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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福柯提出的话语事件场概念中，存在一个从宏观文化构式向微观文本内部结构的转换，即一个文本中的功能性话语与各种他性话语的支撑和依赖关系建构起来的指涉系统。这显然是比认识型要微观得多的构境场域，它往往是一种文本、一种思潮内部的复杂话语实践。学术思想发生中真正存在的只是当下被激活的话语事件场，它在学者由言说和思考过程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构境中曾突现式地发生过，话语事件并不持续实在和永恒在场，而只是不断地突现式地蜂拥而至（成境）并迅速离散（消境），学术构境即是话语事件群的会聚。
关键词 福柯 《科学考古学》 共时性与历时性 话语事件场 档案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01-08
福柯①的《词与物》一书出版之后，虽然受到萨特等人本主义哲学家的批评，②但在整个法国社会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评如潮。在哲学界内部，受到了一些特殊关注，比如来自老师的评点和一些优秀学生的质疑，这些质疑以《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为讨论的中心。这些深一层的追问虽然为数不多，但都引发了青年福柯深一层的反省，从而促成了他思想上第一次重要“转折”。围绕老师和学生们的追问，青年福柯于1968年发表了《科学的考古学：答认识论小组》（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一文。③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红色五月风暴”之后，青年福柯的思想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我们重点来解读这一重要文本。
一、非连续性：提问与回答
向青年福柯提问的主体，是阿尔都塞在高等师范学校所领导的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十余位青年学者组成的所谓“认识论小组”（Cercle d’épistémologie），其中，就有今天已经成为法国一代新型思想大师的巴迪欧和米勒。④所有问题围绕的核心关键词有二：
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De l’épistémè et de la 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毫无疑问，这也是本书作者关心的问题。巴迪欧等人提出，希望福柯“在科学的地位、历史和概念的关系中”，进一步确认这两个关键性概念的内涵。他们认为，在巴什拉有关科学史的研究中，“认识论的断裂”被用以描述科学史发展中的非连续性，而青年福柯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现了一个时代与下一时代的认识论构式（configuration épistémique）之间的纵向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 verticale）”。[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问题的焦点于是集中为：认识论构式的横向性（horizontalité）与非连续认识型变化的纵向性（verricalit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十分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认识论小组在发问时，刻意使用了垂直与水平的比喻，而没有使用已经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主义的历时性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范畴。并且，认识论小组的这帮年轻人还促狭地引用了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在相关的评论文章面对学术界特别是萨特等对福柯的批评，康吉莱姆于1967年7月号《批判》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直接为福柯辩护。中对学生作出的一个批评：青年福柯将支配不同时代认识论构式的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绝对的断裂，而康吉莱姆则明确指认道，17、18世纪的认识型中诸如“自然史”这样的话语，的确被19世纪的认识型所抛弃了，但也有一些话语被直接整合（intégrés）到新的认识型之中，牛顿物理学并没有随着动物经济的生理学的出现而消亡，前者充当了后者的一个模型，譬如即便是在爱因斯坦那里，牛顿也没有被断裂式地推翻。[法]康吉莱姆：转引自[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注2。青年人的提问和思考显然是尖锐和深刻的，他们的确犀利地发现了青年福柯《词与物》一书中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和理论破绽。
面对这种追问，青年福柯的态度倒也十分认真。他坦然直面了青年人敏锐的观察和质问，同时承认“认识论的断裂”并非自己的原创。他说，在当时整个法国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已经开始普遍放弃长时段（longues périodes）的连续性观察：
有人已经开始努力去发现在思想的伟大连续性（grandes continuités）背后、在精神的基础性和同质性表现（manifestations massives et homogènes de l’esprit）的背后，在从一开始就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斗争的科学的不懈发展背后存在的中断（interruptions）。[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75， Paris， Gallimard，1994，p.725.
