望等，深度挖掘并获得了充足的空间表达；进一步阐明了当代中国人不仅要拥有激进的意志，也要拥有足够的理性，以构建具有协调发展特质的社会，使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有他的价值，无论是对自然、社会，对自我还是对宇宙来说，其生命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每一个拥有理性的人去做有益于社会和生命的事情，将更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够助力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電影《庐山恋》剧照。
《庐山恋》是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黄祖模执导，张瑜、郭凯敏主演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筠回到祖国庐山游览观光，与共产党高干子弟耿桦巧遇，两人一见钟情并坠入爱河的故事。
《庐山恋》在中国影史上的经典地位，同“爱情”这一主题或类型息息相关。作为“文革”后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大众电影，《庐山恋》一经上映便掀起了热潮。这部作品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其中一些桥段甚至成为当时青年男女恋爱的“教学示范”。2018年8月18日，《庐山恋》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
毋庸置疑，《庐山恋》是影史上最好的“爱情片”之一；然而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这部电影所传达的另外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事实上，《庐山恋》将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化国家想象包含在青春时尚的爱情故事中，令国家和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方式得以建构。那么，《庐山恋》是如何巧妙地将爱国主义融于影片的“时尚”元素中，从而引发观众的认同呢？
《庐山恋》在人物背景的设置上就充满了象征意义：男女主角一方是共产党将军的儿子，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两位父亲原本因为大革命的风暴而成为战场上的敌手；最终两家抛开过去的恩怨，以共同的“建设祖国”使命走在一起。电影中周筠的父亲，具有华侨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这样的一种人物设置，一方面寄寓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作为“祖国”的认同。电影以主线故事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海内外的华人心中。
正是源于这种国族认同，《庐山恋》在表现周筠和耿桦的爱情时，重复最多的台词便是“I love my motherland”（我爱祖国）和“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祖国的清晨）。这两句台词之所以选择用英文而非中文表达，除了情节设置（耿桦是备考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周筠帮助他纠正英文发音）的需要之外，更关键的是为了凸显了周筠作为海外华人和国民党家属的国家认同。尤其，当耿桦和周筠陶醉于庐山壮美的日出奇景时，周筠主动问耿桦“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于是两人动情地重复着这句话，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借由这两句台词的吟诵和感受，两人的男女之爱得以升华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第一次周筠在林中教耿桦英文的情形不同，在该场景中，这两句英文同庐山红日、中式服装（而非西式的贝雷帽和牛仔裤）等符号一起，构成了能够“询唤”观众爱国主义情感和认同的再现系统。
除了台词，电影还使用了大量的歌曲来表达国族认同。这些歌曲一方面穿插于爱情叙事之中，另一方面也抒发了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情感。例如两位主人公在休息的时候，收音机响起《啊，故乡！》的插曲：“每当明月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有美丽的绿水青山，那里是抚育我生长的地方。”这时耿桦说：“这首歌真动人。”这首歌不仅促进了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更引发了观众（尤其是海外华人）的情感共鸣。《飞向愿望的故乡》《庐山恋歌》等电影中的其他歌曲也都具有类似的作用。通过诗词与歌曲的吟诵、演唱和欣赏，《庐山恋》将爱情叙事与国家认同巧妙地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共同性的情感体验。
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一情感体验，影片的导演和摄影采用了“炫光”“反射”“频闪”“焦点控制”“后景虚化”等手法，来制造一种颇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像风格。与当时很多追求“纪实”性的影片不同，《庐山恋》探索了一种不寻常的“现代化”路径：它以一种具有强烈造型性和抒情色彩、包含大量象征符号和雕琢设计痕迹的视觉风格，受到了观众的瞩目。
除了被认为是一部“爱情片”，《庐山恋》也常被冠以“风景故事片”的类型；由此可见庐山“风景”对于这部影片的重要作用。电影的片头便是一组庐山风光的写真，烟雾缭绕、峰峦叠嶂的远景镜头令观众心旷神怡。整部电影不仅借由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将芦林湖、枕流石、花径、御碑亭、龙首崖、三叠泉、庐山植物园等著名景点串联起来，而且围绕每一处地点都设计了与之相辅相成的恋爱细节和景点介绍，令电影中的庐山风景不仅具有了“认知绘图”的作用，而且成为一种令富有浪漫色彩、贮存爱情记忆和认同的“感官地理”。 与此同时，影片中的庐山也具有国家民族符号的重要作用。从政治上来说，庐山在新中国的历史语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而在8月2日到16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这也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庐山会议”令庐山不只限于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此外，电影不断通过周筠的话来强调自己的父母对于庐山秀丽风景的热爱、对庐山传统文化如唐诗、书法、古建筑等因素的痴迷，将庐山的一些古典文化元素（尤其是汉族文化）同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操联系在一起。周筠说：“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到了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因此，对于周筠及其父亲来说，庐山代表了“祖国”这一概念。
