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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土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说，是语言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现代语言学的流派各有不同，但是，不论哪一个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影响。
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岑麒祥教授对我说，他留学法国时的老师是梅耶（Antoine Meillet，1868～1936），而梅耶是索绪尔的学生。根据岑麒祥教授的这种说法，我应当是索绪尔的第三代学生了。今年是索绪尔逝世101周年，我这个第三代学生特写此文来纪念自己的先辈老师。
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祖先原来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
他的父亲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瑞土颇有名气。早在中学时期，索绪尔就在日内瓦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葆朴（F.Bopp）等语言学家的著作，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但是，1875年中学毕业后，他却顺从父母的愿望，进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
然而，语言学仍然深深地吸引着他。一年之后，他下决心离开日内瓦，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在大学中，他与青年语法学派的勃鲁格曼（K.Brugmann）、奥斯托霍夫（H.Ostohoff）、德尔布吕克（B. Delbrǖck）和保罗（H.Paul）交往甚密，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1879年转学到柏林大学，同年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ve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一文，在理论上解决了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这时他才22岁，才华初露，引起了欧洲语言学界的注意。
1880年，索绪尔再回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i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
1881年至1891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讲授日耳曼语比较语法、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等课程，同时还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培养了梅耶（A.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等语言学家，建立了法兰西学派。
1891年冬，索绪尔回到瑞士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
从1892年起每年开设梵文课程。
1892年讲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印欧系语言的动词。
1893年讲希腊语与拉丁语词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讲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名词的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讲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词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讲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讲欧洲地理语言学。
1904～1905年讲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讲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6年开始讲普通语言学，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连续讲了三门教程。
索绪尔在开设普通语言学这门课之前，已经把整个印欧系主要语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日耳曼语、古高地德语、古英语）都教了一遍或几遍。他深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毅然下决心摆脱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走一条新的道路。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提出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索绪尔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没有轻率地把他的教程写成书籍或讲义。他需要长时间的潜心思考，以便概括出一个较好的语言学系统。他不满意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而是力图不断地对其作修正，因此，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把他的教程写成一部书。
索绪尔于1913年死于喉癌，年仅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C.Bally）、薛施蔼（A.Sechehaye）、里德林格（A.Riedlinger）合作，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本人的札记进行整理组合，编成《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1916年在瑞士的洛桑出第一版，1922年在法国巴黎出第二版，其后还连续出了第三版、第四版，1949年出了第五版。世界上各种重要的语言差不多都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译本。
1957年，巴利的学生、瑞士语言学家哥德尔（R. Godel）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把巴利和薛施蔼未曾看到的康士坦丁（E.Constantin）听第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后，登载于《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 Ferdinand de Saussure）第十六期上。
1967年起，由瑞士语言学家恩格勒（R.Engler）评注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恩格勒评注本》（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dition critique par R. Engler）法文本开始出版，共分四个分册分别出版。
1972年，由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Tullio De Mauro）详细评注的法文新一版出版，叫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dition critique par Tullio De Mauro）。
1993年，根据康士坦丁听第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的法文本，由日本学者小松荣介（Eisuke Komatsu）编辑，并于同年由日本学习院大学（Université Gakushuin）在东京（Tokyo）出版；该书中译本由屠友祥翻译，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产生于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产生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潮特别是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当时社会科学正处于转型的关口，两大哲学流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都把社会看成一种结果，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而不是第一性的、实质的东西。基于这样的认识，关于社会的研究无法成为科学。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通过他们各自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不仅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也不仅是精神的偶然表现，而是一个实体，并且是第一性的实体。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孤立的社会事实本身，而是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结合，要把社会事实放在整个社会框架中去探求它们的功能。他们的这种新理论使社会科学向科学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一本著作。我们要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必须以它作为首要的根据；同时，我们也要参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恩格勒评注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等其他的版本。本文的介绍主要根据《普通语言学教程》。
《普通语言学教程》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编：
（一）一般原则
（二）共时语言学
（三）历时语言学
（四）地理语言学
（五）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
“绪论”简单地叙述了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语言学和毗邻科学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文字以及音位学等。
“一般原则”部分主要讲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部分讲语言的具体实体，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的价值，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机构，语法及其区分，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
“历时语言学”部分讲语音变化、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比和演化，流俗词源，黏合作用，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
“地理语言学”部分讲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语言波浪的传播。
“回顾语言学的问题”讲历时语言学的两种展望，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史中的语言证据，语系和语言的类型。
这本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书中的几个独特的观点。
一、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
索绪尔认为，要在整个言语活动（langage）中找出与语言（langue）相当的部分，必须仔细考察可以把言语（parole）循环重建出来的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这是使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数。所以，假设有甲乙两个人在交谈。循环的出发点是在对话者之一（例如甲）的脑子里，在这里，被称为概念（concept，用字母“c”表示）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image，用字母“i”表示）联结在一起的。假设某一个概念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完全是一种心理现象。
接着是一个生理过程：脑子把一个与那音响形象有相互关系的冲动传递给发音器官，然后把声波从甲的口里送到乙的耳朵：这是纯粹的物理过程。随后，循环在乙方以相反的程序继续着：从耳朵到脑子，这是音响形象在生理上的传递；在脑子里，是这形象和相应的概念在心理上的联结①。如果轮到乙方说话，这新的行为就继续下去──从他的脑子到甲方的脑子──进程跟前一个完全相同，连续经过同一些阶段，可以图示如下：