福柯所列举的思想先驱者，包括自己的老师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也包括热鲁（M. Gueroult）热鲁（M. Gueroult，1891-1976）：法国哲学史学家。代表作有：《反教条主义康德和费希特》（1920）、《对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的新思考》（1955）、《哲学史》（1～3卷，1984-1988）等。的哲学话语空间中封闭体系的“概念建筑术（architectures conceptuelles）”，以及在更小规模下思考文本内部写作结构的文学分析——他指的应该是语言结构主义思潮中的文学文本分析理论。青年福柯解说道，虽然这些努力的共同理论旨趣都已经指向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但真的还存在一种横向与纵向的、更深一层的思想交叉（entrecroisement）。比如，热鲁的哲学话语内部的概念建筑术和文学结构主义集中于横向的结构性思想构式，而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则更多地在思考纵向科学史中的结构性断裂，但二者确实交集于非连续性。不难看出，青年福柯自己十分清楚那些提问的焦点在哪里。 显然，青年福柯有些得意地说，首先，不能用非反思的范式来提问。他开始悄悄地全面反击了。因为，在我们通常的学术研究中，非反思的范式使用已经是隐性的暴力。除去上述思想史的观念构件之外，再比如，“文学”和“政治”这样概念，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得以发生的“晚近范畴（catégories récentes）”，可却常常在历史学研究中“被以回溯的假定（hypothèse rétrospective）和新的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游戏运用于中世纪或古典文化”。③这是追加的一个新的回击。福柯是想说，事实上，当我们使用一些仅仅属于一定时代的规范性、体制性的构式话语来普适性地思考全部历史的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已无形中生成。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使用的批判性方法正是由此缘起的。
其次，在福柯看来，认识论小组的青年学生们根本没有理解：文本并非同质，文本并非话语事件，话语事件亦并非独立。即便是《词与物》这一文本本身，都未必是同质的，更何况《词与物》的意义域并不直观于可见的文字，而是不可见的话语事件，甚至是话语事件群。这就是福柯此处端出来的新东西了。这里的话语概念已经不是《词与物》中那个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中作为普通语法在场的语言运作系统，而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论范式。福柯这一招真是一个足以轻巧地滑出问题绳套的好办法。于是，福柯得以从质疑中跳脱出去，着手塑形和展开另一些更复杂的新想法。在此，有些许流于生硬的认识型构架就要被软化为功能性的话语事件场了。
青年福柯神秘兮兮地继续讲道：如果想要真实地捕捉到一个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构境，就必须打碎幻象中的思想统一体（unités）。譬如，一个学者的思想同一体——它们通常被指认为“书本和成果（livre et de l’oeuvre）”，就好比认识论小组看到的文字、词语和文本中可见观点意义上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然而，学术思想构境事实上的真相与这些文本和文本群的词语事实并不具有平面化的简单同质性。我们可以发觉，笔锋至此，福柯已经悄悄地将论说的重心从宏大的文化认知结构——认识型微观化到了一个学者的文本与思想构境机制的探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接着，福柯作了具体分析：
第一，文本同一性的证伪。青年福柯说，一本书的统一性并不是“同质性的统一性（unité homogène）”。这是一个展开说明。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思想体，其边界不是刚性的，而恰恰是向着他性开放的。进一步说，
一本书的边界既非确定也非严格划定的。没有只靠自己就能存在的书籍，它总是在与其它书籍并立的支撑关系和依赖关系（rapport d’appui et de dépendance）之中的，它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un point dans un réseau）——这个网络包含了为个点或隐或显地指向其它书籍，其它文本或其它句子的整个指涉系统（système d’indications）。⑤[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
无疑，福柯这里的说法十分接近于罗兰·巴特-克莉斯多娃克莉斯多娃（Julia Kristeva，1941-）：保加利亚裔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代表作：《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面对自我的陌生》（1988）、《心灵的新疾患》（1993）等。后来突现的文本互文性理论。后者在《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的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青年福柯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词与物》一书中的认识型的概念与巴什拉、康吉莱姆甚至阿尔都塞的文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型的范式如果有错，那是一个时代中互文性话语事件场中的共同误认。所以，福柯这样举例，我们很轻松地就可以将一个呈现为平行六面体的作为物性对象的书拿在手里，但如果不通过各种支撑和依赖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话语场（champ de discours），这本书所内含的指涉却是根本无法获得的。请注意，福柯这里的讨论还存在一个上面我已经指认的从宏观文化构式向微观文本内部结构的转换，即一个文本中的功能性话语与各种他性话语的支撑和依赖关系建构起来的指涉系统（话语场）。福柯此处的思考，显然是比认识型要微观得多的构境场域，它往往是一种文本、一种思潮内部的复杂话语实践。我以为，这同样是福柯使出的一种巧妙的解套之法。
第二，一个思想家文本群的杂多与异质。青年福柯认为，从表面上看，一个学者的作品似乎就是以他的名字指涉的全部文本的总和；可是，在这一表面同一的指涉之下，并无法完全涵盖他的所有文献。比如，学者有可能以假名（笔名）发表作品，以至直到他去世之后，部分原始手稿、笔记（notes）、札记片断和随意的涂鸦（griffonnage）才被挖掘出来的；再比如，学者中途放弃的文本和写作大纲，那些未曾发表甚至未能记录、保存下来的书信、访谈和对话。以我之见，还应该算上那些他不想让世人知道的文本。雅克·马丁雅克·马丁（Jacques Mattin，1922-1964）：法国哲学家。马丁与阿尔都塞和福柯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比阿尔都塞小四岁，比福柯大四岁。生前未发表任何作品，曾经将黑格尔早期作品译为法文。痴迷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但并未加入法共。马丁有同性恋倾向，1948年表现出明显精神分裂症状，其后在朋友和母亲的照料下生活。在马丁精神分裂症发病前期，曾经和阿尔都塞住隔壁，每天一起读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对阿尔都塞和福柯都有重要影响。1964年在毁掉自己所有手稿后自杀。和福柯本人，都曾在去世之前焚毁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我在《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中，已经从文本学的客体视位上指认了公开发表的文献、手稿类文献、笔记书信类文献和阅读批注类“拟文本”等四类文本；从文本学的主体视位中区分的表演性、表现性、秘密文献和现身性文献等四种文本。这里，我已经意识到还有一种遗失或故意被删除的不在场的文献。这种新的文献恰恰处于文本学的客体与主体视位之间，它发挥作用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我的学生杨乔喻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参见杨乔喻的博士论文（存南京大学档案馆）。青年福柯深沉地指出，一个人只有到死亡之时，才会彻底“离开包围着他的这些多的数不清的遗迹，它们在无限多的交叉点上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⑤所以，不管是谁，其全集永远不可能是全的，因为必然有许多曾经发生的话语事件在有意无意中被剔除，以致无法进入全集。