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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囊记》自问世以来，被视为“厚风俗，正人心”的经典之作，受到文人“孜孜汲汲”的效仿，然而自徐渭《南词叙录》提出“以时文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记》”，其后却少有对此断论加以讨论。对于《香囊记》的文学价值，本文将以剧本为根基，结合创作背景、时代曲风等方面具体分析其思想意蕴与艺术造诣。
【关键词】香囊记；邵璨；徐渭；本色论
【中图分类号】J631.2 【文献标识码】A
《香囊记》自问世以来，被视为“厚风俗，正人心”的经典之作，受到文人“孜孜汲汲”的效仿，然而自徐渭《南词叙录》提出“以时文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记》”，其后却少有人对此断论加以讨论。
近人胡适在《缀白裘序》中从八股文的格式来理解徐渭的评断，认为“‘以时文为南曲’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批评一切传奇”。周贻白反驳了胡的此说，认为“以时文为南曲”所指内容是明初传奇作品的倾向，“与当时以经义之文取士有关，是在其内容方便的宣扬礼教，而不在其体制上与八股文体的或相类似”。钱钟书认为“然尚指辞藻而言”。对于《香囊记》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而徐渭的断论更为其迷上一层朦胧的轻纱。就《香囊记》的文学价值而言，笔者将以文本为根基，结合创作背景、时代曲风等方面具体分析其思想意蕴与艺术造诣。
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元代文学处于雅转俗的转折时期，戏剧小说开始接替诗文词赋在文坛的地位。杂剧的创作由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直接介入而有效提高了艺术品味。一直在南方流行的南戏与杂剧相比较而言，“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轻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由此地方之風气，及曲之体使然”。
及至明代前期，南戏逐步向传奇演进，格律由自由趋于严整，语言从本色趋于文雅。《香囊记》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品。
《香囊记》以香囊为线索信物，叙述了张氏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张氏兄弟九成和九思寒窗苦读多年，奉家母之命赴试并同登金榜。九成在廷试上因政见不合触怒奸臣秦桧，秦桧遂命九思回家奉养母亲，命九成与岳飞领兵北伐。在战场上，九成随身的香囊遗失。九成在随军凯旋归来的途中，秦桧又命他出使金国并被金人扣留，强与为婚。紫香囊被将士捡到，家人误以为九成身亡，九思离家寻找兄长，家中儿媳尽心服侍婆婆后二人因战乱而逃亡，一家人于是身居三处。后来，张母与九思在驿站相遇，九成得友人相助得以南还，贞娘得旧仆之妻的收留，但是一富家之子得到紫香囊后以此为聘强娶贞娘，贞娘于是至官府告状，恰与九成在公堂之上相会，最后寻到张母和九思，一家人团聚，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香囊记》前承《五伦全备记》等伦理教化传奇，后启明代的骈俪派。吕天成在《曲品》中称其为“妙品”，直言《香囊记》“是前辈最佳传奇也”。但是，徐复祚《曲论》评其为“以诗词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徐渭《南词叙录》称《香囊记》为“南词之厄”。徐氏弟子王骥德认为：“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止，遂滥觞而又文词一体。”这是明代人的评价，代表了时人对戏曲的理解，具有现时针对性，并不能代表此剧的客观评价。这与时代的审美、作家群的审美，个人作家的审美之间存在落差有关。
邵璨以《香囊记》进行案头化写作，在南戏创作中引领一阵文人化创作的风气，实是受到明初思想文化大环境的种种影响。明初，朱元璋的恢复中原文化的主张渗透至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纲常伦理作为明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的思想工具受到大力推崇。并且，朱元璋发布禁止戏曲扮演古代帝王圣贤的诏令，《太祖实录》记载：“壬年，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之优戏，违者罪之。”这样一来，文学戏剧的自由创作受到了种种限定，以致于“元明之间，南曲一时衰熄灭”。而且元末高明的《琵琶记》影响下“曲以载道”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强化。
邵璨作为一代儒生选择创作南戏这一体裁，一方面是由于明最高统治者的对于伦理教化戏剧的喜爱和提倡，另一方面元代后期的南戏取北剧之长呈“中兴”之势，邵璨作为南方太湖流域的宜兴人，对南戏作品的创作和体裁的改造有着更多的热情和便利之处。
徐渭对《香囊记》的否定有着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本色观”。其在《西厢序》中论及本色，“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承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
同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细细梳理了《香囊记》的主要特征：“以时文为南曲……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马琳萍《<香囊记>与八股文关系之研究》把“以时文为南曲”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以逼近、回归事件本身的方式对《香囊记》和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详实的认知判断，确认了《香囊记》与“时文”的密切联系，此不赘言。《香囊记》的语言和文体确如徐渭所言，融合了八股时文的特点而有掉书袋之嫌。
但是，徐渭真正指摘的是作品的道德说教功用和邵璨之后跟风创作的文人们。其言：“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可见，《香囊记》引导了明前中期的文人化传奇剧创作的风气，其后如《玉玦》《浣纱》《玉合》等作品纷纷问世。而《香囊记》刮起的这一阵曲风与“本色论”大相径庭，无怪乎徐渭批判其为“南词之厄”。