图1：交谈涉及物理、生理和心理等领域
这种分析当然不是很完备的，我们还可以区分出：纯粹的音响感觉，音响感觉和潜在的音响形象的合一，发音的肌动形象，等等。我们考虑的只是大家认为是主要的要素；但是上图已能使我们把物理部分（声波）同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和心理部分（词语形象和概念）一一区别开来。重要的是不要把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混为一谈，它和跟它联结在一起的概念都是心理现象。
上述循环还可以分为：
1.外面部分（声音从口到耳的振动）和包括其余一切的里面部分；
2.心理部分和非心理部分，后者既包括由发音器官发出的生理事实，也包括个人以外的物理事实；
3.主动部分和被动部分：凡从说话者的联想中枢到听者的耳朵的一切都属主动部分，凡从听者的耳朵到他的联想中枢的一切都属被动部分；
最后，在脑子里的心理部分中，凡属主动的一切（c →i）都可以称为执行的部分，凡属被动的一切（i→c）都可以称为接受的部分。
此外，我们还要加上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只要不是孤立的符号，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机能；它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最大的作用。
索绪尔认为，要彻底了解这种作用，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因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
在由言语活动联系起来的每个个人当中，会建立起一种平均数：每个人都在复制（当然不是很确切地，而只是近似地）与相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相同的符号。
这种社会的进化是怎么来的呢？上述循环中的哪一部分可能是跟它有关的呢？因为很可能不是任何部分都同样在里面起作用的。
我们首先可以把物理部分排除。当听到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尽管听到一些声音，但由于我们不了解，因而仍然处在社会事实之外。
心理部分也不是全部起作用的：执行的一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执行永远不是由集体，而是由个人进行的。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将它叫作“言语”。 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索绪尔提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设想这种社会产物，才能使语言看来是完全跟其他一切分立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在地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在地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
基于如上分析，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1angag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三个概念，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
“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1]（P30）“因此，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1]（P41）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1]（P35）
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P42）
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1]（P35）
与言语相反，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1]（P36）“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1]（P35）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1（集体模型）”。[1]（P41）
言语和语言“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们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另一方面，我们总是通过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母语的；它要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1]（P41）
索绪尔把语言比作乐章，把言语比作演奏，把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比喻为乐章和演奏的关系。他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语言比之于交响乐，它的现实性是跟演奏方法无关的；演奏交响乐的乐师可能犯的错误绝不会损害这种现实性。”[1]（P40）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1]（P37～38）
据此，索绪尔又把语言比喻为代数。他说：“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1]（P169）例如，德语名词数的变化，Nacht（夜，单数）：N?chte，（夜，复数）。这个语法事实可以用a/b这一符号来代表，但是，其中的a、b都不是简单项而是复杂项，它们分别从属于一定的系统之下。Nacht有名词、阴性、单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a；N?chte有名词、阴性、复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结尾加了e，ch的读音从/x/变为/?/。这样，就可以形成许多对立，所以叫作复杂项。每个符号孤立地看，可以认为是简单项，但是从整体来看，则都是复杂项。“语言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各项要素的复杂平衡。”[1]（P101）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我们试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1]（P101）
由于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因此索绪尔把它表示为如下图：
图2：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把概念叫作“所指”（signifié），把音响形象叫作“能指”（signifiant）。他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P102）
由索绪尔的定义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的东西，而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似乎也只是心理的东西。这种观点，在他解释“语言”和“言语”的时候也说过：“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1]（P36） “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1]（P37）
这种本质上是心理的语言符号有什么特点呢？索绪尔指出了两个特点：
第一，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P102）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能枚举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1]（P103）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将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1]（P104）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1]（P107）
“人们对语言说：‘您选择罢！’但是随即加上一句：‘您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P107）
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由这些符号所组成的语言的普遍的、突然的变化呢？
索绪尔指出了四种阻碍这种变化的因素；
1.符号的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1]（P109）。由于符号的任意性，我们不能够论证哪一种能指更为合理的问题。例如，“姐妹”这个词为什么法语要用“s?ur”而不用“sister”（英语的“姐妹”），“牛”这个词为什么德语要用“Ochs”而不用“b?uf”（法语的“牛”），等等，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这样，也就缺少符号变化的基础。
2.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难于改变。
3.语言系统的性质太复杂：他说，“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入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人们要经过专家、语法学家、逻辑学家等等的参与才能对某一变化有所理解；但是经验表明，直到现在，这种性质的参与并没有获得成功。”[1]（P110）
4.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在一定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新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1]（P111）
索绪尔继续写道：“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是处在时间之中。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无论什么时候，跟过去有连带关系就会对选择的自由有所妨碍。”[1]（P111）
“时间”与“说话的大众”组成了表明语言实质的背景。“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使得“离开了时间，语言的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1]（P116）“要是单从时间方面考虑语言，没有说话的大众——假设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上几个世纪——那么我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时间会对它不起作用。反过来，要是只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1]（P116）
第二，能指的线条性。
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
1.它体现一个长度。
2.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直线。
这是一个似乎为常人所忽略的基本原则。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它的重要性与符号的任意性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
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由于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所以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定义，就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这些东西，可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来统称。
外部语言学要研究的内容有：
第一，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与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语言中的反映等。
第二，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并对它进行殖民化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高度的文明有利于某些特殊语言（如法律语言、科学术语）的发展。
第三，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这些制度和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又有密切的联系。文学语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制定的界限，例如沙龙、宫廷、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还有文学语言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最终都会使它的应用超出口语的范围。