一个思想家作品的同质统一性只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结果罢了。这永远是一种带有隐性意识形态色彩的再构序。 第三，思想起源与显隐话语关联的假象。在青年福柯看来，要能真正深入理解一个思想家的学术真谛，还必须打破关于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同一性构式中存在的两种阐释性假设。一是在每种思想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origine secrète）”。这个起源不是普通的起点，而是原初的本真性。这便是后来在后现代思潮中被标识为“本质主义”的传统基始论。在后来对尼采谱系学的改造中，这个起源论被设置为总体性线性历史观的逻辑构件。二是“所有显白话语（discours manifeste）都隐秘地取决于已道出（déjà dit）的东西；而且这种已经说出的东西又不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句子、已经写下的文本，而是那‘尚未说出’（jamais dit）的东西——它是某种不可具体化的话语，是像气息一样无声的声音（voix aussi silencieuse），是仅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creux）的那种写作”。③④[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55、57页。仔细想来，福柯这番话似在批评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因为正是后者在巴黎高师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提出所谓的“症候阅读法”，其中就要求人们像马克思阅读斯密一样，在文本中读出“空白”来。关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可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章。
青年福柯认为，如果能够去除这些建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思想家学术构境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会是断断续续的蜂拥而至的事件（irruption d’événement）：话语事件。请注意，这是福柯生产出来的区别于认识型的新鲜思想构境物。这也将是此后的《认知考古学》的核心思考点。
话语的每个阶段都向作为事件的它的撕裂敞开着，事件存在于蜂拥而至（irruption）之间，存在于转瞬即逝的离散（dispersion）之中，这断续和偏离使话语被继续、被知道、被遗忘、被改造、被涂抹为它最细小的痕迹，并从每双眼睛前移开埋入如微尘般的书籍之中。不必将话语追根究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场（présence de l’origine），而必须在它的超脱性游戏中观照它。③
这简直如同一段学术散文诗。青年福柯试图告诉我们，学术思想发生中真正存在的只是当下被激活的话语事件场（champ des événements discours），它在学者由言说和思考过程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构境中曾突现式地发生过，话语事件并不持续实在和永恒在场，而只是不断地突现式地蜂拥而至（成境）并迅速离散（消境），学术构境即是话语事件群的建构性当下会聚。
话语事件是不可能被语言或意指所穷尽的一个事件，一旦当我们特意去言说或思考它时，突现式的话语事件已经不在场了。戈德曼曾经说道，我们不能研究自己的愤怒，当愤怒成为理性对象时，它已经消失了。1970年，在福柯评述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和《观念的逻辑》二文的书评——《哲学戏剧》中，他曾经将德勒兹所指认的事件哲学与尼采的谱系研究联系起来，在福柯看来，事件即是差异性的效应，它往往是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忽略掉的存在细节。谱系研究则是重新捕捉到事件的实际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研究。因为，话语事件固然与一种具体的写作行动或语言相关联，也可以在手稿、书籍（现在还有影像数码）等物质记录的记忆场（champ d’une mémoire）中留下一种物性的剩余存在；可是，曾经被建构和激活思想情境的话语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等于任何编织它、描述和记录它的文本和语音的物性实存，它总是建构式地在场但却随着言说和思考的终止而解构，不过，作为物性遗迹的它“又向重复、改造和再激活（la répétition， à la transformation， à la réactivation）敞开着”。④由此，生成解释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新情境化的本质。太深刻了，这简直就是构境论的话语理论！
我敢断定，认识论小组的那群年轻人一定会被青年福柯这种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表述弄得头昏脑胀。然而，我却也认为，这个时刻里发生的事情是青年福柯之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他正在从刚性的文化结构（认识型）向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不久之后他即将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脱胎换骨的先行步伐。
三、档案与认知考古学
青年福柯提出，如果说在思想史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是话语事件，那么，研究“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mode d’existence des événements discursifs）”就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事情了。他又说，话语事件存在的方式并非一种固化的框架（暗喻把认识型理解为一种固化的知识结构体），而是一整套的状况（l’ensemble des conditions）：condition一词在法文中，同时具有“条件”和“状况”等意，依福柯此处的构境语义，我觉得译作功能性的“状况”更贴切一些。——本书作者注。
这些状况，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déterminée）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集群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circulent）、被压抑（refoulés）、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réactivés）所依据的原则。[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有了上述向话语事件的转换，现在，青年福柯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认识型概念。正因为话语事件是当下建构和解构的，所以，认识型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种话语事件随时可能被激活的外部因素和条件。认识型或许并不直接是话语事件，但却会是话语当下发生的条件。可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现的话语事件本身常常无法入史，或者说，真实的思想构境从来都不可能被如实记载，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让话语和思想得以塑形和发生的一系列的条件和运行规则的物性遗迹。也是在这里，福柯突然说： 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踪迹所保留下来的文本的总体（la totalité des textes），而是一系列规则（règle），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解体（effacement），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物（d’événements et de choses）的悖论性存在（existence paradoxale）。[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75， Paris， Gallimard，1994，p.736.
