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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等待野蛮人》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人公在权力网络中的反抗和迷惘，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解构权力机制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 《等待野蛮人》 权力话语理论 写作意图
《等待野蛮人》[1]是诺贝尔奖得主J.M.库切的一部力作，曾获一九八O年南非最高文学奖——中部新闻社文学奖（CNA），并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小说叙述了安静平和的边陲小镇，因为帝国军队的到来及对“野蛮人”的讨伐而改变了生活。在这部隐去了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式作品中，作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2]运用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这部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富有道义感的主人公在权力网络中的反抗和迷惘，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解构权力机制的写作意图。
小说中，边陲小镇的生活原本是安静而融洽的：城外牧草鲜美，物产也称得上丰盛，境外的土著人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还定期进城进行易货贸易。帝国代表乔尔上校的到来搅乱了这里的太平生活。关于“不安分的野蛮人的传闻从首都传到了我们这里”，“野蛮人部落都有了武器，流言到处乱飞”（第11页），因此“帝国必须采取预警措施，以防战事”（第11页）。事实上，生活在帝国边境的人却什么也没见着。有关“野蛮人”掠夺和攻击帝国的说法是帝国自己子虚乌有的编造，是帝国为建构和实施自己的强权而制造的。
追溯英语中“野蛮人”barbarian一词的来源，是希腊人指称与居住在“文明人”的地域即与希腊人不同的，在其他地区生活的未开化的民族。这个贬义概念后来为罗马人所继承，他们用它来指称威胁着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即与作为“文明人”的他们相区别的“野蛮民族”。由此可见，野蛮人的定义是由权力斗争中占统治地位或占优势的一方控制的，并成为自己对弱势文明进行侵占的借口和工具。
福柯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在社会的机体中，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那么这些权力关系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3]“真理从不在权力之外，没有真理不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斗争中。”[4]这样真理就成为满足权力需要的工具，真理的建构和施展权力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在对权力机制的分析中，福柯提出了“规训权力”的概念。规训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縱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次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等手段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行动的驯服的肉体。
在小说中，乔尔对两个看病的土著人作为潜在的野蛮人进行拷打行刑，并振振有词：“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第7页）两个可怜人在酷刑的逼供下，只好编造了有关族人集合武装准备攻打帝国的谎话。这正是规训机制中通过规训肉体，对肉体施压，从而主宰控制思想意志，巩固实施权力的方法，它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从而使权力成为一种持久的运作机制。乔尔带着人马出征荒漠地区，才几天就俘虏了一大批捕鱼人，原因仅仅是那些人看到军队就躲进了芦苇丛中，其逻辑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同样荒诞无稽。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存在于不平等关系之中，不平等的双方存在着统治与反抗的对立。它是一种力量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5]“权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颠倒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系列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的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6]个体并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不断施展作用的产物。所以，分析权力对认识主体的不断规训、塑形的过程可以为人们揭示权力运行的轨迹。
小说作为第一视角叙述的“我”是这个小镇的治安行政官。他平时“负责征收什一税和其他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不至于缺少供给，监督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个下级官员，顺带也管一下贸易，一周主持两次法庭的开庭审理。有空时就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地吃吃睡睡”。（第10页）乔尔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安宁生活，而且使他的角色在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从一个实施权力的统治者转变成了被权力控制的对象。