最后，凡是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围。
外部语言学可以把各种细节一件件地堆积起来而不致感到被系统的老虎钳钳住。 而内部语言学则不容许随意的安排。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地影响到棋法。”[1]（P46）“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1]（P45）
四、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
语言的符号不纯粹是语言的事实，而是系统的组成要素，这个系统代表了语言。进入系统中的符号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员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形成一个整体。正如象棋可以归结为各个棋子的位置的组合一样，语言是一个仅仅以它的各个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1]（P128）
“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1]（P128）
索绪尔进一步用下棋来解释“价值”。“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当然不是。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将弄坏了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卒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上完全不同的卒子。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1]（P155～156）
由此可见，在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保持相互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之亦然。
词既然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例如，法语的“mouton”（羊，羊肉）跟英语的“sheep”（羊）可以有相同的意义，但是没有相同的价值。这里有几个原因。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一块烧好并端在桌子上的羊肉的时候，英语说“mutton”（羊肉），而不说“sheep”。英语的“sheep”和法语的“mouton”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sheep”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mutton”，而法语的词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不一样。可见，词的价值不是由标志它的客观对象的关系来确定的，而是由它对其他词的关系及其在该语言中的地位来决定的。价值就是系统的功能，价值就是语言事实在该语言系统中的意义。
法语复数的价值跟梵语复数的价值不一样，尽管它们的意义大体上相同。梵语有三个数，而不是两个（“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胳膊”“我的腿”等等都要用双数），认为梵语和法语的复数有相同的价值是不正确的，因为梵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按法语的规则采用复数。“由此可见，复数的价值决定于在它之外和周围的一切。”[1]（P162）
斯拉夫语有规则的区分动词的两种体：完成体表示动作的整体，好像是时间上没有任何过程的一个点；未完成体表示在时间的线上正在进行的动作。这些范畴会给法国人造成很大困难，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这些范畴；如果它们是预先规定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
因此，索绪尔得出结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1]（P169）②
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本概念，它是“系统”的概念所派生出来的概念之一，与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系统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概念交织在一起。“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1]（P156）“价值的就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1]（P156）
由于价值决定了符号的功能，因此，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体系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概念之一。
五、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而任何研究价值的科学，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必须区别共时的观点和历时的观点，也就是说，要把它们放在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上来研究。“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下图分出：（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2）连续轴线（CD），在这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1]（P118）（见图3）
图3：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
索绪尔指出：把一段树干从横面切断，我们将在断面上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它无非是纵向纤维的一种情景；这些纵向纤维，如果把树干垂直切开，也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展望依存于另一个展望：纵断面表明构成植物的纤维本身，横断面表明这些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但是后者究竟不同于前者，因为它可以使人看到各纤维间某些从纵的平面上永远不能理解的关系。
“对研究价值的科学来说，这种区分已成了实际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并且成了绝对的需要。在这样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向学者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系统和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1]（P119） “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得越是严密，正因为它的复杂性，我们越有必要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任何系统都不具备这种可与语言相比的特点，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准确的价值，这样众多，这样纷繁，这样严密地互相依存的要素。”[1]（P119）
所以，索绪尔主张区分两种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1]（P119）
索绪尔认为，“我们研究语言事实的时候，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对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要描绘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却同时从汝拉山的几个山峰上去摄取，那是荒谬绝伦的；全景只能从某一点去摄取。语言也是这样：我们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要是语言学家老是跟着语言的演化转，那就好像一个游客从汝拉山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去记录景致的移动。”[1]（P120）
因此，“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历史方法将作出贡献，使它青春焕发。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1]（P121）
共时语言学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成系统。换言之，共时语言学仅仅与语言有关，而历时语言学则与言语有关。
“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1]（P141）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1]（P143）
一旦掌握了这个二重的分类原则，我们就可以补充说：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一切变化都是在言语中萌芽的。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出。
现代德语说：ich war（我从前是），wir waren（我们从前是），可是在古代德语中，直到16世纪，还是这样变位的：ich was，wir waren（现在英语中还说：I was，we were）。“war”是怎样代替了“was”的呢？有些人受了“waren”的影响，于是按类推作用造出了“war”；这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
可见，在索绪尔学说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在客观上来源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我们能够既在共时态中，又同时在历时态中来研究语言及其现象吗？索绪尔作了否定的回答：“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1]（P122）
例如，拉丁语“crispus”（波状的、卷皱的）给法语提供了一个词根“crép-”，由此产生出动词“crépir”（涂上灰泥）和“décrépir”（除去灰泥）。另一方面，在某一时期，人们又向拉丁语借了“dēcrepitus”（衰老）一词，词语不明，并把它变成了“dērcérpit”。这样，今天说法语的人们在“un mur decr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un home décrépit”（一个衰老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尽管在历史上这两个词彼此毫不相干。例如，人们现在往往说“la fa?ade décrépite d’une maison”（一所房子的破旧门面）。可见，在共时观察的语言系统中，那些从历时的观点看来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却可以得到相反的评价。而实际上，历时事实同它们产生的共时的静态事实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索绪尔指出：“所以，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将是一种空想。在历时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1]（P125）
那么，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种更为重要呢？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因为对说话者来说，“它是真正的、惟一的现实性”[1]（P130）。换句话说，如果语言学家只注意历时的背景，那么，他看到的绝不是语言，而只是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
他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自有近代语言学以来，我们可以说，它全神贯注在历时态方面。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对各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等等）所作的专门研究，也使用同样的方法；状态的穿插只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这是葆朴所开创的路子，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混杂的、犹豫不定的。”[1]（P120）
他也批评传统语法：“传统语法对语言的有些部分，例如构词法，毫无所知；它是规范性的，认为应该制定规则，而不是确认事实；它缺乏整体的观点；往往甚至不晓得区别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如此等等。”[1]（P121）