显然，这里的“档案”是那个略显刚性的认识型在历史研究中的弱化替代物。要在档案的因素中面对话语事件，就不能将之直接当作事实记录，而应视其为已经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遗迹（monuments）。福柯专门指认道，“遗迹”的说法应该归功于康吉莱姆。霍奈特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词语挪用。[德]霍奈特：《权力的批判》，童建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14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福柯呼吁人们摈弃传统历史学和哲学中那种地质学的隐喻，即探求“起源”和“本源（archè）”的开端和原初情境。青年福柯认为，他这种重新构境中的“档案”，正是考古学（archéologie）研究的对象。这倒是一个重要交待。
青年福柯告诉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都是这种考古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尝试。福柯这个厘清显然是事后的重新拔高。也因为它们仅仅是局限于某一领域中的“局部勘探（l’exploration très partielle）”，所以，它们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冾和自足”；故而，这些文本中如果包含了一些局部性的“裂隙”，那是十分正常的。显然，他并不想因此而道歉。这是多么居高临下的一种低头姿态。
青年福柯硬要说，他在档案考古研究中真正关注的是话语事件的塑形（formation）和实效（positivés）问题。这一小目的标题就叫“话语的塑形与实效（LES FORMATIONS DISCURSIVES ET LES POSITIVITS）”。中译者将此处非常重要的formation一词译作配置，错失了福柯这里的基本构境意向基础。福柯说，这让我们从“文本”“著作”和“科学”那种“传统单位（unités traditionnelles）”的文本释词解义的诠释学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入真正面对面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考古学领域，由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真正决定了话语生成的功能性的规则（塑形机制）。必须指出，塑形范式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它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后来又在众多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辨演绎中份演了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塑形语境中，它触及了实践存在论的根本基始动因；其后，塑形成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意向构式的内在支撑点，以及海德格尔交道-关涉创世论的基础。我认为，福柯此处对塑形概念的使用，标志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一种重要转型，即从外部结构的刚性决定转向功能性的话语建构场突现。
青年福柯指认，话语塑形有四个重要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从一话语所有对象的塑形规则（la règle de formation de tous ses objets）方面限制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types syntaxiqu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学（sémantiques）要素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或然性（éventualités opératoir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
话语对象、话语句法、话语语义和实际运作，这段话呈现了福柯此时脑海中呈现的话语塑形的所有方面。我感觉，福柯此时并没有创造出语言学之外的新的话语构式术语，所以，这些说明都还掉在传统词句格式之中。同时，这四种话语塑形限定也是一种控制系统，“这个四层结构的系统，支配着话语的塑形（formation），并必将使话语中的种种离散、裂隙、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空白，而不是话语的整个表面——而非话语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释，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的实效（positivité）”。④[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77页。在之后的《认知考古学》中，这一观点被强化为话语实践理论。福柯的这一表述很难直接理解。他的大意是说，话语塑形的作用在传统结构主义的语境中似乎是空无，因为它只显现在自己不断消失的功能性实效中。而这个看不见的空无，却正是他在对话语塑形的考古学研究中要捕捉到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青年福柯提醒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种幻觉：似乎先存在一些由事物构成的区域和领地，它们自发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学语言的运作呈现自身。
如果相信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努力建构这些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有序性（ordre）就是这些事物的有序性；如果相信一切科学制作（l’élaboration scientifique），都只是有关在自然经验（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经验）或在文化经验（因而也是相对的和历史的经验）中被给定之物的某种阅读方式、解码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组（recomposer）方式，那就错了（就陷入到了一种经验幻象illusion de l’expérience之中）。③
是的，青年福柯在指控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错了，因为这个经验幻觉正是过去全部连续性总体历史观的经验基础：历史必须是连续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统治；而相应的是同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主体的统治、超验的目的论，正是建构连续的总体历史观的基础。这也是他不久之后将要在《认知考古学》中直接批判的对象。但是，我们如果超出这种幻觉，将会获得什么？福柯给出的答案是：非连续性的匿名的认知（le savoir）。“认知，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场（champ d’historicité），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activité constituante），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 fondatrice）”。④这是福柯对savoir（认知）概念的重要重构，savoir不再是死去的概念、理念和范畴的知识（connaissance）体系，而是一种在话语实践意义上的场存在。这正是他很快要在《认知考古学》中要认真面对的事情。