而由庐山所象征的“祖国”，除了汉族古典文化的面向之外，还包含了一种“现代化”的想象。耿桦在影片一开始时便在为庐山风景画速写，但他的钢笔画上却并非只有现实性的自然风光——他在画面的中心处添加了现代化的城市建筑群。这一速写画面可以被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也代表了男女主角（及其父母）希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心愿。而男女主角之所以都选择“建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也是为了达成这一心愿。
因此，电影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投射到庐山的秀美风景中，银幕上的庐山已然不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场所，而是具有了主观化和情感化的色彩，成为能够凝聚和塑造“地方认同”的诗意空间。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曾强调，电影中的风景绝不仅仅是自然客观的写实，更能传达剧作目的或表现诗意效果；而温蒂·达比也认为电影风景作为一种再现系统，能够成为一种建构主体认同的工具。因此，电影中的庐山风景，一方面成为叙述和折射主人公内心情感世界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和文化符号建构了一种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这样一种风景的意义，也从电影内传递到观众中，在人们观赏银幕风景的过程中得以不断生产和循环。
《庐山恋》的经典性，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时装。在这部影片中，张瑜一共更换了43套服装，几乎每次场景转换之后都会更换一套时装。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在时尚方面开始面对国外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恋》中的墨镜、贝雷帽、喇叭裤、牛仔裤等，都令当时的观众连呼时髦，给予当时社会以强烈的“震惊体验”。而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大众纷纷开始模仿张瑜的穿着打扮和发型。从“观看”到“行动”，《庐山恋》引领了大众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事实上，影片中张瑜所穿的靓丽时装，大部分都是剧组从香港购买的。通过香港这一中转站，影片将欧美的“洋装”搬上了中国的大银幕，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时装秀。尤其是影片中的一套喇叭裤套装，迅速引起人们的效仿；而同一年另一部电影《幽灵》的女主角邵慧芳也穿着紧身的喇叭裤出现在当年《大众电影》第10期的封面上。可以说，邵慧芳和张瑜等银幕偶像，赋予了喇叭裤等“洋装”以青春时尚的气息和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
然而，喇叭裤等西式“洋装”在当时所遭遇到的态度并非只有欢迎和追捧，还包括严厉的非议和批评，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污染”。“时装”的意义，从来都不仅限于单纯的穿戴功能，更包含了重要的文化象征内涵。银幕上的“时装”更是如此。在影片男女主角初見时，周筠被坐在枕流石上的耿桦所吸引，此时电影以一种想象蒙太奇将耿桦置换为一个身着古装的书生，令周筠眼中的他具有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性和吸引力。与此相反，当头戴贝雷帽、身穿红色喇叭裤的周筠邀请耿桦“一起去玩”时，他在打量了周筠身上的衣服之后，却表现出望而却步的姿态。意识到自己穿着“有问题”的周筠在第二天换上了一套较为“保守”的衬衫和长裙，这才引起耿桦更多的好感。这样一次换装的行为，作为周筠口中的“一次屈服”，表现出周筠及耿桦的文化认同与选择：如果说“洋装”体现的是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元素，那中式服装则包含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随着接下来两人的相处，影片中便再也没有出现贝雷帽和牛仔裤等西方服装。
无论在银幕内外，“洋装”都再现了“思想开放”或“精神污染”的西方文化。1985年《报告文学》杂志中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北方牛仔裤》的文章，其中这样描述作为“洋装”的牛仔裤所经历的舆论变化：
牛仔裤啊牛仔裤，你曾遭受过多么大的非难，似乎你真是糖衣裹着的炮弹，对无产阶级有着颠覆的威胁。然而，现今人们的观念变化了，它不再是炮弹，而是漂亮、新美的衣装。
可以说，在《庐山恋》等电影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初大众对于西式时装的刻板印象得以松动，时装变革悄然进行，人们也逐渐告别了压抑美的时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庐山恋》中的爱情叙事、自然风景和时装再现，都包含了一种爱国主义的建构。