他赞扬波尔·洛瓦雅尔语法：“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状态，并确定它的价值。它不因此需要中世纪的语言；它忠实地遵循着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所以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对方法的应用是完备的。”[1]（P121）
他为古典语法辩护：“曾有人责备古典语法不科学，但是它的基础比之葆朴所创立的语言学并不那么该受批评，它的对象更为明确。”[1]（P121）
“古代语法只看到共时事实，语言学已揭露了一类崭新的现象。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使人感到这两类事实的对立，从而引出一切可能的结果。”[1]（P121） 六、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句段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和“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fs）运行的。这两种关系相当于我们心理活动的两个形式，并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价值。
什么是句段关系呢？
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连接在一起，彼此便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它们之间结成的关系，叫作句段关系。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叫做“句段”（syntagmes）。所以，句段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位组成的。例如，法语的“re-lire”（再读），“contre tous”（反对一切人），“1a vie humaine”（人生），“Dieu est bon”（上帝是仁慈的），“S’i1 fait beau temps，nous sortirons”（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出去），等等。“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1]（P171）
什么是联想关系呢？
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不在前后相续的环境中出现，而是在说话者的脑子里出现的联系，叫作联想关系。例如，法语的“enseignement”（教育）这个词会使人们在心里自然地涌现出许多别的词。
图4：联想关系
在图4中，当说法语“enseignement”（教育）这个单词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联想关系：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词根相同的词“enseigner”（教书——不定式动词）、“renseignons”（我们教——动词复数第一人称），如图中的①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意思相近的词“éducation”（教育）、“apprentissage”（学习），如图中的②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后缀相同的词“changement”（变化）、“armement”（军备），如图中的③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发音相近的词“clement”（宽大的）、“justement”（恰巧），如图中的④所示。
这些词在某一方面都与enseignement有共同之点，产生联想。
索绪尔认为，在整个语言机构中不外就是这两种关系的运用。
“语法的传统区分可能有它们的实际用途，但是不符合自然的区别，而且缺乏任何逻辑上的联系。语法只能建筑在另一个更高的原则上面。”[1]（P188）
“每一事实应该都可以这样归入它的句段方面或联想方面，全部语法材料也应该安排在它的两个自然的轴线上面。只有这样分配才能表明我们对共时语言学的通常框架应该作哪些改变。”[1]（P189）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索绪尔写道：“我们刚才闯入我们这门科学的边缘领域进行探索，从那里得出了一个教训，虽然完全是消极的，但是因为符合本教程的基本思想，所以更加显得饶有趣味，那就是：语言学的惟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P323）
加了着重号的最后一句话后来被索绪尔研究者、瑞士语言学家哥德尔（R.Godel）考证出并不是索绪尔本人的原话，但是这句话确实体现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基本精神。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在洛桑出了第一版（1972年在莫罗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中，对第一版中的许多问题详加注释，但除序言和注释外，仍保留了第一版页次），1928年出现日译本，1931年出现德译本，1933年出现俄译本，1959年出现英译本，1980年才出现中译本。尽管其中有些译本出现得比较晚，但是，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关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思想，关于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区分的思想等，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及门弟子梅耶在《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第一册绪言中指出：“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哲学的语法。中世纪曾试图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法，直到18世纪，普通语法只是逻辑的延长。19世纪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所用的观察事实的方法扩展到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以至把每种语言的语法表现为事实的总和。可是直到现在，这些事实差不多还没有整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曾向我们指出了怎样去着手整理，但是要用语言本身的观点去整理语言事实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工程。”③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在对萨丕尔（E.Sapir）《语言论》的评论中，赞许索绪尔给“语言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④。这个“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就是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一再强调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法国语言学家本温尼斯特（E.Benveniste）在索绪尔逝世5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索绪尔的学术贡献作过这样的总结：“在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里，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成为在理论研究上及其技术发展方面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而这门革新了的语言学，肇源于索绪尔，语言学通过索绪尔而认识了自己，并团结成一支队伍。在同语言学交叉的各种思潮中，在语言学众说纷纭的不同流派里，索绪尔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这一颗闪闪发光的种子被他的弟子们接受下来，已经化为万丈的光芒，并勾画出一派处处有他存在的风光。”⑤
本温尼斯特的这段话是在50多年前讲的，他明确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星星之火，已经被他的弟子们继承下来，发展成了燎原的大火，放射出万丈光芒了。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又是5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进入了信息网络时代，已经放射出万丈光芒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否应当在这个信息网络时代更加有所发展，这是我们这一代索绪尔的弟子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德·索绪尔对于心理现象的分析，一般采用了德国赫尔巴特
（Herbart）联想心理学的术语和概念，这使他和新语法学派很接近。试参看德尔勃吕克德《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中译本校注。
②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la langue est une forme et non une
substance”（见法文原本第169页）。中译本把“substance”译为“实质”，欠妥，我们这里把它改译为“实体”。
③A.Meillet，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I，Paris，1948，P viii.
④L. Bloomfield，Classcal Weekly，1922，p142～143.
⑤E.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istique générale（1），
Paris，Gallimard，p45，1966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
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瑞士]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
程》[J].国外语言学，1980，（l）.
[4]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国外语言学，1983，（l）.
[5]肖国政主编，冯志伟校订.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
[6]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7]冯志伟.索绪尔的生平.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16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8]冯志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
年8月22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9]冯志伟.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23
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0]冯志伟.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25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1]冯志伟.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9月23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2]冯志伟.语言能指的线条性.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10月5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3]冯志伟.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10
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4]冯志伟.索绪尔论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冯志伟文化博
客，2014年11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5]冯志伟.索绪尔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冯志伟文化博客，
2014年11月25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6]冯志伟.索绪尔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
年12月9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7]冯志伟.对于索绪尔语言符号特性理论的再认识[J].当代外语
研究，2013.