从剧情编排来看，《香囊记》共有四十二出，作者按南戏创作惯例以生旦分合的结构来编排剧情，又以紫香囊为信物，将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巧妙地勾连。 邵璨为更加真实自然地表达伦理教化思想，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安排得既富有传奇性又具有合现实性。纵观全剧，九成在多重身份中切换自如，在家为孝子，在科考场上中状元，在朝堂之中是诤臣，在御敌战场担军营高参，在外交场中是忠烈使者，在官场之中是父母官……手持伦理道德的标尺来量度，九成于家守孝悌，于国守忠义，是一个完全符合儒家道德的完美无憾的人物形象。以至于论贞娘守孝节，邻居讲友助，王大人遵信义之类，完全地代言了“忠孝节义”。恰巧是邵璨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情节结构的合理安排，才使得戏剧的鲜明主题如此得显山露水。 从表现题材来看，《香囊记》的剧情涉及到科举赶考、忠良被陷、使者出使、强娶民女等传统的故事题材。此剧与高明《琵琶记》在主人公辞乡赴考和被逼娶亲的经历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妙。究其缘由，近代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关注到明前中期创作的模拟之风气。“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位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香囊记》作于正德五年（1510）至嘉靖四年（1526）之间，当时戏曲领域中，《琵琶记》因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而被模拟也不足为奇。
从戏剧的教化作用来看，《香囊记》作为一部道德教化剧，关乎到戏曲与道德传扬的关系问题。道德是一种依靠于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社会信仰來维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戏曲则是一种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的文化艺术形式。因此戏曲与道德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一方面是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戏曲的艺术主题和表现题材有潜移默化而深远悠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戏曲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道德具有共识性。关于道德对戏曲的影响，吴新雷和丁波所著的《戏曲与道德传扬》认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戏曲与道德一直处于冲突和互动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封建道德对戏曲的压制、排斥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戏曲对传统道德的反叛、批判、超越和妥协、认同、鼓吹。”明初朱元璋对戏曲压制与利用，宣扬社会道德，与邵璨等封建文人对封建伦理的妥协、认同和宣扬，完成了戏曲与社会道德的共识性。
概言之，《香囊记》的语言之典雅化，结构上借紫香囊穿针引线，剧情冲突“无巧不成书”等艺术特色，不应当被思想内容的道德化倾向所遮盖。拂去这层历史的尘土，我们可以看到《香囊记》独特的艺术性在戏曲发展史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5.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143
[4]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明何俊良.词曲，四友斋丛说（第3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叶德钧.读明传奇文七种[N].大晚报，1948.
[7]吴新雷，丁波.戏曲与道德传扬[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石聪聪（1995-），女，汉族，山东临沂，硕士在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香囊记；邵璨；徐渭；本色论
【中图分类号】J631.2 【文献标识码】A
《香囊记》自问世以来，被视为“厚风俗，正人心”的经典之作，受到文人“孜孜汲汲”的效仿，然而自徐渭《南词叙录》提出“以时文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记》”，其后却少有人对此断论加以讨论。
近人胡适在《缀白裘序》中从八股文的格式来理解徐渭的评断，认为“‘以时文为南曲’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批评一切传奇”。周贻白反驳了胡的此说，认为“以时文为南曲”所指内容是明初传奇作品的倾向，“与当时以经义之文取士有关，是在其内容方便的宣扬礼教，而不在其体制上与八股文体的或相类似”。钱钟书认为“然尚指辞藻而言”。对于《香囊记》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而徐渭的断论更为其迷上一层朦胧的轻纱。就《香囊记》的文学价值而言，笔者将以文本为根基，结合创作背景、时代曲风等方面具体分析其思想意蕴与艺术造诣。
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元代文学处于雅转俗的转折时期，戏剧小说开始接替诗文词赋在文坛的地位。杂剧的创作由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直接介入而有效提高了艺术品味。一直在南方流行的南戏与杂剧相比较而言，“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轻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由此地方之風气，及曲之体使然”。
及至明代前期，南戏逐步向传奇演进，格律由自由趋于严整，语言从本色趋于文雅。《香囊记》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品。
《香囊记》以香囊为线索信物，叙述了张氏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张氏兄弟九成和九思寒窗苦读多年，奉家母之命赴试并同登金榜。九成在廷试上因政见不合触怒奸臣秦桧，秦桧遂命九思回家奉养母亲，命九成与岳飞领兵北伐。在战场上，九成随身的香囊遗失。九成在随军凯旋归来的途中，秦桧又命他出使金国并被金人扣留，强与为婚。紫香囊被将士捡到，家人误以为九成身亡，九思离家寻找兄长，家中儿媳尽心服侍婆婆后二人因战乱而逃亡，一家人于是身居三处。后来，张母与九思在驿站相遇，九成得友人相助得以南还，贞娘得旧仆之妻的收留，但是一富家之子得到紫香囊后以此为聘强娶贞娘，贞娘于是至官府告状，恰与九成在公堂之上相会，最后寻到张母和九思，一家人团聚，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香囊记》前承《五伦全备记》等伦理教化传奇，后启明代的骈俪派。吕天成在《曲品》中称其为“妙品”，直言《香囊记》“是前辈最佳传奇也”。但是，徐复祚《曲论》评其为“以诗词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徐渭《南词叙录》称《香囊记》为“南词之厄”。徐氏弟子王骥德认为：“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止，遂滥觞而又文词一体。”这是明代人的评价，代表了时人对戏曲的理解，具有现时针对性，并不能代表此剧的客观评价。这与时代的审美、作家群的审美，个人作家的审美之间存在落差有关。