“文革”结束后，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而在此时，《庐山恋》将爱国主义情怀与现代化话语融入美好而时尚的爱情中，令国家符号和民族认同得以融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重提爱国主义精神的今天，作为一部“爱情片”“风景片”和“时装片”的《庐山恋》，具有特别的典范性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期学者们围绕“激进与意志、理性与价值”关键词，回到历史现场与社会语境，对经典中所蕴涵的精神追求、思想感情、心理诉求、美好愿望等，深度挖掘并获得了充足的空间表达；进一步阐明了当代中国人不仅要拥有激进的意志，也要拥有足够的理性，以构建具有协调发展特质的社会，使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有他的价值，无论是对自然、社会，对自我还是对宇宙来说，其生命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每一个拥有理性的人去做有益于社会和生命的事情，将更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够助力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庐山恋》是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黄祖模执导，张瑜、郭凯敏主演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筠回到祖国庐山游览观光，与共产党高干子弟耿桦巧遇，两人一见钟情并坠入爱河的故事。
《庐山恋》在中国影史上的经典地位，同“爱情”这一主题或类型息息相关。作为“文革”后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大众电影，《庐山恋》一经上映便掀起了热潮。这部作品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其中一些桥段甚至成为当时青年男女恋爱的“教学示范”。2018年8月18日，《庐山恋》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
毋庸置疑，《庐山恋》是影史上最好的“爱情片”之一；然而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这部电影所传达的另外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事实上，《庐山恋》将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化国家想象包含在青春时尚的爱情故事中，令国家和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方式得以建构。那么，《庐山恋》是如何巧妙地将爱国主义融于影片的“时尚”元素中，从而引发观众的认同呢？
爱情叙事 我爱祖国的清晨
《庐山恋》在人物背景的设置上就充满了象征意义：男女主角一方是共产党将军的儿子，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两位父亲原本因为大革命的风暴而成为战场上的敌手；最终两家抛开过去的恩怨，以共同的“建设祖国”使命走在一起。电影中周筠的父亲，具有华侨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这样的一种人物设置，一方面寄寓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作为“祖国”的认同。电影以主线故事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海内外的华人心中。
正是源于这种国族认同，《庐山恋》在表现周筠和耿桦的爱情时，重复最多的台词便是“I love my motherland”（我爱祖国）和“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祖国的清晨）。这两句台词之所以选择用英文而非中文表达，除了情节设置（耿桦是备考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周筠帮助他纠正英文发音）的需要之外，更关键的是为了凸显了周筠作为海外华人和国民党家属的国家认同。尤其，当耿桦和周筠陶醉于庐山壮美的日出奇景时，周筠主动问耿桦“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于是两人动情地重复着这句话，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借由这两句台词的吟诵和感受，两人的男女之爱得以升华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第一次周筠在林中教耿桦英文的情形不同，在该场景中，这两句英文同庐山红日、中式服装（而非西式的贝雷帽和牛仔裤）等符号一起，构成了能够“询唤”观众爱国主义情感和认同的再现系统。
除了台词，电影还使用了大量的歌曲来表达国族认同。这些歌曲一方面穿插于爱情叙事之中，另一方面也抒发了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情感。例如两位主人公在休息的时候，收音机响起《啊，故乡！》的插曲：“每当明月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有美丽的绿水青山，那里是抚育我生长的地方。”这时耿桦说：“这首歌真动人。”这首歌不仅促进了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更引发了观众（尤其是海外华人）的情感共鸣。《飞向愿望的故乡》《庐山恋歌》等电影中的其他歌曲也都具有类似的作用。通过诗词与歌曲的吟诵、演唱和欣赏，《庐山恋》将爱情叙事与国家认同巧妙地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共同性的情感体验。
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一情感体验，影片的导演和摄影采用了“炫光”“反射”“频闪”“焦点控制”“后景虚化”等手法，来制造一种颇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像风格。与当时很多追求“纪实”性的影片不同，《庐山恋》探索了一种不寻常的“现代化”路径：它以一种具有强烈造型性和抒情色彩、包含大量象征符号和雕琢设计痕迹的视觉风格，受到了观众的瞩目。
自然风景 国家民族符号的庐山
除了被认为是一部“爱情片”，《庐山恋》也常被冠以“风景故事片”的类型；由此可见庐山“风景”对于这部影片的重要作用。电影的片头便是一组庐山风光的写真，烟雾缭绕、峰峦叠嶂的远景镜头令观众心旷神怡。整部电影不仅借由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将芦林湖、枕流石、花径、御碑亭、龙首崖、三叠泉、庐山植物园等著名景点串联起来，而且围绕每一处地点都设计了与之相辅相成的恋爱细节和景点介绍，令电影中的庐山风景不仅具有了“认知绘图”的作用，而且成为一种令富有浪漫色彩、贮存爱情记忆和认同的“感官地理”。 与此同时，影片中的庐山也具有国家民族符号的重要作用。从政治上来说，庐山在新中国的历史语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而在8月2日到16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这也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庐山会议”令庐山不只限于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此外，电影不断通过周筠的话来强调自己的父母对于庐山秀丽风景的热爱、对庐山传统文化如唐诗、书法、古建筑等因素的痴迷，将庐山的一些古典文化元素（尤其是汉族文化）同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操联系在一起。周筠说：“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到了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因此，对于周筠及其父亲来说，庐山代表了“祖国”这一概念。