杀死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我们面对历史，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才能努力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场境实效——而这，就是科学考古学的主要任务。真不知道，当时那些青年学生是不是看懂了福柯的这种复杂的学术太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无 语
关键词 福柯 《科学考古学》 共时性与历时性 话语事件场 档案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01-08
福柯①的《词与物》一书出版之后，虽然受到萨特等人本主义哲学家的批评，②但在整个法国社会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评如潮。在哲学界内部，受到了一些特殊关注，比如来自老师的评点和一些优秀学生的质疑，这些质疑以《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为讨论的中心。这些深一层的追问虽然为数不多，但都引发了青年福柯深一层的反省，从而促成了他思想上第一次重要“转折”。围绕老师和学生们的追问，青年福柯于1968年发表了《科学的考古学：答认识论小组》（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一文。③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红色五月风暴”之后，青年福柯的思想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我们重点来解读这一重要文本。
一、非连续性：提问与回答
向青年福柯提问的主体，是阿尔都塞在高等师范学校所领导的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十余位青年学者组成的所谓“认识论小组”（Cercle d’épistémologie），其中，就有今天已经成为法国一代新型思想大师的巴迪欧和米勒。④所有问题围绕的核心关键词有二：
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De l’épistémè et de la 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毫无疑问，这也是本书作者关心的问题。巴迪欧等人提出，希望福柯“在科学的地位、历史和概念的关系中”，进一步确认这两个关键性概念的内涵。他们认为，在巴什拉有关科学史的研究中，“认识论的断裂”被用以描述科学史发展中的非连续性，而青年福柯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现了一个时代与下一时代的认识论构式（configuration épistémique）之间的纵向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 verticale）”。[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问题的焦点于是集中为：认识论构式的横向性（horizontalité）与非连续认识型变化的纵向性（verricalit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十分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认识论小组在发问时，刻意使用了垂直与水平的比喻，而没有使用已经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主义的历时性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范畴。并且，认识论小组的这帮年轻人还促狭地引用了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在相关的评论文章面对学术界特别是萨特等对福柯的批评，康吉莱姆于1967年7月号《批判》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直接为福柯辩护。中对学生作出的一个批评：青年福柯将支配不同时代认识论构式的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绝对的断裂，而康吉莱姆则明确指认道，17、18世纪的认识型中诸如“自然史”这样的话语，的确被19世纪的认识型所抛弃了，但也有一些话语被直接整合（intégrés）到新的认识型之中，牛顿物理学并没有随着动物经济的生理学的出现而消亡，前者充当了后者的一个模型，譬如即便是在爱因斯坦那里，牛顿也没有被断裂式地推翻。[法]康吉莱姆：转引自[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注2。青年人的提问和思考显然是尖锐和深刻的，他们的确犀利地发现了青年福柯《词与物》一书中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和理论破绽。
面对这种追问，青年福柯的态度倒也十分认真。他坦然直面了青年人敏锐的观察和质问，同时承认“认识论的断裂”并非自己的原创。他说，在当时整个法国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已经开始普遍放弃长时段（longues périodes）的连续性观察：
有人已经开始努力去发现在思想的伟大连续性（grandes continuités）背后、在精神的基础性和同质性表现（manifestations massives et homogènes de l’esprit）的背后，在从一开始就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斗争的科学的不懈发展背后存在的中断（interruptions）。[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75， Paris， Gallimard，1994，p.725.
福柯所列举的思想先驱者，包括自己的老师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也包括热鲁（M. Gueroult）热鲁（M. Gueroult，1891-1976）：法国哲学史学家。代表作有：《反教条主义康德和费希特》（1920）、《对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的新思考》（1955）、《哲学史》（1～3卷，1984-1988）等。的哲学话语空间中封闭体系的“概念建筑术（architectures conceptuelles）”，以及在更小规模下思考文本内部写作结构的文学分析——他指的应该是语言结构主义思潮中的文学文本分析理论。青年福柯解说道，虽然这些努力的共同理论旨趣都已经指向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但真的还存在一种横向与纵向的、更深一层的思想交叉（entrecroisement）。比如，热鲁的哲学话语内部的概念建筑术和文学结构主义集中于横向的结构性思想构式，而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则更多地在思考纵向科学史中的结构性断裂，但二者确实交集于非连续性。不难看出，青年福柯自己十分清楚那些提问的焦点在哪里。 显然，青年福柯有些得意地说，首先，不能用非反思的范式来提问。他开始悄悄地全面反击了。因为，在我们通常的学术研究中，非反思的范式使用已经是隐性的暴力。除去上述思想史的观念构件之外，再比如，“文学”和“政治”这样概念，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得以发生的“晚近范畴（catégories récentes）”，可却常常在历史学研究中“被以回溯的假定（hypothèse rétrospective）和新的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游戏运用于中世纪或古典文化”。③这是追加的一个新的回击。福柯是想说，事实上，当我们使用一些仅仅属于一定时代的规范性、体制性的构式话语来普适性地思考全部历史的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已无形中生成。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使用的批判性方法正是由此缘起的。