老行政官尽管没有多少政治上的追求，却是一个颇有道义感同情心的理想主义者。乔尔的滥施暴刑，使良心深感不安。他想插手干涉乔尔的审讯，被生硬地挡了回来：“你会觉得那是令人生厌的差事。我们有自己的办事程序。”（第6页）这样无形中他就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剥夺了原有的实权。他试图劝阻乔尔出征，以免更多无辜者受其戕害，却又没有任何成效，反而因为他与帝国不相融合的立场而被“记录下这次谈话，并加上评语：‘不够健康’”。（第15页）使自己在权力网中的角色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无奈的他只有逃避现实，继续干自己爱好的事——挖掘废墟遗址。
在权力机制中占优势地位的乔尔继续通过对肉体的折磨实施规训权力。他出征归来，将一大批所谓的“野蛮人”投进昏暗冰冷的牢房。五天的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死于或伤于他的手中，成为他权力的牺牲品。
深受良知谴责的老行政官将同情和爱倾注在一个遭乔尔拷打而失明的土著女身上。他把盲女接到自己的住处，让她与自己生活在一起，使她免受饥寒的威胁和人们的凌辱，每天给她洗澡，用香油擦抹身体。他的行为不仅可视作对自我的心灵救赎，以福柯的理论来解析，更是一种施展运用权力的方式。盲女身上的伤痕和精神上的创伤是乔尔权力实施的象征，而他对盲女的收容及对她身体的抚慰是对乔尔权力的对抗，试图以自己的权力机制消解另一方的权力。盲女对他的权力施与报以沉默作为回应。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的话语机制，将盲女送回她的族人那里。 将盲女送回荒漠回到小镇之后，老行政官的身份发生了急剧改变。如果说之前他是被逐渐排挤出权力圈的话，那么现在他完全是置于帝国的对立面，成为从帝国分裂出来的孤立因素，处在了被控制被规训的地位。他被指控犯下了“通敵叛国”的罪行，剥夺了自由，关进了臭气熏天的牢房，从一个人人讨好的大权掌握者沦落为阶下囚。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尽管我们可能是权力关系产生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的对象，对于政府的权力和规范性实践，我们可以选择回应或者抵制。事实上，权力与反抗自始至终是纠结在一起的。占优势的一方拥有权力而压迫对方，占劣势的一方必然会反对这种权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7]作为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反抗的存在从来没离开过权力，而且，反抗正是在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地方形成的。反抗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的理想王国，而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力”，解放人的潜在意志与欲望。
先前，老行政官虽然厌恶乔尔的为人行事，但并没有主动反抗和抵制。现在被莫名地推到了帝国的对立面，成为帝国权力机制的敌人，他潜在的道义感和被强权压抑的反抗精神一起爆发了出来。当他看到又一大批土著人被铁丝穿透面颊和手掌捆绑着，遭受着惨无人道的暴刑，他终于跳了出来，大声地斥责反对。他的反抗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强硬的规训权力的施压。他被吊在树上当猴子耍，两条手臂几近断裂，浑身伤痕累累，还被套上女人的衣服当众羞辱。这种惩戒措施不仅是展示强权的方式，更是针对罪行的报复标志系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说，惩罚机制采取的是暴力（酷刑，公开展示）机制及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机制，将权力的作用点聚合在客观的、日常感受的领域，具体体现为受折磨的肉体、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运用肉体的羞辱仪式。在这种惩罚制度下掌握审判权的是君主及有势力的当权者，而起作用的则是政治权威的原则。因此，在小说场景中，对老行政官实施惩罚规训机制的表面上是乔尔，实质却是整个帝国的政治权威原则在对个体不断施展作用。老行政官的身体遭到了非人的蹂躏，但身体的痛楚帮助他完成了对自己过往罪孽的洗涤，从而真正完成了对帝国权力的反抗。正如福柯所言：“在这些行刑场面中，本应展示的只是帝王将相恐怖化了的权力，但同时也包含了狂欢节的全部因素：在其中规则被改变了，权力遭到了嘲讽，而罪犯则摇身一变成了英雄。”[8]
小说以乔尔为代表的帝国军队在土著人的严正反击下狼狈撤退为结尾。老行政官自然也恢复了自由身。回想这一段帝国的历史，他想：“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它臣民的历史中（甚至做帝国遗民也不愿意）。我也从来不希望野蛮有一段帝国涂抹于他们身上的历史。”（第205页）因此，他排斥反抗的并不是特定的某个帝国某段历史，而是对所有权力斗争的排斥。因为历史就是各种力量战斗时偶然的结果，既无原始目的，又无统一结局。他的理想思想当然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最终他“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第206页）。
小说作者J.M.库切曾坦然承认，福柯的阴影在他的写作中一直深深地存在着。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分析他的小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权力机制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的运作和实施，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对权力话语的见解和解构。
参考文献：
[1]J.M.库切著.文敏译.等待野蛮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瑞典文学院授奖词.
[3]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8.
[4]爱德华·赛义德著.汪民安译.福柯与德里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34.
[5]米歇尔·福柯著.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6]米歇尔·福柯著.姬旭开译.性史[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81.
[7]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9.