而由庐山所象征的“祖国”，除了汉族古典文化的面向之外，还包含了一种“现代化”的想象。耿桦在影片一开始时便在为庐山风景画速写，但他的钢笔画上却并非只有现实性的自然风光——他在画面的中心处添加了现代化的城市建筑群。这一速写画面可以被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也代表了男女主角（及其父母）希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心愿。而男女主角之所以都选择“建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也是为了达成这一心愿。
因此，电影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投射到庐山的秀美风景中，银幕上的庐山已然不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场所，而是具有了主观化和情感化的色彩，成为能够凝聚和塑造“地方认同”的诗意空间。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曾强调，电影中的风景绝不仅仅是自然客观的写实，更能传达剧作目的或表现诗意效果；而温蒂·达比也认为电影风景作为一种再现系统，能够成为一种建构主体认同的工具。因此，电影中的庐山风景，一方面成为叙述和折射主人公内心情感世界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和文化符号建构了一种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这样一种风景的意义，也从电影内传递到观众中，在人们观赏银幕风景的过程中得以不断生产和循环。
时尚再现“思想开放”与“精神污染”的时装
《庐山恋》的经典性，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时装。在这部影片中，张瑜一共更换了43套服装，几乎每次场景转换之后都会更换一套时装。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在时尚方面开始面对国外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恋》中的墨镜、贝雷帽、喇叭裤、牛仔裤等，都令当时的观众连呼时髦，给予当时社会以强烈的“震惊体验”。而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大众纷纷开始模仿张瑜的穿着打扮和发型。从“观看”到“行动”，《庐山恋》引领了大众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事实上，影片中张瑜所穿的靓丽时装，大部分都是剧组从香港购买的。通过香港这一中转站，影片将欧美的“洋装”搬上了中国的大银幕，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时装秀。尤其是影片中的一套喇叭裤套装，迅速引起人们的效仿；而同一年另一部电影《幽灵》的女主角邵慧芳也穿着紧身的喇叭裤出现在当年《大众电影》第10期的封面上。可以说，邵慧芳和张瑜等银幕偶像，赋予了喇叭裤等“洋装”以青春时尚的气息和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
然而，喇叭裤等西式“洋装”在当时所遭遇到的态度并非只有欢迎和追捧，还包括严厉的非议和批评，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污染”。“时装”的意义，从来都不仅限于单纯的穿戴功能，更包含了重要的文化象征内涵。银幕上的“时装”更是如此。在影片男女主角初見时，周筠被坐在枕流石上的耿桦所吸引，此时电影以一种想象蒙太奇将耿桦置换为一个身着古装的书生，令周筠眼中的他具有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性和吸引力。与此相反，当头戴贝雷帽、身穿红色喇叭裤的周筠邀请耿桦“一起去玩”时，他在打量了周筠身上的衣服之后，却表现出望而却步的姿态。意识到自己穿着“有问题”的周筠在第二天换上了一套较为“保守”的衬衫和长裙，这才引起耿桦更多的好感。这样一次换装的行为，作为周筠口中的“一次屈服”，表现出周筠及耿桦的文化认同与选择：如果说“洋装”体现的是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元素，那中式服装则包含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随着接下来两人的相处，影片中便再也没有出现贝雷帽和牛仔裤等西方服装。
无论在银幕内外，“洋装”都再现了“思想开放”或“精神污染”的西方文化。1985年《报告文学》杂志中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北方牛仔裤》的文章，其中这样描述作为“洋装”的牛仔裤所经历的舆论变化：
牛仔裤啊牛仔裤，你曾遭受过多么大的非难，似乎你真是糖衣裹着的炮弹，对无产阶级有着颠覆的威胁。然而，现今人们的观念变化了，它不再是炮弹，而是漂亮、新美的衣装。
可以说，在《庐山恋》等电影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初大众对于西式时装的刻板印象得以松动，时装变革悄然进行，人们也逐渐告别了压抑美的时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庐山恋》中的爱情叙事、自然风景和时装再现，都包含了一种爱国主义的建构。“文革”结束后，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而在此时，《庐山恋》将爱国主义情怀与现代化话语融入美好而时尚的爱情中，令国家符号和民族认同得以融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重提爱国主义精神的今天，作为一部“爱情片”“风景片”和“时装片”的《庐山恋》，具有特别的典范性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