其次，在福柯看来，认识论小组的青年学生们根本没有理解：文本并非同质，文本并非话语事件，话语事件亦并非独立。即便是《词与物》这一文本本身，都未必是同质的，更何况《词与物》的意义域并不直观于可见的文字，而是不可见的话语事件，甚至是话语事件群。这就是福柯此处端出来的新东西了。这里的话语概念已经不是《词与物》中那个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中作为普通语法在场的语言运作系统，而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论范式。福柯这一招真是一个足以轻巧地滑出问题绳套的好办法。于是，福柯得以从质疑中跳脱出去，着手塑形和展开另一些更复杂的新想法。在此，有些许流于生硬的认识型构架就要被软化为功能性的话语事件场了。
青年福柯神秘兮兮地继续讲道：如果想要真实地捕捉到一个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构境，就必须打碎幻象中的思想统一体（unités）。譬如，一个学者的思想同一体——它们通常被指认为“书本和成果（livre et de l’oeuvre）”，就好比认识论小组看到的文字、词语和文本中可见观点意义上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然而，学术思想构境事实上的真相与这些文本和文本群的词语事实并不具有平面化的简单同质性。我们可以发觉，笔锋至此，福柯已经悄悄地将论说的重心从宏大的文化认知结构——认识型微观化到了一个学者的文本与思想构境机制的探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接着，福柯作了具体分析：
第一，文本同一性的证伪。青年福柯说，一本书的统一性并不是“同质性的统一性（unité homogène）”。这是一个展开说明。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思想体，其边界不是刚性的，而恰恰是向着他性开放的。进一步说，
一本书的边界既非确定也非严格划定的。没有只靠自己就能存在的书籍，它总是在与其它书籍并立的支撑关系和依赖关系（rapport d’appui et de dépendance）之中的，它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un point dans un réseau）——这个网络包含了为个点或隐或显地指向其它书籍，其它文本或其它句子的整个指涉系统（système d’indications）。⑤[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
无疑，福柯这里的说法十分接近于罗兰·巴特-克莉斯多娃克莉斯多娃（Julia Kristeva，1941-）：保加利亚裔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代表作：《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面对自我的陌生》（1988）、《心灵的新疾患》（1993）等。后来突现的文本互文性理论。后者在《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的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青年福柯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词与物》一书中的认识型的概念与巴什拉、康吉莱姆甚至阿尔都塞的文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型的范式如果有错，那是一个时代中互文性话语事件场中的共同误认。所以，福柯这样举例，我们很轻松地就可以将一个呈现为平行六面体的作为物性对象的书拿在手里，但如果不通过各种支撑和依赖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话语场（champ de discours），这本书所内含的指涉却是根本无法获得的。请注意，福柯这里的讨论还存在一个上面我已经指认的从宏观文化构式向微观文本内部结构的转换，即一个文本中的功能性话语与各种他性话语的支撑和依赖关系建构起来的指涉系统（话语场）。福柯此处的思考，显然是比认识型要微观得多的构境场域，它往往是一种文本、一种思潮内部的复杂话语实践。我以为，这同样是福柯使出的一种巧妙的解套之法。
第二，一个思想家文本群的杂多与异质。青年福柯认为，从表面上看，一个学者的作品似乎就是以他的名字指涉的全部文本的总和；可是，在这一表面同一的指涉之下，并无法完全涵盖他的所有文献。比如，学者有可能以假名（笔名）发表作品，以至直到他去世之后，部分原始手稿、笔记（notes）、札记片断和随意的涂鸦（griffonnage）才被挖掘出来的；再比如，学者中途放弃的文本和写作大纲，那些未曾发表甚至未能记录、保存下来的书信、访谈和对话。以我之见，还应该算上那些他不想让世人知道的文本。雅克·马丁雅克·马丁（Jacques Mattin，1922-1964）：法国哲学家。马丁与阿尔都塞和福柯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比阿尔都塞小四岁，比福柯大四岁。生前未发表任何作品，曾经将黑格尔早期作品译为法文。痴迷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但并未加入法共。马丁有同性恋倾向，1948年表现出明显精神分裂症状，其后在朋友和母亲的照料下生活。在马丁精神分裂症发病前期，曾经和阿尔都塞住隔壁，每天一起读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对阿尔都塞和福柯都有重要影响。1964年在毁掉自己所有手稿后自杀。和福柯本人，都曾在去世之前焚毁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我在《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中，已经从文本学的客体视位上指认了公开发表的文献、手稿类文献、笔记书信类文献和阅读批注类“拟文本”等四类文本；从文本学的主体视位中区分的表演性、表现性、秘密文献和现身性文献等四种文本。这里，我已经意识到还有一种遗失或故意被删除的不在场的文献。这种新的文献恰恰处于文本学的客体与主体视位之间，它发挥作用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我的学生杨乔喻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参见杨乔喻的博士论文（存南京大学档案馆）。青年福柯深沉地指出，一个人只有到死亡之时，才会彻底“离开包围着他的这些多的数不清的遗迹，它们在无限多的交叉点上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⑤所以，不管是谁，其全集永远不可能是全的，因为必然有许多曾经发生的话语事件在有意无意中被剔除，以致无法进入全集。一个思想家作品的同质统一性只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结果罢了。这永远是一种带有隐性意识形态色彩的再构序。 第三，思想起源与显隐话语关联的假象。在青年福柯看来，要能真正深入理解一个思想家的学术真谛，还必须打破关于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同一性构式中存在的两种阐释性假设。一是在每种思想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origine secrète）”。这个起源不是普通的起点，而是原初的本真性。这便是后来在后现代思潮中被标识为“本质主义”的传统基始论。在后来对尼采谱系学的改造中，这个起源论被设置为总体性线性历史观的逻辑构件。