（冯志伟 浙江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311121）
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岑麒祥教授对我说，他留学法国时的老师是梅耶（Antoine Meillet，1868～1936），而梅耶是索绪尔的学生。根据岑麒祥教授的这种说法，我应当是索绪尔的第三代学生了。今年是索绪尔逝世101周年，我这个第三代学生特写此文来纪念自己的先辈老师。
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祖先原来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
他的父亲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在瑞土颇有名气。早在中学时期，索绪尔就在日内瓦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葆朴（F.Bopp）等语言学家的著作，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但是，1875年中学毕业后，他却顺从父母的愿望，进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
然而，语言学仍然深深地吸引着他。一年之后，他下决心离开日内瓦，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在大学中，他与青年语法学派的勃鲁格曼（K.Brugmann）、奥斯托霍夫（H.Ostohoff）、德尔布吕克（B. Delbrǖck）和保罗（H.Paul）交往甚密，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1879年转学到柏林大学，同年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ve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一文，在理论上解决了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这时他才22岁，才华初露，引起了欧洲语言学界的注意。
1880年，索绪尔再回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i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
1881年至1891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讲授日耳曼语比较语法、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等课程，同时还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培养了梅耶（A.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等语言学家，建立了法兰西学派。
1891年冬，索绪尔回到瑞士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
从1892年起每年开设梵文课程。
1892年讲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印欧系语言的动词。
1893年讲希腊语与拉丁语词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讲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名词的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讲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词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讲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讲欧洲地理语言学。
1904～1905年讲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讲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6年开始讲普通语言学，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连续讲了三门教程。
索绪尔在开设普通语言学这门课之前，已经把整个印欧系主要语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日耳曼语、古高地德语、古英语）都教了一遍或几遍。他深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毅然下决心摆脱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走一条新的道路。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提出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索绪尔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没有轻率地把他的教程写成书籍或讲义。他需要长时间的潜心思考，以便概括出一个较好的语言学系统。他不满意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而是力图不断地对其作修正，因此，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把他的教程写成一部书。
索绪尔于1913年死于喉癌，年仅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C.Bally）、薛施蔼（A.Sechehaye）、里德林格（A.Riedlinger）合作，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本人的札记进行整理组合，编成《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1916年在瑞士的洛桑出第一版，1922年在法国巴黎出第二版，其后还连续出了第三版、第四版，1949年出了第五版。世界上各种重要的语言差不多都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译本。
1957年，巴利的学生、瑞士语言学家哥德尔（R. Godel）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把巴利和薛施蔼未曾看到的康士坦丁（E.Constantin）听第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后，登载于《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 Ferdinand de Saussure）第十六期上。
1967年起，由瑞士语言学家恩格勒（R.Engler）评注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恩格勒评注本》（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dition critique par R. Engler）法文本开始出版，共分四个分册分别出版。
1972年，由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Tullio De Mauro）详细评注的法文新一版出版，叫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dition critique par Tullio De Mauro）。
1993年，根据康士坦丁听第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的法文本，由日本学者小松荣介（Eisuke Komatsu）编辑，并于同年由日本学习院大学（Université Gakushuin）在东京（Tokyo）出版；该书中译本由屠友祥翻译，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产生于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产生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潮特别是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当时社会科学正处于转型的关口，两大哲学流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都把社会看成一种结果，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而不是第一性的、实质的东西。基于这样的认识，关于社会的研究无法成为科学。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通过他们各自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不仅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也不仅是精神的偶然表现，而是一个实体，并且是第一性的实体。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孤立的社会事实本身，而是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结合，要把社会事实放在整个社会框架中去探求它们的功能。他们的这种新理论使社会科学向科学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一本著作。我们要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必须以它作为首要的根据；同时，我们也要参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恩格勒评注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等其他的版本。本文的介绍主要根据《普通语言学教程》。
《普通语言学教程》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编：
（一）一般原则
（二）共时语言学
（三）历时语言学
（四）地理语言学
（五）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
“绪论”简单地叙述了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语言学和毗邻科学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文字以及音位学等。
“一般原则”部分主要讲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部分讲语言的具体实体，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的价值，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机构，语法及其区分，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
“历时语言学”部分讲语音变化、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比和演化，流俗词源，黏合作用，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
“地理语言学”部分讲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语言波浪的传播。
“回顾语言学的问题”讲历时语言学的两种展望，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史中的语言证据，语系和语言的类型。
这本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书中的几个独特的观点。
一、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
索绪尔认为，要在整个言语活动（langage）中找出与语言（langue）相当的部分，必须仔细考察可以把言语（parole）循环重建出来的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这是使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数。所以，假设有甲乙两个人在交谈。循环的出发点是在对话者之一（例如甲）的脑子里，在这里，被称为概念（concept，用字母“c”表示）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image，用字母“i”表示）联结在一起的。假设某一个概念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完全是一种心理现象。
接着是一个生理过程：脑子把一个与那音响形象有相互关系的冲动传递给发音器官，然后把声波从甲的口里送到乙的耳朵：这是纯粹的物理过程。随后，循环在乙方以相反的程序继续着：从耳朵到脑子，这是音响形象在生理上的传递；在脑子里，是这形象和相应的概念在心理上的联结①。如果轮到乙方说话，这新的行为就继续下去──从他的脑子到甲方的脑子──进程跟前一个完全相同，连续经过同一些阶段，可以图示如下：
图1：交谈涉及物理、生理和心理等领域
这种分析当然不是很完备的，我们还可以区分出：纯粹的音响感觉，音响感觉和潜在的音响形象的合一，发音的肌动形象，等等。我们考虑的只是大家认为是主要的要素；但是上图已能使我们把物理部分（声波）同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和心理部分（词语形象和概念）一一区别开来。重要的是不要把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混为一谈，它和跟它联结在一起的概念都是心理现象。