邵璨以《香囊记》进行案头化写作，在南戏创作中引领一阵文人化创作的风气，实是受到明初思想文化大环境的种种影响。明初，朱元璋的恢复中原文化的主张渗透至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纲常伦理作为明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的思想工具受到大力推崇。并且，朱元璋发布禁止戏曲扮演古代帝王圣贤的诏令，《太祖实录》记载：“壬年，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之优戏，违者罪之。”这样一来，文学戏剧的自由创作受到了种种限定，以致于“元明之间，南曲一时衰熄灭”。而且元末高明的《琵琶记》影响下“曲以载道”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强化。
邵璨作为一代儒生选择创作南戏这一体裁，一方面是由于明最高统治者的对于伦理教化戏剧的喜爱和提倡，另一方面元代后期的南戏取北剧之长呈“中兴”之势，邵璨作为南方太湖流域的宜兴人，对南戏作品的创作和体裁的改造有着更多的热情和便利之处。
徐渭对《香囊记》的否定有着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本色观”。其在《西厢序》中论及本色，“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承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
同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细细梳理了《香囊记》的主要特征：“以时文为南曲……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马琳萍《<香囊记>与八股文关系之研究》把“以时文为南曲”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以逼近、回归事件本身的方式对《香囊记》和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详实的认知判断，确认了《香囊记》与“时文”的密切联系，此不赘言。《香囊记》的语言和文体确如徐渭所言，融合了八股时文的特点而有掉书袋之嫌。
但是，徐渭真正指摘的是作品的道德说教功用和邵璨之后跟风创作的文人们。其言：“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可见，《香囊记》引导了明前中期的文人化传奇剧创作的风气，其后如《玉玦》《浣纱》《玉合》等作品纷纷问世。而《香囊记》刮起的这一阵曲风与“本色论”大相径庭，无怪乎徐渭批判其为“南词之厄”。
从剧情编排来看，《香囊记》共有四十二出，作者按南戏创作惯例以生旦分合的结构来编排剧情，又以紫香囊为信物，将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巧妙地勾连。 邵璨为更加真实自然地表达伦理教化思想，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安排得既富有传奇性又具有合现实性。纵观全剧，九成在多重身份中切换自如，在家为孝子，在科考场上中状元，在朝堂之中是诤臣，在御敌战场担军营高参，在外交场中是忠烈使者，在官场之中是父母官……手持伦理道德的标尺来量度，九成于家守孝悌，于国守忠义，是一个完全符合儒家道德的完美无憾的人物形象。以至于论贞娘守孝节，邻居讲友助，王大人遵信义之类，完全地代言了“忠孝节义”。恰巧是邵璨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情节结构的合理安排，才使得戏剧的鲜明主题如此得显山露水。 从表现题材来看，《香囊记》的剧情涉及到科举赶考、忠良被陷、使者出使、强娶民女等传统的故事题材。此剧与高明《琵琶记》在主人公辞乡赴考和被逼娶亲的经历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妙。究其缘由，近代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关注到明前中期创作的模拟之风气。“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位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香囊记》作于正德五年（1510）至嘉靖四年（1526）之间，当时戏曲领域中，《琵琶记》因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而被模拟也不足为奇。
从戏剧的教化作用来看，《香囊记》作为一部道德教化剧，关乎到戏曲与道德传扬的关系问题。道德是一种依靠于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社会信仰來维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戏曲则是一种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的文化艺术形式。因此戏曲与道德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一方面是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戏曲的艺术主题和表现题材有潜移默化而深远悠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戏曲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道德具有共识性。关于道德对戏曲的影响，吴新雷和丁波所著的《戏曲与道德传扬》认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戏曲与道德一直处于冲突和互动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封建道德对戏曲的压制、排斥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戏曲对传统道德的反叛、批判、超越和妥协、认同、鼓吹。”明初朱元璋对戏曲压制与利用，宣扬社会道德，与邵璨等封建文人对封建伦理的妥协、认同和宣扬，完成了戏曲与社会道德的共识性。
概言之，《香囊记》的语言之典雅化，结构上借紫香囊穿针引线，剧情冲突“无巧不成书”等艺术特色，不应当被思想内容的道德化倾向所遮盖。拂去这层历史的尘土，我们可以看到《香囊记》独特的艺术性在戏曲发展史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5.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143
[4]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明何俊良.词曲，四友斋丛说（第3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叶德钧.读明传奇文七种[N].大晚报，1948.
[7]吴新雷，丁波.戏曲与道德传扬[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石聪聪（1995-），女，汉族，山东临沂，硕士在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