二是“所有显白话语（discours manifeste）都隐秘地取决于已道出（déjà dit）的东西；而且这种已经说出的东西又不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句子、已经写下的文本，而是那‘尚未说出’（jamais dit）的东西——它是某种不可具体化的话语，是像气息一样无声的声音（voix aussi silencieuse），是仅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creux）的那种写作”。③④[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55、57页。仔细想来，福柯这番话似在批评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因为正是后者在巴黎高师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提出所谓的“症候阅读法”，其中就要求人们像马克思阅读斯密一样，在文本中读出“空白”来。关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可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章。
青年福柯认为，如果能够去除这些建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思想家学术构境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会是断断续续的蜂拥而至的事件（irruption d’événement）：话语事件。请注意，这是福柯生产出来的区别于认识型的新鲜思想构境物。这也将是此后的《认知考古学》的核心思考点。
话语的每个阶段都向作为事件的它的撕裂敞开着，事件存在于蜂拥而至（irruption）之间，存在于转瞬即逝的离散（dispersion）之中，这断续和偏离使话语被继续、被知道、被遗忘、被改造、被涂抹为它最细小的痕迹，并从每双眼睛前移开埋入如微尘般的书籍之中。不必将话语追根究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场（présence de l’origine），而必须在它的超脱性游戏中观照它。③
这简直如同一段学术散文诗。青年福柯试图告诉我们，学术思想发生中真正存在的只是当下被激活的话语事件场（champ des événements discours），它在学者由言说和思考过程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构境中曾突现式地发生过，话语事件并不持续实在和永恒在场，而只是不断地突现式地蜂拥而至（成境）并迅速离散（消境），学术构境即是话语事件群的建构性当下会聚。
话语事件是不可能被语言或意指所穷尽的一个事件，一旦当我们特意去言说或思考它时，突现式的话语事件已经不在场了。戈德曼曾经说道，我们不能研究自己的愤怒，当愤怒成为理性对象时，它已经消失了。1970年，在福柯评述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和《观念的逻辑》二文的书评——《哲学戏剧》中，他曾经将德勒兹所指认的事件哲学与尼采的谱系研究联系起来，在福柯看来，事件即是差异性的效应，它往往是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忽略掉的存在细节。谱系研究则是重新捕捉到事件的实际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研究。因为，话语事件固然与一种具体的写作行动或语言相关联，也可以在手稿、书籍（现在还有影像数码）等物质记录的记忆场（champ d’une mémoire）中留下一种物性的剩余存在；可是，曾经被建构和激活思想情境的话语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等于任何编织它、描述和记录它的文本和语音的物性实存，它总是建构式地在场但却随着言说和思考的终止而解构，不过，作为物性遗迹的它“又向重复、改造和再激活（la répétition， à la transformation， à la réactivation）敞开着”。④由此，生成解释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新情境化的本质。太深刻了，这简直就是构境论的话语理论！
我敢断定，认识论小组的那群年轻人一定会被青年福柯这种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表述弄得头昏脑胀。然而，我却也认为，这个时刻里发生的事情是青年福柯之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他正在从刚性的文化结构（认识型）向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不久之后他即将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脱胎换骨的先行步伐。
三、档案与认知考古学
青年福柯提出，如果说在思想史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是话语事件，那么，研究“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mode d’existence des événements discursifs）”就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事情了。他又说，话语事件存在的方式并非一种固化的框架（暗喻把认识型理解为一种固化的知识结构体），而是一整套的状况（l’ensemble des conditions）：condition一词在法文中，同时具有“条件”和“状况”等意，依福柯此处的构境语义，我觉得译作功能性的“状况”更贴切一些。——本书作者注。
这些状况，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déterminée）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集群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circulent）、被压抑（refoulés）、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réactivés）所依据的原则。[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有了上述向话语事件的转换，现在，青年福柯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认识型概念。正因为话语事件是当下建构和解构的，所以，认识型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种话语事件随时可能被激活的外部因素和条件。认识型或许并不直接是话语事件，但却会是话语当下发生的条件。可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现的话语事件本身常常无法入史，或者说，真实的思想构境从来都不可能被如实记载，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让话语和思想得以塑形和发生的一系列的条件和运行规则的物性遗迹。也是在这里，福柯突然说： 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踪迹所保留下来的文本的总体（la totalité des textes），而是一系列规则（règle），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解体（effacement），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物（d’événements et de choses）的悖论性存在（existence paradoxale）。[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75， Paris， Gallimard，1994，p.736.