上述循环还可以分为：
1.外面部分（声音从口到耳的振动）和包括其余一切的里面部分；
2.心理部分和非心理部分，后者既包括由发音器官发出的生理事实，也包括个人以外的物理事实；
3.主动部分和被动部分：凡从说话者的联想中枢到听者的耳朵的一切都属主动部分，凡从听者的耳朵到他的联想中枢的一切都属被动部分；
最后，在脑子里的心理部分中，凡属主动的一切（c →i）都可以称为执行的部分，凡属被动的一切（i→c）都可以称为接受的部分。
此外，我们还要加上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只要不是孤立的符号，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机能；它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最大的作用。
索绪尔认为，要彻底了解这种作用，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因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
在由言语活动联系起来的每个个人当中，会建立起一种平均数：每个人都在复制（当然不是很确切地，而只是近似地）与相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相同的符号。
这种社会的进化是怎么来的呢？上述循环中的哪一部分可能是跟它有关的呢？因为很可能不是任何部分都同样在里面起作用的。
我们首先可以把物理部分排除。当听到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尽管听到一些声音，但由于我们不了解，因而仍然处在社会事实之外。
心理部分也不是全部起作用的：执行的一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执行永远不是由集体，而是由个人进行的。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将它叫作“言语”。 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索绪尔提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设想这种社会产物，才能使语言看来是完全跟其他一切分立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在地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在地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
基于如上分析，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1angag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三个概念，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
“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1]（P30）“因此，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1]（P41）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1]（P35）
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P42）
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1]（P35）
与言语相反，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1]（P36）“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1]（P35）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1（集体模型）”。[1]（P41）
言语和语言“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们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另一方面，我们总是通过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母语的；它要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1]（P41）
索绪尔把语言比作乐章，把言语比作演奏，把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比喻为乐章和演奏的关系。他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语言比之于交响乐，它的现实性是跟演奏方法无关的；演奏交响乐的乐师可能犯的错误绝不会损害这种现实性。”[1]（P40）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1]（P37～38）
据此，索绪尔又把语言比喻为代数。他说：“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1]（P169）例如，德语名词数的变化，Nacht（夜，单数）：N?chte，（夜，复数）。这个语法事实可以用a/b这一符号来代表，但是，其中的a、b都不是简单项而是复杂项，它们分别从属于一定的系统之下。Nacht有名词、阴性、单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a；N?chte有名词、阴性、复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结尾加了e，ch的读音从/x/变为/?/。这样，就可以形成许多对立，所以叫作复杂项。每个符号孤立地看，可以认为是简单项，但是从整体来看，则都是复杂项。“语言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各项要素的复杂平衡。”[1]（P101）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我们试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1]（P101）
由于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因此索绪尔把它表示为如下图：
图2：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把概念叫作“所指”（signifié），把音响形象叫作“能指”（signifiant）。他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P102）
由索绪尔的定义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的东西，而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似乎也只是心理的东西。这种观点，在他解释“语言”和“言语”的时候也说过：“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1]（P36） “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1]（P37）
这种本质上是心理的语言符号有什么特点呢？索绪尔指出了两个特点：
第一，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P102）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能枚举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1]（P103）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将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1]（P104）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1]（P107）
“人们对语言说：‘您选择罢！’但是随即加上一句：‘您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P107）
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由这些符号所组成的语言的普遍的、突然的变化呢？
索绪尔指出了四种阻碍这种变化的因素；
1.符号的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1]（P109）。由于符号的任意性，我们不能够论证哪一种能指更为合理的问题。例如，“姐妹”这个词为什么法语要用“s?ur”而不用“sister”（英语的“姐妹”），“牛”这个词为什么德语要用“Ochs”而不用“b?uf”（法语的“牛”），等等，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这样，也就缺少符号变化的基础。
2.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难于改变。
3.语言系统的性质太复杂：他说，“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入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人们要经过专家、语法学家、逻辑学家等等的参与才能对某一变化有所理解；但是经验表明，直到现在，这种性质的参与并没有获得成功。”[1]（P110）
4.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在一定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新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1]（P111）
索绪尔继续写道：“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是处在时间之中。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无论什么时候，跟过去有连带关系就会对选择的自由有所妨碍。”[1]（P111）
“时间”与“说话的大众”组成了表明语言实质的背景。“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使得“离开了时间，语言的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1]（P116）“要是单从时间方面考虑语言，没有说话的大众——假设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上几个世纪——那么我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时间会对它不起作用。反过来，要是只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1]（P116）
第二，能指的线条性。
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
1.它体现一个长度。
2.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直线。
这是一个似乎为常人所忽略的基本原则。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它的重要性与符号的任意性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
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由于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所以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定义，就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这些东西，可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来统称。
外部语言学要研究的内容有：
第一，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与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语言中的反映等。
第二，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并对它进行殖民化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高度的文明有利于某些特殊语言（如法律语言、科学术语）的发展。
第三，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这些制度和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又有密切的联系。文学语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制定的界限，例如沙龙、宫廷、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还有文学语言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最终都会使它的应用超出口语的范围。
最后，凡是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围。