[8]麦魁尔著.韩阳红译.福柯[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60-61.
关键词： 《等待野蛮人》 权力话语理论 写作意图
《等待野蛮人》[1]是诺贝尔奖得主J.M.库切的一部力作，曾获一九八O年南非最高文学奖——中部新闻社文学奖（CNA），并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小说叙述了安静平和的边陲小镇，因为帝国军队的到来及对“野蛮人”的讨伐而改变了生活。在这部隐去了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式作品中，作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2]运用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这部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富有道义感的主人公在权力网络中的反抗和迷惘，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解构权力机制的写作意图。
小说中，边陲小镇的生活原本是安静而融洽的：城外牧草鲜美，物产也称得上丰盛，境外的土著人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还定期进城进行易货贸易。帝国代表乔尔上校的到来搅乱了这里的太平生活。关于“不安分的野蛮人的传闻从首都传到了我们这里”，“野蛮人部落都有了武器，流言到处乱飞”（第11页），因此“帝国必须采取预警措施，以防战事”（第11页）。事实上，生活在帝国边境的人却什么也没见着。有关“野蛮人”掠夺和攻击帝国的说法是帝国自己子虚乌有的编造，是帝国为建构和实施自己的强权而制造的。
追溯英语中“野蛮人”barbarian一词的来源，是希腊人指称与居住在“文明人”的地域即与希腊人不同的，在其他地区生活的未开化的民族。这个贬义概念后来为罗马人所继承，他们用它来指称威胁着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即与作为“文明人”的他们相区别的“野蛮民族”。由此可见，野蛮人的定义是由权力斗争中占统治地位或占优势的一方控制的，并成为自己对弱势文明进行侵占的借口和工具。
福柯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在社会的机体中，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那么这些权力关系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3]“真理从不在权力之外，没有真理不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斗争中。”[4]这样真理就成为满足权力需要的工具，真理的建构和施展权力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在对权力机制的分析中，福柯提出了“规训权力”的概念。规训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縱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次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等手段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行动的驯服的肉体。
在小说中，乔尔对两个看病的土著人作为潜在的野蛮人进行拷打行刑，并振振有词：“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第7页）两个可怜人在酷刑的逼供下，只好编造了有关族人集合武装准备攻打帝国的谎话。这正是规训机制中通过规训肉体，对肉体施压，从而主宰控制思想意志，巩固实施权力的方法，它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从而使权力成为一种持久的运作机制。乔尔带着人马出征荒漠地区，才几天就俘虏了一大批捕鱼人，原因仅仅是那些人看到军队就躲进了芦苇丛中，其逻辑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同样荒诞无稽。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存在于不平等关系之中，不平等的双方存在着统治与反抗的对立。它是一种力量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5]“权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颠倒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系列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的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6]个体并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不断施展作用的产物。所以，分析权力对认识主体的不断规训、塑形的过程可以为人们揭示权力运行的轨迹。
小说作为第一视角叙述的“我”是这个小镇的治安行政官。他平时“负责征收什一税和其他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不至于缺少供给，监督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个下级官员，顺带也管一下贸易，一周主持两次法庭的开庭审理。有空时就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地吃吃睡睡”。（第10页）乔尔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安宁生活，而且使他的角色在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从一个实施权力的统治者转变成了被权力控制的对象。
老行政官尽管没有多少政治上的追求，却是一个颇有道义感同情心的理想主义者。乔尔的滥施暴刑，使良心深感不安。他想插手干涉乔尔的审讯，被生硬地挡了回来：“你会觉得那是令人生厌的差事。我们有自己的办事程序。”（第6页）这样无形中他就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剥夺了原有的实权。他试图劝阻乔尔出征，以免更多无辜者受其戕害，却又没有任何成效，反而因为他与帝国不相融合的立场而被“记录下这次谈话，并加上评语：‘不够健康’”。（第15页）使自己在权力网中的角色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无奈的他只有逃避现实，继续干自己爱好的事——挖掘废墟遗址。
