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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欲望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粉墨登场,那些曾经感动读者心灵的爱情故事已越来越乏人问津。中国作家似乎患上了集体性的燥狂症,他们只知道以亢奋难耐的莫名激情张扬欲望,用顾影自怜的病态心理耽溺肉体。舍此之外,便再也无力寻觅人性的真实。而这种文学潮流尽管被某些学者贴上了自由主义的启蒙标签,但一味沉浸在感官世界的经验表达,终究会丧失起码的价值追求。值得庆幸的是,《相爱的日子》并不属于这一类作品,小说中虽然同样存有欲望叙事,但作家毕飞宇却凭借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摹,忠实再现了爱情的美好片段。而小说令人百感交集的结局,则又意味深长地传达出作家对于欲望和爱情关系的深刻理解。
作品讲述了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主人公“他”大学毕业后生计无着,为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不得不辗转漂泊于城市底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同样生活困窘的“她”,于是为了寻求安慰与欢愉,他们很快就陷入了鱼水之欢。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讲述他们之间的情欲关系时,并未沉溺于感官体验的自我玩味,而是在欲望叙事的外壳下,层层包裹了人物抵御孤独和维系自尊的本源冲动:他在日复一日的搬运工作中,曾经无比渴望家庭的温暖,而性爱可以暂时缓解这一生存的焦虑;至于女主人公,则在性爱带来的狂欢体验中,尽力维系着已被生活践踏殆尽的自我尊严。因此,当他们在彼此相遇的瞬间迸发出强烈的爱欲体验时,他便与她水乳交融。这一近乎灵魂出窍的生命体验,足以在那一瞬间对抗命运的艰险,而他或她亦能借助双方的偶然相遇,暂时摆脱现实生活的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欲望叙事因其对感官体验的自觉规避,从而具有了一种表现人性真实的话语功能。然而,片刻的欢愉显然无法改变现实生活的困顿。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而言,惟有脱离感性经验的欲望本能,抵御孤独和活出自尊这些最为基本的人性诉求,才有可能在相依为命的爱情生活中得以完成。当小说写到他们的再度见面时,他已经因为她的病情而陷入了深深自责。这是一个爱之体验暗暗萌发的动人时刻,他终于在自我的欲望本能之外,感受到了夹杂着同情与责任的爱情体验:“最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私心的,一心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不同了,他更像一个哥哥,要体贴得多。他对自己尽可能地控制,好让她更快乐一些。她好了,他也就好了。他就希望她能够早一点好起来。”爱情的到来如此自然而然,宛如春风化雨一般,浸透了这两个被抛入此世的孤单者。而小说的欲望叙事也在此悄然退隐,取而代之的,则是作家对于人物爱情生活的点滴摹写。
如若毕飞宇的叙述进程到此为止,那么这就是一部讲述欲望如何升华为爱情的伦理小说。但出人意料的是,小说结局却将作品内涵导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她最终决定嫁给所谓的成功人士时,他只能“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通过这一细节,作家细致揭示了男主人公内心无望的痛苦。然而,小说结局的更可观瞻之处,却并非上述细节描写的成功,而是作家对欲望与爱情关系的深刻洞见。借助这部作品,毕飞宇不仅反映了爱情在现实社会的真实际遇,亦形象讲述了欲望与爱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这样理解,欲望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纯然属己的精神现象。而现代社会对人之欲望的无限张扬,势必会造成一种压制他者的主体性神话。这一现象在当代文学中早已司空见惯,但凡涉及到欲望解放问题,他者就会沦为欲望主体的宣泄对象。而爱情却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人若要实践自我的情感冲动,就必得将希望寄托于和他人的交往。这就意味着在爱情关系上,人的情感诉求栖居于双方的交往之中,由此自会形成责任与担当。是遵循欲望的驱使追逐自我意识,还是为另一方担负起爱情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难题。而这部作品女主人公的选择行为,显然是出于一种活得更好的生存欲望。当小说结尾处写到男主人公的无限怅惘时,欲望与爱情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跃然纸上。而借助这一洞见,毕飞宇也向读者展示了他在欲望与爱情的逼仄界线上游刃有余的叙述才华。
叶立文,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
作品讲述了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主人公“他”大学毕业后生计无着,为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不得不辗转漂泊于城市底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同样生活困窘的“她”,于是为了寻求安慰与欢愉,他们很快就陷入了鱼水之欢。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讲述他们之间的情欲关系时,并未沉溺于感官体验的自我玩味,而是在欲望叙事的外壳下,层层包裹了人物抵御孤独和维系自尊的本源冲动:他在日复一日的搬运工作中,曾经无比渴望家庭的温暖,而性爱可以暂时缓解这一生存的焦虑;至于女主人公,则在性爱带来的狂欢体验中,尽力维系着已被生活践踏殆尽的自我尊严。因此,当他们在彼此相遇的瞬间迸发出强烈的爱欲体验时,他便与她水乳交融。这一近乎灵魂出窍的生命体验,足以在那一瞬间对抗命运的艰险,而他或她亦能借助双方的偶然相遇,暂时摆脱现实生活的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欲望叙事因其对感官体验的自觉规避,从而具有了一种表现人性真实的话语功能。然而,片刻的欢愉显然无法改变现实生活的困顿。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而言,惟有脱离感性经验的欲望本能,抵御孤独和活出自尊这些最为基本的人性诉求,才有可能在相依为命的爱情生活中得以完成。当小说写到他们的再度见面时,他已经因为她的病情而陷入了深深自责。这是一个爱之体验暗暗萌发的动人时刻,他终于在自我的欲望本能之外,感受到了夹杂着同情与责任的爱情体验:“最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私心的,一心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不同了,他更像一个哥哥,要体贴得多。他对自己尽可能地控制,好让她更快乐一些。她好了,他也就好了。他就希望她能够早一点好起来。”爱情的到来如此自然而然,宛如春风化雨一般,浸透了这两个被抛入此世的孤单者。而小说的欲望叙事也在此悄然退隐,取而代之的,则是作家对于人物爱情生活的点滴摹写。
如若毕飞宇的叙述进程到此为止,那么这就是一部讲述欲望如何升华为爱情的伦理小说。但出人意料的是,小说结局却将作品内涵导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她最终决定嫁给所谓的成功人士时,他只能“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通过这一细节,作家细致揭示了男主人公内心无望的痛苦。然而,小说结局的更可观瞻之处,却并非上述细节描写的成功,而是作家对欲望与爱情关系的深刻洞见。借助这部作品,毕飞宇不仅反映了爱情在现实社会的真实际遇,亦形象讲述了欲望与爱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这样理解,欲望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纯然属己的精神现象。而现代社会对人之欲望的无限张扬,势必会造成一种压制他者的主体性神话。这一现象在当代文学中早已司空见惯,但凡涉及到欲望解放问题,他者就会沦为欲望主体的宣泄对象。而爱情却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人若要实践自我的情感冲动,就必得将希望寄托于和他人的交往。这就意味着在爱情关系上,人的情感诉求栖居于双方的交往之中,由此自会形成责任与担当。是遵循欲望的驱使追逐自我意识,还是为另一方担负起爱情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难题。而这部作品女主人公的选择行为,显然是出于一种活得更好的生存欲望。当小说结尾处写到男主人公的无限怅惘时,欲望与爱情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跃然纸上。而借助这一洞见,毕飞宇也向读者展示了他在欲望与爱情的逼仄界线上游刃有余的叙述才华。
叶立文,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