外部语言学可以把各种细节一件件地堆积起来而不致感到被系统的老虎钳钳住。 而内部语言学则不容许随意的安排。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地影响到棋法。”[1]（P46）“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1]（P45）
四、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
语言的符号不纯粹是语言的事实，而是系统的组成要素，这个系统代表了语言。进入系统中的符号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员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形成一个整体。正如象棋可以归结为各个棋子的位置的组合一样，语言是一个仅仅以它的各个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1]（P128）
“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1]（P128）
索绪尔进一步用下棋来解释“价值”。“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当然不是。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将弄坏了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当然可以。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卒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上完全不同的卒子。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1]（P155～156）
由此可见，在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保持相互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之亦然。
词既然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例如，法语的“mouton”（羊，羊肉）跟英语的“sheep”（羊）可以有相同的意义，但是没有相同的价值。这里有几个原因。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一块烧好并端在桌子上的羊肉的时候，英语说“mutton”（羊肉），而不说“sheep”。英语的“sheep”和法语的“mouton”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sheep”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mutton”，而法语的词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不一样。可见，词的价值不是由标志它的客观对象的关系来确定的，而是由它对其他词的关系及其在该语言中的地位来决定的。价值就是系统的功能，价值就是语言事实在该语言系统中的意义。
法语复数的价值跟梵语复数的价值不一样，尽管它们的意义大体上相同。梵语有三个数，而不是两个（“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胳膊”“我的腿”等等都要用双数），认为梵语和法语的复数有相同的价值是不正确的，因为梵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按法语的规则采用复数。“由此可见，复数的价值决定于在它之外和周围的一切。”[1]（P162）
斯拉夫语有规则的区分动词的两种体：完成体表示动作的整体，好像是时间上没有任何过程的一个点；未完成体表示在时间的线上正在进行的动作。这些范畴会给法国人造成很大困难，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这些范畴；如果它们是预先规定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
因此，索绪尔得出结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1]（P169）②
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本概念，它是“系统”的概念所派生出来的概念之一，与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系统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概念交织在一起。“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1]（P156）“价值的就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1]（P156）
由于价值决定了符号的功能，因此，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体系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概念之一。
五、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而任何研究价值的科学，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必须区别共时的观点和历时的观点，也就是说，要把它们放在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上来研究。“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下图分出：（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2）连续轴线（CD），在这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1]（P118）（见图3）
图3：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
索绪尔指出：把一段树干从横面切断，我们将在断面上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它无非是纵向纤维的一种情景；这些纵向纤维，如果把树干垂直切开，也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展望依存于另一个展望：纵断面表明构成植物的纤维本身，横断面表明这些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但是后者究竟不同于前者，因为它可以使人看到各纤维间某些从纵的平面上永远不能理解的关系。
“对研究价值的科学来说，这种区分已成了实际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并且成了绝对的需要。在这样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向学者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系统和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1]（P119） “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得越是严密，正因为它的复杂性，我们越有必要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任何系统都不具备这种可与语言相比的特点，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准确的价值，这样众多，这样纷繁，这样严密地互相依存的要素。”[1]（P119）
所以，索绪尔主张区分两种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1]（P119）
索绪尔认为，“我们研究语言事实的时候，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对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要描绘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却同时从汝拉山的几个山峰上去摄取，那是荒谬绝伦的；全景只能从某一点去摄取。语言也是这样：我们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要是语言学家老是跟着语言的演化转，那就好像一个游客从汝拉山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去记录景致的移动。”[1]（P120）
因此，“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历史方法将作出贡献，使它青春焕发。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1]（P121）
共时语言学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成系统。换言之，共时语言学仅仅与语言有关，而历时语言学则与言语有关。
“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1]（P141）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1]（P143）
一旦掌握了这个二重的分类原则，我们就可以补充说：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一切变化都是在言语中萌芽的。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出。
现代德语说：ich war（我从前是），wir waren（我们从前是），可是在古代德语中，直到16世纪，还是这样变位的：ich was，wir waren（现在英语中还说：I was，we were）。“war”是怎样代替了“was”的呢？有些人受了“waren”的影响，于是按类推作用造出了“war”；这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
可见，在索绪尔学说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在客观上来源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我们能够既在共时态中，又同时在历时态中来研究语言及其现象吗？索绪尔作了否定的回答：“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1]（P122）
例如，拉丁语“crispus”（波状的、卷皱的）给法语提供了一个词根“crép-”，由此产生出动词“crépir”（涂上灰泥）和“décrépir”（除去灰泥）。另一方面，在某一时期，人们又向拉丁语借了“dēcrepitus”（衰老）一词，词语不明，并把它变成了“dērcérpit”。这样，今天说法语的人们在“un mur decrépi”（一堵灰泥剥落的墙）和“un home décrépit”（一个衰老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尽管在历史上这两个词彼此毫不相干。例如，人们现在往往说“la fa?ade décrépite d’une maison”（一所房子的破旧门面）。可见，在共时观察的语言系统中，那些从历时的观点看来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却可以得到相反的评价。而实际上，历时事实同它们产生的共时的静态事实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索绪尔指出：“所以，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将是一种空想。在历时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1]（P125）
那么，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种更为重要呢？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因为对说话者来说，“它是真正的、惟一的现实性”[1]（P130）。换句话说，如果语言学家只注意历时的背景，那么，他看到的绝不是语言，而只是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
他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自有近代语言学以来，我们可以说，它全神贯注在历时态方面。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对各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等等）所作的专门研究，也使用同样的方法；状态的穿插只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这是葆朴所开创的路子，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混杂的、犹豫不定的。”[1]（P120）
他也批评传统语法：“传统语法对语言的有些部分，例如构词法，毫无所知；它是规范性的，认为应该制定规则，而不是确认事实；它缺乏整体的观点；往往甚至不晓得区别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如此等等。”[1]（P121）
他赞扬波尔·洛瓦雅尔语法：“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试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法语的状态，并确定它的价值。它不因此需要中世纪的语言；它忠实地遵循着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所以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对方法的应用是完备的。”[1]（P121）