显然，这里的“档案”是那个略显刚性的认识型在历史研究中的弱化替代物。要在档案的因素中面对话语事件，就不能将之直接当作事实记录，而应视其为已经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遗迹（monuments）。福柯专门指认道，“遗迹”的说法应该归功于康吉莱姆。霍奈特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词语挪用。[德]霍奈特：《权力的批判》，童建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14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福柯呼吁人们摈弃传统历史学和哲学中那种地质学的隐喻，即探求“起源”和“本源（archè）”的开端和原初情境。青年福柯认为，他这种重新构境中的“档案”，正是考古学（archéologie）研究的对象。这倒是一个重要交待。
青年福柯告诉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都是这种考古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尝试。福柯这个厘清显然是事后的重新拔高。也因为它们仅仅是局限于某一领域中的“局部勘探（l’exploration très partielle）”，所以，它们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冾和自足”；故而，这些文本中如果包含了一些局部性的“裂隙”，那是十分正常的。显然，他并不想因此而道歉。这是多么居高临下的一种低头姿态。
青年福柯硬要说，他在档案考古研究中真正关注的是话语事件的塑形（formation）和实效（positivés）问题。这一小目的标题就叫“话语的塑形与实效（LES FORMATIONS DISCURSIVES ET LES POSITIVITS）”。中译者将此处非常重要的formation一词译作配置，错失了福柯这里的基本构境意向基础。福柯说，这让我们从“文本”“著作”和“科学”那种“传统单位（unités traditionnelles）”的文本释词解义的诠释学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入真正面对面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考古学领域，由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真正决定了话语生成的功能性的规则（塑形机制）。必须指出，塑形范式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它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后来又在众多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辨演绎中份演了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塑形语境中，它触及了实践存在论的根本基始动因；其后，塑形成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意向构式的内在支撑点，以及海德格尔交道-关涉创世论的基础。我认为，福柯此处对塑形概念的使用，标志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一种重要转型，即从外部结构的刚性决定转向功能性的话语建构场突现。
青年福柯指认，话语塑形有四个重要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从一话语所有对象的塑形规则（la règle de formation de tous ses objets）方面限制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types syntaxiqu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学（sémantiques）要素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或然性（éventualités opératoir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
话语对象、话语句法、话语语义和实际运作，这段话呈现了福柯此时脑海中呈现的话语塑形的所有方面。我感觉，福柯此时并没有创造出语言学之外的新的话语构式术语，所以，这些说明都还掉在传统词句格式之中。同时，这四种话语塑形限定也是一种控制系统，“这个四层结构的系统，支配着话语的塑形（formation），并必将使话语中的种种离散、裂隙、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空白，而不是话语的整个表面——而非话语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释，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的实效（positivité）”。④[法]福柯：《科学考古学》，《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77页。在之后的《认知考古学》中，这一观点被强化为话语实践理论。福柯的这一表述很难直接理解。他的大意是说，话语塑形的作用在传统结构主义的语境中似乎是空无，因为它只显现在自己不断消失的功能性实效中。而这个看不见的空无，却正是他在对话语塑形的考古学研究中要捕捉到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青年福柯提醒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种幻觉：似乎先存在一些由事物构成的区域和领地，它们自发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学语言的运作呈现自身。
如果相信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努力建构这些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有序性（ordre）就是这些事物的有序性；如果相信一切科学制作（l’élaboration scientifique），都只是有关在自然经验（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经验）或在文化经验（因而也是相对的和历史的经验）中被给定之物的某种阅读方式、解码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组（recomposer）方式，那就错了（就陷入到了一种经验幻象illusion de l’expérience之中）。③
是的，青年福柯在指控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错了，因为这个经验幻觉正是过去全部连续性总体历史观的经验基础：历史必须是连续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统治；而相应的是同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主体的统治、超验的目的论，正是建构连续的总体历史观的基础。这也是他不久之后将要在《认知考古学》中直接批判的对象。但是，我们如果超出这种幻觉，将会获得什么？福柯给出的答案是：非连续性的匿名的认知（le savoir）。“认知，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场（champ d’historicité），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activité constituante），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 fondatrice）”。④这是福柯对savoir（认知）概念的重要重构，savoir不再是死去的概念、理念和范畴的知识（connaissance）体系，而是一种在话语实践意义上的场存在。这正是他很快要在《认知考古学》中要认真面对的事情。
杀死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我们面对历史，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才能努力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场境实效——而这，就是科学考古学的主要任务。真不知道，当时那些青年学生是不是看懂了福柯的这种复杂的学术太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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