在权力机制中占优势地位的乔尔继续通过对肉体的折磨实施规训权力。他出征归来，将一大批所谓的“野蛮人”投进昏暗冰冷的牢房。五天的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死于或伤于他的手中，成为他权力的牺牲品。
深受良知谴责的老行政官将同情和爱倾注在一个遭乔尔拷打而失明的土著女身上。他把盲女接到自己的住处，让她与自己生活在一起，使她免受饥寒的威胁和人们的凌辱，每天给她洗澡，用香油擦抹身体。他的行为不仅可视作对自我的心灵救赎，以福柯的理论来解析，更是一种施展运用权力的方式。盲女身上的伤痕和精神上的创伤是乔尔权力实施的象征，而他对盲女的收容及对她身体的抚慰是对乔尔权力的对抗，试图以自己的权力机制消解另一方的权力。盲女对他的权力施与报以沉默作为回应。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的话语机制，将盲女送回她的族人那里。 将盲女送回荒漠回到小镇之后，老行政官的身份发生了急剧改变。如果说之前他是被逐渐排挤出权力圈的话，那么现在他完全是置于帝国的对立面，成为从帝国分裂出来的孤立因素，处在了被控制被规训的地位。他被指控犯下了“通敵叛国”的罪行，剥夺了自由，关进了臭气熏天的牢房，从一个人人讨好的大权掌握者沦落为阶下囚。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尽管我们可能是权力关系产生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的对象，对于政府的权力和规范性实践，我们可以选择回应或者抵制。事实上，权力与反抗自始至终是纠结在一起的。占优势的一方拥有权力而压迫对方，占劣势的一方必然会反对这种权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7]作为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反抗的存在从来没离开过权力，而且，反抗正是在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地方形成的。反抗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的理想王国，而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力”，解放人的潜在意志与欲望。
先前，老行政官虽然厌恶乔尔的为人行事，但并没有主动反抗和抵制。现在被莫名地推到了帝国的对立面，成为帝国权力机制的敌人，他潜在的道义感和被强权压抑的反抗精神一起爆发了出来。当他看到又一大批土著人被铁丝穿透面颊和手掌捆绑着，遭受着惨无人道的暴刑，他终于跳了出来，大声地斥责反对。他的反抗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强硬的规训权力的施压。他被吊在树上当猴子耍，两条手臂几近断裂，浑身伤痕累累，还被套上女人的衣服当众羞辱。这种惩戒措施不仅是展示强权的方式，更是针对罪行的报复标志系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说，惩罚机制采取的是暴力（酷刑，公开展示）机制及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机制，将权力的作用点聚合在客观的、日常感受的领域，具体体现为受折磨的肉体、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运用肉体的羞辱仪式。在这种惩罚制度下掌握审判权的是君主及有势力的当权者，而起作用的则是政治权威的原则。因此，在小说场景中，对老行政官实施惩罚规训机制的表面上是乔尔，实质却是整个帝国的政治权威原则在对个体不断施展作用。老行政官的身体遭到了非人的蹂躏，但身体的痛楚帮助他完成了对自己过往罪孽的洗涤，从而真正完成了对帝国权力的反抗。正如福柯所言：“在这些行刑场面中，本应展示的只是帝王将相恐怖化了的权力，但同时也包含了狂欢节的全部因素：在其中规则被改变了，权力遭到了嘲讽，而罪犯则摇身一变成了英雄。”[8]
小说以乔尔为代表的帝国军队在土著人的严正反击下狼狈撤退为结尾。老行政官自然也恢复了自由身。回想这一段帝国的历史，他想：“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它臣民的历史中（甚至做帝国遗民也不愿意）。我也从来不希望野蛮有一段帝国涂抹于他们身上的历史。”（第205页）因此，他排斥反抗的并不是特定的某个帝国某段历史，而是对所有权力斗争的排斥。因为历史就是各种力量战斗时偶然的结果，既无原始目的，又无统一结局。他的理想思想当然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最终他“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第206页）。
小说作者J.M.库切曾坦然承认，福柯的阴影在他的写作中一直深深地存在着。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分析他的小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权力机制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的运作和实施，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对权力话语的见解和解构。
参考文献：
[1]J.M.库切著.文敏译.等待野蛮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瑞典文学院授奖词.
[3]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8.
[4]爱德华·赛义德著.汪民安译.福柯与德里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34.
[5]米歇尔·福柯著.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6]米歇尔·福柯著.姬旭开译.性史[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81.
[7]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9.
[8]麦魁尔著.韩阳红译.福柯[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