他为古典语法辩护：“曾有人责备古典语法不科学，但是它的基础比之葆朴所创立的语言学并不那么该受批评，它的对象更为明确。”[1]（P121）
“古代语法只看到共时事实，语言学已揭露了一类崭新的现象。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使人感到这两类事实的对立，从而引出一切可能的结果。”[1]（P121） 六、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句段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和“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fs）运行的。这两种关系相当于我们心理活动的两个形式，并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价值。
什么是句段关系呢？
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连接在一起，彼此便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它们之间结成的关系，叫作句段关系。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叫做“句段”（syntagmes）。所以，句段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位组成的。例如，法语的“re-lire”（再读），“contre tous”（反对一切人），“1a vie humaine”（人生），“Dieu est bon”（上帝是仁慈的），“S’i1 fait beau temps，nous sortirons”（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出去），等等。“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1]（P171）
什么是联想关系呢？
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不在前后相续的环境中出现，而是在说话者的脑子里出现的联系，叫作联想关系。例如，法语的“enseignement”（教育）这个词会使人们在心里自然地涌现出许多别的词。
图4：联想关系
在图4中，当说法语“enseignement”（教育）这个单词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联想关系：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词根相同的词“enseigner”（教书——不定式动词）、“renseignons”（我们教——动词复数第一人称），如图中的①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意思相近的词“éducation”（教育）、“apprentissage”（学习），如图中的②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后缀相同的词“changement”（变化）、“armement”（军备），如图中的③所示；或者出现与“enseignement”的发音相近的词“clement”（宽大的）、“justement”（恰巧），如图中的④所示。
这些词在某一方面都与enseignement有共同之点，产生联想。
索绪尔认为，在整个语言机构中不外就是这两种关系的运用。
“语法的传统区分可能有它们的实际用途，但是不符合自然的区别，而且缺乏任何逻辑上的联系。语法只能建筑在另一个更高的原则上面。”[1]（P188）
“每一事实应该都可以这样归入它的句段方面或联想方面，全部语法材料也应该安排在它的两个自然的轴线上面。只有这样分配才能表明我们对共时语言学的通常框架应该作哪些改变。”[1]（P189）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索绪尔写道：“我们刚才闯入我们这门科学的边缘领域进行探索，从那里得出了一个教训，虽然完全是消极的，但是因为符合本教程的基本思想，所以更加显得饶有趣味，那就是：语言学的惟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P323）
加了着重号的最后一句话后来被索绪尔研究者、瑞士语言学家哥德尔（R.Godel）考证出并不是索绪尔本人的原话，但是这句话确实体现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基本精神。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在洛桑出了第一版（1972年在莫罗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莫罗评注本》中，对第一版中的许多问题详加注释，但除序言和注释外，仍保留了第一版页次），1928年出现日译本，1931年出现德译本，1933年出现俄译本，1959年出现英译本，1980年才出现中译本。尽管其中有些译本出现得比较晚，但是，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关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思想，关于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区分的思想等，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及门弟子梅耶在《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第一册绪言中指出：“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哲学的语法。中世纪曾试图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法，直到18世纪，普通语法只是逻辑的延长。19世纪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所用的观察事实的方法扩展到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以至把每种语言的语法表现为事实的总和。可是直到现在，这些事实差不多还没有整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曾向我们指出了怎样去着手整理，但是要用语言本身的观点去整理语言事实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工程。”③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在对萨丕尔（E.Sapir）《语言论》的评论中，赞许索绪尔给“语言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④。这个“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就是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一再强调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法国语言学家本温尼斯特（E.Benveniste）在索绪尔逝世5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索绪尔的学术贡献作过这样的总结：“在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里，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成为在理论研究上及其技术发展方面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而这门革新了的语言学，肇源于索绪尔，语言学通过索绪尔而认识了自己，并团结成一支队伍。在同语言学交叉的各种思潮中，在语言学众说纷纭的不同流派里，索绪尔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这一颗闪闪发光的种子被他的弟子们接受下来，已经化为万丈的光芒，并勾画出一派处处有他存在的风光。”⑤
本温尼斯特的这段话是在50多年前讲的，他明确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星星之火，已经被他的弟子们继承下来，发展成了燎原的大火，放射出万丈光芒了。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又是5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进入了信息网络时代，已经放射出万丈光芒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否应当在这个信息网络时代更加有所发展，这是我们这一代索绪尔的弟子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德·索绪尔对于心理现象的分析，一般采用了德国赫尔巴特
（Herbart）联想心理学的术语和概念，这使他和新语法学派很接近。试参看德尔勃吕克德《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中译本校注。
②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la langue est une forme et non une
substance”（见法文原本第169页）。中译本把“substance”译为“实质”，欠妥，我们这里把它改译为“实体”。
③A.Meillet，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I，Paris，1948，P viii.
④L. Bloomfield，Classcal Weekly，1922，p142～143.
⑤E.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istique générale（1），
Paris，Gallimard，p45，1966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
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瑞士]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
程》[J].国外语言学，1980，（l）.
[4]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国外语言学，1983，（l）.
[5]肖国政主编，冯志伟校订.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
[6]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7]冯志伟.索绪尔的生平.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16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8]冯志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
年8月22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9]冯志伟.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23
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0]冯志伟.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8月25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1]冯志伟.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9月23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2]冯志伟.语言能指的线条性.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10月5日，
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3]冯志伟.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年10
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4]冯志伟.索绪尔论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冯志伟文化博
客，2014年11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5]冯志伟.索绪尔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冯志伟文化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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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志伟.索绪尔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冯志伟文化博客，2014
年12月9日，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17]冯志伟.对于索绪尔语言符号特性理论的再认识[J].当代外语
研究，2013.
（冯志伟 浙江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3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